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林论》导读
基本信息：
书名：《反杜林论》导读
著者：崔伟奇 翟俊刚 编著
书号： 978-7-80219-897-5
出版时间：2012年3月
定价：25.00元
开本：16
成品尺寸：160mm*230mm
印张：9.75
字数：109千
首印：4000
内容简介：
经典阅读有资政育人之功效。本套丛书力求从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独特层面，重点把握经典作家的思想全貌及其作品的深厚底蕴和价值，以写作背景、成书过程和出版、书的结构、主要内容和观点及其历史影响和当代现实意义等为基础脉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了原创性的权威解读和剖析，以使读者能够系统掌握贯穿经典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强化其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并分析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同时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套丛书观点阐释准确，行文流畅，通俗易懂，可读性强。其特有的“四性”即把握规律性、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增强实效性，更能极大激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需求。
作者简介：
翟俊刚（1979—— ），山西曲沃人，哲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教于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社会发展理论。至今已发表论文十余篇，个人专著一部。
崔伟奇，男，1966年5月13日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978年7月-1984年8月，哈尔滨市第13中学学生。1984年9月-1988年7月，吉林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专业本科生，获哲学学士学位。1988年9月-1994年7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原理专业研究生，获哲学硕士学位、博士学位。1994年7月-2002年6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编辑、副编审、编审（2001年9月起任职）。2002年7月至今，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任教，承担理工科研究生《科学技术哲学》和本科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任务。
主要社会职务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曾任黑龙江省自然辩证法学会常务理事，青年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哲学学会理事；哈尔滨市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哈尔滨市青联经济咨询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电视台教育栏目视评专家。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为硕士生讲授《语言哲学通论》。
目录：
总序 读经典 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艾四林 /I
第一章 《反杜林论》的由来 /001
一、写作背景 /003
二、成书过程 /009
三、文本结构与核心思想 /011
第二章 《反杜林论》的方法论原则——《序言》和《引论》 /023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哲学编 /031
一、先验主义批判：体系哲学的破产 /032
二、世界模式论批判：世界统一于物质而非存在 /035
三、时间和空间与物质的辩证运动 /036
四、世界的物质演化 /038
五、进化论的科学意义 /039
六、关于生命本质的科学说明 /041
七、关于道德、正义观念的真理性认识及其辩证规律 /043
八、关于平等观念的科学认识 /046
九、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048
十、矛盾是辩证法的核心 /050
十一、辩证法是现实规律的逻辑表现 /053
十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结论 /058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编 /065
一、经济学是关于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学问 /066
二、暴力的本质在于社会经济关系 /070
三、暴力的基础在于社会经济关系 /072
四、暴力的社会基础在于阶级关系 /073
五、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 /076
六、商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人的劳动决定的 /078
七、剩余价值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 /081
八、剩余价值揭露了资本剥削的秘密 /084
九、认识经济规律的客观基础 /086
十、批判经济思想史中的虚无主义 /087
第五章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编 /095
一、现代社会主义必须走出空想 /096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099
三、认清现代大工业的实质 /108
四、单纯改良分配形式没有出路 /111
五、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原则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 /114
第六章 《反杜林论》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 /121
一、历史影响 /122
二、现实意义 /131
参考文献 /148
章节选读：
总序 读经典 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艾四林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课题组首席专家
教育部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分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并明确要求，要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早在1945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就提出要读5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要求，到了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广大干部要阅读和学习12本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在新世纪新阶段，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仅有助于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也有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在本科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虽然没有马克思主义经典导读这样的课程，但教师一般会推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必读书目，要求学生课下阅读，以加深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在目前的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就是其中的一门重要课程。特别是，对于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研究生来说，“马克思主义原著研读”更是其必修的核心课程。因而，使青年学生拥有一套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性著作，一直是我们着力探索的重要教学科研任务。
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毋庸讳言，直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始文本，是最好的学习途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可谓卷帙浩繁，仅仅就历史考证版（MEGA2）《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而言，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就计划出版120卷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有50卷（5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出齐后将超过60卷，《列宁全集》也有38卷。让作为非专业学者的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去读这么多的原著，显然是不现实的。
有鉴于此，应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之邀，我们组织了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学研究的教授为主的编写队伍，对精心挑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些经典文献进行导读，并分批陆续出版。在编写中，我们强调导读著作风格的通俗性和文风的可读性，要求每本导读著作的字数控制在10万字左右（个别除外），使之介于大部头研究专著和合集之间。目前，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性著作的撰写，主要有如下两种形式：一种是把每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写成一本大部头的专著；另一种是把若干马克思主义经典分章节加以介绍，然后汇成一本合集。相对来讲，前者的优势是研究精深、学术性强，其体例和风格主要适合专家学者，但相对于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而言，则显得有些深奥，往往会让读者产生畏难情绪；后者的优势是比较集中、简明扼要，但内容较为单薄，往往会使读者感觉不解渴。因此，我们这套丛书试图寻找更为合适的体例和风格，兼收上述两类导读著作的优点，从而起到积极的探索作用。
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有助于广大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同时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一点我们应有的贡献。
2011年11月11日于北京清华园
第一章 《反杜林论》的由来
以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标志，新兴资产阶级把人类社会带入了现代文明的发展阶段。与封闭的封建等级制度相比，资本主义社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由于其内在的根本矛盾使然，资本主义社会远非完美，更非理想。因此，自资本主义诞生之日起，理论上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始终就没有停息过。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使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真正成为现实，仅仅是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各种阴暗面，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从理论上彻底认清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并切实转化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实践。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样，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应运而生，不仅反映了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作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思想指南和理论武器，与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般地说，《反杜林论》的诞生，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和传播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反杜林论》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因而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在阐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反杜林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活的方法、原则和精神来把握与理解，以此为基础，确立了第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既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也不是给人们提供什么绝对永恒的教条、公式，而是紧紧围绕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发展，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又通过彻底贯彻这种思想精髓来紧扣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发展。通过对杜林主义的批判，《反杜林论》第一次系统、明确而又深入浅出地把马克思主义呈现在世人面前，不仅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新拉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和轨道上来，而且极大地教育了广大党员和工人阶级群众，加速了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消化、理解以及转化为行动指南。这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支持和理论支撑。马克思在1877年对恩格斯工作的积极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不仅普通工人，“而且真正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从恩格斯的正面阐述中汲取许多东西”[1]。列宁也曾明确指出：“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2]其中，《反杜林论》是一本“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3]。
写作背景
《反杜林论》的应运而生，既是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进一步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进的现实需要。
（一）理论背景
作为对封建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的超越，现代文明的发展意味着人类对平等、自由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更高的追求。从表面上看，市场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体制体现了平等、自由等原则。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普遍存在，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是所谓的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而工人阶级为了生存，虽然可以自由地出卖劳动力，但这是以资本对财富和劳动的控制、主宰为前提。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不可能彻底解决平等、自由和公正等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如何使社会主义成为现实，成为一个崭新的时代课题。在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主要在两个方向上相继展开。知识分子专注于理论探索，致力于揭开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秘密；先进实业家则从事改革试验，通过实际的组织、实践，尝试证明共产主义生活的可行性、优越性。他们的努力、求索，是可歌可敬的。但片面地进行观念革新、理论创新，或者单纯地开展实验，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社会主义若想真正走向科学，理论认识必须首先实现科学化。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归根到底要以彻底地、科学地认识现实社会为前提。同时，社会主义这种理论、思想的变革，也必须与革命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检验和发展其科学性，否则，就会流于形式或教条。然而社会主义的科学化，并不是某个或某几个学科的任务，而在根本上有赖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实现的根本革命。在唯物史观形成之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很多理论探索，大都归于失败。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既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缺乏对革命的实践的科学认识。随着无产阶级的壮大和劳资矛盾的深化，社会主义思潮及其运动日渐发展。不同经历、阶层和思想背景的人，往往都对社会主义表示关心。杜林主义，正是这方面的一个反面典型。
杜林体系及杜林主义的创始人欧根•杜林（1833—1921），德国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作为新的批判思潮的成员之一，与同时代的很多学者一样，政治立场激进，以批判时局为己任。杜林是以研究经济学问题起家的，他长期关注社会改革问题，以“社会主义的行家或改革家”的面目自居。由于他探讨的诸如“如何批判现实”、“如何建构新社会主义”等问题，都是当时的时髦课题，因而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学说的关注。他极力推行所谓“新社会主义”理论，建立所谓的“共同社会”。“共同社会”（Sozialitaet）一词是杜林生造出来的，与德语中“社会主义”一词的词根相同而词尾不同
[4]实际上，杜林炮制出的这一套，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显示其社会主义思想的独创性，进而与马克思主义分庭抗礼。
但问题关键在于，杜林的经济学思想，并没有超出庸俗经济学的水平，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社会主义学说只能流于浅薄、空泛。无论是1871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还是1873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都是如此。为了全面论证其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绝对性，杜林又选择投身于哲学的改造事业。1875年，《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正式出版。依照杜林的自我理解，这本书全面、详细而彻底地为“新社会主义”作了世界观高度的论证；它在为人们提供全新的真正现实的哲学的同时，也最终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现实性、必然性及其理想形态。实际上，《哲学教程》由于基本抄袭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体系、框架，不仅算不上什么创新，根本就是哲学世界观的一种倒退。由此可见，他的“新社会主义”理论也就难逃虚假、空洞。但尽管如此，他的思想对一些理论素养不高的人还是具有诱惑力的，特别是他一直遭到统治当局迫害的经历，也博得了革命者的广泛同情。
杜林鼓吹他的社会主义，是与其国民经济学结合在一起的“精确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以现实状况为出发点，建立在承认固有规律基础上的。杜林宣称：“最新的和最深刻的国民经济学，不仅可以让人们认识到民族解放的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而且也可以让人们认识到，劳动人民以及一切被压迫者谋取自身解放的活动是合乎自然规律的。”[5]他所谓的规律，并不是指对社会生产方式的认识，而主要是指对抽象人性和个人意志的认识。在杜林看来，社会主义的现实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道德伦理天性。杜林指出：“建立在自愿结合基础上的社会所关心的是个人——同多数人的意志结合在一起的个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受到强制。”[6]在杜林心目中，社会主义的目的就在于消除雇佣制和人对人的支配，建立以平等互助为基础的经济公社。这种共同体实行以等量劳动等量交换的平等分配制度，来取消自由竞争及其带来的危害。由于他忽略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根本原因的批判，将社会主义简单归结为分配，等于把经济事实归结为主观意愿，这不过是以往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翻版而已。在其思想后期，杜林改变了对“暴力国家”的批判，转而认为，政治权力和暴力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根据具有永恒性。这种表面化的肤浅解释，使得杜林只能主张，可以利用现存制度达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目的，而从根本上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须以摧毁旧的社会为前提。杜林的这些想法，不仅无法实现社会主义，而且等于是在变相扼杀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杜林思想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现象。一方面，它再一次证明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具有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极其复杂曲折的。
（二）现实背景
无论是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1871年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较为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在总结工人运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加强理论建设，以应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回击资产阶级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和派别所提出的挑战，从而切实指导和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深入发展。1875年5月，德国社会主义党的建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完全确立了在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
德国既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诞生地。但与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而言，德国在19世纪中叶以前，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远远落在了后面，属于典型的“后发”国家。但1871年德国实现民族统一之后，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得以快速发展，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德国的工业就超过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仅次于美国，GDP跃居世界第二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必然导致阶级状况的变化。作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德国无产阶级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由于法国的工人运动因巴黎公社遭到镇压而暂时处于低潮，英国的工人运动因受工联主义影响而停滞不前，历史的机遇使德国无产阶级迅速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
但德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组织，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弱点，就是思想上和理论上的不成熟。一方面，这是由当时的德国社会不成熟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所决定的。当时的德国，正处于“超英赶美”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不同经济成分共存，不同阶级及其意识往往交互影响、互相渗透。另一方面，德国社会主义党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而成。毫无疑问，这是德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积极成果。但不可避免的，其中很多成员，本身就是小资产阶级出身，有些人始终不愿改造自己的立场，在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面前，这些人的立场很容易发生动摇。同时，当时各种理论思潮对工人阶级的侵蚀，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以唯意志主义、新康德主义等为代表的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社会改良主义等学说纷纷出台，抢占思想理论上的阵地。由于在理论传统方面，德国思辨哲学作为当时德国思想界的主导形态，对人们的世界观产生了广泛影响。这种哲学重视概念思辨，轻视现实批判；重视精神革命，轻视物质变革。围绕意识谈意识，带有很大的封闭性。因此一些社会批判思潮的代表者（有的甚至直接打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旗号）往往宣扬自己最平等、最革命，在思想世界里无比激进，但一遇到现实的物质斗争、物质问题，批判的威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1848年革命后，马克思、恩格斯被迫离开德国长期流亡国外，他们的主要著作也没能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得到广泛的传播与普及。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尽管德国社会主义党在建党时，曾十分明确地主张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在其党的纲领中，仍然包含了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上的不成熟，使德国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人缺乏足够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和警惕性，给各种机会主义以可乘之机，其中杜林主义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不仅一度给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造成思想上的诸多混乱，而且引发了宗派主义。
大致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其思想观念的传播，杜林学说的影响迅速扩大，逐渐由党外波及德国社会主义党内部，消极影响也日渐蔓延。杜林以社会主义改革家自居，公然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期刊上向马克思发起猛烈攻击。一些党内人士也受到杜林主义的蛊惑，竟然准备用杜林主义“反思”乃至要重整马克思主义。比如伯恩施坦，就曾为杜林的思想所折服。他在阅读了杜林的著作之后，认为，“杜林用比马克思的著作易懂得多的语言与形式来叙述社会主义”，“用其他任何人所不及的科学的激进主义补充了马克思，也可以说继续了马克思”[7]。伯恩施坦不仅鼓励党内同志和青年学生去听杜林的课，而且还积极邀请杜林为工人宣讲其理论。他同时指出，党内不能培养对马克思的个人崇拜。其他诸如莫斯特、倍倍尔等人，也曾乐于撰文对杜林哲学进行评论。1874年，杜林主义在《人民国家报》公开露面。这与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反应比较迟钝，立场出现了一定的动摇有很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心予以反击。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使李卜克内西等许多骨干力量终于醒悟过来。李卜克内西于1875年致信恩格斯，建议其在《人民国家报》上回击杜林，揭露杜林主义的实质。于是，对杜林的批判开始提上日程。
应该看到，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攻击，绝不是处于理论上的分歧和对立，其根本目的在于要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德国工人阶级在思想上的领导权。因此，为彻底驳倒杜林，恩格斯毅然放下手头工作而决定“收拾无聊的杜林”，这既是理论发展的需要，也是革命现实的需要。
成书过程
马克思与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立者，在批判杜林主义的问题上，体现出了高度一致。从恩格斯与马克思在以此为主题的相互通信中不难看出，整个批判的立场、观点、方法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乃至一些相关细节，始终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探讨、交流的结果。其中，马克思还亲自撰写了部分章节的初稿。由于二人分工合作的关系，对杜林的批判，主要由恩格斯来完成。但马克思明确表态，支持恩格斯的工作。“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只能通过对杜林的彻底批判表现出来。”[8]
1876年，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文章，点名批判了杜林的有关言论，公开表示准备批判杜林。这是在公开场合的第一次交锋。1876年5月，恩格斯致信马克思，表示着手批判杜林主义。同年5月28日，恩格斯致信马克思，阐述自己著作的总计划和性质。他说：“你说得倒好。你可以躺在暖和的床上，研究具体的俄国土地关系和一般的地租，没有什么事情打搅你。我却不得不坐硬板凳，喝冷酒，突然又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9]恩格斯指出：“这本书暴露出的平庸性比他的经济著作更直截了当。”[10]为此，“我重温古代史和研究自然科学，对我批判杜林大有益处，并在许多方面有助于我的工作。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我觉得自己对于这个领域熟悉得多了，尽管在这方面还要十分谨慎，但行动起来毕竟已经有点自由和把握了”[11]。恩格斯进而指出：“实际上，该书根本没有谈到真正的哲学——形式逻辑、辩证法、形而上学等等，它倒论述了一般的科学理论，在这里，自然、历史、社会、国家、法等等都是从某种所谓的内部联系方面加以探讨的。”[12]“友人莫斯特对杜林《哲学教程》的吹捧已明确地给我指出，应当从哪里进攻和怎样进攻。”[13]
1876年9月至1877年1月，恩格斯完成了第一编的写作。最初的题目定为《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旨在突出批判的问题意识和矛头所向。杜林主义的根基在于它的哲学。只有彻底驳倒其世界观，才能从根本上揭穿其社会主义论的虚假。经过一番斗争和努力，1877年1月至5月，该文终于以组论文的形式分20篇陆续发表于《前进报》上。当时，由于杜林分子的反对，文章的连载曾遇到一定困难。李卜克内西为此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说：“如果他们埋怨我的语调，那么，我希望你不要忘记反驳他们，向他们指出杜林先生对待马克思和他的其他先驱者的语调，而且特别要指出，我是在论证，而且是详细地论证，而杜林却简直是歪曲和辱骂自己的先驱者。他们要这样做，那么我保证，他们必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14]
1877年6月至12月，第二编终于完稿。马克思本人撰写了此编的第十章的初稿，恩格斯作了修改。第二编最后以《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分九章发表于1877年7月—12月《前进报》的学术附刊和附刊上。
1878年上半年，恩格斯完成了第三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于1878年5月—7月的《前进报》附刊上。
与杜林主义的斗争，最终以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胜利为结局。但为了使德国工人阶级能正本清源，迅速准确掌握、吸收马克思主义及其精神方法的实质，摆脱其他学说的消极影响，1877年7月，第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哲学》为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8年7月，第二编和第三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为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8年7月，莱比锡出版《反杜林论》第一版，标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86年，第二版在苏黎世出版。1894年经过了修订的第三版在斯图加特出版。其中，第二版和第三版直接使用《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并未出现副标题“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意在针锋相对地揭露与嘲讽杜林对凯里庸俗经济学的大加吹捧。恩格斯为这三个版本分别撰写了序言。从此，《反杜林论》作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简称，而广为人知。
文本结构与核心思想
作为一部论战著作，《反杜林论》通过对杜林主义的针对性批判，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杜林推出的所谓新社会主义，无非是一套僵化的、机械的抽象知识体系，这无疑给批判造成了一定难度。出于要对杜林提到的所有方面的问题给予明确的回应，以达到澄清真相、教育德国工人阶级的目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依照杜林体系的三个主要部分——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分别对其实质予以了揭露和批判。相应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也就构成了本著作的基本内容和架构。同时，恩格斯也以此为契机，把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统一的组成部分，进一步全面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精神和基本内容。为了使读者更加容易领会，恩格斯具体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它们分别具有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它们如何相互联系、彼此补充，作为严整而统一的科学世界观，对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科学论证并具体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为了确立其所谓的关于自然、社会、历史的“最后的终极真理”，杜林通过《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和《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在经济学领域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抽象思辨的领地。在其代表作《哲学教程》——这本杜林主义的圣经中，杜林为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奠定世界观基础，以论证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必然性。应该看到，杜林的《哲学教程》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更明显地暴露了《经济学》中
提出的论据的缺点和基础”[15]。在此，我们也以《哲学教程》为基础，帮助大家对杜林体系的实质和特征有一个基本认识。
杜林的《哲学教程》，副标题为“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杜林毫不掩饰地指出，严密科学，主要有两个意思：知识大全和真理体系。在他看来，哲学即体系，“我所阐述的体系同以前的一切哲学形式有着十分重大的区别。可以把我的体系称之为自然体系或现实哲学［真正的哲学］，因为它排除了人为的和违背自然的虚构，并且破天荒地使现实的概念成了一切观念的标尺。”[16]从表面上看，杜林要求哲学现实化，本无可厚非，因为这反映了时代对理论发展的要求。但哲学的现实化，就必须要告别对抽象体系的追求，必须如实反映现实、批判现实，探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类活动的矛盾及其规律性认识。而杜林的实际做法恰恰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他依然在传统体系哲学中兜圈子。他说：“用逻辑的方法把无所不包的存在表达出来的最大胆的做法，就是这种做法的普遍的体系性。”[17]“如果我们的思维朝着科学的、无所不包的形式前进，那么，它将成为一个在逻辑关系上说是自满自足的体系。”[18]杜林对自己的真实意图已经说得一清二楚，可是他还要借助华丽的辞藻自我标榜：“科学的幻想不是臆造。它符合事物的现实联系，并且是从这种联系中形成的。”[19]具体来讲，“自然体系［现实哲学］只有两个真正的研究对象，即自然界和人类世界。”[20]简单地看，这样讲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把自然界与人类世界简单地相互并列，并没有脱离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在杜林看来，自然界属于物质实体，人类世界则归结为文化、精神现象。哲学于是将二者统于一体：“这就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论，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以及最后关于人的学说。在这个序列中，同时也包含某种内在的逻辑次序，因为适用于一切存在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走在前面，而应当运用这些原则的对象的领域则按其从属次序跟着后面。也就是说，自然原则仍然是人类世界——自然世界的一部分——的标尺。”[21]
杜林的《哲学教程》，除去“导言”和“跋”，总共八篇22章，约40万字。第一篇探讨存在的基本形式，是其思辨体系的总开端。第二篇到第七篇，构成杜林哲学的完整体系架构。第八篇对科学与哲学的历史、当前状况进行描述，相对来讲属于附属性介绍。
在《哲学教程》的第一篇，杜林专门探讨了“存在的基本形式”问题。抽象地看，存在即有。除此之外，这一概念再没有更为具体的内容。但这样的空洞概念，恰恰是杜林所青睐的。对于构建思辨体系而言，这是名副其实的起点。即便是对存在本身的理解，杜林的思辨水平比黑格尔还是差了许多。黑格尔认为，世间万物皆有其矛盾本性，正是矛盾推动着事物不断变革。杜林反其道而行之，直言要取消矛盾：“关于存在的基本逻辑特性的第一个命题，而且是最重要的命题就是矛盾的排除。”[22]思维的逻辑矛盾肯定需要排除，但事物的矛盾本性如何能够消除？一旦执意取消这一点，那么杜林的哲学思维也只能在“一是一、二是二”的片面形而上学水平徘徊。《哲学教程》全力贯彻和展现的，也正是这样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杜林的世界观是对黑格尔理论体系的倒退。
在第二篇“自然知识原理”中，杜林集中讨论了自然哲学与意识哲学，即思辨体系的前史。为了体系的完整流畅，他不惜以歪曲事实为代价，虚构出一个物质发源的原始状态，即物质与机械力的绝对同一、平衡、静止。然后，从这样的一个原始起点开始推演事物的运动变化。杜林认为，物质是一种实体或载体：“何谓物质？我们的回答是，物质是一切现实的东西的承担者。”[23]整个宇宙即为物质的外部形态，实体是整个现实世界的中心、本原、依托。杜林对物质的看法，充分暴露了他的形而上学立场。在讨论生命现象时，杜林沿袭了黑格尔的做法，借助于目的概念，把从无机界向生命领域过渡，看做是精神的自我认识，并以此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拉马克的变异论给予了无端批评，但他本人对于生物进化的实证研究却少得可怜。实际上，如何看待生命现象，一直是科学界的大课题。杜林再一次发挥自己的想象，认为生命就是新陈代谢，其思想的唯心主义实质展露无遗。
在第三篇“意识的要素”中，杜林主要探究了感性的、理性的、非理性的等纯粹意识形式问题。这其实属于狭义认识论研究，在形式上，完全可以归入意识科学、脑科学和心理科学领域。作为哲学的思辨，杜林的解释并没有提供比前辈和同时代科学家更多的东西，反而充斥着由于体系安排需要刻意而为的编造、裁剪。从无机界到有机界，再到意识界，杜林紧密跟踪着宇宙的发生、进化，然后逐阶段推演其绝对真理的概念形式。很显然，这里的探
绝不是完全的实证研究，而是哲学的抽象思辨，由于没有充分、确凿的实证材料，只能流于空洞、虚幻。
在第四篇“伦理、正义和高尚的人性”中，杜林开始探讨人性与道德问题。在杜林看来，良好的道德及其伦理秩序，是实现自由、平等的终极保证。所以，唯一值得努力的分析，就是发现、论证高尚的人类模型，建起关于高尚人性的终极真理。用他的话说，“这些原则是真正的、从一开始就起作用的天然的推动力”。“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而且永远可以这样设想：它们在任何时候，对于自身所有的条件都是适用的”[24]。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或者现实哲学，就是要建构“精确的、赢得了科学盛誉的关于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规则的学说”，尽管它“刚刚处在孤立的萌芽之中”，但“不能以事实为满足，而必须追求本源和创造性地进行工作”[25]。杜林此处的描述到处夹杂、充斥着主观虚构、概念编造。在杜林看来，理解了人，也就理解了社会、历史和生活。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道理，因为现实世界本来就是在人类自身的活动中生成和发展的。然而，杜林的人性论，主要是基于主观意愿、良好意志的抽象分析，他对人的本质理解，也不在于实践活动、物质生产活动，而是文化精神因素。由此，杜林关于伦理道德问题的论述，基本变成了纯粹说教。
第五篇“社会和历史”，集中表达了杜林的社会历史观。一般而言，哲学世界观如果要为社会主义确立科学的起点，就必须立足社会历史领域探讨问题。表面上看，杜林似乎也做到了这一点。但由于受制于抽象人性论，他并没有从对社会经济状况的批判、反思开始，而是选择政治科学问题为讨论的起点。在杜林看来，社会就是某种泛泛的共同生活，不同成员发生社会联系的根据则在于抽象人性，主要是良好愿望。至于历史，杜林认为：“历史是单纯的自然劳动的继续。人类的命运之这个单纯的自然垄断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表现。”[26]他说：“人生之乐趣和人生之魔力不仅存在于经过世世代代的延续而不断焕发出生气的新的个人生活中，而且也存在于生活方式的不同和变化中。”[27]“无论在什么地方，生产和劳动都能产生一种最高尚的生活情感。因此，如果历史的目的就是生活，那末历史的本质只能是创立不同的和变化着的生活。”[28]从表面上看，杜林突出了社会历史、日常生活和个人活动之间的关系，但要对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现实进行批判，不在于简单地指出它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是要彻底揭示人类到目前为止为什么不能够真正平等、自由地生活，不能够彻底走出资本私有制的控制、束缚。如果像杜林所说的，仅仅通过日常生活来解读历史，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这个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剩下的，也只能是求助于精神、观念世界的单纯变革。杜林甚至宣称，“思想界的繁荣兴旺是历史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29]。“对于自然力量的控制，绝大部分只是精神成就的一个结果。”[30]也就是说，社会历史不是物质的，而首先是精神的。如果这也算是真理，那么人类解放、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根本用不着千千万万人的实际斗争，而只需通过改造主观世界，实现精神的变革，就足够了。
第六篇“生活的个人化和生活价值的提高”和第七篇“一切集体活动的社会化”，是杜林哲学体系的结论部分。在这里，杜林最终明确地告诉人们，什么才是社会主义及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在杜林看来，“意愿是判断生活是否有意义的根基”[31]。“通过对生活本身的检验来刺激生活中的新生事物和满足人们的生活要求。用健康的争执来抵消任何[其他]类型的争执。”[32]这些观点成为他对历史发展和社会主义抱以信心的基础。他指出：“事物的内在逻辑的结果是：健康的事物必然占居统治地位。”[33]至于社会主义，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以相互支援为目标的共同生活的高度自由”[34]。由于缺乏对资本制度直接、全面、有效的分析，杜林对于社会主义的实现，只能发挥自己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想象：“在人们的相互交往中，只有人的真正的、直接的意识才能给人们的责任感提供最终的和最精确的标准。如果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心，成了人们感情上的直接需要，成了高尚意愿的规律，那么，无比高尚的道德观就会出现。”[35]如果人类在诞生之初就注意修心养性、文明精神，那么千年的压迫、剥削就可以一笔勾销了。这种单向空虚、浅薄的道德说教求助，是何等的孱弱无力。
最后，杜林再次明确自己的志向，即改造哲学，使之顺应社会主义发展潮流，为社会主义提供坚实的、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说：“我们现在要绘制的社会性的整体的全图，主要是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同现实哲学相一致的、建立在对事物和人进行严密科学观察基础上的生活观，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这种生活观所包含的一切主要方面。”[36]这就把自己的底线向读者和盘托出了。绘制社会主义蓝图的任何企图，都要归结到对全新生活观的理论建构。经济的东西其实不重要，生活、价值、团结及良好愿望才是根本。如果连社会生活的物质内容也加以抛弃，所谓严密科学的基础从何而来呢？答案只有一个，即主观想象及其抽象思辨。
按照抽象到具体原则，杜林的体系从宇宙规律讲起，然后到有机界，再到意识阶段，最终进入人性和社会历史领域，以此穷尽他所谓的“终极真理”。在这里，杜林试图构建完美的真理体系，要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主义问题。现实社会的经济结构，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全面、深刻的说明，甚至没有成为一个主要问题而引起足够重视。或者说，杜林体系的最大“长处”，并不在于指引人们如何科学地看待其社会生活，而是重新推出一套空洞的解说词。杜林的逻辑是，“人们的世界观一旦把握住了现实体系的特征，本身就完美无缺了；世界观的体系一旦得到自然界的说明，它就完成了；人们一旦去寻求大自然和历史在他们的本质中设置的他们同个人的和集体的体系的一致性，他们的生活观就形成了。”[37]推而广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平等、自由的生活秩序，便可能成为现实。体系哲学的虚假，在杜林这里又一次得到完美的展现。实际上，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不可能在哲学家一厢情愿式的想象中得到，而只能从如实说明、概括社会历史现实，从如实揭示社会经济矛盾中形成。这样的世界观一旦形成，也不会再迷恋任何形式的体系建构，而是集中全部力量彻底说明社会生活的经济事实，彻底证明社会主义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与可能。尽管杜林本人声称，他的哲学是真正的现实哲学，但这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与黑格尔不同的是，杜林并未在社会历史领域，给人们以真正有益的思考，以《哲学教程》为代表，我们会发现，杜林的所谓新哲学恰恰才真正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某种拙劣模仿。
不仅如此，更为严重的是，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已达到不择手段的程度。在哲学方面，他诬蔑马克思的理论是“黑格尔非逻辑学”的再版，是“大家知道的哲学偏见”，马克思利用它“为自己的信徒创造辩证法的奇迹”；在经济学方面，他否定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时间决定劳动价值并非无可争议”，他攻击马克思关于“资本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的思想，“只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的荒谬观念”，“只能在严谨的国民经济学中引起混乱”；在社会主义方面，杜林批评科学社会主义强调经济必然性的作用是“隐蔽的反动性”，他还特别攻击马克思借助于辩证法对共产主义的科学展望。[38]
总的来说，杜林主义这些错误思想的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为了达到正本清源目的，恩格斯从表面上沿袭了杜林的思路，但在实质上，坚持和始终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了“破中有立”、“破立结合”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在《反杜林论》各部分内容中，都得到了具体体现。
在《引论》中，恩格斯概述了现代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理论前提，明确提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理论核心基础，使科学社会主义最终超越空想社会主义。
在哲学编中，恩格斯总结了19世纪的自然科学成就，系统分析了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彻底批判了杜林的先验主义，全面阐述了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的哲学基础；论证了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这一唯物主义最重要的论点，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运动观；科学地回答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得出了“思维和意识是人脑的产物，从而也是自然界的产物”的科学结论；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方面，说明思维是存在的反映，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本质上是一致的；深化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性质的观点，指出，就整个人类的认识能力和人类思维的本性来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世界上没有不能被认识的事物。但作为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单个人来说，他的认识能力总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是有限的。这种矛盾只能在人类无限的前进发展中不断解决。他还阐述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一切真理都具有相对性，在相对真理中包含着绝对真理的成分；分析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揭示了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系统地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特征和基本规律——矛盾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在政治经济学编中，恩格斯深入批判了杜林的庸俗经济学思想，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经济科学的任务，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特别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他通过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暴力论，阐明了经济决定政治、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决定作用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明确提出，正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的经济分析，揭示出那些使这个社会瓦解并最终导致其灭亡的对抗性矛盾的客观规律性，同时说明了在资本主义内部发展起来并成为未来社会的生产组织的前提的那些因素。
在社会主义编中，恩格斯揭露了杜林的冒牌社会主义，通过科学地评价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性，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崩溃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必然性。恩格斯根据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性和趋势的深刻分析，预言了未来社会的一些特征：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由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旧式社会分工将消失，生产劳动将从一种负担变成生活第一需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与对立将消灭，阶级差别将消失，国家将消亡；对人的统治将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家庭关系将发生根本的变化；教育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宗教将消失；等等。他指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成为自然和社会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类才能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本章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2页。
[2]《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50页。
[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310页。
[4]参见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
[5]［德］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06页。
[6]［德］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53页。
[7]转引自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41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41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41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41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41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16]［德］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页。
[17]［德］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5页。
[18]［德］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6页。
[19]［德］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页。
[20]［德］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页。
[21]［德］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页。
[22]［德］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8页。
[23]［德］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7页。
[24]［德］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83页。
[25]［德］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43页。
[26]［德］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75页。
[27]［德］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75页。
[28]［德］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75页。
[29]［德］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75页。
[30]［德］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76页。
[31]［德］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32页。
[32]［德］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39页。
[33]［德］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41页。
[34]［德］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59页。
[35]［德］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76页。
[36]［德］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60页。
[37]［德］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7页。
[38]参见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第79页。
第二章 《反杜林论》的方法论原则——《序言》和《引论》
作为《反杜林论》的开篇，恩格斯在《序言》和《引论》中，说明了展开对杜林主义批判的背景、目的，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并以此作为《反杜林论》的方法论原则。其中，《反杜林论》的三个版本的序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因为它“包含了恩格斯呈现马克思观点的最广泛的尝试”[1]。
首先，恩格斯揭示了杜林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恩格斯指出，杜林的新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必须联系这个体系来研究这一理论，同时研究这一体系本身；必须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2]。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构建思辨体系已经形成一种恶劣风气。“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3]而体系哲学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旧哲学的普遍特征。诚然，任何哲学，肯定有其逻辑体系，不然便不能叫做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旧的体系哲学之所以成为一切科学理论所拒斥的对象，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沿袭了以最为抽象的概念和思辨原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哲学模式，即抽象、片面的形而上学模式。杜林的大全体系，尽管以反体系哲学的面目出现，但仍不过是不同学科知识的大杂烩，是旧的体系哲学的翻版。而对抽象体系本身的批判，在形式上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批判的目的在于制造一个新的概念体系。因此，出于批判杜林主义的现实需要，同时也为了与旧的体系哲学划清界限，恩格斯明确指出，“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4]。但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5]，“如果在那些我最多只能以涉猎者的资格发表看法的领域里我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那么这不是我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我大多只是限于举出确切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去反驳我的论敌的错误的或歪曲的论断。在法学上以及在自然科学的某些问题上，我就是这样做的”[6]。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与杜林体系在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
其次，恩格斯强有力地批判了杜林主义伪科学的本质。恩格斯指出：“所谓科学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而且这被冒充为唯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伪科学现在在德国到处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7]恩格斯之所以把杜林作为伪科学的最典型，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妄自尊大，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思辨虚构。无论是在自然观方面，还是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无论是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解，杜林体系“以‘科学’自炫但对这种科学又‘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8]。显而易见，如果以这样一种思想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则具有巨大的危害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是一种幼稚病”的表现。
最后，恩格斯揭示了确立科学世界观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了彻底消除杜林主义对工人阶级的消极影响，必须确立科学的世界观。恩格斯明确指出：“希望读者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9]这就是说，“消极的批判变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10]。恩格斯进一步揭示，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已经到了无法回避辩证综合的阶段。“单是把大量积累的、纯经验的发现加以系统化的必要性，就会迫使理论自然科学发生革命，这场革命必然使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日益意识到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11]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就是需要运用最新的科学成果，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出发，“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12]。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13]。
在《引论》部分，恩格斯通过评述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阐明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与各种唯心史观以及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本质区别，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在恩格斯看来，作为考察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资产者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的思想理论，社会主义思潮从理论到实践不断走向成熟、走向科学化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历史上，卢梭、爱尔维修等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就对社会发展、进步和人类理想的生活状态做过探讨。他们认为，社会进步是可能的、必然的，进步的根据就在于普遍理性，抑或善良的公共意志。这样一来，“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14]也就是说，启蒙思想家由于无法回答“普遍理性、善良意志从哪里来的”、“主观精神、抽象概念又如何能够影响物质现实”等问题，而只能依靠抽象理性、永恒正义，建起一套空洞无力的说辞，并不能提供更多关于历史发展的实际内容。因此，启蒙思想家所追求的永恒正义，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其所崇拜的理性王国，归根到底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这是时代造成的限制和束缚，思想者并不能超越自己的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言，“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暴动，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15]。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是这种理论发展的重要阶段。空想社会主义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阶级差别，追求真正的社会平等，他们的原则超越了启蒙学者。但他们把历史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个别天才人物的出现，这样一来，社会发展就成了纯粹偶然的事情。这种唯心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社会主义观念。因为这里的社会主义仍然是绝对理性、正义的表现。而在英国、法国及德国逐渐流行起来的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对这些绝对理性、正义的理解又各不相同。于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相互批判和消解，由此得出一种折中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温和的批判性言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16]。
恩格斯一语道破了问题的真谛：“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17]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就是坚持、贯彻科学的唯物主义立场、方法，彻底实现世界观的变革，从现实生活说明现实生活本身。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可能成为科学。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是来自于现实社会的现实运动。对社会主义的理性思考，只不过是这一物质过程的观念表现。社会主义理论的成熟，虽然离不开对已有思想材料的扬弃，根本上还是有赖于社会经济状况、阶级状况的发展程度。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相关思想材料基本具备的时候，只要人们的世界观能够走出抽象体系的束缚，直面活生生的现实社会，这一目标、任务就能成功实现。
恩格斯深知，现代社会主义的发展，日益呼唤科学的、辩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因此，他简要描述了此类世界观的发展过程。在朴素唯物主义那里，人们往往倾向于以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观念把握世界。如赫拉克利特，就是古代辩证法思维的典范。随着近代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兴起，分门别类逐渐成为一种习惯，相应地，片面地、孤立地看待事物的形而上学思维就开始形成。但进一步来看，科学的发展还要由分析走向综合，用更为全面地、辩证地眼光看待世界的运动变化。归根到底，物质世界的运动本身就是辩证的。恩格斯指出：“这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完成了，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18]尽管如此，黑格尔的学说包含着一个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在认识上是不能由于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结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它自己就是这种绝对真理的化身。”[19解决问题的方式、出路，其实已经昭然若揭：“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20]
恩格斯总结性地指出：“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21]
恩格斯强调，在历史观方面，新的事实强迫人们对以往的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以往的社会主义并不知道物质利益、阶级斗争本身，生产和经济关系只是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来看待。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22]
恩格斯明确指出，以往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之所以不相容，就在于它们只知道一味批判资本主义的消极属性，却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本质属性。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科学说明，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得到最终完成。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伟大发现，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23]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24]。
事实胜于雄辩。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恩格斯在《引论》第二部分中，特意列举了“杜林先生许下的诺言”。在这些“诺言”中，除了杜林对德国古典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先驱、达尔文、马克思等人的思想别有用心地进行无端攻击和谩骂之外，只剩下了“把自己说成是当代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谁同他不一致，谁就违背真理”，而且还是违背“最后的终极的真理”[25]。杜林精神上的渺小和思想上的狂妄，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批判杜林主义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贯彻、运用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实践，则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因此，掌握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本章注释】
[1]［美］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王贵贤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8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8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10页—第11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8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9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8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8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1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1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1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1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2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2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2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2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2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2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2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2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2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3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3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32页。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哲学编
恩格斯深知，彻底戳穿杜林哲学世界观的实质，不仅是批判杜林主义的首要工作，而且对于把德国工人阶级的思想完全统一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反杜林论》哲学编中，恩格斯在有力地驳斥了杜林哲学“一般的世界模式论，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以及最后关于人的学说”的基础上，系统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
先验主义批判：体系哲学的破产
在《反杜林论》哲学编第三章“分类。先验主义”中，恩格斯首先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入手，揭示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世界观的本质区别。
恩格斯指出，杜林“把从思维中引出的永恒原则当作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并从这些原则中构造现实世界”的这种做法，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因为按照这种世界观，相比于人们感觉到的世界，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世界，其本质、原则无论在时间和地位上反倒是优先存在的。这就是说，诸如花鸟虫鱼、车水马龙等并不可靠，而关于这些感性事物的抽象概念才是真实的，而且是唯一真实的。这种观点不仅违反了基本常识，而且混淆或取消了认识的客观基础，因而是错误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1]。“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先生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事物完全头足倒置了。”[2]
恩格斯指出：“关于这种一般世界模式论、关于这种存在的形式原则的科学，正是杜林先生的哲学的基础。”[3]而按照杜林式的“一般世界模式论”和“存在的形式原则”，其大全体系一旦建构完毕，就意味着科学问题、认识问题的最终解决。这无异于封闭了一切科学的发展道路。因为“这种包括世界各种联系——无论是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和历史的——的最终完成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么，人的认识的领域就从此完结，而且从社会按照那个体系来安排的时候起，未来的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就中断了”[4]。针对这一错误立场，恩格斯进一步强调，“如果世界模式论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5]。“既然这样的哲学已不再需要，那么任何体系，甚至哲学的自然体系也就不再需要了。”[6]因此，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可以说发动了一场真正的哲学革命。因为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旧哲学，都是以体系哲学为基本特征的。这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概括，在他那里，哲学作为知识总汇，是关于“科学的科学”。亚里士多德将人类知识分为三类：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和技术科学。而哲学作为“物理学之后”，在理论科学中处于核心地位。作为形而上学，它追求对现实的终极理解，用最为抽象的概念来把握世界，并建立终极有效的思辨体系。这种理解模式对后世影响很大。体系哲学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这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顶峰，他用抽象至极的纯哲学概念，建构了一个囊括几乎所有知识学科在内的大全体系。
恩格斯在这里说明了两个意思。其一，体系哲学应该终结了，真正的哲学变成了科学的唯物主义立场、方法。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使得抽象体系的空洞建构没有存在的必要。哲学可以通过反思科学成果，发现辩证法的新形式，并完善其形态，而不必越俎代庖、独断专行。其二，作为现代唯物主义，新哲学不能不关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能不为人类解放寻求可行途径。一旦给社会历史及其发展以彻底的说明，新哲学就成了一种理论概括，归根到底它就是从这种概括中来的。它的功用、使命，就在于发现社会历史自身的秘密，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及其方法论，反过来再直接用于审视、考察外部物质生活本身。
恩格斯以数学为例，详细说明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荒谬性。从表面上看，数学似乎是先验性的，属于认识和思维的能动性的产物。但只要不是故意遮蔽事实，就必须承认，数学的客观性并不是在于它们是纯粹思维能力的产物。归根到底，“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如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计算时间和制造器械。但是，正像在其他一切思维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遵循的外来的规律而同现实世界相对立”[7]。因此，数学的相对独立性固然不可否认，但它能够成功地应用于世界，正是因为它本就来自于现实世界。杜林据此认为的“可以先从头脑中制造出存在的基本形式、一切知识的简单的成分、哲学的公理，再从它们中推导出全部哲学或世界模式论，并把自己的这一宪法钦定赐给自然界和人类世界”[8]，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世界模式论批判：世界统一于物质而非存在
在《反杜林论》哲学编第四章“世界模式论”中，恩格斯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根本原则。
在恩格斯看来，由于杜林割裂数学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并没有增加其说服力，因而他关于“世界的存在原则”的论述，只能求助于抽象的存在所达至的统一性。正如恩格斯所概括的，一方面，杜林认为，“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由于它是自满自足的，因而没有任何东西同它并列或在它上面。……但是任何东西也不能脱离这个思想统一体……一切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把意识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不可分割的世界概念正是通过这种综合的统一体产生的，而宇宙，就像这个词本身所表明的，被认为是万物在其中联合为一个统一体的东西”。另一方面，“杜林先生就借助‘我们的统一思想’，把存在的唯一性变成它的统一性了。因为一切思维的本质都在于把事物综合为一个统一体，所以，存在一旦被思考，就被思考为统一的东西，世界概念就成为不可分割的；又因为被思考的存在、世界概念是统一的，所以现实的存在、现实的世界也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认识上的独断。因为思维既然可以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样也就可以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而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思维，如果它不做蠢事的话，只能把这样一些意识的要素综合为一个统一体，在这些意识的要素中或者在它们的现实原型中，这个统一体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尽管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是统一的”[9]。由于从其先验主义立场出发，杜林的存在是一个空洞无比的哲学概念，他的世界的统一性也完全是他的精神想象的产物，因而这些问题反倒被置于科学的视野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通过全面批判杜林的世界模式论，恩格斯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10]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当我们说到存在，并且仅仅说到存在的时候，统一性只能在于：我们所说的一切对象是存在的、实有的”[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