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站在“邪不压正”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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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过有一天会写姜文。因为他从来不算我最钟爱的导演（我们习惯了一说喜欢哪个导演就说几个外国人名），看他最受赞誉的那部《阳光灿烂的日子》时我还很懵懂，没有完全进入电影的世界，所以至今也不能体会那种铁粉的心情。也因为他几乎每一部电影都会引起知识界和大众范围内的热烈反应，好像只要是姜文出品，就能刺激大家说点什么，对创作者而言这挺幸运的，让我以为他是一位已经被充分讨论的电影人。
《邪不压正》上映之前，看影片宣发格外努力，我以为大家对姜文的热情终于来到一个拐点，需要他自己使劲吆喝才能跟上时代了，结果随着影片上映，又一波议论开始了，在这个人人都能写五个字以上影评的年代，他再次成为热点。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件好事情。这次我跟踪了讨论，并且很早就看了电影，第一次感受到围绕着他的那些热度都像空心气球，没有焦点没有交锋没有厚度，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讨论，于是开始理解为什么他是一位能够并且需要被讨论的中国导演，甚至没有之一。并且忍不住加入进来。
交代这一段前情是有意为之，也相当必要，不仅因为身边许多师长、朋友都在发表意见，如果我提了什么不同看法很容易引起误会，更重要的是，我始终认为阅读电影不仅是一个外在的过程，它也内在着一个观看者自己经验、观念的变化，反思与共情能力的成长，以及这种成长与社会历史背景的交互关系。对自己的认知框架及其局限的认识，是认识一部电影的起点，也只有在这二者互为主体的共振中，才有可能生成真正的讨论，而且这种讨论的意义不需要投射到对一位导演一部电影的认同或者否定，它最终指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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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邪不压正》里最关键的时刻是一声炮响，大屏幕全黑，打出四个大字，七七事变。那一幕像惊雷，照亮了整部电影的时空感觉，而且非常直接地携带着观看抗战纪录片和主旋律故事片的记忆。如同从小的历史教育、集体观看的爱国主义影片，这种语法属于强行点题，但人的本能是不会去主动接受和面对这些沉重的负担的，他们总是在回避自己的过去，尤其是那些脆弱的失败的过去。换句话说，历史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后天的社会的强制性的问题。其实影片一开头，朱潜龙和根本一郎背对着镜头在雪地里密谋，就已经提示我们这是一个关于血脉的故事，日本人要买他师父的地种鸦片，他师父质问他，怎么不在北海道种鸦片？本来由凯文·史派西饰演的美国代理人开头也是这么告诉李天然的，你要帮助的不是别人，是日本人的敌人。这些暗示都是真实的历史背景在虚假的电影屏幕上的具体显影，也是视听语言特有的铺垫，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在原著中，李天然历史化的程度甚至比电影更深，他非常主动地选择了烧鸦片仓库和教训与私仇无关的日本人）。这些铺垫最终在“七七事变”这四个大字上爆发，就像经年累月的社会冲突、矛盾会在个别事件上爆发，最终改写历史。
这也是故事的转折点。蓝青峰彻底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而李天然成为行动的主体，而且不仅仅是他，电影里其他人物在那之后也二度复活，开启了全然不同的悲壮的生命体验。巧红和她的秘密敢死队全部现身了，潘公公成为牺牲品，站着死了，蓝青峰家的女管家挺身而出，昂着头被击毙，临终像一株向日葵，连朱潜龙都感叹，平时她就这么勇敢吗？妩媚的唐凤仪也被安排了一个充满勇气的结局，在日军进城的时刻，微笑着从城门上跳下去，这难道不比冯小刚、严歌苓作品里那些眼里只有自己的女性更有尊严？
说到这里，我觉得姜文有一处地方处理得不够恰当，或者说他这种性情的创作者根本无从处理这个问题，那就是恐惧。在故事线中，李天然和巧红被设定成互相启发和激励的关系，他们要一起克服自己内心的犹豫和胆怯，但两人从头到尾都眼神坚定，能力惊人，连子弹都不怕，还有从天上掉钱的“神秘”力量加持，加上整部电影的荒诞气质，这种恐惧只出现在台词里，而没有其他证据来支撑。除了一处，巧红的跛脚被李天然治好，慢慢康复（这是一个多么激进的性别进步符号啊，平日最爱蹭热点的女权主义者们好像无视了这一点）。所以在电影层面，我没有感受到李天然15年来的恐惧，只感到了他的仇恨与决心，因此也不觉得他们两人逐渐获得勇气、建立起革命爱情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或者说这种个人的恐惧最终只能在集体的恐惧感中获得理解？
一切还是要回到历史，回到具体的时间——1937年的北京，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曾经历甚至难以想象的北平。即便在大家都说姜文把它改得面目全非的原著《侠隐》当中，这个背景也至关重要，几乎占了半本书的篇幅。作者张北海写的正是温柔浪漫的旧北平，如何在硝烟中破灭。书里面马大夫说，“我记得你提过你师父几句话，什么‘行侠仗义’，什么‘平天下之不平’……这在你师父那个时代，还说得过去，可是……今天，日本人都打过来了。”只不过用的是文学的方法，展开的是原著作者回望过去的性情。
姜文给这个故事装满的历史叙事和核心关怀，与《侠隐》不同的地方在于，是现在时或者未来时，不把一切都当作逝去，它本质上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以及整个民国三部曲在同一条脉络里。导演的水准或有起伏，但从未变线，甚至越来越清晰，而且在这个序列里，《邪不压正》也是一座具有转折性的分水岭，他直接、系统地用电影这种媒介处理完了革命之前的历史，而“革命之后”的问题将比这个更复杂和困难，他还会继续往前吗？如何往前？
我最初以为，当人们越过姜文的风格和花招、替他整理出这个故事的面目以后，这部电影的谜语就会被解开（而且这个谜面本来也比他此前的电影更容易），它将带来一次关于和平年代我们如何进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论战。结果这个面向完全没有打开。不像《让子弹飞》公映时，那么多丰富的政治隐喻被开掘出来。而潜藏在这个问题背后更恐怖的现象是，论战双方一开始几乎同时消失，大家都缄默不语，同时放弃了解释权，仿佛他讲的是一段空洞的没有发生过的历史。尤其是往常最热闹的知识界，贡献了几篇耍小聪明的口水文章后就哑火了，像集体宣告了自己的过时（或者入时），直到最近才有一些来自年轻学者和普通观众的声音，试图刺破沉默。与其说这种失语是大家不知道怎么面对一部电影，不如再次回到前面的论述，是大家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的过去，和过去的敌人。已经不光是去历史化那么简单了。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愿意进入历史语境，而是我们完全搁置历史问题，大家不是看不见，而是看见了也不发言。这固然关乎今天的言论环境，但这种令人震惊的沉默，同时也揭示出一种沉默的“缴械”与共谋关系，反映出如今和电影中完全相反的思想状况和潮流。我很纳闷为什么有人会说他虚无，虚无的难道不是观众自己？因此我的一个基本立场可能是，理解这部电影不仅是一个艺术问题，更是一个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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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基本立场是，与其说姜文的电影重要，不如说对姜文电影的接受史更重要。
从《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全面成功到《鬼子来了》的被禁，再到《太阳照常升起》的扑朔迷离和《一步之遥》的票房失利，姜文的每一部电影也许都能总结出一些症候性。我没有做进一步的考证，只以《让子弹飞》作为参照系。《让子弹飞》是姜文在新世纪最受欢迎的作品，也开启了观众（可能也包括他自己）对他新的期待，那部电影讲述的是更纯粹的民国问题，一段相对达成共识的历史，而且是一段罕见的拥有无数粉丝的历史时期。尽管这种对过去时代的崇拜本身具有虚幻性，但在今天看来，与时间上进一步推进、直接切入革命的《邪不压正》相比，它更容易被接受，也更合时宜。而在这两部电影四年时间之间，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时代情绪的一次断裂。
也是从《让子弹飞》开始，票房成为姜文身上新的包袱，市场也开始成为评价所有中国电影的标准，不再是期待和想象，而是可以达到可以触碰的真实经验。随之同步展开的是，评价一部电影的话语权，开始了从精英交还给大众的过程。和其他主流导演一样，姜文加入了这个过程，并且发出了“站着把钱挣了”的宣言。迄今为止，在他和市场搏斗，同时也和知识界搏斗的过程中，我们只能说互有胜负。这个评价本身没有褒贬，但和其他一路凯歌或者一路溃败的导演相比，他的实践更能证明这是一场真正的搏斗，不是投机的游戏也不是纯洁无暇的艺术梦想，他展示了这场贴身肉搏的复杂和残酷性，几乎如同一场战役。
这场搏斗最大的陷阱可能是话语层面的纠结。姜文的媒体形象沉浸在一种不被理解生不逢时的愤怒当中，而这种与外界保持距离的姿态，和原本就喜欢戏谑的北京人的话语习惯，和一种出于本能或者出于考虑的叙事策略混合在一起，很快成为他新的标签。这种风格在广泛的电影消费者那里，被混乱地接受着，一些人完全能够理解他，而另外一些不能，两者几乎没有共同语言。一些关键词照见了姜文和观众之间这种“虐恋”关系，爽、牛逼、自恋、荷尔蒙、尬聊……都是他和观众可以互相映照的镜像，也都深深嵌在电影这个艺术门类在中国发展的进程。
在《邪不压正》的讨论中，这种混乱更加严重，很多人用作者电影、直男癌这些片面的标签终止了对话的可能性。但讨论还是需要继续往下走，混乱是什么意思，是由什么构成的？节制从哪里来，什么时候应该节制？这些美学风格都有各自的语境，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囫囵地用。前面所说的那种失语症，在这里发挥了反作用，泥沙俱下之际，很多“自由”的利益主体在被释放出来，理直气壮地一无所知，不知道什么是过去什么是标准。这是另外一种合谋。《我不是药神》那种完全好莱坞套路的电影，同时赢得评论、票房甚至是权力的肯定，这就是成功？越来越多跻身于欧洲艺术电影窄门的年轻创作者，他们的作品根本与大众观众无缘，这又是失败？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二分法本身也是舶来品，这风气在中国愈演愈烈，姜文正好坐在中间，他这种“虐恋”的位置本身就在挑战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我不是电影原教旨主义者，从不认为电影的形式应该大于内容。这种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最新产物，类似文字创作领域的“纯文学”，或者传媒领域的理想主义，都是把成就一个行业的手段当成了目的。一部分从业者守着这些静止的价值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少，是我们时代的另一个危机，但当像姜文一样的严肃作者（如果你也同意的话）从围城里冲了出来，尤其当他们冲到大众话语和市场层面的时候，仍然只在电影形式或者审美趣味上讨论问题，显然就非常不够。电影的边界本身应该是不断流动和拓展的。如果只夸电影拍得很美，就像夸一个人文笔好，那是主次不分，跟骂人差不多。反过来也一样。写文章、拍电影，但凡是诚恳的创作者，就不只是求一个好看的姿势，而是对世界有话要说。
电影里调侃影评人的那一段，听着有点多余，都说那是姜文的私货，但沿着这个逻辑想，就会发现这些话指向的不是影评人，而是电影本身——潘公公越是惺惺作态地宣告最重要的是电影，就越说明重要的不是电影，不是电影，不是电影。至少不是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那种电影，消费一下指点一下明天就都忘了。导演有话要说，观众也想听别人说话，最好都有那么点如鲠在喉，电影的意义其实就这么简单。而理想的观影状态是摆脱那种轻浮的喜欢和不喜欢，愿意和别人交换意见，补充彼此都可能错过的部分，才有可能更接近那个世界，并且让那个虚幻的世界在自己的智力和生命经验中留得长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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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不压正》不是一部完美的电影，但它非常特别，它展示的是一个我们以为自己早就知道却从未真正去发现的世界。
电影里最浪漫的场景是角色们在北平胡同的屋顶上飞檐走壁，这是一个少见的视角，也专属于姜文。一方面这个视角更优越、更宏观，像有人批评的那样，另一方面，在屋顶上，枪子打不着，敌人跟不上，是一片很少人知道的广阔天地，是李天然最理想的游击战场。而在街巷之中，到处都是惨剧，外敌入侵，“天赐大恨”，敌人还都死不承认。在最后对决那场戏，半死不活的根本一郎一直在现场，决战就在他家发生，这提示我们，当时的绝境不是一己之私，而是内外交困。尽管我认为姜文没能很好地表现那种内在的细腻的恐惧，但这种恐惧通过历史环境放大了出来，并且一直伴随着电影。而好电影的一个判断标准是，内容与形式同构，二者能够互为表里。这个飞檐走壁的视角，正是他用电影的语言做出回应，让恐惧飞了起来。这本身就是勇敢，因为电影就是幻象，是不可能之事，至少有一部分电影，它的终点是带我们去那些高于自己的理智和现实的地方。
如果一定要谈技术，我也会选择这个角度。我们太习惯用既定的风格、流派、方法、类型来为中国电影寻找位置，但姜文的语法恰恰来自各路传统，又远离它们。为什么总是有人说看一眼就知道是姜文的电影，或者说里面所有的角色都是在演姜文，这说明他的电影和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不仅中国人没见过，外国人也没见过。在最形而下的层面，这就是创造。当然应该继续追究下去，到底是什么让他与众不同？古典音乐、色彩、密集的台词、快速推进的节奏和快速切换的镜头、戏谑与荒诞……很多片段会让我想起好莱坞电影、武侠片、李小龙、港片无厘头、民国情节剧、连环画甚至相声，但所有元素又被强力地统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拼贴。他电影中的工业水准、个人风格、大众性，都值得一一分析，而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分析，不是因为缺乏专业能力，而是缺乏发现的勇气。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部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电影。
这里又会出现一个关于“自我”的困境。因为姜文显然拥有一个巨大的自我，横亘在他和他想表达的东西之间，蓝青峰有句话，说他“心里就没有自己”，这就带来一个矛盾，你说你没有自己，但那么多“你”是怎么来的？就像姜文说他不需要故事，但他又必须讲故事，需要改编小说或者民间传奇，需要明星，需要他的太太（在这一点上，比起娱乐圈里那些离奇的炒作，姜文的情感生活真是满足不了大家窥私看热闹的心），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悖论，是第三重的不可能。
一方面可以笼统地说，任何一种艺术都要经由一个自我才能显影自身，这个自我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是可以永远争论下去的母题。而姜文的个案，可能有一个更具体的语境，是《邪不压正》的语境，也可以说是中国的语境——我们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自我”不断在束缚与挣脱、谄媚与反抗之间举棋不定的历史，直到今天也没有落定，沉默不过是在可耻地悬置这个问题。这种矛盾更是清晰地投射在他试图在电影中召回的那种“无我”的情感结构上，不用多说，那更是一段被悬置的历史，而且延宕到今天在这个追名逐利的年代，越来越变成一种无法理解的价值。但是，逐鹿年代中的革命和大众市场上的电影在这里是高度同构的，它们都迫切地需要一个强大的自我，才能够在千军万马之中获得自己的声音，不然谁还会记得那些曾经无私、善良、沉默的人？
“你背叛了你自己”、“男子汉不能光说不做”、“你知道你要干什么吗？”影片中有很多俗套话，这样一看，它想讲的道理就更浅显了，不用追溯原生家庭的苦难，缺席的母亲或者错位的父亲，也不必上升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些被过度理论化又被大众误读的概念，因为最终一切都只会通过你的选择才能浮现出意义。而真正深刻的创作或者所谓国民性批判，也不是牛逼哄哄骂别人，而是随时反观自己。蓝青峰的棋已经输了，李天然会成功吗，他和巧红没有沉溺在来之不易的爱情里，最终走上了各自复仇的路。这是每个人自己的历程。
一切都让我联想到《一代宗师》，那部同样以抗日为背景的“武侠”电影，在王家卫那么缱绻的电影语言里，讲的是“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内核和姜文非常相似。而姜文的意思无非就是说，在你见众生之前，可能更难的是找到自己。我认为电影对原著最重要的改编正在于此，原著是一个寻找仇人的故事，李天然先把日本人干掉，然后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朱潜龙，迅速把他解决，然后全书结束，而不像电影，他一开始就锁定了仇人，此后不过是在寻找复仇的勇气和路径。他在电影里经历了一次自我唤醒。在姜文飞扬跋扈的电影形式中，就包裹着这样一个含蓄的自我发现的秘密。
它也是我洋洋洒洒写到现在的原因，在习惯了短评、吐槽和无视之后，已经很久没有用这么长的篇幅和时间去阅读一部电影。对我们观众来说，电影本身并不重要，它只是一个借口，吸引我们当中一部分人在自我发现的道路上不要停止，去检查自己的思维训练，体会自己在新北京而非旧北平的生活，听取整个20世纪中国留下的教训。
在不久的未来，权力、市场和普遍的茫然，会呼唤新的反抗，那将是一次众人的游击。在这个意义上，《邪不压正》可能真的是一个拐点。这个拐点不止关于姜文，而是时代拖着沉重的身体走到了现在，我们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必须要做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