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普拉斯》观后感

　　现在觉得，只看一遍就写影评是一件困难的事：有些镜头需要重新品味，有些细节需要仔细考量；甚至，有时还得参考他人见解、各种资料，做到旁征博引，最终写出一个系统而有逼格的影评来。不过，简单记录下不掺杂他人干扰意见的、纯粹的第一印象，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坦诚而省力，能够把自己粗放的理解忠实地积累下去。 影片全程在讲俗世俗人的生活纠葛，而又以大佛普拉斯为片名，这不免首先叫人思考宗教与生活在这里如何构建了联系。片中，那尊一直在制作的大佛只是表征，代表的是世俗社会的各色人物在宗教上的寄托。人总得在某种事物上寄托点什么，才能安稳地度过一生，这一寄托对象在片中便是佛教。给我影片最大的体会，是宗教寄托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 权势之人寄托的是一份心安。正如第一次交付佛像时，借那位女僧之口说出的“让人平静”。这种需求来自于生活的焦虑与恐慌：一方面是获得金钱与权势的手段十分不义，一方面是维护优越地位从而继续为所欲为的愿望受到威胁，这些因素都让老板黄启文深感不安，就像担心假发掩盖不了秃顶的真相。尽管与佛教的唯一联系不过是制作佛像的生意，但在关键时候，黄启文这个现实中最擅玩弄权势的“有头有脸”、“敢为他人之不敢为”的人物还是会不自觉地求助于佛祖，即为对宗教有所寄托的明证。 底层穷人的寄托则比较复杂，最直接的便是对现实处境超脱的愿望。不过，这一点片中没有太多反映，原因可能正如导演旁白所说，“他们连生存本身都已疲于应付，哪有工夫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大意）”。个人认为，影片试图表现的几位小人物的寄托在更深层面，是他们对心中微弱正义观念的维持。这里的微弱不是指正义观本身不够强，而是说在现实生活中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他们早已无法照顾内心道德，“正大光明”（神的启示）的深层诉求——帮助朋友/帮助陷入困难的陌生男子/报警等——均无从伸张。肚财死后，菜埔首先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老母亲，正是这种现实羁绊的写照。 于是，在影片中，两种人的处境形成了鲜明对照：穷人空怀道德正义而举步维艰，富人妄行苟且之事而内心恐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冲突对立，又殊途同归，到宗教世界中寻求庇佑。黄老板交佛像时唯唯诺诺地对法师一行人“阿弥陀佛”，又在杀了“原配情人”后对着头身分离的半成品大佛跪拜祈祷；同样，看见“脏东西”又不敢报警的肚财菜埔四处求神拜佛，从佛祖到神明到蒋公，只求从中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然而，黄启文逍遥法外获得安宁，靠的是其社会关系的解救；几个小人物从沉重的现实中抽出身来求神拜佛，却一无所获，仍不能摆脱任人摆布的命运。从这个角度看，两种人宗教寄托的尝试都失败了。 为什么宗教寄托不能解决现实诉求？这种紧张关系缘何产生？我们可以说，这是财富与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的必然结果。这当然很有道理。不过个人看来，影片想要揭示的现象，可能更在于世俗性信仰的脆弱。这种信仰不是出于宗教教义本身，而是一些功利性的诉求，如祈求佛像验收成功，杀人不被惩处，或者走投无路时得到指示。实际上，对于菜埔和肚财而言，佛祖、神和蒋公并没有什么区别，有求必应才是关键。 在我们生活中，很多人即是如此，信财神信关公信菩萨，这是一种朴素的情感寄托，本身无可厚非。就像苏格拉底跟人辩论是爱正义的好处还是爱正义本身一样，各有各的理由。只不过，世俗性信仰的困难在于与现实难以调和，毕竟不如意之事十中八九。一旦求神拜佛不灵验，信仰的根基就动摇了。正如上面所说，片中人物化解各自问题，最终依靠的也只是现实的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名叫“释迦”的流浪汉一角反而成了纯粹宗教信仰的象征。一方面，他来历不明，对现实无牵无挂，也没什么欲求，甚至话也不讲，仿佛代表着佛教的“空”；一方面，他时刻在朋友身边，却从未提供过什么实质帮助，对生离死别也没有悲喜情绪。释迦缅怀肚财的唯一方式，就是紧抱着他的遗像一路送行。仿佛如一个虔诚佛教徒，面对世间的苦难和不公，释迦没有任何反抗，而是用无尽的沉默来自我超脱。 可见，世俗性的信仰有其先天不足，而在释迦这一极端上，又反映了佛教过于出世的困境。也难怪，曾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在出世入世上存在割裂，因而主张用基督教的精神来加以弥合，如此看来是有那么点道理。 此外，影片中还处处反映着宗教败坏的迹象。作为信仰可以很纯正，但作为它的依托客体，如佛像，如庙宇，却无不沾满了烟火气息。黄启文寻欢作乐时，女方让其叫自己“puta”（西语 婊子），与“buddha”（佛）的发音含混不清；在片尾，就连德高望重的法师在主持诵经时，也心神不宁地看向佛像，仿佛看出了其中端倪：好一尊庄重肃穆的大佛，在立上高坛时安然接受着佛家和俗世信徒们或虔诚或功利的瞻仰叩拜，殊不知，却早在制作时就目睹并沾染了尘世间的苦难与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