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籍在欧洲的流布
中文书籍流入欧洲可能很早。据英国哈克鲁伊特学会丛书之一《各种航行》中记载:“我们所得到的最早的(中国)著作……日期是顺帝最后年号的第八年,即公元1348年……书名是《千字文》,它是中国最流行的著作,正好有1000个各种各样不加重复的字。”但这本书何时通过何种渠道流入欧洲的则无从查考。1513年3月,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派遣使节到罗马,向教皇利奥十世(Leo X,1513—1521在位)恭贺他就位教皇,在进献的异国礼物中就有一本中文书。这时候葡萄牙人还没有到中国,可能是葡萄牙人在马来西亚购买的。据说教皇很喜欢这本书,有朋友来访就急切地把它拿出来展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吉奥维奥(Paolo Giovio)在1550年的时候曾提到过这本书。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1520—1556在位)和腓力二世(1556—1598在位)都热心收集东方文物,期间曾从菲律宾运回西班牙不少中国书籍。1575年,西班牙传教士拉达曾到中国作过短暂停留。在福州期间,他购买了一批中国书籍。这些书后来由拉达带到菲律宾,交由寓居在当地的华人将这些典籍或整部或部分译成西班牙文。拉达在写作时曾利用过这些资料。拉达故世后,这些书籍辗转运回西班牙。这些图书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第17章的标题为“修士拉达及其同伴从中国携回的那些书籍的内容和情况”。门多萨说,拉达一行已经购置了大量的书籍,这些书籍均由在中国出生、在菲律宾长大的。“跟当地西班牙人一起的人所翻译,他们断言他们在所居住的城市,而特别是在福州和泉州,见过大图书馆。”拉达从中国获得的这些书籍,涉及的内容包括有历史、地理与方志、年表、航海志及庆典仪、刑法、医药、地质、天文、名人传记、游戏、音乐、数学、建筑、手相、书法、占卜及军事等方面。实际上拉达从中国带到马尼拉的书籍要比这个书目多出许多。不仅如此,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特别有意义的是:“拉达首先有那种聪慧和雄心去收集它们,并能够找到一些可以翻译它们的中国人,哪怕不完整的翻译。……巴洛斯和拉达两人在有系统地收藏和研究中国典籍方面都先于利玛窦及其耶稣会继承人。”拉达的这批中国图书,大概是欧洲各国搜集中国图书之肇始。此后,欧洲各国陆续有了一些中国图书的收藏。蒙田和意大利历史学家保卢斯·约维乌斯都说过在罗马见到过一本中国的书籍。有人猜测这本书可能是拉达带回来的书籍之一,但这种猜测没有什么根据。门多萨也说过他在罗马的图书馆和马德里圣洛伦索修道院图书馆见到过中国的书。1577年,西班牙人埃斯卡兰特在《远航记》中也提到葡萄牙王太后迦大琳的私人收藏中有两本中国的书。16世纪末开始,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搜集了许多文献典籍,分批运回欧洲。耶稣会最早到中国的传教士罗明坚于1590年返回欧洲时,带去了中国的书籍。1682年柏应理和沈福宗到欧洲时,曾携带一批中国书籍到罗马。其中一些中国经典著作、传教士译著的中文书籍以及一些宗教书籍的中译本,如弥撒经、礼仪书、伦理神学纲要等,总共有将近400册。他们把这些中文图书赠给教皇,这批书籍后被藏入梵蒂冈图书馆,这些书成了梵蒂冈图书馆中国部分中最古老的收藏。方济各会传教士康和之神父(Carolo Orazida Castorano,1673—1755)1700年到中国传教,在北京教区工作了整整32年。他在礼仪之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康和之神父代表的是罗马的立场,反对耶稣会的“适应策略”,受命在北京发表克莱门特十一世分别于1704年和1715年谴责礼仪的立场。他于1734年回到意大利,将许多中文书籍带到了罗马,其中多数是关于传教的书籍,还包括以四书五经与千字文为代表的童蒙书、文公家礼等,这些中文书籍现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内,为梵蒂冈图书馆中文部的创建做出了贡献。路易十四对收集中国书籍也特别积极,他曾在1684年写给葡萄牙大使的信中说:耶稣会士被派往中国的使命除了研究天文外,是为了“找寻最奇特的中国书籍”。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汉文图书入藏目录,最早是由路易十四的首相马札汉收藏的汉文书册开始的。在他过世后的隔年,由大臣库尔伯把马札汉收藏的汉文书籍转到国王图书馆收藏。通过对这些图书的整理,统计出有19本汉文书籍。1697年,法国传教士白晋返回法国时,带回康熙皇帝赠送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珍贵书籍,有22种书目,含45箱,312册,分别为:《易经》《诗经》《书经》《春秋》《礼记》《孝经》《四书》《孔子家语》《性理大全》《圣谕》《大清律》《资治通鉴纲目》《广舆记》《武经》《算法统宗》《本草纲目》《类经》《说文》《字汇》《字汇补》等。在此之前,法国只有23册汉文书籍,因此白晋带回的这套汉文书籍让路易十四感到非常欢喜和惊奇。不过,有的学者研究认为,这些书并非康熙直接赠送的礼品,而是白晋自己搜集的,包装得看起来像是中国皇帝送的礼物。康熙本人确实也向路易十四赠送过图书,这就是传教士洪若翰在1699年回国时,“携带多册中国书籍,这些图书都是国王图书馆最初的藏本”。1703年洪若翰再次回国时,“又赠给此馆12册的满文字典一套,大概是当时人们见到的第一部满语作品”。1708年,海关的检察官向国王献上了14箱中文和满文书籍,这些箱子用蓝色缎子和黄色斜纹布捆着,箱内共有113套书籍。这批图书是15年前被法国皇家海关稽查员扣下的,之后一直没有物主来申报。法国传教士马若瑟也曾广泛搜集中国书籍,陆续寄回法国。1715年,法国著名学者傅尔蒙交给法国皇家图书馆的书籍中,有几千册中国书籍,即为马若瑟所赠。1718年,比尼昂教士担任了皇家图书馆馆长,他将所有馆藏中文图书,以及神学院为方便国外传教而收藏的800册中文书籍合在一起,将它们统一整理归类,单独收藏。黄嘉略在帮助整理图书馆馆藏中文图书时,曾提出进一步采购的书单。比尼昂教士将这个书单寄往中国,请在华传教士帮助按单采购。1720年底,傅圣泽回国途中在广州候船,这时这项采购任务还没有完成。当时负责采购的法国东印度公司经理利图(M.de la Bretesche Litoust)请求傅圣泽协助。他们委派一位中国商人去南京采购,傅圣泽将所需图书的书名和数目告诉了这位中国商人。这批书共有85种1764册,装满了7个箱子,通过商船运回到巴黎,入藏到皇家图书馆。另外,傅圣泽在中国20多年,收集了大批书籍,他回国时携带了11箱近4000册中国图书,在广州他临时请了一位名叫胡若望的中国教徒同行,请他帮助在途中整理这些图书。傅圣泽的这批图书几经周折,最后于1723年1月运抵巴黎。同年4月,傅圣泽去罗马,后来又在教廷传信部任主教之职。他在临行前想带走这批图书,不料法国政府将它们扣留。后来,传信部通过教廷大使向法国政府施加压力,直到同年11月,傅圣泽的这批图书才运抵意大利,并入藏传信部图书馆。傅圣泽自己的近4000册中文图书和他为法国皇家图书馆采购的近2000册图书,是来华传教士中的一个很著名的事件,法国汉学家雷慕莎指出,傅圣泽的收藏是那个时代“一位欧洲人完成的最大宗最上乘的收藏”。1734年,第一部《皇家图书馆古籍书目》出版,其中就专门列有馆中所藏中文古籍书目。在德国,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曾委托荷兰东印度公司购回一批中文图书,从1665年第一批中文书籍入藏王家图书馆,到1702年,共搜求得到400本。在17世纪末,德国柏林成为欧洲大陆最大的中文图书中心。柏林著名东方学家米勒担任了这个图书馆的第一任管理者,他曾为这批中文图书进行编目。在米勒的努力下,一些原来属于荷兰海军上将吉尔·冯·列尔(Giesl von Lier)和阿姆斯特丹市市长尼古拉斯·威特森(Nicolas Witsen)的藏书也入藏到这家图书馆。瑞典王后露维莎·欧瑞卡(Lovisa Ulrika,1720—1782)是著名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的妹妹,她是当时“中国热”的积极推动者之一,热心收集中国的物品,也收藏了一批中国图书。瑞典著名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年轻时曾在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图书馆整理过这批图书,他花了一年时间学习中文,为这批图书编目,这份目录共有49条。(本文节选自《望东方：从古希腊到1800年的西方中国报告》（中卷）)
望东方：
从古希腊到1800年的西方中国报告
本书从古希腊罗马的东方猜想出发，细述罗马教廷与中国的早期接触、马可·波罗及同时代人对中国事情的细致讲述、文化复兴至大航海时代的东方印记、16-18世纪传教士对中国的介绍和欧洲汉学的兴起、中华文化对启蒙运动及欧洲社会各方面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全面而系统地梳理了19世纪以前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接触、认识和了解，细致而深入地探讨了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发展所起到的间接或直接的影响。本书将这段中西互动的历史视为全球史观视野下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样本，认为其将为人类文明交流与互鉴提供一个宝贵的经验。
武斌
历史文化学者，研究员。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长青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辽宁省文联副主席等。
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已出版著作数十种，近年出版的主要有：《沈阳故宫四百年——一部叙事体的文化史记》《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中华文明养成记》《丝绸之路全史》《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孔子西游记——中国智慧在西方》《孔子的世界——儒家文化的世界价值》《新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中国接受海外文化史》以及随笔集《从歌德的书房向外望去》《柏拉图的夜宴》等。
上卷
本卷主要叙述了古代西方人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初步知识。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西方人仅凭传来的中国丝绸和片段的传说，对遥远的中国有一点模糊的印象。在13—14世纪，蒙古帝国实现了东西方的大交通，马可·波罗等旅行家向西方人报告了他们在中国的亲历和印象。16世纪以后开始的大航海和蓬勃发展的中欧贸易，使中国最终进入到欧洲人的视野，成为他们努力探索的知识领域。
中卷
17—18世纪大批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深入到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城市，与中国士大夫阶层密切接触，对中国文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撰写了大量的书信、报告和著作，翻译中国文化典籍，向西方广泛地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他们对孔子儒家思想的介绍，给欧洲思想界很大的启发，成为正在发生的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
下卷
在16—18世纪的中欧贸易中，以丝绸、茶叶、瓷器为代表的大量中国商品来到欧洲，改善和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传教士和旅行家们关于中国的报道，学者们的推波助澜，进一步激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热情，在生活中流行的中国趣味和追逐中国商品的时尚，形成广泛的“中国风”，影响到欧洲社会的多个领域，对欧洲人的审美情趣、工艺美术、绘画艺术、园林艺术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猜想·接触·讲述
第一章 古希腊罗马的东方猜想
一 古希腊艺术所见中国丝绸的影子
二 中国丝绸在罗马
三 希腊拉丁文献记载的中国
第二章 罗马教廷与元朝帝国的接触
一 蒙古西征与东西文化的交汇
二 关于长老约翰的传说
三 罗马教廷与元朝帝国的来往
第三章 马可·波罗及同时代人讲述的中国事情
一 马可·波罗及其游记
二 13—14世纪欧洲人的中国纪事
三 13—14世纪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知识的水平与特点
第四章 中华文明与文艺复兴
一 “四大发明”与文艺复兴
二 中华文化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激发
第二部分 东方的海岸线
第五章 寻访东方与大航海时代
一 大航海时代来临
二 大航海与中国
第六章 16世纪欧洲人的中国纪事
一 关于中国的早期印象
二 有关中国的初步研究
三 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
四 16世纪欧洲人关于中国记述的特点
第三部分 大贸易：西方世界的东进策略
第七章 东印度公司与财富大交换
一 接踵而来的各国东印度公司
二 巨量中国商品运往欧洲
三 丝绸贸易
四 茶叶贸易
五 瓷器贸易
第八章 全球贸易体系与中国
一 明代和清代前期的外贸体制
二 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中国
三 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欧洲
第四部分 中国报告：西方的见识
第九章 17—18世纪欧洲人的中国游记
一 17世纪前期欧洲人的中国记述
二 荷兰入华使团及其记述
三 奥斯贝克的《旅行记》
四 安森的《环球航行记》
第十章 传教士对中国的研究和报告
一 传教士与他们的中国研究
二 传教士的书信、报告和著作
三 传教士在中华文化西传中的贡献
第十一章 传教士对中国国情和历史的研究
一 对中国国情的介绍
二 卜弥格的《中国地图册》
三 对中国历史的研究
第十二章 传教士对中华文化的研究
一 对孔子儒家学说的研究
二 对中国教育与科举制的介绍
三 对其他中国学术文化的研究
四 对中医药学的研究
五 对中国天文学和生物学的研究
六 对中国音乐的研究与介绍
第十三章 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的兴起
一 传教士与欧洲汉学
二 沈福宗与黄嘉略在欧洲的学术活动
三 汉籍在欧洲的流布
第五部分 思想之澜：乌托邦的中国库藏
第十四章 中国思想与近代欧洲哲学
一 17世纪欧洲哲学家关于中国的评论
二 莱布尼茨：中国使我们觉醒了
三 “真理持有者”沃尔夫
四 维柯对中国文化的评论
第十五章 中华文化与启蒙运动
一 伏尔泰：在中国发现了新世界
二 魁奈：“欧洲的孔子”
三 孟德斯鸠对中华文化的批评
四 其他启蒙思想家的中国观
五 中华文化与启蒙思想的形成
第六部分 风从东来：中华文化的格调与气质
第十六章 欧洲的“中国风”
一 对中国风情的迷恋
二 茶文化在欧洲的流行
三 图像里的中国风情
第十七章 中国趣味的新风格
一 中国风格与欧洲艺术
二 瓷器与制瓷技术在欧洲的传播
三 中国造园与建筑艺术在欧洲的推广
第十八章 欧洲“中国风”的外溢扩散
一 中国风在俄罗斯
二 中国风从欧洲吹到美洲
三 中国风的衰落与复活
第十九章 中国文学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
一 《赵氏孤儿》与《好逑传》
二 欧洲作家们的中国知识
三 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
四 歌德：视线所窥，永是东方
未尽的结语 被发现的中国
一 近代欧洲的黎明时期
二 从相遇与到相识
三 从历史中发现西方对中国的敬意
四 自东徂西的文化势能
五 文化参照系：西方对中国的发现与认识
主要参考文献
附：全书总目录
北大外文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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