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应该在降低《刑法》中对未成年人年龄的定义？
现在的小孩越来越早熟，未成年人犯罪率也明显升高，但是由于刑法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很多犯了罪甚至杀了人的未成年人都没有得到对等的判处，使受害人家庭无法得到安抚。如此以往甚至有助长未成年人犯罪的趋势。是不是应该在面对这件事的时候，降低对未成年年龄的定义，比如年满15就不能按未成年人对待？
首先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在犯罪中的所占比重是逐年下降的 如果有人写的论文说是上升 那恐怕只是强行上升 找个噱头写一写
未成年人犯罪率强行升高
长的看上去越来越成熟和心理成熟不能相同而言
未成年除了身体发育，心理成熟也不能规避
犯罪多为心理不健康导致
个人看法 不懂法律
心智未成年，身体早熟了，我认为还是个孩子。不能再降低了
我觉得，就不应该针对年龄。而应该针对犯罪的恶劣程度。主观意识强烈，对社会造成的恐慌。
现阶段仍不应该。
将容易引起歧义的写在前头：
1、我只是主张该问题不能直接以刑法降刑责年龄的方式解决，而不是主张该问题不解决。
2、我认同并支持相关机构的建立，实现对这些未成年人以非刑罚的方式惩罚，而不是任由其自在逍遥；我认同并支持社会组织介入，对受害者及其近亲属进行心理治疗，而不是一直忽视这一群体的特殊需要。相关解决方法列在第（二）点的最后一小点。
3、我只是主张现阶段还不是降刑责年龄的最佳时期，而不是主张以后无论社会怎么发展都不应修改刑责年龄。
4、在最近这些新闻前，这个回答可能让人觉得有些无情，是在庇护施暴的未成年人。但我只是想客观分析直接降年龄会暴露出来的弊端，以及提出不降年龄，但能达到同样效果的解决方法。
首先明确先行刑法的规定（第17条）：未满14周岁的所有行为都不用负刑责；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对8种严重罪行负刑责；已满16周岁的需要对所有罪行负责。所以8种严重罪行的入罪门槛是14周岁；所有罪行的入罪门槛是16周岁，而非18周岁。
鉴于许多人提出将14周岁下调到12周岁，本文以此为背景作出回答。
（一）先说点别的
前几年听了一场讲座，那时正好朋友圈都在疯转人贩子死刑，于是有一个同学问“为什么人贩子不能直接死刑”，那个学者说到“你是不是还没学刑法？”
死刑能够起到震慑作用，所以很多人贩子就不敢犯罪，这是我们大众的逻辑。但立法者除此之外还需要思考的是，如果有人就是无视这一震慑作用去拐孩子了，直接死刑这样的规定会带来什么影响？
为什么缉毒警察牺牲率高，因为许多毒品犯罪抓到就是死刑，罪犯在和警察对峙的时候不会有“算了不对抗了，我态度好点还能减刑”的态度，而是“我不反抗也是死，我反抗也是死，那我不如往死里拼一拼说不定还能逃走”。这样的逻辑同样适用于人贩子这一问题。假如直接死刑，孩子不幸落入人贩子手中，死伤率会大大升高，因为不杀孩子也是死，杀了孩子也是死，你永远不知道只有死路一条的人会作出什么事情来。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很多时候我们看法律的规定只看到一个侧面，就开始批判啊这不行啊那不对，但作为立法者，他聚焦的并不只有这个侧面。可能当你和立法者一样全面观察后，你会明白现行规定的确是最好的选择。
（二）回到未成年人的刑责年龄这个问题
网络上关于降低刑责年龄的呼声日益强烈，但是理由似乎只有一个：现在的孩子跟十几年前不能比了，十几岁的孩子都超成熟了。理由的单一让人有理由相信，许多提议者对这个问题也只看到一个侧面。
如下所列，为现阶段尚不能降低刑责年龄可能需要考虑的问题，仅为个人观点。
· 其他国家的刑责年龄都比较低，所以我们就要降吗？
不同国家的法律可以参考，但往往难以直接照搬。怎么不说美国持枪、越南代孕、英国同性婚、瑞士安乐死、阿拉伯一夫四妻呢？其他国家有规定，不等于规定的就是对的，即使规定得非常正确，不代表就适用于中国。
· 未成年人的发展状况究竟如何？
许多人说现在的孩子相较97年制定刑法典时的孩子，肯定已经更加成熟，年龄理应下调，但忽略了一个背景：97年刑法虽然相较79年刑法已有显著进步，但从79年刑法刚刚脱离出来的97年刑法，难免仍带有重刑主义色彩。
简单表述即：如果认为97年刑法的打击范围刚刚好，那么随着社会发展，现行刑法的打击范围变窄；如果认为97年刑法的打击范围略宽，那么随着社会发展，现行刑法的打击范围可能刚刚好。网络发声者大多持第一种观点，但现实情况可能是第二种观点。
至于未成年人的发展状况如何，应用客观数据说话，而不能简单拿两个年份进行对比。新闻上经常报道的校园暴力等事件，可能让人觉得这一问题非常突出，但新闻本身报道的就是非生活常态的事件，所以不能简单以新闻报道得多，等同于该情况非常紧迫突出。
我没有调查过这一数据，相信很多提议者也未调查过。为什么《物权法》中关于土地的规定被屡屡称赞？据说该规定花了13年的时间调查。所以很可能立法者调查出的数据显示，现实情况中未成年的整体发育情况，并不如许多提议者所说那般早熟。
· 需要惩罚的未成年人多还是需要保护的未成年人多？
举个例子，现行刑法规定，强奸幼女（不满14周岁）的，应该加重处罚。如果刑法统一将未成年人的年龄降到12岁，是的，很多人期待的高大威猛无恶不作的12、13岁的孩子终于可以负刑责了，但另一方面，强奸12和13岁的幼女，也不再需要加重处罚了。
又有人说，我只是呼吁降低刑责年龄呀，没让降低被强奸的幼女的年龄呀。那么，只降低刑责年龄，不降低被强奸的幼女的年龄，可行吗？
不可行。
许多人说这样分析问题简单粗暴，一刀切，不考虑实际情况。呼吁降低刑责年龄罪突出的理由就是12、13岁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很成熟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也即这些人认为，12、13岁的孩子客观上已达到小大人的标准，既然已经达到，在强奸罪的受害对象这方面，为什么要予以特殊保护？
另外，两个问题需要采取统一标准的原因在于，立法时需要遵循“社会一般人”原则，即根据社会的发展情况，确定出各个群体各方面的水平是怎样的，再对其规定特定的权利义务。你是认为12岁的孩子够大了，才对其施加刑罚，那就不能在他们暴露在危险时说着，不不不他们还小他们什么都不懂。否则，判断孩子的成熟程度的标准根本不是客观的发育水平，而是立法者主观上想惩罚还是想保护。
如果这样还不能理解，还觉得这样荒唐，借用某一问答下的评论：认为两个年龄可以不一样的人，就是双标。这边呼吁降刑责年龄，那边又呼吁影视作品要分级；这边呼吁对未成年人苛以刑罚，那边又对强奸幼女的行为咬牙切齿；这边说着孩子够大啦够大啦，那边因为孩子玩游戏充钱又去找腾讯协商退钱。可以理解这是社会一般人最朴素的法感情，想要惩罚那些无恶不作的孩子，又心疼那些被恶魔蹂躏的孩子，这样惩恶扬善的心理某种程度上值得肯定。但是立法应该客观分析，而不是让主观感情占据上风。否则，我觉得所有的犯罪行为都罪大恶极，都希望他们现场暴毙，那所有刑罚都只规定死刑得了。
· 各方面是否已经做好应对降低未成年人年龄的准备？
未成年人的问题不仅关乎法律，更关乎社会方方面面。比如入学年龄，图书馆办理少儿读书证的年龄、捐献器官的年龄、成为合法劳动者的年龄、领取驾照的年龄等等等等。社会的许多方面采用的年龄划分标准，都难免有刑法采用的标准的影子，即分出14、16、18三个节点。但是社会其他方面都未显示出与客观发展情况脱轨，更多时候是这一标准与社会发展相处和谐，相得益彰。可见该年龄的划分标准有其科学之处，并非像许多人说的该年龄划分已经严重过时。
如果刑法站出来，说不，12岁的孩子已经够大了，我们应该改为12、16、18岁，这就像是在像全社会号召，看看你们的标准，差不多该改改了哈。如果真是这样，其他方面做好应对措施了吗？如果其他社会机制对这一调整还束手无策，刑法就盲目修改，会引发蝴蝶效应吗？举个简单的例子，许多城市的图书馆规定不满14岁的孩子可以办理少儿读书证，即可以借阅全部童书和部分成人书籍；而已满14周岁的孩子应办理正常的读书证，即无法再借阅童书，但可以借阅所有的成人书籍。12、13岁的孩子突然看不了童书了，并且可以借阅一些言词裸露的书籍，真的合适吗？
我知道这一观点肯定有很多批驳声音，说刑法你管你的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就行了，你管别的社会制度怎么样。但之所以会相互影响，是因为这些规定背后的标准都是孩子客观的发育水平。假若刑法真的降低刑责年龄，它肯定不会要求其他社会制度跟着修改，但你猜其他社会制度改不改？
为什么彭宇案之后这么多人连扶老奶奶过马路都不敢？为什么张扣扣律师的辩护词写得如此情理兼备，法官还是必须判死立即？为什么最近的风波可以印证蝴蝶效应？法律本来就是难以独善其身的，需要时刻谨记它的社会效果。
· 降低刑责年龄有其无法弥补的空白
我时常想起《杀戮的艰难》这本书中的一段描述，大意时，当罪犯被判处死刑时，我们会对受害人说，哎他死都死了，你也可以看开一点，然……后……就……没……然……后……了……
没有人去关心受害者的心灵受到多少创伤，没有机构借入去帮助他们走出来，我们这些旁观者只会觉得，死都死了，也算稍微解恨了。某种程度上，死刑的存在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不会再积极地去思考，除了法律之外，社会应该做些什么，普通大众又可以做些什么。
同理，我们总是说着降低刑责年龄，可是为什么从来没人提议改善教育，提议完善少管所的功能，提议公益组织的建立呢？只是因为这些措施见效慢吗？只是因为刑法最解恨吗？
有许多人说可以并行不悖。是，理论上的确可行，但是现实生活中，刑法涉足的领域，社会组织往往呈现空白。即使真的并行不悖，提议者想法官怎么做？直接让孩子到监狱里去待着吗？
· 降低刑责后收监合适吗？
无论是监狱，还是少管所，在这一问题上区别不大。不知多少人听过这种说法：进去时是小偷小摸，出来已成江湖大盗。可能是玩笑话，但侧面反映出监狱的交叉感染问题：狱友不断交流可能触发战术升级。这是所有犯罪都会存在的问题，所以对关进监狱一事，是非常慎重的。现实中，只有罪行极其严重的人，才会被关进监狱。刑诉法也有相关规定，如在被交付执行前，剩余刑期不足三个月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这些，都是在避免交叉感染的出现。
所以，将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关进这种地方，真的合适吗？许多孩子施暴，可能是诸如网络游戏玩得多等原因，对暴力习以为常，认为暴力是正确的。收监之后，接触了暴力手段更加残暴的人，对一个心智尚未健全的孩子而言，在监狱中，是改造教育对他的影响大，还是狱友传输的战术影响大？
于是有人说，那就不要收监呀，建立别的机构，把他们关那。是的，这就是我的主张了。但不同在于，许多呼吁者认为，应该先用刑法定性为犯罪，再把他们塞进这些机构中，但我认为，可以跳过刑法将其定性为犯罪这一步，直抵终点。
我们想要的，是这些人受到惩罚，是受害者得到慰藉。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除了降低刑责年龄之外，真的没有其他出路了吗？并不尽然。
建立相关机构来应对行为残暴但未够刑责年龄的未成年人的问题，让这些机构惩罚、教育、改造这些未成年人，其好处更加明显，而弊端又更加少。
第一，无须修改刑法，社会各机制不用作出相应调整，未成年人也无须被套上犯罪的帽子。
第二，能够应对修改刑法后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无论刑法将犯罪年龄降到多少岁，都会有一些未达年龄标准但行为令人咋舌的孩子。降到10岁，那9岁的孩子为非作恶呢？降到8岁，那7岁的孩子罪大恶极呢？单纯的降低刑责年龄，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无论刑责年龄定在多少岁，只要实施了不被社会所允许的行为，都强制这样的未成年人在相关机构中教育和改造，则可以更好地应对这一问题。
第三，许多仍需要受到保护和社会特殊优待的孩子，可以继续在社会的呵护下长大。强奸幼女加重处罚可以震慑一些想将魔爪伸向孩子的罪犯；公益机构诸如图书馆也可继续让未满14周岁的孩子借阅符合他们年龄阶段的童书。
第四，仍应有相关组织介入安抚受害者的心理问题，这是单纯凭借修律所无法弥补的空白。
（三）请相信立法者
看看那些为了通过法考焦虑的人吧，看看法考结束之后沸腾的热搜吧。一个法律人，要迈过法考这道坎，就已非常不容易。而一个法律人，要成为立法者，更是要经过数几十年的饱读诗书和研究社会。我承认法律应该受到社会的监督，也承认的确有一些法律规定得不合理，但绝大部分的规定，都是立法者深思熟虑的结果，他们真的不是一拍脑袋、一鼓作气、热血沸腾就草率立法的，可能有些规定看起来不够完美，但这大抵是衡量了诸多因素之后的最佳选择。
当然说到这，可能还是会有人说，立法者什么都不懂，制度规定得一点都不好，我法律什么都没学，想得都比你们周到。
那……那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