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音乐的一千零一夜——陈钢与他的音乐情缘（罗怡婷／文）

　　多次荣获“金唱片”奖的陈钢老师将西方技法与东方之神韵巧妙提炼，融会贯通，凝结出一首首经典之作，其身份与经历或许能道出其中奥义：他出生在上海，也生活在上海，而上海正是中国城市文化最早的发祥地，其特有的海派文化中最妙之处恰恰就是中西融合。作家程乃珊曾以“色拉油”来比喻海派文化：从前上海人打“色拉油”时是用浦东的土鸡蛋黄和进口橄榄油慢慢搅拌成的，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慢”和“细”，不能急，不能快，这样才能“调”出既非土鸡蛋黄又非橄榄油的新品种“色拉油”。作曲亦然，中国有两首走向世界的音乐——《玫瑰玫瑰我爱你》和《梁祝》，它们都是在上海诞生的，也都是“色拉油”。《玫瑰》将江南音调与爵士节奏交融一体，展现了一个现代国际大都会的动态与情态，八十年来用各种语言在世界各地传唱；而《梁祝》则是以国际化的交响语言叙述一段古老的中国爱情故事。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几千年的文化在内容上崇尚意境深远，在形式上讲究“和而不同”。其精妙之处就在于“和”这个关键字。“和”是“融合”“化合”，而不是“凑合”。“木心曾批评我们的有些作品'洋的太土，土的太洋’，大概就是指那些未经化合而刻意拼凑的不伦不类之作吧。”陈老师曾笑谈道。

　　创作的架构搭建稳妥后，内核的填充需要精准拿捏。对于艺术的创作来说，究其根本，可贵之处在于“真情”，但这也恰恰是最难把控的一点。过于感情用事或是过于智能机械都不算是艺术创作最好的状态，分寸感如何把控，让许多年轻作曲家们常常游移苦恼。

　　其实答案并不复杂：艺术创作理当“投情”，但仍需有所“间离”，作曲家永远要用审视的眼光环顾自己的作品。戏剧表演有三大体系，体验派、演技派和布莱希特的“间离体系”。黄佐临先生当年排布莱希特的话剧《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时就是陈老师负责配乐的。这部剧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戏的“进进出出”。在入戏至深时，突然会用“出戏”或“插戏”的手法达到一种“间离”的效果。作曲也是一样，要控制好“情”与“理”的分寸和结构的比例。陈老师坚信如果作曲家足够珍爱自己的作品的话，就要左看右看，左听右听，改到不能改为止，他常对学生讲：“你用一个月写就了一首作品，再用十个月来修改它！”要相信福楼拜讲的：“每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

　　聊到这里时，我忍不住又问了他一个“俗不可耐”的问题：“您认为对于作曲家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一个“情”字。”陈老师几乎没有犹豫地就立即给出了答案。无情不成文，无情不成乐，“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礼记》）。不能无情，也不能矫情、滥情和虚情假意。作曲家的“发”和听众的“收”是一种心的对流（即贝多芬所语的“from heart to heart”）的过程，完全建立在计算基础上的音乐最后一定会被人工智能淘汰，唯有创作普遍的人性和独一无二个性的音乐，才能温暖人，激励人和感动人。

　　上海有句老话叫“螺蛳壳里做道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螺蛳壳，你不能跳出螺蛳壳，只要在螺蛳壳中将自己的道场做好就行了。现在很多东西完全可以数字化并且制作精良，科学发展的神速是几十年前的我们没办法预测的。所以对时代衍生出的创新与未知的未来，我们不必去预测，但需要知晓文化生于时空而又超越时空的道理。世界各国的作曲大师们生活在各自不同的“螺蛳壳”里，但是他们的“道场”法力无边，他们创造作品的价值，不仅在某个历史时段起到作用，更在于它不断发酵的后续效应——这就是经典。

　　经典的形成来自它的“时代性”“穿透性”与“广谱性”。经典的“时代性”是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的印迹；经典的“穿透性”在于它穿越时空，直抵无限；经典的“广谱性”在于它的能量可以不断延伸扩展，不同时代的不同族群可以同频共振。英国《泰晤士报》做过一个调查：什么是最好的电影、最好的小说、最好的戏剧、最好的音乐……来自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答者给出的答案竟然出奇地一致——最好的电影《公民凯恩》，最好的小说《战争与和平》，最好的戏剧《哈姆雷特》，最好的音乐《欢乐颂》……

　　这，就是经典。

　　陈钢说，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回溯几百年来为什么这些人类创作的“经典”作品还能流传到现在，而且“越活越好”，始终与我们同频共振？引起我们的共鸣？现在是该到了可以反思的时候了，找找这个道理吧。

　　未来交给未来去评判，但我们要始终活在当下。

　　 梁祝 音乐： 吕思清 - 梁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