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卫生发展论文范文
医疗卫生发展论文篇1
[关键词]赤脚医生； 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6 — 0031 — 02
最近几年，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成效有目共睹。特别是2003年非典之后，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基本建成了覆盖城乡、功能上比较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应急医疗救治体系。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突显，医患关系急剧恶化，新闻中经常出现患者家属伤害医生的报导。医患关系的恶化、医疗改革的尴尬失败让更多人追忆起以前的赤脚医生制度。当下的80后、90后可能对赤脚医生制度不是很熟悉，它是产生于六十年代，持续到80年代初期的阶段性产物。赤脚医生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赤着脚给人看病的医生，而是背着药箱行走于田间地头，这与当前坐在医院与诊所医生大不相同。他们是经过选拔，接受一定时期的培训，只掌握简单医疗卫生常识和技能，在生产大队中不脱产，并仍然是农村户口的初级卫生保健人员。该制度曾经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方便了农民就医、改善了农村医疗条件、更好地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提高了农民的健康水平，甚至在全世界都享有名气，吸引很多国家前来学习。1985年，鉴于“赤脚医生数量膨胀和质量低下，人员培训、使用和考核缺乏规范，名称与国际不接轨”〔1〕，卫生部决定停止使用赤脚医生名称。
90年代以前国内对赤脚医生的研究很少，90年代以后对赤脚医生的研究与报导逐渐出现。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党与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极为重视，又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制度逐渐进入学者的关注视野。国内的相关专著主要有《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和《再造“病人”》两部，而且二者都是晚近才出现。其中，前者侧重于对赤脚医生与乡村医生的比较研究；后者在第九章《在政治表象的背后》，分析了赤脚医生出现和发展的原因、过程及作用。相关论文多是对赤脚医生典型人物经历的介绍与描述，如被誉为“合作医疗”之父的覃祥官和赤脚医生先进人物王桂珍等。另外，还有学者运用档案资料，以中国二元社会体制的视角，对比城乡差距，评析了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生、推行、发展和瓦解的过程。总体而言，学界对“赤脚医生”群体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具体来说，国内学者对赤脚医生制度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赤脚医生的口述史研究
口述史是关于赤脚医生的第一手资料，开此先河的正是张开宁先生。以张开宁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最早对“赤脚医生” 进行系统的研究，主要采用田野调查和个人深入访谈的方法，在云南、山东、江西、山西等省对一批赤脚医生、其家属、当年的干部及村民观察并进行深度个人访谈，获得了第一手资料，进而初步了解当年赤脚医生个人及家庭的一般情况、生活环境、工作能力与负担，以及与干部和群众的关系等等。出版了《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一书， 集图文史料、访谈实录、研究论文为一体，构成了一批宝贵的口述史资料。
该书不只是对赤脚医生做口述史研究，也侧重于对赤脚医生与乡村医生做比较研究。张开宁先生的关注点是从微观层面展开研究，“本书更为关注的是群体中的微观层面，即通过对赤脚医生/乡村一生的个人视角和经历体验的描述来透视他/她扮演的角色所在村落、社区的影响，从而揭示出医疗卫生制度的一个侧面。”〔2〕在关于赤脚医生发展过程的历史回顾中，包括了反映赤脚医生培训、服务、会议、表彰等方面的照片和文字，有个人的经历等方方面面，这样就为专家学者提供了真实、鲜活、丰富多彩的研究样本，可以进行挖掘机理论研究。本书还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了中国赤脚医生的性别与工分制，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从女性主义视角看赤脚医生制度的研究。
二、赤脚医生制度产生背景
这几年国内学者对赤脚医生制度的研究侧重于关注其产生的背景与原因，主要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等方面展开分析。其中政治因素有政府的关注及强势推动、毛泽东的个人影响。经济因素包括赤脚医生亦农亦医、培养的周期及经费少，从而降低了成本。社会文化因素包括乡土人际关系的相融与和谐、特殊时代给予的特殊正式上的信任等。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刘影：《赤脚医生产生和存在的缘由及其启示》，载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李海红：《赤脚医生产生的背景分析》，载于兰台世界，2011年11月上旬；刘勇攀：《赤脚医生存在和产生的政治因素分析——以河南为例》，载于《才智》，2011年第4期。
温益群认为赤脚医生出现的社会背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 强烈的社会需求： 合作医疗以及合作医疗的实践者赤脚医生， 在有限的社会条件下缓解了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2） 理智的选择： 中国放弃了对“最优” 的追求， 选择了具有可行性的“最佳”的追求。（3） 外来的帮助： 由城里大医院的医生、解放军医务人员组成的巡回医疗队， 到农村送医送药的同时， 为农村赤脚医生的培养做出了贡献。（4） 中草药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在卫生资源上就地取材的做法值得倡导。（5） 媒体宣传和社会表彰： 促成了赤脚医生按照社会要求来塑造、表现和发展自身的行为。其次，社区文化方面的原因：（1）农民群众对赤脚医生给予了政治上的信任和文化上的崇敬， 并对其便捷经济的行医方式有着极大的需要。（2）农民群众和赤脚医生之间有一种较为平等的医患关系。（3）天生自然的社会支持系统： 家人和当地干部群众的帮助。〔3〕
杨念群从政治学和社会史角度对赤脚医生现象作了较深刻的理论分析，更多从乡村文化中分析赤脚医生。 他认为“所谓医疗这个词在乡村里不是一种技术行为，而是人情网络表达的一部分。〔4〕“赤脚医生” 的出现，主要是接续了乡土中国植根于民间亲情网络， 从而整合医疗资源的传统。从赤脚医生人选的选拔到医患关系、对赤脚医生的监督、赤脚医生的报酬等方面论证了赤脚医生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表现形式这么简单，而是乡村本土的情感网络、非情感利益互动与制度安排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赤脚医生制度的历史沿革
对于赤脚医生这个名称是何时正式出现的，张开宁曾做过研究。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对卫生工作做了一些重要指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就是中国医疗卫生史上著名的“六二六指示”：毛泽东对卫生部的谈话立刻引起了全国上下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极大重视。1968年第三期《红旗》杂志上刊载了一篇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改革的方向》的文章。随后，《人民日报》头版转载了这篇文章。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里，一共组织了23期“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报道和毛泽东的批示，使赤脚医生正式进入百姓生活中。从此，文件、报刊、书籍、广播以及广大百姓都习惯将“赤脚医生”泛指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的服务人员。
杨念群对赤脚医生的真实起源进行了探讨，一位美国人曾在一部描写协和医院发展历史的英文著作中声称陈志潜在定县培养的保健员就是赤脚医生。陈志潜也认为以后出现的赤脚医生制度是采纳了“定县经验”。〔5〕而在马海德的记忆中，赤脚医生是红军做法的延续。当年在苏维埃地区的一些医务学校会再短期内速成一批医务工作者。
新加坡的方小平博士通过对浙江省富阳县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个案研究，对富阳县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梳理。
浙江大学的李德成在其毕业论文中对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制度曾做过系统研究，对赤脚医生制度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作了分析，并从赤脚医生的产生到发展壮大到终结做了详细阐述，阐述了赤脚医生的选拔与培训、管理和待遇问题，进一步分析了赤脚医生的医患关系。
四、赤脚医生制度与国家控制
尽管学者普遍认为赤脚医生是文革社会运动的产物，很少有专门从国家角度来分析。张爱华、岳少华关注了作为制度安排的赤脚医生与政治动员、政治运动及国家观念的确立存在的关系。作者认为赤脚医生制度的推行依赖于国家权力对基层政权和农村社会的有效控制。国家权力充分利用赤脚医生在社会动员与树典型中的作用，强化现代国家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赤脚医生制度不是单纯的医疗制度，它代表的是一种通过政治动员方式而实施的国家控制。
对赤脚医生制度的研究，国内研究有诸多不足。在研究内容上，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因、背景、作用方面，缺少从国家视角审视该制度在社会控制与渗透的作用。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研究成果多是单一研究方法考察，很少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
希望借探讨赤脚医生制度，从中挖掘出值得当今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借鉴的经验，为改善和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供依据。
〔参 考 文 献〕
〔1〕张开宁， 温益群， 梁苹.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2〕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政治空间〔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3〕方小平. 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研究——浙江省富阳县各案研究〔J〕.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香港），2003，（10）.
〔4〕刘影.赤脚医生产生和存在的缘由及其启示〔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5）.
〔5〕李海红.赤脚医生产生的背景分析〔J〕.兰台世界，2011，（11）.
〔6〕刘勇攀.赤脚医生存在和产生的政治因素分析——以河南为例〔J〕.才智，2011，（04）.
〔7〕温益群.“赤脚医生”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文化因素〔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3）.
〔8〕王胜.赤脚医生群体的社会认同及原因分析——以河北省深泽县为个案〔J〕.中共党史研究，2011，（01）.
〔9〕张爱华，岳少华.中医兴衰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从“废止中医”案到赤脚医生制度〔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
〔10〕陈志潜.中国农村的医学——我的回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医疗卫生发展论文篇2
【关键词】社区公共卫生；发展趋势；预防医学；途径；干预策略；探析
【中图分类号】R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44-5511（2011）10-0396-01
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共卫生服务等职能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应是一个由政府领导的，多部门相互协作的，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私营机构等共同组成的、通力合作的体系，同时，这也是我国现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趋势。只有将公共卫生体系看作一个整体，对其进行统一建设和管理，才能保证这个体系职能的实现。
一、我国公共卫生的发展趋势
（一）彻底转变政府职能
公共卫生分属于专业技术性较强的领域，公共卫生系统的管理也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政府需要对我国的公共卫生系统进行授权。政府应该转变传统的管理观念，对公共卫生系统的管理，也应该主要体现在监督该系统的运作，确保公共系统内的各项具体措施能够得到贯彻执行，同时，还应该将政府的投入转变为政府购买社会的公共卫生服务产品，这样就能有效的提高公共卫生的服务效率。
（二）逐步建立完善的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机制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自下而上的信息管理系统，但是，仍然缺少可靠的基础数据和懂技术的懂网络运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还不能完全避免报告可能出现的错误，因此，我国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公共卫生系统的预警和监测机制，并对现有的卫生系统的资源进行整合，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疾病监控系统。
（三）转变“重治轻防”的思想误区
“重治轻防”是我国传统的公共卫生观念，它的长期存在造成我国大量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以及城乡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发展不平衡局面的出现，至今仍不能适应现代公共卫生以预防为主的要求。我国是人口大国，以“预防为主”能够有效地控制疾病的蔓延，极大地减少了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大力开展预防保健工作，有利于卫生服务公平性的实现。政府是公共卫生的主体，只有政府重视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才能将更多的投入转移到公共卫生领域。在卫生政策的制定方面，也要重点体现“公共”的特点，做好基本医疗和疾病的预防工作。
（四）、加快公共卫生机制的改革
我国现行的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改革的方向就是要改变卫生机构条块分割的状况，实行全行业统一管理。推行公共卫生体制的改革，不仅要理顺卫生监督体系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还要解决好各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能划分问题，加强对卫生系统的宏观调控和技术指导等能力。为了充分保证卫生服务的公众性，对于卫生事业的投入主要由政府承担，确保全国各个地区的居民都能公平的享有公共卫生服务。
二、预防医学新途径建议
20世纪人类文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也带来了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比如：生态环境破坏、全球变暖、新的病毒不断出现等等。单一全球全球变暖为例，全球变暖对人体造成的最直接的影响是极端高温产生的热效应，这种热效应在未来会变得十分频繁，由于高温热浪强度的增加和持续时间的增长，会导致以心脏、呼吸系统为主的疾病的死亡人数的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要重视预防医学的发展，下面就简要介绍两种发展预防医学的新途径。
首先，要坚持以健康为中心。这已经成为了公共卫生发展一大极其重要的特征，健康已经成为了生命物化的标志，作为唯一一种能和亲人以及社会共同进行分享和积累的最为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并且是一种个人拥有的资源，健康一直成为了人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和理想。就单独的一个社会来说，健康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标志，并且是人类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体现以及物质文明建设的保证。健康是一种最为基本的人权，只有达到尽可能的健康水平，健康已经成为了世界范围之内一项极其重要的社会性目标，同时也是一种资源，是劳动力再生产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对健康的投资有利于将劳动力工作时间进行延长，能够将劳动者因为病而缺课缺勤情况减少，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多合格的劳动力，最终增加了国民收入。所以，在进行经济活动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健康进行投资，以便发展和恢复人们最普遍、最基本的劳动生产能力以及社会活动能力。健康投资作为一项重要的，并且回报丰厚的生产性投资，就好像发展本身推动了卫生工作的同时，卫生工作也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卫生工作和发展这两者必须是齐头并进的。
其次，强调综合性服务。在卫生服务中，我们要始终强调综合性服务，不管是对群体还是个人，对于人群健康所提供的服务都必须是综合性的，并且保健和预防必须要在服务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要坚持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三级预防原则。
结语：本文中，笔者从四个方面简要论述了我国公共卫生发展的趋势，并提出了预防医学新途径的建议。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管理是密不可分的，这两个的工作目标基本一致，而且都是通过对人们健康环境进行保障来进行社会利益的满足。公共卫生管理注重的是社会实践，更像一种执行的手段。
参考文献
[1]郭淑霞.冯刚玲.秦江梅.郑荣华.吕凤莲.唐美娥.刘佳铭.芮东升.徐上知.张景玉 建设预防医学教学基地的思考与实践[期刊论文]-农垦医学 2005,(01).
[2]罗春燕.李敏.丁瑾瑜.何智纯.罗薇薇.吴维群.郁泉珍.冷培恩.陈文.张勘.刘雄鹰.张胜年 上海市公共卫生专业人员队伍建设面临的问题和原因[期刊论文]-上海预防医学 2007,(04).
[3]张淑华.吴惠慧.褚金花.李变兰.郭爱民.魏守刚 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综合性实验教学有关问题的探索[期刊论文]-实验技术与管理 2008,(11).
[4]万成松.李华.王冬.郑莉.邹飞 高素质应急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期刊论文]-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10,(01).
医疗卫生发展论文篇3
本刊编辑部为此特邀请业戎名学者、专家、律师、管理者对此十大新闻事件进行了点评。
1.“医闹”入刑，最高可判7年回 1433票
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其中，将刑法原第290条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这一条款增添“医疗”一项，即“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变更，意味着从2015年11月1日开始，“医闹”将正式入刑。
点评
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第290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致使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情节，首次将聚众扰乱医疗机构秩序的违法行为列为刑法打击的对象.这无疑将对保障医护人员安全、维护医疗机构秩序、创建和谐医患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可谓意义重大，这不仅是促使医患纠纷通过正常程序依法处理的重要手段，更是法律保障公民权益的具体体现。
――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 郑雪倩
2.李克强总理提出推进医卫体制改革，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 1406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5年1月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署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会议认为，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成长，对于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和社会公平，让农村居民获得便捷、价廉、安全的基本医疗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点评 乡村医生，曾经的“赤脚医生”，为解决农民看病就医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农村医疗卫生网的“网底”和农村居民健康的守护人，乡村医生队伍也是新医改的关键力量。因此，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非常重要，李克强总理亲自安排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更显示出党和国家对这一群体的重视，尽管这一群体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所改善。――陕西省山阳县卫生局副局长 徐毓才
3.基层医生职称评审取消论文“硬杠杠” 1342票
2015年1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从多方面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职称外语成绩可不作为申报条件。对论文、科研不做硬性规定，可作为评审的参考条件，引导医生回归临床。
点评 把外语成绩和作为基层医生职称评审的一项刚性要求，对临床医疗工作并没有多大好处，这种考核既不科学，也无必要，原有的职称评审制度早应废除。《意见》的出台，为基层卫生职称评审工作明确了方向，为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探索了路子，自此，“以论文论英雄”的职称评审制度将画上句号。
――安徽省卫计委基层卫生处处长 夏北海
4.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再出利好政策 1335票
201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从我国国情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长远建设出发，针对乡村医生队伍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改革乡村医生服务模式和激励机制，加强医疗服务监管，落实和完善乡村医生补偿、养老和培养培训政策，为乡村医生搭建“留得住、能发展、有保障”的舞台。
点评
《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颁布，引起了全国各级政府的空前重视和整个社会对基层卫生工作的关心。党和政府从我国国情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长远建设出发，针对农村卫生和乡村医生队伍面临的现实问题，落实和完善乡村医生补偿、养老和培训政策，为乡村医生搭建“留得住、能发展、有保障”的舞台，解决了多年来乡村医生的困惑和迷茫。
――中国医师协会乡村医生分会会长 蔡忠军
5.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 1296票
2015年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多部门印发了《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通过放宽条件、简化程序，优化政策环境.鼓励医师到基层、边远地区、医疗资源稀缺地区和其他有需求的医疗机构多点执业。
点评 医师多点执业可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民营医疗机构流动。但目前，整个体制对自由执业权的束缚仍然很多，比如公立医院的人事管理体制、医生对医疗事故的担忧等因素。进一步完善医师多点执业的配套政策，保障医师多点执业政策与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衔接，稳步推进医师合理流动，才能真正把多点执业推开。
――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庄一强
6.百万乡村医生有了自己的“家” 1260票
2015年4月26日，中国医师协会在北京成立乡村医生分会，中国140万“村医”有了自己的行业协会。作为社会组织，中国医师协会乡村医生分会为广大村医服务，搭建乡村医生与政府对话的桥梁和纽带，协助政府对乡村医生实施管理，为提升农村卫生保障能力和乡村医生队伍发展向政府建言献策。
点评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不仅需要政府做好顶层设计，也需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中国医师协会乡村医生分会的成立恰逢其迹抓住了乡村医生队伍的发展机遇，标志着百万乡村医生有了“娘家”！乡村医生分会成立以来，在搭建学习交流平台、提高乡村医生素质、反映乡村医生呼声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希望乡村医生分会今后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职能，在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方面作出更有成效的工作。
――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司副司长 诸宏明
7.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236票
2015年10月5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名单揭晓，来自中国的女药学家屠呦呦获奖，她的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屠呦呦女士也是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中国女科学家。
点评 屠呦呦多年执着地进行科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党和政府关心中医药、重视中医药、支持中医药发展取得的结果，是全国科技工作者、科学家群体共同努力的成果，是中医药为人类作出的新的贡献。屠呦呦的获奖，也表明了国际医学界对中国医学研究的深切关注，表明了中医药对维护人类健康的深刻意义，展现了中国科学家的学术精神和创新能力，是中国医药卫生界的骄傲。
――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伯礼
8.二孩政策全面放开 1223票
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会议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
点评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是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作出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有利于更好地满足群众的生育意愿，促进家庭的幸福与社会和谐，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减缓老龄化压力，更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国家卫生计生委有关负责人
9.城乡居民患大病不再有“灾难性支出” 1217票
2015年8月，《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意见》提出，2015年底前，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群，大病患者看病就医负担有效减轻；到2017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大病保险制度.与医疗救助等制度紧密衔接，共同发挥托底保障功能。
点评 “病有所医”从来就是中国人民的梦想。大病保险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拓展和延伸，是对大病患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给予进一步保障的一项新的制度性安排，此次实施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由政府出资，为百姓投保，解决困难人群的大病问题，是政府救济行为。这一举措对于持续深化医改，瞄准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痛点”，守住社会保障底线，有重大意义。
――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善联
10.国家制定高曲压、糖尿病分级诊疗“路线图” 1211票
国家卫生计生委于2015年12月1日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做好高血压、糖尿病的分级诊疗试点工作，为患者建立健康档案。《通知》要求，根据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病率、发病率、就诊率和分级诊疗技术方案，确定适合分级诊疗服务模式的患者数量，评估病情和基本情况。
点评 分级诊疗是深化医改的重要内容，是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举措。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有利于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推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同时，对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防控工作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医疗卫生发展论文篇4
[关键词]延边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卫生控制权；国家主权
目前学界关于卫生机构（1）的研究较为薄弱，尚未形成专门的研究成果。而关于清末民初延边地区医疗卫生机构（2）方面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本文拟就清末民初延边地区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分析，深入研究中日两国围绕医疗卫生控制权展开的激烈争夺，进而全面了解延边地区的医疗卫生状况，为我国边疆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依据。
一、清末民初卫生机构体制沿革
（一）清末卫生机构体制开始起步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初步设立了卫生行政机构。1905年，中央巡警部成立，它是集公安、司法、民政于一体的机构。其中警保司内下设卫生科，设有员外郎、主事、书记官等人员，办理科务。这标志着“卫生”字眼在我国政府机构的名称中首次出现，专管卫生事务的机构也在我国正式形成。1906年，巡警部改为民政部，下设的卫生司包括检疫、方术和保健三科，设有郎中一人、员外郎和主事各二人、六品医官一人、七品小京官和医官各一人，管理卫生事务。[1]
清朝末期，中央卫生和警察部门是分开的，地方上确立了卫生警察制度，构筑了近代公共卫生体制的雏形。以吉林省为例，1906年，巡警厅由吉林将军达桂正式创办，下设卫生处。而后省内各府、厅、州、县也成立巡警局（所），设立卫生股或者卫生警察，主管卫生事宜。可见清末地方卫生行政事务主要由卫生警察掌管，在卫生防疫、宣传卫生思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警察机构因为缺乏专业的防疫知识和医务人员，当疫情袭来时，就需组建临时性的防疫和检疫机构，如1910年东北鼠疫爆发后，清政府设置的京师防疫局、吉林全省防疫总局等。东三省内各地也相继设置防疫局、检疫所、隔离所、庇寒所等卫生机构，实行了一系列防疫措施，如检疫、交通管制、隔离等，最终鼠疫在4个月内被扑灭，并召开了万国鼠疫大会，这对后来的鼠疫防治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二）民国初期卫生机构体制逐渐发展
民国初期，全国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为内务部，其下设置的卫生司负责卫生事务管理。卫生司下设中央防疫处、卫生实验所、卫生陈列所等部门，具体分管卫生事务。其中，中央防疫处于1919年3月成立，它表明部级的专门防疫机构在我国开始设立。可见我国的卫生机构在北洋政府时期己成为一个独立部门分化出来，这对我国公共卫生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北洋政府时期，地方政府还未设立卫生专管机构，地方警察机关都设有卫生科，负责相关卫生工作。而此时中央防疫处是在中央设置的专门性的卫生防疫机构，临时性的防疫机构只在地方上出现疫病时才会被设立。1912年，“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在伍连德的主持下于哈尔滨成立，它标志着正式的医疗防疫机构在我国首次出现，极大的推进了我国的卫生行政和防疫的制度化建设。然而，一套完备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卫生防疫体系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逐渐成熟。
二、中日在延边地区争设医疗卫生机构
（一）延边地方政府设立的医疗卫生机构
1902年延吉厅在局子街成立，专理民政。1903年3月，由延吉厅衙门户房兼管地方卫生行政事宜。之后，巡警局在延边各府、厅、州、县成立，独立的专职部门在地方卫生行政机构中形成，并设置卫生股或卫生警察进行管理。1906年11月，延吉厅警务总局卫生股设一警察，兼管检疫、诊疫、清洁等事宜。汪清县巡警局也相继设立卫生股，敦化县警务局设立卫生科，管理卫生事务。
1907年，延吉边务公署成立。延吉边务督办陈照常根据延吉缺医少药的情况请示朝廷，由清政府拨款2千两金，最终边务医院于1908年6月在延吉成立，配有司药官、看护长等12名医务人员和14张病床。[2]在延边地区内，它是第一个内设病床的公立医院，李绍良还制定了第一个医院管理条例--《边务医院章程》，可见边务医院已初具现代医院的雏形。1910年2月，它改称为延吉官医院。1916年10月，在局子街河北和六道沟增设两所分院，3院人员总数25人，院长1人，医生5人，司药、看护4人，会计3人，其他12人。[3]1917年2月，因经费不足，延吉官医院和河北分院合并，并最终于1932年停办。
（二）日本设立的日立医院
1907年，日本在龙井设置“朝鲜统监府临时间岛派出所”，积极扩充各种医疗设备，推行殖民医学策略，以笼络人心，试图扩大侵略范围。1907年8月24日，日本军医村井寿夫在龙井开办间岛慈惠医院，并带领两名医生和一名看护长，[4]协助他完成医疗卫生事宜。另外，日本还安排专人任职卫生委员，负责向当地民众讲授卫生知识。间岛慈惠医院最终于1909年8月停办，它在延边百姓心里留下了较好的形象，它是第一所在近代延边地区成立的西医医院。
1909年11月，日本在龙井建立总领事馆后，开始招聘医生、助产士和看护员，开设间岛病院，对延边居民进行免费诊治，并加上其先进的医疗技术，到间岛病院进行诊治的人数逐渐增多，很快就得到了延边民众的信任。间岛病院于1918年极力扩充了医疗设备，增强了医疗技术力量，并改称为间岛慈惠病（医）院，院长派久贺文郎任职。到1925年，它又改称为咸镜北道道立间岛病院，重新扩大规模，设置内、外、妇、五官等医疗科室和住院病床，配有5名医生、14名护士、1名药剂师、1名会计、12名佣人。[5]
就这样，延边地区的医疗卫生控制权逐步被日本驻延边地区总领事馆所操纵，并形成了一张严密的医疗卫生网，管辖着延边地区的医疗卫生状况。
三、围绕医疗卫生机构展开的主权之争
清末民初时期，由于当时的医疗卫生体制尚处于起步并逐渐发展的阶段，中国政府虽然创办了医疗卫生机构，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延边居民的生命健康，但是仍然无法与医疗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经费充足的日立医院相抗衡，日本侵略者积极推行殖民医学策略来笼络人心，企图侵占延边地区以及实现其“大陆政策”，最终操控了延边地区的医疗卫生控制权。中日设置的医疗卫生机构，在客观上促进了延边地区医疗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和日本围绕医疗卫生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究其实质，主要是因为医疗卫生控制权是国家主权的主要组成部分。延边地区位于中、俄、朝三国的交界处，是东北亚的核心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险要。日本因其既定的“大陆政策”以及防范俄国的战略需要，把它当作从朝鲜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企图将延边地区成为日军的战略缓冲地带，因此十分重视延边地区。于是，日本试从医疗卫生角度出发，大力扩充医疗设施，积极设置医疗卫生机构，以此笼络人心，争夺医疗卫生控制权，进而夺取延边地区的管辖权，为其“大陆政策”的推进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时期，我国的卫生机构体制尚处于起步及逐渐发展阶段，而延边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较为落后，尤其自1910年东北鼠疫波及延边地区之后，此地的医疗卫生状况亟待改善，且延边地区战略地位险要，这就为日本争夺延边地区的医疗卫生控制权提供了契机。中日两国通过设立医疗卫生机构围绕延边地区的医疗卫生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些医疗卫生机构的成立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同时，也需要我们注意到，医疗卫生控制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卫生事业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十分重要，它关乎着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因此，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以史为鉴，坚持维护国家主权神圣而不可侵犯。
注释：
（1）卫生机构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主要包括医疗机构、卫生检验机构、防疫站和培训机构等。
（2）医疗卫生机构指依法成立的进行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卫生机构的总称，包括医院、疗养院、急救站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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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吉林省延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延吉市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452、468.
[3]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志（下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6：1669.
[4]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局编.延吉道概况（初稿）[M].延吉：延边州档案馆，1984：75.
[5]王京涛.试析二十世纪初东北鼠疫与延边地区防疫卫生状况[D].延边大学硕士论文，2012：33.
医疗卫生发展论文篇5
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属公共物品范畴，是政府进行公共政策干预和制定相应公共政策的领域。在经济学研究中，产品或服务依据属性不同，分为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具有不可分割性，很大程度上属社会必需品，只能由政府提供。根据世界银行《1993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划分[2]，第一类是公共卫生服务属公共品，即不论人们收入水平高低都应该得到公共卫生保健服务，包括对重大疾病尤其是地方病和传染病的预防、监控和医治，对食品、药品、公共环境卫生监督管制以及相关的卫生宣传、健康教育、免疫接种等，其提供者应该是政府。第二类是基本临床医疗卫生服务，主要包括孕产妇产期卫生服务、儿童预防保健、计划生育服务、小伤小病的治疗等，政府有责任保障所有人口获得基本临床医疗卫生服务，这也属公共物品范畴。第三类是那些可随意选择的临床医疗卫生服务，主要包括大的疾病的治疗。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由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两部分组成：农村公共卫生范围包括各种传染性疾病、地方病的预防与控制服务、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健康教育、环境卫生等，作用在于降低农村居民群体的健康风险，属于公共物品；农村医疗服务主要指疾病的诊治、康复治疗等临床服务，更倾向私人物品属性。政府应通过制定相应公共政策及利用财政手段，增加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供给，提高农村卫生服务能力；同时利用合同等采购机制，为农村提供更多高层次医疗卫生服务，满足农村发展需求。高校图书馆能参与提供这些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很强专业性，医务人员掌握专门知识技能，借助一定器械对患者进行诊断与治疗，患者需遵医嘱配合治疗，治疗过程中医务人员居主导地位。患者缺乏医学专门知识，对自己的病因、病情、治疗方法、医疗费用不能准确判断。在医患关系中，患者为实现诊治目标必须公告其完全信息，医务人员则不向患者公告包括病情、治疗方法和相关费用等完全信息，因此产生医患信息不对称。医务人员处于强势地位，在制度约束和利益约束不足情况下，可能会诱导需求让患者接受不必要的检查、检验或治疗，患者因无法讨价还价而可能使经济受到损失。医疗保险的受众群体在和医疗和医疗保险机构博弈时也处于劣势。农村居民由于知识储备的限制，在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博弈中信息劣势更明显。为保障农村居民获得优质高效卫生服务，需政府用公共政策来加以干预和矫正。为了有效满足农村居民在工作、生活中产生的多元化信息需求(如对医疗卫生信息、教育信息、社区生活信息的需求)，相关研究讨论了若干模式。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以农村图书馆为基础的综合性信息服务机构模式。这种模式在发达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已有悠久传统，它的特点是通过提供参考资料（即纸本或电子文献）、参考咨询服务（即直接的问题解答）、导引服务（即把农民引导到能更好地回答其问题的其他机构）等，为农民提供多层次、多渠道的“一站式”服务[1]。高校图书馆可在医疗卫生信息、医学教育等方面提供有力帮助。比如：开展流动服务送科技下乡，利用馆藏科技文献的优势，编印发放医学科技简讯、致富信息资料，摘编有关医学、中草药种植等各种信息刊物，提高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宣传医学科普知识，包括禽流感等人畜共患疾病防治，严格控制重点传染性疾病的流行，计划生育服务等方面知识。开展农村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医学信息素质和文献检索技能培训[7]。
2高校图书馆可为农村医疗卫生及福利改善和发展服务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集中体现，要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化又快又好发展，要增强农村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消除农村贫困、改善农村福利是必然选择。政府公共卫生资源向农村倾斜，提高公共卫生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有助提高农村福利水平，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府在新增投入农村的公共卫生资源时，应更多保证公共卫生服务，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政府组织部门机构结对帮扶“扶贫”活动，是消除农村贫困，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方法之一。高校尤其医学院校图书馆可就此提供多种信息服务。包括：指导帮助建立农家书屋等，不但提供流行病、传染病、地方病等方面的资料，也提供帮助农村在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提升农村人力资源、改善福利、消除农村贫困等方面的信息服务，加强资源建设。帮助农村建立医学服务方面的数字化网络电子资源，提供医学卫生方面的政策、知识、信息资源，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
3高校图书馆可参与农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网络化模式构建
3.1构筑网络化综合性信息服务平台
（1）以各地级市政府卫生管理网站为主导，与基层市(县)政府卫生管理网合作，邀请社会各医疗卫生部门如高校图书馆加盟，建立网络化的地区综合性医疗卫生信息服务平台。（2）整合市、市(县)政府卫生网站，联合社会医疗卫生组织和部门，建立统一的卫生信息服务平台。由于能上网的农民不多，需尽可能保障每个自然屯建一个可上网的信息站。
3.2高校图书馆参与建立多样化信息服务结构
一是，医疗卫生知识资源整合与提供，如简单的疾病知识、防病知识，特别包括地方病、易发病、老年病和儿童常见病等。另外还包括及时、早期发现疾病以及家庭常用药品和简单的急救处置方法等常识。二是，医疗卫生机构信息资源整合与提供，包括市内各医疗单位的医疗项目、医务专家、医疗价格、联系形式以及药店的新药、特药等，满足广大农民看病、治病的信息需求。三是，国家和地方医疗卫生政务信息资源和医疗卫生方面的法律法规的整合与提供。四是，网上远程咨询服务，主要是医疗卫生专家与网民之间利用Email、BBS等网络方式进行非同步非实时性互动。3.3实施多元化运行操作模式即公益性和商业化两种模式并行运作。前者由政府部门主导并负责维护和管理，同时还承担卫生政务信息资源、医疗卫生相关法律法规及地区医疗卫生部门信息资源整合与公益性提供等工作。后者包括个体或集体性质医疗部门的广告宣传信息和有偿信息咨询服务[6]。这些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模式，高校图书馆都可参与构建，服务新农村建设。
4高校及图书馆可帮助提高农村医疗卫生人才素质及加强医改
舒尔茨(1997)认为，健康和生产率密切关系，儿童期的健康影响儿童将来在学校和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成人的健康与生产率关系更直接，生病和残疾会影响工作量，身体不健康的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显著较低。通过投资健康来改善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能提高人口素质、增加低收入群体福利，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疾病对人力资源的直接与间接损害，会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健康对低收入的农民意义更大，农民赖以谋生和增加经济收入的最重要资源就是劳动力，劳动力资源的生产效率受健康程度和教育程度的影响很大。高校尤其医学院校图书馆可提供预防医学、健康教育的知识服务，帮助减少农村人力资源损失。缺乏人力资本是农村地区经济落后、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改善农村居民人力资本质量、数量水平，能够显著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市场无法让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充分获得基础卫生保健和基本临床服务，也无法为农民提供防范疾病风险所需的医疗保险。政府加以干预非常必要。政府加大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投资，能增加人力资本，减少疾病带来的直接损失，促进经济发展。高校及图书馆应积极参与公共卫生事业。
广东省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的投入，组织高校对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开展继续教育培训，广东医学院参与培训。2007年9月～2009年1月，广东医学院与省卫生厅联合举办六期广东省农村卫生人才培训班，对粤西地区266所乡镇卫生院800名业务骨干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脱产培训，该培训班在卫生厅专家督导评估中被评为优秀等级，培训效果好。2010年继续举办农村卫生人才培训班。医学院图书馆也为培训农村医疗卫生人才提供医疗卫生专业的信息、知识服务。为广东农村基层卫生医疗事业做出了贡献。广东医学院近年有的专业（如临床医学、护理学、医学检验、麻醉等）毕业生就业率达到100%，也鼓励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4]，为广东省粤西地区的基层农村医疗卫生人才提供强大保障，既保障了粤西地区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又促进了医学院的发展，也较好地发挥了广东省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作用，达到了一种双赢，甚至三赢的效果。在这项事业中，高校图书馆可多购买同当地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相关的医学专业书籍、期刊、教材、教学参考书，电子数据库等，就农村医疗卫生发展进行医学信息资源建设，也可加强引导农村医疗卫生人才对图书馆的利用，查找信息资料，使用医学数据库的培训，充分利用高校图书馆尤其是医学院校图书馆的各种资源，提高农村医疗卫生人才的信息素养及医疗水平；加强循证医学研究，使当地医疗卫生高层次人才，更好地研究所遇到的病例，取得新成果。比如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在为粤西农村的病人做诊断治疗时，发现一例新的皮肤病种，参考学院图书馆外文资料，在国外期刊发表了相关论文英文版，研究达到新的高度。2010年8月，《中华皮肤科杂志》上发表了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樊翌明教授撰写的论文“国内首见真皮毛孢子菌引起皮肤感染一例”，最近一期《美国皮肤病学会杂志》（JAmericanA-cademyofDermatology）也刊登该文英文版（Prima-rycutaneoustrichosporonosiscausedbyTrichosporondermatitisinanimmunocompetentman），该文完整报道了世界首例真皮毛孢子菌引起皮肤感染[3]。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村卫生服务构成中的一些不属公共卫生范畴如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治，也可能因患者支付能力不足被排斥在享受医疗卫生服务范围外。政府干预农村卫生服务的公共政策应立足农村医疗卫生需求与能力特点，重点从资金上对农村卫生服务实施倾斜政策。增加品质优越、价格低廉、能够适应农村实际的卫生服务供给。政府应不断制定有利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解决农村卫生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提高农村卫生服务能力。为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可通过更高端技术，将医疗成本尽可能降低[9]。高校图书馆具有信息资源和人才、技术优势，可针对医疗体制、医学科技进行书刊、资料、学科服务等资源建设，帮助政府管理人员、医疗卫生人才、科技人员和广大农村人民群众多了解和研究解决之道。
医疗卫生发展论文篇6
关键词：医患沟通 问题 对策
医患沟通是指在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保健领域中，坚持以医生为主导，以病人为中心的观念，医患双方围绕着疾病、健康、心理、服务、诊疗等社会心理因素，将人文与医学紧密结合，通过多种有效途径进行全方位的交流与沟通，促使医患双方达成共识并建立一种良好的互信合作关系，最终以维护健康、提供优质服务、促进医学发展为目标。
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及服务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医患沟通逐渐成了医疗服务领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现代临床实践中，不再只是单单注重知识、注重医技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关注人文情怀、关注态度的问题，要弘扬和继承人文精神，讲究人文关怀。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医学教育方面存在着许多的缺陷，尤其是在医学的人文教育方面尤为突出，就我国目前状况来说，要想真正实现有效的医患沟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医患沟通不畅的原因分析
1.法律制度分析
站在法律的角度来分析医患沟通不畅的成因，主要概括为以下的方面：
一是医患沟通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不到位。目前，我国对医患沟通适用和调整的法律尚未建立，临床过程中所面临的履行告知的标准、要求、界定及范围，医疗特权的免责及范围，具有知情同意权的主体地位的排序等问题，都还缺乏相关的司法解释或者是明确的法律条款，以至于造成医患双方在临床实践的司法过程中常遭遇到困惑及尴尬的场景。
二是医患双方法律上的主体地位不平等。目前，虽然我国法律已经对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所享有的知情同意权及主体地位平等权有所规定，但是，就作为医疗主体的医院及医务人员来说，他们对患者的主体意识依旧落后，缺乏对现行法律中有关医患沟通问题规定条款的清晰认识，缺乏主动沟通的意识，仍以“家长式”、“权威式”的行事方式为主，为医患沟通不畅埋下了隐患。
2.医疗体制分析
目前我国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经费投入难以保证医疗机构的生存与发展，医疗机构为了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行，必须依靠医疗收入来弥补政府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从而形成了以“利”为主的观念，即医务人员的收入增加，患者的费用就增加，医务人员的收入减少，患者的费用就降低。除此，现阶段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国家不能分担患者的过多负担，在医疗费用中个人支出占的比重较大，患者的经济负担沉重，这种医疗制度导致医患双方在涉及到经济利益时往往处于对立面，以至于患者可能将矛头指向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将其作为自身发泄的对象，成了当前医患沟通的主要障碍。
二、研究促进医患沟通的对策或可行性建议
1.健全法律法规制度
结合我国的国情，加快医患沟通的立法，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
一是完善医患沟通的立法和行政工作。通过立法或法规的形式来完善现有制度的缺陷，建立“患者安全和医师风险管理”的制度和机制，确立有关患者诊疗中安全的原则以及医生发生重大医疗事故必须马上报告的原则等。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患者医学知识的普及和教育制度，培养患者的医学知识，缩小医患间的认知差距。吸收借鉴国际上通用的“监察人”制度，在现行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加入医疗机构的“监察人”制度的设立，即由法律指定的第三方中立者，依法收集信息，定期通告给全社会，对医疗机构的日常管理进行监督和检查。
二是改革司法诉讼制度。首先要控制诉讼频率，初期可将医疗案件交给专门设立的医疗仲裁委员会来处理，最后再通过设立诉讼前检查机制或法院立案机制，对医疗事件进行审查，避免患者滥用诉讼权，遏制案件的数量。其次要控制诉讼赔偿额，取消法律中关于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及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确立实际损失赔偿额及限额赔偿的原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再次必须修改法律中关于知情同意权的部分规定，对医疗义务的标准进行修改，以减轻医务人员的压力；通过立法保障仲裁机构或司法部门决定患者或受害人需要多少必要的信息的相关权利的行使。最后O立简易审判程序，由专门审理案件的法官组成医疗事故法庭，通过其积累的经验、技巧、知识等，加快案件的处理；另外经被告、原告的同意，可遵循简易审判程序，双方采取和解或协商的方式解决。
三是通过法律设立替代性医疗事故解决机制。目前解决医疗事故的司法诉讼方式具有效率低下、费时费力等缺陷，为弥补这一缺憾，有必要通过法律设立关于医疗仲裁及和解等非诉讼解决方式，即引入第三方---替代性医疗事故解决机制（ADR）。除此，还有一种综合性ADR方法，虽然ADR的方式多样化，但主要的还是以仲裁和调解的方式为主，综合性ADR方法即多种ADR方法的混合使用，必须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例如在“调解仲裁中”，必须先采取调解的方式，调解不成功才可以采取仲裁的方式。
2.完善医疗体制
一是全面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和保险法律，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消除医患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全面的强制性的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独立的医疗事故鉴定制度；以商业保险为模式，规定医务人员必须与赔偿责任挂钩，医疗执业责任保险费由医务人员个人风险储蓄金和医疗机构固定保险费两部分组成。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增加了医保药品品种，优化了药品的结构，医生给药更加的方便，有利于解决患者“看病贵”的问题，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减轻其经济负担，为医患沟通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是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积极扩大新农合和医保的覆盖面，大力发展城市和农村的社区卫生服务，增加卫生服务的供给量，平衡医患之间的供求矛盾，尽力解决患者“看病难”的问题，提升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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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昆利，1993，汉，云南省曲靖市，硕士，就读于云南大学专业：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赖媛媛，1993，汉，福建省三明市，硕士，就读于云南大学 专业：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医疗卫生发展论文篇7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意见》紧紧围绕“一个大厦、四梁八柱”，提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制度。随之公布的《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明确2009～2011年期间，各级政府需要投入8500亿元。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得到普及，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取得突破，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2005年－2011年，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从探索讨论、奠定基础到确立实施，始终围绕着“基本”、“均等”和“公平”，那么，四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发展是否有效地保证了患者合理就医?如何根据患者就医需求和就医行为调整各项制度的发展路径?这是本文通过综述2009－2011年的实证研究要回答的问题。
卫生政策角度的就医行为
麦克拉夫林德互动理论模式指出，政策的执行过程是执行组织和受影响者之间就目标手段作出的相互调适的互动过程，政策执行的有效与否取决于两者的相互调适的程度。研究政策执行的有效关键在于研究政策对受影响者的影响有多大，以及受影响者对政策的认知、评价［2］。卫生政策对患者的影响直接表现为患者的就医行为，以及患者对卫生政策的认知和评价。就医行为是医疗卫生制度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根本动因，全面掌握就医行为的现状及其特点，才能针对性地改革和完善卫生制度［3］。具体分析框架有Andersen(1968)医疗服务利用的行为模型、麦肯尼克的就医行为通用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等。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对城乡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制度”、“医疗保障”、“药物”、“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和“就医行为”等关键词组合，检索维普、CNKI、和万方数据库，共搜到2005－2011年期间相关文献69篇，09、10年共36篇。其中，56篇涉及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影响，30篇涉及新农合合作医疗制度影响，10篇涉及基本药物制度影响，34篇涉及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影响，16篇涉及基本公共卫生体系影响，5篇涉及政策组合影响。从论文数量我们可以看出，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与就医行为的关系较密切。国内外研究都表明，医疗保险政策是作用于居民就医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刘国恩指出，当个人资源约束条件改善后，人们的行为可能随之改变，包括居民的就医行为和医生的行医行为［4］。换言之，居民就医选择对医疗保险政策敏感。居民是否就诊主要受家庭收入、健康状况、医疗服务价格水平和是否有医疗保险的影响［5］;参加医疗保险的居民两周就诊率和住院率均明显高于未参加医疗保险的居民［6－8］。就医机构选择主要受医疗费用负担形式［8］、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就医方便程度(距离)的影响。单蕾在深圳的研究表明，51．46%首诊机构选择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因为价格便宜及就诊方便，参保人就医意愿明显增加。选择综合医院则主要考虑医院医疗技术较高，大型医疗检查设备有利诊断［9］。PhilipH．Brown和CarolineTheoharides(2008)采用巢式Logit模式分析了25个县的家庭调查数据，发现寻求治疗的条件、医疗费用的报销计划和平均日消费严重影响着人们对医院的选择［10］。
目前，基本医保制度存在报销范围小、补偿比例低、配套不到位等问题。郭文芹发现，参加新农合的受访者中，84．9%的患者表示慢性病的就医无法报销，导致患者选择就近药店买药治疗［11］。而熊巨洋的研究表明，慢病的综合管理，医保政策向小病、慢性病和常见病倾斜，可以将社区居民引导到社区医院，提高社区门诊量［12］。陈玲(2008)新农合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就医行为研究指出，新农合对农村老年人影响较大的是大病住院时的就医行为，而对就医中其他医疗需求影响较小，尤其是预防、慢性病患者、康复照顾［13］。庞国华发现，构成不合理就诊意向的因素主要是医疗保险制度调控效果不佳:新农合对参合患者的补偿比例与患者的期望值相差较远，以及农村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质量较差。另外，新农合实施后，由于乡村卫生设施落后、技术水平偏低，导致农民看病和住院趋向高一级医疗机构，特别是住院治疗［14］。周毅的研究也发现，医疗费用负担形式对患者住院或应住院未住院不具有影响，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医生要求住院的疾病通常是比较严重的［8］。在发达地区广东，农民认为各级医院的报销比例对其选择医院没有太大影响，医院服务的质量是农民考虑的首要因素，其次是医院的收费标准［15］。重庆的研究也有类似结果，70．62%的居民不去医院看病的原因是“怕医疗费贵”或明确表示“没钱看病”，而城镇医疗保险对是否去医院看病影响不大，具有显著影响的是经济收入、疾病严重程度［16］。
基本药物制度影响居民就医行为的两个重要因素是药物价格和方便程度。李新泰的研究表明，山东省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药品加成比例下降，参合农民报销比例提高，乡镇卫生院的门诊就医次数明显增加，合理用药情况有待进一步观察［17～18］。黄欢的研究发现，大部分社区居民在患小病、常见病和慢性病时，选择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就诊，其实行的药品“零差率”政策，能够切实缓解居民“看病贵”问题［19］。赖春娣的研究表明，执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药物目录》后，基本药物价格下降30%，常见病多发病按照临床路径治疗，农民基本没有“医生乱开药”和“医药费昂贵”的担忧［20］。但是，目前的研究发现，城乡居民的自我医疗比例都较高:济南市长清区56．1%的居民首选“自我医疗”，主要是因为自感病轻［21］;北京市社区35岁以上慢性病人群40．67%选择自己买药［22］;重庆市沙坪坝区城乡居民88．14%到药房买药吃，其中49．15%怕医药费贵［16］。周毅的个案研究发现，居民在选择药店和其他医疗机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主要是因为:第一，该药店是医疗保险机构的定点药店，居民在消费时可以刷卡或报销;第二，自觉病情较轻，可以自我医疗;第三，药店的可及性较强［8］。魏来的研究表明，部分居民采取自我医疗的原因是医院药价较高，医院药品报销20～40%后价格还比药店高;基本药品目录一般是普通药、便宜药、范围狭窄，像新康泰克、斯达舒等稍贵药没有列入［7］。杨哲则指出，自我医疗比例的提高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必然，加强药品经销尤其是零售的管理是大势所趋［23］。#p#分页标题#e#
基本医疗服务机构的医疗技术、价格水平和可及性是影响居民就医行为的重要因素［15，19，21，24－29］。赵文晓指出，长清区居民选择医疗机构考虑的因素依次是就近方便、医疗水平、设备先进、收费合理、医保定点和知名专家［21］。鲍勇等对上海市社区居民就医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社区居民受就医医院的医疗水平、技术水平因素影响。选择综合性医院就诊的主要原因是医疗技术，不选择的原因是等候时间长;选择社区医院就诊的主要原因是交通便捷，其次是价格便宜，不选择的主要原因是技术不够［24～25］。黄欢指出，居民认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需要改进的方面包括医生水平、服务价格、医疗设备和就医环境。“离家近”、“候诊时间短”、“医护人员服务态度好”成为影响居民一般诊疗行为的首要因素［19］。贾清萍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江西萍乡市的农民就医行为，结果表明，农村医院的技术水平、就医方便性和医疗设备是影响农民就医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26］赖洁莲发现，农民就医地点的选择受个人因素(农民收入、疾病的紧急情况、个人对医疗服务及其产品的认识)和环境因素(医院的距离、医院的服务质量、参照群体以及医保政策)的影响［15］。目前，基层医疗机构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不足是导致患者趋高就医的主要原因。宋春燕的农村地区医疗服务分流研究指出，县级医疗机构门诊患者中适合分流的有67.25%、住院患者中适合分流的有23.15%，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能够承接的只有48.45%和16.5%;乡镇卫生院的实际服务能力不足影响农村患者的就医［29］。倪茹新上海市慢性病就诊的调查中，社区医生判断94%的高血压、高血糖患者可在社区卫生机构接受诊治，实际为84.8%;社区医生判断有53．2%患者可以在家庭病床及一级医院接受住院治疗，而患者住院有53.9%愿意选2～3级医院;因此使80%以上门诊病人及二分之一以上住院患者接受社区卫生服务是必要而可行的［30］。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是影响居民健康行为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中老年人慢性病的预防治疗。1978年《阿拉木图宣言》指出，健康教育是所有卫生问题、预防方法及控制措施中最为重要的，是能否实现初级卫生保健任务的关键。据知信行理论推断，居民对疾病相关知识的掌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就医行为的健康与否。目前，农民“小病拖、大病扛”现象普遍，农民健康投资意识淡薄，健康知识知晓率、体格检查率低和患者随访率低。姚兆余的研究显示，文化程度对农村居民就医行为影响显著［31］。冯海龙的研究发现，城乡中老年人中从未进行体格检查者占61%，患病后就医者占25.7%，自行买药治疗者占56.5%，就医意识差(尤其是农村中老年人)给中老年人的健康带来潜在威胁［32］。李德华(2009)的农村自报糖尿病患者健康知识及就医行为分析发现，患者空腹血糖最高值和目前控制水平的知晓率低:57.7%和45.3%;餐后2h的血糖最高值和目前控制水平的知晓率仅为10.9%和8.6%;73.68%能够按照医嘱按时按量长期坚持服药，仅有10.9%完全按照医嘱改变了生活行为方式［33］。曾丽的研究发现，健康教育后门诊病人对健康讲座及义诊等医疗服务的要求有显著的提高，希望开便宜、医师又认为合适药物的患者比例明显增加［34］。
讨论及对策
医疗卫生发展论文篇8
[关键词] 科技创新；能力；医疗卫生；分析
[中图分类号] R197.323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07（a）-0159-03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世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科技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1]。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大多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国家优先发展战略[2]。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增长，其中科技进步起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其中自主创新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但目前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处于非常薄弱的状态，原创性、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科技成果不多，关键技术大部分来自进口，低水平的科技创新能力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
医疗卫生与人类本身的生存发展和生活质量休戚相关。随着医疗卫生领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形成，一个国家医疗卫生业的发展水平已成为一国科学技术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3]。我国医药卫生行业科技创新虽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但与社会进步、科技发展的需要仍不相适应，普遍存在着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少、科技与实际临床脱节、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等问题[4]。江西省属于欠发达地区，医药卫生行业科技创新能力比较低。本研究选取江西省省属医疗卫生科教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科技创新能力的现状，提出加强医药卫生行业科技创新的思路与途径，并在卫生行业推广和普及先进的科技创新方法，对江西省卫生科技发展水平的提高及技术提升具有重大意义。
1 江西省省属医疗卫生科教单位科技创新能力现状
20世纪美籍经济学家熊彼特首先提出“创新”学说，认为创新是把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到经济中，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并进一步明确指出“五个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5]。江西省共有30所省属医疗卫生科教单位，包括7所医学院校、3所医学科研院所，16所医疗机构以及4所其他医疗卫生机构。根据熊彼特的“创新”学说，对江西省省属医疗卫生科教单位科技创新能力现状进行了分析。
1.1 科技人员素质不断提高，科技人才队伍逐步形成
据统计，2011年省属医疗卫生科教单位共有科技人员约18 600人，其中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人员约6100人，所占比重为32.8%。医疗卫生科技人员在总量上优势明显，但从与劳动力人口的比例来看，比例还很低。科技人才布局不均，这也是导致区域发展失衡、部门发展失衡、层次发展失衡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江西省卫生系统加大了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努力推进卫生人才科技事业发展。设置了“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赣鄱英才555工程”、“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江西省有突出贡献人才”、“卫生厅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江西省主要学科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卫生系统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等人才建设工程，引进或培养各类高层次人才600余人。并组建了多个省级“优势创新团队”。据统计，2010年，江西省卫生系统新增5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新增6人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11人入选“赣鄱英才555工程”，24人入选“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省卫生厅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人，在全省范围内选拔培养了100名卫生系统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目前，全省已经引进或培养了一批具有国内先进水平，有较高学术造诣的高层次人才，形成一批年富力强、专业技术能力较高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队伍，为高层次卫生人才提供充足的后备力量。
1.2 科技经费投入保持快速增长，但仍然处于全国下游水平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地区科技投入的能力。R&D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近几年，虽然省级政府财政科技投入有了较大增长，但R&D经费总量与全省GDP之比还不到1%，投入强度仍然处于全国下游水平。全省财政科技支出达21.3亿元，比上年增长16.7%。医药卫生领域R&D经费支出较上年增长超过25%，占全省R&D经费支出总额较高，但依然处于落后状态。特别是大部分科研单位的仪器设备陈旧，研究条件和手段落后。
1.3 科研和技术开发机构发展较快，取得了明显进步
江西省在医学学科建设、创新团队和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目前江西省省属医疗卫生科教单位有9个创新团队被评为省优势科技创新团队、2个被评为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有4个部级临床药物研究机构、1个部级现代中药技术创新服务平台，1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1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级实验室，10个省级医学重点实验室和省级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个省高校高水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6个部级临床重点专科，74个省级医学领先学科，39个省市共建学科等。
1.4 科技产出稳步增长，但成果转化较低
2012年，省属医疗卫生科教单位共发表科技论文4879篇，出版科技著作约100余种，获专利授权28项，新增江西省医学领先学科建设项目3个，17个科技成果获得省政府科技奖励。获各类项目资助1123项，资助经费达8357.7万元，其中部级项目资助147项，资助经费6879万元；获省部级资助332项，资助经费1320万元；获厅市级资助644项，资助经费158.7万元。有50项卫生科技成果通过鉴定，30余项医药卫生新技术引进项目通过省级验收，取得了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江西省省属医疗卫生科教单位科技产出无论从论文的数量，以及科技奖励与立项的数量，每年都以一定速度增长，科技产出取得了重要成就。但科技产出与成果转化存在严重脱节现象。调查结果表明，省属医疗卫生科教单位目前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在5000～6000项，实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不足1/100，科技成果转化率非常低。
2 加强医药卫生领域科技创新的思路与途径
2.1 科技创新的核心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主线，也是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根本途径[6]。特别是医药卫生领域，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大于60%的关键技术依赖进口，发明专利数量少，特别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许多病种的治疗必须依靠进口药品才能取得显著的疗效，但其价格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国产药品；我国大型医疗设备主要依靠进口，不但设备采购价格高，而且保修费用也非常高，这也是造成社会看病贵的原因之一。如超导磁共振医学成像系统产品的技术和市场在过去的30年中一直被欧美的跨国公司所垄断。因此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首位，在若干重要方向掌握一批核心技术，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紧紧扭住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一中心任务，把握科技发展的战略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努力提高全体人民健康水平。
2.2 科技创新的关键是加强科学思维与方法的创新
我国医药卫生领域近20年来存在几大误区：小成果多如牛毛，大成果寥若晨星；基础医学研究在进步，医学模式在倒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倒退回“生物-医学”模式；人类疾病谱已变化，但科学领域却习惯重复研究几类问题。科技创新的关键是加强科学思维与方法的创新[7]。只有在发展路径上从跟踪为主向加强自主创新转变，在国际合作上从一般性科技交流向全方位合作和主动利用全球科技资源转变，突破思维定势，破除思维创新的枷锁，形成创造性思维，同时学习创新技术方法，特别是灵活运用TRIZ理论，利用创新的规律，使创新走出了盲目的、高成本的试错和灵光一现式的偶然，最终培养和提高创新思维能力。
2.3 加强医药卫生领域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建设，建立科技资源的共享机制
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建设是构建科技创新体系的基础，对于推进高新技术和新产品发展，确立以医药科教单位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积极支持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推动整个领域产业创新链上下游对接，提高产学研合作的组织化程度，加快科技成果的快速产业化具有重要意义。建立科技资源的共享机制，大力推进科技协同创新，力求推动科技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综合利用，从而大幅提升医药卫生科教单位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8]。为加强医药卫生领域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建设，需制定实施以下保障措施：
2.3.1 创新科技投入机制，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设立医药卫生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建设专项资金，组建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政策性融资机构，按照政策性融资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原则，与大型政策性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多方筹措公共研发平台建设资金；加大政府对医药卫生领域科技创新投入力度，调整和优化投入结构，重点支持一批国家重点专项和解决民生热点问题，提高科技经费使用效益。
2.3.2 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优化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发展环境 根据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结合江西省科技创新“六个一”工程计划，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从财税、信贷、投融资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促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发展的政策体系。切实落实国家和省市有关鼓励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发展的政策措施，用足、用活国家各项财税优惠政策，确保技术研发经费和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2.3.3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制定人才激励政策 人才是综合国力竞争的根本因素。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把坚持引进人才作为重要工作内容，根据我省医药卫生发展的需求，重点引进一批海内外领军人才、高端人才；加快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全国甚至世界前沿水平的高级医学专家；鼓励与高等院校开展对口和定向培养、培训，充分发挥教育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努力培养一支高素质、高层次的医学科学研究专业人才队伍[9-13]。大力营造鼓励支持科技创新的浓厚社会氛围，构建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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