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体验》读后感——背负着伦理十字架的沉重肉身

　　在大江健三郎三十一岁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孩子呱呱坠地。但是，当这位初为人父的文坛新秀第一次见到系于自己生命纽带彼端的新生儿时，却陷入了无以复加的绝望与惶惑。他的孩子因头盖骨重度不全而智力受损，即使手术成功也无法恢复到与常人相同的智力水平。参加过广岛举行的反核大游行后，大江健三郎中途加入了原爆牺牲者的河边追悼仪式，为自己尚未死去的儿子大江光放了一盏写有他名字的灯笼。在远望着自己儿子尚未归天的灵魂混杂于无数纯净追思之中的那一刻，无数矛盾的思绪纠缠于他的心中：

　　应不应该让这个孩子活下去？

　　如果决定让孩子毫无痛苦地死去，作出这一决定的自己是否要在道德层面承担杀害他的罪孽？反过来，如果决定要把孩子养大成人，他能否承载起今后要面临的诸多困境？比起面临充满艰辛的未来，让尚未开始的人生就此结束难道不更加人道吗？但是，谁有权利决定一个生命的生存状态呢？在如天使般一尘不染的孩子面前，是否连思考他的生命本身都是有罪的？退一步来看，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到底是真心在为孩子着想，还是在为逃避责任寻找借口？利己和利他的界限究竟在何处呢？

　　在生命意义的问题上，终极答案或许永远是隐而不显的，但至少在每个人生活自己的方式中，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选择在现实中对个体命运的改变。作为一个叙事作家，当大江健三郎亲身体会过这些两难困境所带来的痛苦后，他开始在现实和文学两个方面以一种艰苦思索的感受力为个体命运寻找答案，其成果便是这部小说《个人的体验》。《个人的体验》既可以说是大江人生阶段的总结，也可以说是他本人谱写的一首文学阶段的终曲。本文无意探讨过多文学上的问题，我只会将它作为一篇读后感，从主观角度述说个人从这篇小说中察觉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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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的主人公“鸟”原是一名研究生。与其他同级的学生们不同，他早早从研究生院退学，通过岳父的关系在预备学院取得了英语教师的资格。鸟有一个梦想，那便是有一天能够踏上非洲的土地，在那片变幻莫测的大陆上尽情驰骋。在妻子分娩的当天，他去书店买下了两张非洲的实用地图。但是，鸟并不认为这是两张希望的蓝图，而是两张死刑判决书。他的梦想很有可能将在妻子的产房中被无形地绞杀。

　　杀死梦想的凶手是谁？不是孩子即将降生的这一事实，而是那条将在社会上被视为鸟之儿女的新生命与鸟之间的因缘纽带。这条与社会责任紧密联系起来的纽带无法被轻易挣脱，尤其对于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鸟而言更是如此。不顾一切地投身于梦想是有罪的吗？在梦想与现实的岔路口，选择往哪边走才是合适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人们先天的个体性情和后天的生存境况。虽然路只有两条，但选择却不止两个，如幽灵般徘徊在两条岔路之间的羸弱的精神，会通过各种逃避的手段竭力让自己从这一两难境况中抽离而出。

　　鸟曾经极端地体会过逃避的滋味。他二十五岁刚刚结婚的那个夏天，整整有四个星期与酒精为伍。这段浑噩的经历给了鸟一记重拳。他深知如果不弄清这一个月生活的意义，自己很有可能会重蹈覆辙。

　　第二天，鸟鼓起勇气前往医院。医院院长窃笑着告诉他，生下来的孩子头盖骨发育不全，患有脑疝。不过，他有渠道可以将患儿送往大学医学部的附属医院，在那里接受手术，但即使手术成功，也难免会变成植物人。是把孩子丢在医院妇产科，让其自生自灭，还是赌上微薄的希望送他去做手术，全凭鸟一个人定夺。

　　在诊疗室中那面如同法律权威象征的彩色人体解刨图下，鸟第一次与真正的道德困境撞了个满怀。孩子身体畸形、生命垂危、奄奄一息——这意味着连接着他们彼此的因缘纽带变得极不稳固。倘若孩子就此死去，鸟就能彻底从父子关系中解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自由，而如果孩子作为植物人活了下来，恐怕一生都需要他人的照顾，一切本已可期的梦想都将彻底化作泡影。

　　是救还是不救？这个问题牵扯到两个方面，道德与生命。

　　波兰电影《十诫》中的瓦伊达在她的伦理故事中经历过略为相似的选择。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探究的问题是：在垂死的生命和新生的生命间，选择哪一个才是道德的？而大江的问题则是：一个尚未拥有感觉和意识的新生命，在生死问题上如何能与正常人一视同仁？前者关乎选择，两个机体功能全然相异的生命在价值上是等价的；后者则后退一步，着眼于选择的依据——也就是生命的定义本身。医生在救护车上对同行的鸟发问：“你认为植物有痛苦吗？你觉得植物般的婴儿会有痛苦吗？”这正是对生命本身的追问。如果以世俗道德去评判，选择婴儿的死如杀人般残酷，但如果站在婴儿本身的角度来看，他的身体并不会在通向死亡的道路上感知到痛苦。而倘若他死去了，还会将一个男人从命运的监牢中解放出来。生命的重量在道德和现实的世界中呈现出倒错的状态，这种倒错的矛盾，没有任何人能够解决。

　　于是，在生命重量的困境之外，另一个瓦伊达式的困境出现了：相对于梦想而言，放在天平彼端的植物般的生命何以更为重要？道德的世界中没有梦想的容身之地。鸟不像瓦伊达需要在道德内部做出选择，他所面临的，是在道德和非道德之间的抉择。但问题恰恰在于，给事物的存在目的划分等级秩序的道德如何确保它的正当性？衡量价值尺度的绝对标准又在何处呢？

　　当上帝被宣判死亡之后，唯一的真理消失了，遗留下来的仅有被分割成无数矛盾的相对真理。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现代纪元进入了极限悖谬时期，存在范畴的含义被全然改变。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中，道德变成了全然私人性的问题，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架衡量道德尺度的天平。文中有两位对鸟进行道德评判的局外人。一位是巴尔干半岛某小国的驻日公馆使员，也是和鸟同属斯拉夫语研究协会的同事戴尔契夫，另一位是他的大学同学女制片人。前者因为爱情而不顾自己的身份与立场，离开公使馆和一个日本女友住在一起，后者则自命不凡，自认为是朋友们的守护神，却不知已被所有人厌恶。他们的反应有关个体的在世性情，按海德格尔的话说叫现身情态。个体性情是个人的生命感觉和态度，决定了一个人只能这样生活而无法那样生活。戴尔契夫批判鸟的利己，却没有看到自己因同样的“利己性”而在国家层面犯下错误；女制片人强迫鸟在善恶中做出抉择，却不知自己的行善实质上在他人眼中是一种犯恶。在名为他者的镜面中，无数的个体性情映照着属己的偏执。他人身上的问题，实质上正是我们的问题，是个体性情的立场所带来的问题。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无权回答，但至少能提出一个建议，那就是内省。在不断反省的同时纠正自己的行为，这能让我们更客观地看待事物。

　　伦理困境的撕扯使鸟的心变得伤痕累累。他忐忑地把孩子送到大学医院的特殊婴儿护理室，心里交织着负疚的安心与无尽的恐怖。一方面，鸟不希望孩子接受手术，另一方面又对抛弃孩子于心不忍。更关键的是，他不知该如何对妻子交代孩子的境况。在芜杂思绪的干扰下，鸟浑浑噩噩地上完课，去英文系研究室把整件事告诉了身为教授的岳父。为了考验鸟，岳父给了他两瓶威士忌。此时鸟的心中满是即将和妻子一同陷入精神衰弱的绝望，已然无法顾及重新陷入极端逃避的风险，于是决定在尚且自由的时间中投身于威士忌的海洋。离开研究室后，他立刻驾车前去找一位大学时的女性朋友，打算和她一同借酒消愁。

　　鸟的女性朋友火见子是一个神秘而古怪的人。她曾有一个丈夫，于一个早晨在卧室内上吊自杀，自此之后便过着白天闭门静思冥想，晚上四处兜风的生活。她给鸟讲了一个多元宇宙论：当一个人有即将死去的风险之时，世界就会分裂成两个，一个是他活着的世界，另一个是他死去的世界。如此分裂下去，必定会有一个每人都获得了善终的终极世界。火见子依靠这个理论，接受了丈夫之死的事实。

　　根据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的说法，当作为个体的人在陷入伦理困境时，一般有三种可以作为信念去依靠的选择：拟人化的神、理性化的生命原则，以及自如的欲望。火见子选择了第二种——自行创造一套生命原则来摆脱对死者的眷恋。她把这套理论告诉鸟，实际上是希望鸟能由此摆脱罪恶的束缚。鸟当然可以把这套理论接受下来，套用到婴儿身上，然后心安理得地依据本己的希望对抗伦理困境之猛兽的撕咬——反正另一个我在别的世界中承负起了婴儿的生，那么选择婴儿之死的世界就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但事实如何呢？鸟听罢之后，只是喝了一口威士忌，平淡地回应道：“不管利用什么样的心理骗局，一个人的死这一绝对性的事实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变成相对性的东西吧？”

　　鸟对火见子之理论的否定，正是由于他亲历者的身份造成的。无论构想出多么宏大的理论，他也不认为选择带来的痛苦本身能如此轻易地被消弭。当火见子假定两个世界的时候，作为个体的自我也分裂成了两个。通过构建另一个虚幻个体而消除个体的独一性，事实上也人为地消除了选择的独一性。那个选择了孩子之生的鸟在哪里？如果鸟不切实地体悟过那种可能所带来的后果，就绝不会认同它的合法性。大江在海德格尔和萨特的自由选择伦理观下更进了一步，不仅仅关注自由决断本身，而且关注对自由决断的道德承负，以及人们对道德承负的不同态度。这是大江从存在主义伦理观转向的一个标志。

　　觥筹交错间，鸟已醉意朦胧。他猛然回想起自己曾在储材场想要侵犯火见子失败的那一幕。混乱的思绪被如浪潮般升腾起来的欲望暴戾地裹挟住，焦躁的心头再度燃起渴望侵犯的欲力之火。但此时此刻，鸟已经把性和罪孽联系在了一起、和从妻子的生殖器中生出的那个纯洁的生命联系在了一起。他无力面对自己的性欲，道德的恶感终究在鸟的生命中占了上风。虽然火见子无法在孩子的问题上帮助到鸟，但在性的问题上，她扮演了一个圣母般的救赎者。面对患上性恐惧症的鸟，火见子通过全然的信赖使他委身与自己，在数次云雨之欢中恢复了他的性功能。

　　“即便如此，我也和你睡，鸟。因为打他自杀以来，对于我来说，追求纯洁道德的兴趣没有了。并且，即便你想和我用最猥亵的方式干，我也能在性交中发现Genuine的东西。”火见子如此说道。

　　所谓道德的纯洁，无非是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上的纯洁，特定到性的层面则是“贞洁”二字。而火见子所说的Genuine有很多含义，如真正的、诚实的、真挚的等等。贞洁的爱是真正的爱吗？我无法做出推断。因为在大江故事的隐喻中，性和真爱已无多大关系。那个曾在火见子面前上吊自杀的男人，也曾和鸟有过相似的负罪感，认为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毫无权利。火见子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把一个同样的可怜人在某种程度上用性的方式从恐惧中解放出来。火见子的性不关乎爱，而关乎拯救。这种Genuineness并非是道德意义上的纯洁，不如说，恰恰因为它超越了道德，所以才是纯洁的。鸟与火见子的性是超道德的性，是两片体悟着在世漂泊的无根之叶的互相抚慰。这种互相抚慰的Genuineness基于生命的一个原则——在世的偶然性。

　　如果层层拨开“二战、广岛、核泄漏”这些社会生活表征语境的外衣，我们会发现个体的生活赤裸地蜷缩在名为偶然的天地之间，每种偶然的可能性都有可能变成现实。鸟和火见子的困境恰恰是对个体生活偶在的一种诠释。无论是鸟降生时的境况、孩子降生时的境况，抑或鸟与火见子的相遇，从其产生的后果之角度来看是恰如其分的——这种恰如其分的感觉是什么？是命运，它来自对个体生命拥有绝对支配权的无常。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人基于他的被抛之本质而站出来”。盲目的生活机遇把不同的抉择抛向每个被抛者，每个被抛者都活在全然属己的生存裂缝中。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没有勇气对鸟的任何抉择做出评判。因为无论是抉择之境况的偶然还是抉择中善与恶的牵缠，都体现着在世生命的源始欠缺。每个人身上都刻印着欠缺的瘢痕，在它面前，我没有理由抱之以任何其他的态度。

　　终于，迟迟盼不到孩子死讯的鸟把他从医院接出来，决定让火见子的一个医生朋友接手。在那位医生的“照料”下，孩子很快就会死去。二人无言地在大雨纷飞的漆黑穹窿下驱车前行。由于医生所在的医院过于偏僻，车兜了几个圈子才找到准确的位置。把孩子送出去后，鸟和火见子打算到一家同性恋酒吧畅饮几杯，意外发现酒吧老板是鸟数年前的朋友菊比古。由于菊比古曾被鸟所抛弃，所以在出院登记的时候，鸟给孩子起了和菊比古同样的名字。此时，小说已接近尾声。当菊比古提到鸟充满正义感的过去之时，鸟突然转变心意，决定去医生那里把孩子接回正规医院做手术。最后，手术成功。鸟抱着和妻子一同把他抚养长大的决心，把孩子领出了医院。整部小说就此结束。从鸟的突然转变到大团圆的结尾，大江仅用了三页零四行去描写。

　　这三页零四行引来了批评界的剧烈批评。龟井胜一郎评价其为“宗教和道德式的怠慢”。三岛由纪夫也同样对这一极为突兀的转变表示不满，认为大江过于轻率地消解了主人公认识与行为的二律背反。为了回应这种抨击，大江写了一篇文章——《另外一部〈个人的体验〉》。这篇文章中，他用鸟之态度的消极与积极的不对称来为最后的转变做辩护，我认为收效甚微。但他对人们不满于“大团圆结局”的回应却是令人信服的，因为在我看来，转变的突兀并不是关键所在，大江最大的问题在于：一个看似光明的结局将他在前文中体现的对自由决断伦理观之外个体道德承负的关注一笔勾销了。大江崇拜萨特，而萨特的伦理观是怎样的？你自由决断，你就存在。这种主体主义的伦理观忽视了选择之后个体的生存境况，而大江在鸟回绝火见子的理论那里已经体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所以对结尾的问题，大江如此回应：

　　“我并不认为，鸟夫妇抚育智能指数可能很低的孩子，必须不断地忍耐下去的生活，是包孕在幸福的光芒之中的。我个人从来没有想到把公开发行版的结尾叫做大团圆”。

　　萨特和海德格尔式的伦理观也有它的积极作用，它将人的有限性化为了自由的无限性形式。也就是说，将人本性中的欠缺合法化，代替了从无限中产生的罪性。人在伦理困境中总会犯恶，而恶在这种伦理观下是无罪的。不得不说，比起一味道德归罪的时代，这种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伦理观对人类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以上便是我个人杂乱无章的思考的汇总。能够在无数视角中选择其中一个来书写是件相当快乐的事。或许它很不成熟，但如若你能从中或多或少获得一点启发，那便是我最大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