中国药神往事
原创： 作者：长安老珍珠 好色电影
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的第16天，依然稳坐票房头把交椅，因取材真实故事，被称为一部“有血有肉的现实题材佳作”，其中仿制药、癌症等相关话题，也让“药神”一词热议频出。但电影之外，回到传统药品行业，历史上的中国“药神”却不单于此。
九十年代的河南农村，流行着这样一个口号。
“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伴随着口号一起出现的，是乙肝在中国的大规模爆发。
此前的二十年间，“血浆经济“被视为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第三产业。在河南田间做了五年调查的张可回忆，为了卖血，老人把黑发染白，孩子谎报年龄，在共用采血针头、混合多人血液等致命隐患下，乙肝、艾滋病加速传播。
直到1989年，一家叫默克的美国公司将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给了中国，这一情况才得到遏制。同一时期，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土墙上，齐刷刷出现了“三株口服液“的标语，宣称自己克服了肝癌的创始人吴炳新，在三年内将该产品卖出了80亿。
（土墙上印刷的“三株口服液”标语）
这两者，都被后来的人称过“药神”。
不同的是，默克公司直至今日仍能谈笑风生，保健帝国三株实业，在登顶三年后就走向崩盘。作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中国似乎从来不缺”药神“，但事实是，在高价药和莆田系医院面前，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你。
于是陆勇开始代购仿制药，于是徐峥拍了一部以此为原型的电影。
虽然林林总总的例子都在传达“药神”这个概念，但从根本上讲，在我国真正能称为药神的，是这四家。
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武汉叶开泰、广州陈李济。
身为药业大佬，这四家虽诞生时期不同，但在百年间，共同把持中国南北的药业市场，谱写了明清乃至近代中国的跌宕传奇。而按照其各自的发展特色，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型：
朝廷御用——同仁堂
背靠红顶——胡庆余
草根逆袭——叶开泰
内外开花——陈李济
一
1403年（明永乐元年），正月，明成祖朱棣入京，下诏由南京迁都，北平正式更名。
宁波人氏乐良才仿佛嗅到了命运的转机，决定举家迁往北京。作为早期北漂代表，乐良才一定想不到这个决定对日后中国药业产生的影响。
初到京城，乐良才凭着自己的老本行——铃医，维持着一家人生计。所谓铃医，即手摇串铃，行医卖药的江湖医生，他们很多并未经过专业学习，但因走南闯北，实战经验丰富而深受百姓喜爱，可以说是古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真实写照。
1669年（清康熙八年），在经过四代人的拼搏累积下，乐家四世祖乐显扬在京创办同仁堂药室， 取“大同、仁爱”之意。同年，鳌拜被擒，康熙开始真正亲政，乐家与大清，都在这年迈向了全新的阶段。
200年后，来自徽州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正为母亲的病差人奔走，时值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亲历过“庚申之变”的胡雪岩已是江南首富，涉足领域横跨军、政、商三类命门，并在兼管福建船政局期间，大发战争财。
没人确定是不是母亲的病由激起了胡雪岩创办药堂的念头，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此时的胡雪岩正对左宗棠筹措粮饷的事颇为上心。
（《红顶商人胡雪岩》剧照）
1876年（清光绪二年）， 胡雪岩在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胶厂，下设晒驴皮工场、制驴皮工场等。光绪四年，大井巷店建成，胡庆余堂正式开张。受同仁堂影响，胡雪岩自始就定位胡庆余堂为江南最大药号，在位置上更是选择了时为杭州的CBD核心区——河坊街大井巷，这里背靠城隍山，终日香火不断，顾客也就自然多。
同样是徽商，叶文机生活却没这么顺遂，时间倒回到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徽州人叶文机此时正在汉口行医问药，他随父由安徽逃难，到达汉口。时逢两湖地区瘟疫盛行，叶文机救死扶伤，凭借高超医术声名大振，很快即在汉口大夹街觅得一间青砖店屋，取名叶开泰。
在古代，传统药行普遍以家族形式传承，同仁堂乐氏与叶开泰叶氏两族，直至1945年解放后，仍以同姓族人为药堂东家。如果说这种家族企业传承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药堂发展做了保障，那诞生于1600年（明万历28年）的广州陈李济，则是当时企业模式的先锋。
1599年（明万历27年），传教士利玛窦远渡重洋抵达京城，广东人李升佐也刚刚完成了一单生意，乘船归来。靠岸码头，李升佐脚下突然一紧，低头就看见有包银两躺在地上。里面币值多少，至今已不可考，但从日后以半数银两入股来看，这包银钱也有不小数目。李升佐怀抱银两，在码头遍寻失主，半晌过后，有人匆匆赶来，这人就是江西陈体全。二人一见如故，再见倾心，陈体全当下即决定“恳以此银之半入李公之草药店为本 ”。两人各取其姓，命名“陈李济”，意为同心济世。这种双人同持的股份制模式，比广东在康熙二十二年出现的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提早了足足40年。
至此，这四家药号完成了自己的初始雏形，开始进入发展期。
二
1681年（明永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清军攻入云南昆明，吴世璠自杀，打了八年的三藩之战结束，至此，清廷在关内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开创了全新局面，对于这一时期，后人史称“康乾盛世”。
此时的乐家药铺已由最初的同仁堂药室，发展为大栅栏一间拥有前店后坊的药号，因地处京城，又手握祖上留下的多种秘方，同仁堂很快就在京城医药市场立住了脚，并成功吸引了朝廷的注意。1723年（清雍正元年），同仁堂开始供奉御药房，自此至清末，独办官药近二百年，这也奠定了它日后成为中国第一大药号的基础。
作为钦定机构，同仁堂拥有很多特权，最重要的两个便是预领官银与增调药价。简单来说就是可以信用卡提现，并且分期与利息都是自己定。这对于同仁堂的资金周转极为有利，甚至多次助其渡过难关。据文献记载，乾隆年间同仁堂曾奏请增添三分之一的药价，而且每年预领官银三千两；1836年(清道光十六年)又申请调剂药价，预领官银一千两。由于承办官药，使同仁堂在行业间取得了官商一体、财势两旺的垄断地位。
与同仁堂的迅速崛起相比，叶开泰作为草根药号，发展要稳健得多，自叶文机始，至第四代叶松亭，叶家终于有了公务员，这与仕途的结合在无形增加了叶开泰的声势。但真正使叶开泰声名远扬的还是第七代后人叶名琛。
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38岁的叶名琛出任广东巡抚。清咸丰二年 ( 1852年) ,擢升为两广总督兼商务钦差大臣，成为显赫南国的封疆大吏。咸丰七年12月28日，英法联军进犯广东, 次日广州失陷，叶名琛被俘。咸丰八年3月，叶名琛被英军监禁致死。
此时的清末，正经受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冲击，英国以“亚罗号事件”制造战争借口，三天之内连占虎门口内各炮台，同时于1857年（清咸丰七年）向法国政府提出联合侵华的要求，借“马神甫事件”，出兵入侵中国。
内忧外患的困局下，叶名琛之死点燃了民众的家国情怀，也带来了叶开泰的鼎盛时期。
在1859—1911年的52年中，叶开泰积累了大量资金。据“嘉会堂”产业记载：当时，叶开泰药店除了拥有不菲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外，还在北京、汉阳有文公馆；在汉口、武昌有房产和地皮；在汉阳七里庙、烯水下巴河有1000多亩田地。此外，还有不少字画、古玩等。
（叶开泰药房柜台）
自叶名琛以后 , 叶氏后人虽未再做上大官，但叶开泰的名气却如A股，连续涨停。
另一方面，同属南方系的胡庆余堂，也结合了前辈们的经验，在始建之初就借胡雪岩的声望顺利成为江南第一大药号。但从实际来看，胡庆余堂虽正式建立在1876年（清光绪二年），但早在建堂的前几年，胡雪岩便已有准备。
1875年（清光绪元年），时值英军入侵云南，战乱频发，朝堂上慈禧再度垂帘听政，民不聊生的境遇下，死亡率急剧增加。此时，在战争商圈摸爬滚打多年的胡雪岩清楚，想要打响胡庆余堂的招牌，除借助“红顶商人”的威望，还需关键一环。
（胡庆余堂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
深谙此道的他在创办不久的《申报》上刊登广告，重金自各地聘请知名老中医，研制出“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赠给受灾民众，这些药品一经上市便迅速打入TOP榜，赢得了病家对胡庆余堂品牌的信赖。同时，他还请专人身穿印有胡庆余堂字号的“广告衫”，在水陆码头赠送常备药品以防疫病。
据记载，三年中，仅施送药品一项的开销即达10万两白银。自此，胡庆余堂“戒欺”的经营理念深入人心，良好的口碑，也帮助胡庆余堂成为唯一一个，在胡雪岩逝后得以留存于世的产业。
三
站在某个节点回望历史，历代王朝的经验告诉我们，朝代的交错上至庙堂，下至江湖，由国到家，都必定经历衰落。而其中所致的三个重要因素不外乎：天灾、战祸以及权力更迭。对四大药号来说，也无一例外。
1753年（清乾隆十八年），同仁堂失火，药号焚尽片瓦不剩
1883年（光绪九年），胡雪岩官场失守抑郁病逝，胡庆余堂易主他人
1931年，日军大举入侵东北，武汉遭遇特大水灾，叶开泰艰难维系，不能复振
抗战时期，陈李济厂房被炸、生产间歇，产品锐减为三四十品种
表面上看，同仁堂与胡庆余堂在成立前期即遭变革，叶开泰与陈李济至少拥有上百年的扎实基础，但实际情况是，这次波折在同仁堂与胡庆余堂的后期发展上，起到了助推。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753年（清乾隆十八年），乐家老铺失火，家产尽燃，同仁堂铺务难支，几乎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幸得好兄弟乾隆帮扶，不仅将应偿债资送还乐家，还按日补给生活费，弹压私债。随后皇家招商设药房，也找来乐家世交张世基认股合资经营。
到1818年（清嘉庆二十三年）同仁堂的股东已达21人，股银43800两。同时，官方还规定外人只可投资经营，店铺最终所有权属乐家，并享受二股分息，也就是说，不论怎样，同仁堂始终姓“乐”，这一条例，从根本上保证了其招牌的延续。
（同仁堂乐家老铺）
此后近百年，同仁堂虽姓乐，但实际已几度易人经营，直至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事情才出现了转机。这年，同仁堂现任股东朱氏破产，从京城跑路，暗中观察已久的乐印川（乐家第十世子孙）见机会来临，心生一计。计划大体是这样的，首先买通内部人员收回铺面，随即转手他人，从中赚取手续费。而后利用手头现钱开设广仁堂，与同仁堂对打，这样一方面积累了资金，也巩固了实力，通过此举，经营权重落回了乐家手中。
而聪明的乐印川，也是整个同仁堂历史上的一位中兴人物。自接手起，他就为药号量身定制了一套管理方法，大致可概括为：自东自掌、开辟货源、广结善缘、官商同好。即所有关于药号的经营部门，从秤药到账房，一律需乐家员工经手，并设有专门的“上会”制度，每日召集各部门听取汇报，类似于现今企业的例会。在药源方面，通过与北京四大药行联手，确保了药材供应的稳定性。此外，与我国特色一样，同仁堂也十分重视宣传。
（乐印川）
依照清朝惯例，北京城内每年要挖城沟一次，每次需用时一月。在这关口上，乐家敏锐抓住了时机，每到夜晚，印有红字的大灯笼便闪亮在京城开沟的地方，充当路灯的同时也免费为自己做广告。同时，同仁堂还在冬季设立粥厂、夏送暑药，又在每年四月二十八日药王生日这天请名角搭台唱戏，赚足民众好感。
而在与清廷的关系上，乐印川更是极为看重，1854年（清咸丰四年）乐印川已是四品衔的官职，1878年（清光绪四年）他又捐米86石4斗，银票432两，得到二品典封。[这虽不是实职，但也足以使同仁堂的威望更上一层。乐印川的这些经营方式，贯穿晚清，直至解放时期，成为中国药史上的一段佳话。
但不是每一个药号都能够借势权力而兴，有人是依官起，有人会因权落，胡庆余堂的衰落就属于后者。1883年（光绪九年），晚清第三次金融危机爆发，开平矿务局的股票在五个月间从每股210两跌至70两，胡雪岩在左宗棠与李鸿章两派拉锯中，与洋商持续三年的“丝茧大战”终功亏一篑。很快，北京、福州、镇江及湖北、湖南等地的20多个字号全部倒闭，同年12月5日，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宣告破产。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次年九月，左宗棠病逝福州，11月胡雪岩在家中抑郁而亡，胡庆余堂开始历经数度易主之路。1883年（光绪九年），清皇族文煜首度接手，并约定胡家享有胡庆余堂红股18股；1911年辛亥革命后，胡庆余堂被浙江军政府没收，登报标卖，商人施凤翔、应棠春出面，贿通财政部门得标，胡庆余堂由独资经营变为合伙经营；1914年，胡庆余堂在上海设立分号，于北京路造屋开店，因业务极好，几年后即成上海知名国药号。直至1921年，每股股值3.2万元，总资产过百万。
清宣统三年夏，湘、鄂、粤、川等省爆发保路运动，农历八月十九日，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1912年清帝退位，至此，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宣告终结。
晚晴政权倒台后，胡庆余堂也受到影响，作为满族官僚在浙财产，被浙江省军政府没收。另一方面，战争的影响，也使叶开泰元气大伤，不同的是，它却从中快速崛起，登上另一座高峰。
四
1911年，叶家第九代后人叶风池在药号受创之际接手祖业，以500串钱在汉口大夹街重建新店。在1912年药号新账建立时，核定资金已有白银6000两。值得一提的是，叶开泰自1859年便正式确立了职业经理人制度，即我出钱，你管事，事实证明这一制度的设立极具前瞻性，并助药号多次渡过难关，徐金门就是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位。
徐金门，原为南京某药店经理，打拼药品圈多年，在上海药帮中颇具影响。叶家三兄弟（叶凤池、叶孟纪、叶仲星）叶孟纪任南京候补道时二人熟识，民国初年，叶开泰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叶家特聘徐金门为叶开泰经理。凭借徐氏在业内的威望与铁腕，1914年，叶开泰营业额即达15万两，之后逐年上升，至1927年年终，积累资金为104.9831万两，比1912年账面增加了174倍，使叶开泰在上世纪30年代前达到了鼎盛。
再说同仁堂，自乐印川中兴后已近半个世纪，1880年（清光绪六年），乐印川逝世，其妻许叶芬接管铺事，创立了底薪+售药提成的工资制度。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许氏去世，同仁堂进入四房共管时代，同仁堂走向了解放前最后一个高峰。所谓共管，即由乐印川与许氏四子（孟繁、仲繁、叔繁、季繁）所在分支共管，大家轮流当老大，共创幸福未来。但理想还是太naive，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全国各地分号蜂起，多达三十四处。可谓千树万树梨花开，其中最知名的一朵便是乐镜宇在济南创办的宏济堂。
（乐镜宇左一，与妻儿）
乐镜宇何人？乐氏第十二代子孙。但他还有个更知名的身份，电视剧《大宅门》中的白景琦原型。身为乐家头号“种子选手”，乐镜宇打小就因性格顽劣，被上头批示“不宜动草（药）”。但身为乐家的男人，岂能轻易认输，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时，在济南做官的乐镜宇便自筹银两，创办了宏济堂，借势山东驴皮，卖起了阿胶。并与当时的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同誉为中国三大名堂。
表面上看，各地分号的增加对扩大同仁堂在国内的影响大为有用，但实际情况却是，为了增加自己的业绩，各房阴招尽出，对同仁堂招牌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1931年，乐达义终于忍耐不住，出面确立了共管新制度，由四房各出一人，所有银钱账目都要盖四个章，确保账目的统一性，至此四大房内斗渐息，同仁堂的鼎盛时期也就此停留。
叶开泰与同仁堂都在清末民初达到了自己的第二个顶峰，但胡庆余堂却像苦命的小白菜，在1883年-1921年间数度易主。长期积累的债务问题凸显，药号明赚实损，直到1934年俞绣章出任经理，情况才有所改善。
上任后，俞绣章推出了严格的经营制度，并经常为员工做心理疏导，推出“忍耐现在，优遇将来”的口号，为大家注入强心剂。1935年胡庆余堂营业额即列杭州同业之首，后虽遇战时，但仍扭转了之前资不抵债的局面，俞绣章也因此获称“江南药王”。
五
上文中，四大药号仍余一家未提，就是广州的陈李济。原因是较之其余三家，陈李济的发展稍显特殊。同样发迹于明朝，但因所处位置的历史独特性，它在大环境下拥有了相对特别的发展轨迹。
1650年（顺治七年），陈李济创制乌鸡丸，后衍生出御用名药乌鸡白凤丸
同治年间，获赐“杏和堂”称号，于民国初年注册“杏和堂”商标，并沿用至今
1922年，香港支店和制造厂开设，为发展对外贸易奠定了基础
1935年，在上海开设支店，抗战后上海支店转移到新加坡，发展对南洋业务
1942年，在澳门新马路开设支店
（陈李济药号）
可以说，四大药号中，陈李济是经历最为顺遂的一家。直至现今，仍作为最长寿药厂载于吉尼斯史册。但这一切的延续，离不开中国沿海外贸口岸的开辟。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广州一口通商后，在中国南部实际已形成以广州为中心的贸易格局，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全面开埠通商，新式船舶工厂、学校与医院的建立，加速了广州城近代化的步伐。二十世纪初，受一战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小农经济逐步解体，中外贸易范围扩大，传统商业开始向近代转型。据统计，到二十年代初，广州已有各类新式学校270所，书局102家，前后陆续有6家银行及分支成立。到抗战前夕，广州工业资本与产值已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上海。
得天独厚的环境下，陈李济发展迅猛，左手汇聚南部腹地，右手开拓海外市场，可以说是多面开花，稳健之道。但如此牛叉的药号还是敌不过抗战的冲击，所幸，民初国货运动的兴起，与华侨的帮扶给了陈李济一个避风港。
1932年底 ,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地方协会等团体的倡议下 ,发起“国货年“活动 ，定1933年为国货年，力图将国货推往全国。意外的是，在同年底的贸易报告中，显示仅上海一地就在9个月内消耗外国化妆品、香水、脂粉139万余元。领导们一惊，发觉低估了妇女们的战斗力，因此做动员，又设立1934年为“妇女国货年”。此举在现今看来无异于敝鼓丧豚，但在当时还是产生了一定作用。尤其在之后的学生国货年中，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内地到沿海，及至海外侨胞亦受到鼓舞。陈李济也由此免受战乱摧毁，成为中国药业“不倒翁式“的存在。
（电影《黄飞鸿》中的广州老码头）
自此，纵贯中国封建社会百余年的四大药号，挥别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昔日的衰落、辉煌都随之远去，新中国的大门，终将打开。
六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礼炮齐鸣28响，世界与中国正准备经历一次洗牌。新时代春风的吹拂下，各行业改革也开始提上日程。在1952-1956年间，全国范围出现的社会主义改造浪潮中，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型为全行业公私合营，同仁堂在北京地区率先牵头，并在1956年作为北京工商界行业代表登上城楼，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叶开泰、胡庆余堂、陈李济三家，也依次进行合并重组，收归国有。
此后的故事不过多赘述，按照国情变化，也大可猜到一二。这也难怪陪跑多年的村上说，时代如流沙，一般流动不止，我们所站立的位置又不是我们站立的位置。
因此，尽管四大药号誉满中国，但在时代浪潮下，也难独善其身。可历史终究是一个多面体，衰微并不妨碍他们给中国药业带来的影响。即便到了现今，这四家也依然作为传奇，被同行效仿。但其之所以能历经百年的原因，也不是一蹴而就。时机、经营、战争，这些外力因素并不能消掩其在医药品质上的坚守，这最重要的部分，才使其在看似偶然的时代变迁中，产生必然的结果。
这个道理，王家卫在日后的《一代宗师》中，用一段镜头做了表达。八卦掌宗师宫宝田与叶问对擂，两人却不比武功，只比想法。几回合后，宫羽田主动让位叶问说“叶先生，今日我把名声送给你，往后的路你是一步一擂台。希望你像我一样，凭一口气点一盏灯，要知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灯就有人。”电影中，叶问延续宫宝田夙愿，接续了这盏灯，而电影之外，也希望灯能够常燃。
毕竟正如伟大领袖毛爷爷所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参考文献
[1].走进胡庆余堂—杭州胡庆余堂简史，何鑫渠，1999年
[2].同心济世陈李济—广州陈李济药厂企业文化初探，廖志颖 吴春燕 黄一文，2004年
[3].同仁堂三百年兴衰史，章永俊，2017年
[4].叶开泰药店的发展历史，涂德深
[5].口岸开放与晚清经济区的形成—岭南经验以及全国尺度，方书生
[6].论1935年的学生国货年，乔兆红，2006年
好色电影微信公众号：HaoSeFi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