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军改的历史背景，这是最深刻的解读！
01
没有方向的船，什么风都是逆风
导读：从2015年到如今，轰轰烈烈的军改已经走过了四个年头。和中国历史上其他的改革一样，这场改革，经历了“除奸”、“革弊”、“解弦”、“更张”四个阶段，并将对未来中国的政治治理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身处时代大潮之中，作为个体，能看清趋势，顺势而为方是上上之举。本文就近百年来国家政治结构、文武关系、社会心理、现实描绘等方面对当今我们身处的这一时代关口做出解读。
02
当前军官群体对于改革的五种错误认识
为了组织这篇文章，本文先列出五种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作为引子，展开下文的论述。
一是认为改革过度向美军学习，在中国推行会影响军队性质，过高的福利待遇会影响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二是改革无用论。把改革当成“政治洗牌”，认为改革的目的就是“换一批人”，最终还是换汤不换药。
三是认为军官职业化就是终身服役制。军官都能在军队退休，由国家养老，可以高枕无忧了。
四是认为改革会取消现行的转业安置政策，认为退出现役即“买断下岗”，担心未来会失业。
五是认为改革是给军队提高福利待遇，解决安置难的问题，也是为了稳定部队，笼络军心。
以上错误认识具有一定的土壤，广泛存在于各类军官群体当中。之所以会产生这样流行性的说法，根本原因在于一些人对时局缺乏“全局性”的认识，习惯于从自身的经验和利益角度出发进行判断，从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最终形成了片面的认知。
03
正文之一：
军人与国家——中国政治结构的变化
1.百年梦魇——军人干政
从清朝末年列强入侵开始，中国人民就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建立一个富强民主的国家成为了中国人近百年以来的梦想。然而，清朝灭亡之后，由于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中国长时间陷入了军阀混战的状态当中。从曾国藩到袁世凯，从张勋到蒋介石，整个中国处于旧军人的掌控之中。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天下苦丘久矣！”。
毛泽东同志对当时的时局深恶痛绝，他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甚至设想要湖南自立，建立独立政府，以干净洗脱腐拜政府的“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把“丘八气”放在三气之首，可谓切中时弊，直指要害。
工农红军成立之后，毛泽东同志也非常重视对军人的教育和改造，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加强军队的政治属性，从根本上巩固文武两个体系的上下位关系，确定军队是政治的工具这一根本原则，从而有利于文人志士实现政治抱负。
事实证明，这是一条成功的道路。
中国革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党对军队的高度掌握。我们知道，党实际上属于政治团体，它并不是一个军事组织，党的目的是实现社会理想，并非获得军事上的胜利。从加强政治建设这点来看，这在当时已经远远的走在了对手前面。“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彻底结束了近百年来军人干政的局面，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建设准备了良好的政治条件。
2.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武政治结构变化
红军、解放军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然而，在战争结束后，新中国却将面临如何让百万将士卸甲归田，如何安置好这部分人群的难题。
从中国古代史来看，但凡新的政权成立之后，国家必然面临由“武治”转向“文治”的过程。“杯酒释兵权”的剧目一次次上演。
新中国会不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呢？
非常有意思的是，1950年初的中国在战争结束之后马上又掀起了一场新的社会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的本质无异于一场阶级战争，因此建国初期的军人在当时依然拥有用武之地。转业政策就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提出来的。在土改任务尚未全部完成，“镇反”正在进行的社会背景下，让拥有军事素质的军人去担任地方官，非常有利于完成当时的革命任务。
到了1956年八大召开的前夕，中国的革命任务已经全部完成。当时就有人提出，地方官中军队出身的干部数量太多，已经不太适合和平时期的国家建设。后来，党史界一直认为，“八大”是一次很好的会议，可以说是中国国家进入正常化的一次难得的契机。只可惜，由于一些国内外事件的影响，“八大”的良好开端很快就结束了。
随之而来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全面武化和军人地位的空前提高。
20世纪6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背景下，中国喊出了“向解放军学习”的口号。人们以穿仿制军装、戴军帽、唱军歌、学军人仪态，争相参军入伍。这一切，给很多60年代出生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童年记忆。直到今天，一些在市场经济中失意的人们依然会怀念那个时代的风物和习俗，甚至他们的微信头像，还是自己穿仿制军装的照片。
为什么在那段历史时期军人的地位会如此之高呢？
本质上是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各方势力都想抓住“枪杆子”。
另外就是因为从1949年到1978年之间，中国社会实质上仍然处于“革命”的后遗症，而这往往来自于近代中国百年战争带来的历史惯性。我们对时局的判定依然是“打大仗，打核战争”，并没有意识到和平建设国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近代中国人大多都有战争背景，“武”的观念深入人心，实现“文治”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转化。因此，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武化”的危险一直存在。庆幸的是，党作为一股“文治”的力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粉碎一次次企图利用军队干预政治权力的阴谋。
2. 裁军与现代化
历史在1978年发生了转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之后，文人和知识分子从农村返回城市，重新掌握了国家的权力。从1980年之后的情况来看，军转干部在地方政府的势力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自卫反击战一仗打掉了军队的“傲气”、“散漫气”。随后的百万大裁军又沉重削弱了军队的政治实力。我们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之一，即构建稳定的文武上下位关系，从八十年代，才慢慢开始走向正轨。
随后的90年代到20世纪初，在几届政府的努力下，军队进行数次裁军和编制调整。针对军转制度与现代化建设的矛盾，在20世纪初中央就有人提出要进行军官职业化改革。然而由于保守势力的强大以及一些其他原因，这些构想迟迟未能得到实现。
90年代到改革元年2015之前，这段历史时期的文武关系非常微妙。文官专注于国民经济建设，少有过问军队事务。同时武官也无战事，能够在军队自己的独立王国里自得其乐。军队有自己的学校、医院、科研机构、工厂、农场、甚至酒厂，其规模堪称中国最大的国企，完全能够做到自给自足。
3. 新时代的改革号角
为什么要进行这场改革？
为什么要把一些单位调离驻地？
为什么要重新调整体系结构和政策制度？
回到文章开篇的五个错误认识，我想和很多人对改革的意义和深刻程度的认识是不够的。
2013年以来，官方的表述是：“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个“深刻”二字不容忽视。同时我们也修改了对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判断，虽然在文字表述上就改动了几个词，几句话，但事实上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对军队进行改革，并且任务非常紧迫。
从大的趋势来看，近代中国一直致力于解决的文武关系结构性矛盾，这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认为当今时局的重点即打破“军队独立王国”，用官方表述叫“打破体制机制的藩篱”，或者叫“军民融合战略”。“文治”将在这个历史时期建立统治性的地位，而“武”则将被局限于“军事专业”，加强工具性和功能性，军事专业主义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重点。
一句话概括，就是“文统武专”。强化军人的服从意识，杜绝军队势力干政，保证改革开放大局稳定。
从阶段性目标来看，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当前的政府建设和改革的目标。中国的目标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重新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这就意味必须拥有一个高效率的、专业素养较高的文官政府。因此，文武两道，在未来的道路上将会相互隔离的越来越远。从武官变成文官，只会越来越困难。
这场改革，是契合时代背景，符合历史潮流，同时也是不得不为之事。
我们把一些所谓的”拳头“单位调离母体，从人事上打破了原先从生的盘根错节。
我们“除奸”甚众，扯碎的关系网成千上万，相关的人应该可以感受的到。
我们撤掉了一些所谓的“油水”岗位，招募地方优秀大学生前来聘任，改造腐拜滋生的温床。
我们把所有的番号撤掉，重新授旗，为了就是抛却过往的负重，重新出发。
面对这么大而深刻的变革，如果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很容易随波逐流，泯然众人。
没有方向的船，什么风都是逆风。
04
正文之二：
军人心态（military mind）与文武关系
在上一段，我结合具体国情，阐述了文武关系同政治结构变化的历史脉络，最后阐明当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何预测得未来的趋势。
这一段，我主要从军人主观的角度出发，去分析在军人视角下的文武关系的特点和矛盾。
亨廷顿认为，军人和政治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其根源在于专业主义的本质。他将军人心态（military mind）描述为具有保守的、现实主义的和悲观的人类本质，提出以“客观统制”（objective control）作为文武关系最适宜的形式。
就当代中国的武官而言，保守的特质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军人的来源大多来自于相对落后和保守的地区。其家庭教育往往重视中国传统的教导。其次，军队教育也喜欢引用一些传统伦理的说教，非常重视孝道在引导军人服从意识养成过程中的运用。最典型的隐喻例如”木兰从军“。
现实主义无疑是军人心理的又一大特征。具体表现在职业选择、婚姻倾向、家庭关系等方方面面。军人非常在乎一些现实当中的利益所得，比较看重物质生活水平。比如一些军官可以为了转业安置而选择婚姻对象。这与军人在战场上的状态非常一致，即为了生存而做出最契合现实的选择。
人性悲观论在军人群体中也有相当大的市场。我想这往往来自于“暴力管理”的生活状态以及战场屠杀的印象投射。
一、“服从”在军事伦理中的核心地位
军事伦理强调人性的恒常性、非理性、脆弱性、以及邪恶性；强调社会优先于个体，以及秩序井然、层级节制和功能划分的重要性；强调历史的持续与价值。他们认为国家是政治组织最高的型态，并且认为国与国之间将可能不断地发生战争。强调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并对危及国家安全的因素提出警告。坚持国家安全必须要靠建立并维持强大的军力来确保。他们主张国家的行动应限定在争取国家的直接利益上，避免过度承诺，不愿采取冒进与好战的政策。他们主张战争是政治的工具，军队必须服从政治人物。
军事专业的存在，是以人类利益的冲突，以及会运用暴力去扩充利益为前提。因此，军事伦理就是将冲突视为人类天生的共同型态，且将暴力视为人性中根深蒂固的生理与心理本质。
不论古今中外，人性大致如此。因此，军人对人性也总抱持悲观的态度。人性中有善良、坚强及理性的成分，但同时也有邪恶、懦弱与非理性。军事伦理中的人性，基本上就是霍布斯哲学中的人性。
军人伦理基本上靠的就是精神上的同舟共济，其本质是反对个人主义的。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自由主义者与军人，天生就是死敌。
文人统制对军事专业主义而言，不可或缺。
它赞美服从是军人最高的美德。就其对军事专业的观点而言，军事伦理是悲观、集体性、历史取向、权力取向、国家主义、尚武、和平主义，以及工具主义的。简而言之，它是现实而且保守的。
军事服务与道德之间会产生冲突。军人几乎不可能有正当的理由可以依据个人良知的指导，而反对军事服从与国家利益的双重要求。（亨廷顿）
二、军队理想价值与宗教精神的同态
军队生活基于社会目的而使人顺从于职责所需。在严格、规律与纪律的要求下，军中社会也具备了宗教秩序的特征。
军人必须是具有奉献精神的人，纯粹以职务的需要来行动与思考。
亨廷顿在《军人与国家》中给出了两个意象：村庄与教堂。这二者都是保守主义的。
军队拥有着与宗教精神相同的等级结构。
我们试图描绘这样一个图景：
在一个军队营区里，每栋建筑彼此间存在着固定的关系，都是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而它们的特征与所在位置象征着屋主的贡献：石造与砖造房给资深军官居住，而木造房舍则给较低阶的军官居住。当集体意志取代个别的突发奇想时，整个驻地就会充满着匀称与和谐。
在一项心理学调研中我们发现，军人的心理结构中对于等级和秩序感拥有极强的需求，对等级和秩序的渴望已经成为军人的一种心灵本能。它就像崇拜行为发生的时刻那样自然而和谐。
三、文人统制的命题
界定文人统制的基本难题是：如何将军队的权力极小化？
将军人权力极小化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扩大文人团体处理军队事务的权力。例如：将文职人员引入到军队的各类岗位中，或者像前苏联和中国一样设立专业的政治干部掌控军队。
还有一种办法：扩张军事专业主义。
任何文人统制制度的主要本质，就是削弱军队的权力。客观的文人统制藉由军队的专业化，使其无法干预政治且变成政治中立，而达成上述目的。
就中国而言，文人统制的机制障碍并不存在。更令高级文官忧虑的是那些派遣到军队当中去的政治干部，所谓的文官集团的代理人，是否拥有足够的忠诚度，是否能够经得起检验和考验，这才是中国文人统制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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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当今中国正处于扩大开放，走向现代化的历程当中。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化意识的治理体系，摆脱近代中国历史惯性带来的“武化”影响。
这个趋势会在接下的数十年内带来重大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治理能力现代化专业化的要求使得现行军队干部转业政策难以为继，必须改革。军人退役重归社会需要一个系统性的结构过程，包括再就业培训，心理疏导，人际关系辅助重构等等。“军转干部”作为一类政治群体的标签，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在实体层次上将会逐渐消解，最终消失在历史舞台上。扩大化军事专业主义对军人的服役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军人想实现转型，“去军人化”的难度和支付成本将会越来越高。文官政府将会加大在军事专业上的投入，在政治上加强对军人的领导和控制。军事专业会得到发展。军人的专业教育将重点着手于专业上的技术与知识，减少对于广博、自由和文化背景的投入。
选择就是人生最大的智慧。
在冲突局势下决策者如何选择最有策略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改革时代，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冲突和取舍，有些原来设计好的选项突然没有了，同时又多出了别的选项。这对个体的心智，勇气以及智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要对自己和时代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认真提炼信息，把握好人生的航向。没有方向的船，什么风都是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