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际和谐】当代民族学民族文化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基本特征
【作者简介】袁波澜，三峡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黄丽，三峡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南地区各民族共享中华文化符号挖掘整理与研究”（21BMZ095）阶段成果。
【摘要】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基础，也是国家、地区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近代以来，我国民族文化的研究范式不断转换，经历了“识异”“求同”到“共享”的更替，反映了不同时期民族国家建设对民族文化认同的不同需求。新时代，民族文化研究要挖掘和整理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传承利用好各民族共享中华文化符号，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际形象。
【关键词】民族文化；研究范式；文化共享
在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顺应时代变化，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民族工作要顺应时代的变化，民族研究范式必须顺应时代变化。“范式”是“学术共同体成员在开展科学研究中所共享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或集合”。研究范式既要服务支撑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更要引领学科未来的发展，所以研究范式需要不断更替和转换，才能深化研究者的认识、推动学科的发展。民族文化研究范式同样要顺应时代需求更替、转换，才能推动民族学的发展，促进中华文化的繁荣进步。我国正处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凝聚人心的时代，急需从“族际社会”的视角，收集整理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挖掘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一、西方民族文化研究范式的历史流变
文化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学术界对此已达成共识。但是面对文化的多样性，对“我是谁”“我们是谁”的思辨，西方国家曾出现深度迷茫。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随着国际移民潮及全球化的到来，应对文化多样性成为现代民族国家面临的重要挑战。为整合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和认同，西方国家不断调整民族政策，同化论和多元文化主义是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和政策模式。同化的目标就是消除异质族群、形成同质社会。文化同化论将文化群体划分为弱势（即少数）群体和支配群体，并强调弱势群体对支配群体文化特征的学习。“文化同化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原本不同的文化群体不再能够通过其行为和价值观加以区别。”但文化是双向互动的，文化同化因其单向论受到学界的普遍质疑，在实践中，文化同化因其抹杀少数族裔的权利而受到抵制。
冷战结束后，多元文化主义成为西方普遍的社会思潮，也成为西方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之一。多元文化主义承认不同文化的平等价值，给予所有社会文化群体以平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地位。但是，由于忽视经济和政治不平等、忽视文化适应与融合的过程，无法解决多元与一元的矛盾，多元文化主义导致少数族群内部权力不平等和文化限制性加剧。20 世纪 90 年代，多元文化主义退却，国家建设、共同价值观和公民身份认同等观念得到重申，甚至出现了回归同化的趋向，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历史终结论”，主张以西方文明取代其他文明；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文化差异是冲突的根源；日本学者平野健一郎（Hirano Kenichiro）提出“文化摩擦论”，认为文化不同会导致文化摩擦。也有学者对文化多样性采取辩证态度，如德国政治学家哈拉尔德·米勒（Harald Meller）提出“文明共存论”，保加利亚学者亚历山大·利洛夫（Alexander Lilov）提出“文明的对话论”等。
21 世纪以来，西方学者提出了构建国家共同文化的理论。如美国学者菲利克斯·格罗斯(Feliks Gross)提出“国家-公民文化”( National - Civic Culture) 概念，即一系列为大多数个人或团体所接受的共同行为规范和共同原则，内容包括基本、核心的价值理念，法律、习俗惯例等共同的规则，上述准则具有普遍性，包含许多文化和民族。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提出“社会文化”（ societal culture）的概念，认为国家的共同文化包括共同记忆、价值观以及共同的制度和实践。共同文化理论无法解决文化多元与一元的矛盾，也无法拯救西方文化认同的困境。
导致西方文化认同分裂的因素并非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而是西方国家将文化同一性强加于人民。多元文化主义没能拯救西方文化认同的分裂，国家共同文化的理论也不能。面对文化的多样性，不仅要认识族群的文化差异，更重要的是要在差异中寻求共享的文化因素，理解不同族群的共同需要，在平等、共处、共享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对话与合作。
二、当代中国民族文化研究范式的转换
在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民族文化研究范式的适时调整，有助于搞清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叙事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工作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根据国情和民族工作的需要，民族学界民族文化研究范式也在适时调整。当代中国民族文化研究范式主要经历了三次转换。“范式一经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科学家由一个新范式指引，去采用新工具，注意新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族别”范式处于主导性地位，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呈现多元的中国文化和多民族的中国社会，为少数民族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创造条件。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思想界，客观存在着视汉文化为先进文化、视少数民族文化为落后文化的文化心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保障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与社会地位，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要诚心诚意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障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而民族识别使各少数民族的构建最终完成。这个时期，我国民族学的研究范式以族别研究为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先后开展了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民族识别等一系列调查研究。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以《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为代表的成果出版发行，“各种以‘族别’叙述为特点的‘少数民族历史’‘少数民族文化史’‘少数民族文学史’‘少数民族风俗志’等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以‘民族’为单位的历史、文化与民族志描写,已经成为中国民族学的又一个显著的特点”。以族别形式展开的文化研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学的一种主导性研究范式。
民族文化族别式的研究展现了我国各具特色、风格各异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格局，为科学认识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特点提供了科学依据。文化族别式的研究，支持了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对研究各民族历史、复兴各民族文化、促进民族间的了解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快速理顺国内民族关系提供了科学知识，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益，激发了少数民族自觉意识，为今后进一步解决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奠定了基础。但是文化族别式的“识异”研究“不能很好地阐释各民族发展中的相互关系，不仅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包括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过于关注民族间的“异”、忽视广泛存在的族际文化共享的事实，容易解构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影响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
改革开放后，从“识异”转向“求同”，“族际”范式打破族别的叙事结构而成为新的分析框架，研究地方族际社会文化，突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20世纪8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结束，我国确定有56个民族，文化族别式研究完成了重要的历史使命。中国民族学研究有了新的使命，即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性的研究，研究“以中国如此众多民族、悠久历史、广大疆域如何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及为何会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而不是各民族分别在不同地区形成不同国家为中心、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的联系”。
改革开放初期，“针对过去按‘行政区划’和‘民族单位’进行民族研究的局面”，费孝通先生主张“按照‘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民族研究”。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理论基础。1990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指出现代中国的整合要在尊重各民族文化个性的同时促进融合、推进国家认同，为中国民族学研究超越“族别”范式提示了新的方向。学者们开始了中国民族学研究范式转换的探索。1995年，陈连开指出中国民族学研究要实现从“识异”到“求同”的转变。③众多学者从宏观角度围绕“多元一体”进行理论探讨，如李德洙认为“在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少数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 促进中华文化形成了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鲜明特征”；何星亮提出中华文化具有多样性、同一性与互补性；都永浩认为“共同文化是一个国家所有居民共享的文化”，共同文化建设是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问题。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出从中华民族整体格局与视野开展民族研究，但当时学术界更多的研究以地域展开，研究多民族的地域社会文化或地域性的多民族社会的民族文化，如《南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东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丛书》《东北人口较少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以地域民族文化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出版，呈现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民族文化在仍然保留多样性和独特性特征的同时，各民族文化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增多。
研究范式由“族别”向“族际”的转变，是“识异”向“求同”转变，二者看似截然不同，实则“识异”是“求同”的学术基础，厘清各民族文化的“异”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探寻各民族的“同”是立足各民族文化和而不同的社会现实。“异”并不是虚构的“异”，“同”也不是虚构的“同”；这个“异”是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客观呈现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个‘同’是客观存在的中华民族整体不可分割性、根本与长远利益的一致性、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共同性以及中华民族的大认同与凝聚力等等,而不是人们主观上的虚构”。但以少数民族为中心的“地方族际社会”研究被束缚在地方文化单元的狭小空间，无法解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更高层次的融会，需要从中华民族整体格局和视野认识中华文化。
新时代，“求同”转向“共享”，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框架下，对中华文化进行整体研究，突出中华文化共享性，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和内在联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早在1951年，范文澜先生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提出要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研究。由于当时的族别研究、民族关系研究基础薄弱，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研究的条件还不成熟，因而未能推进。多年来，民族学界扎实的族别化民族文化研究和族际民族关系研究为新时代的“文化共享”研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开始了中华文化共享性的研究。1998年，胡鸿保、周星等在学术交流中指出“中国族际文化共享状况普遍存在”；1998年，高丙中指出“中国文化包括56个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化”，“从这一观念出发，我们将更加具体生动地看到中国文化的民族多样性与民族之间和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共享”，各民族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构成了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共享。2005年，周星对以“族别”为框架的历史和文化叙述范式提出质疑，“很多原本地域性的、跨族群的和为各民族所共享的文化事象，便往往被割裂得支离破碎，成为建构各自孤立的族别史和族别文化体系的碎片”，并指出我国已进入用“族际社会”的视角研究中国社会及“族际文化共享”的时期。
民族学界对共享中华文化的广泛研究始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主要从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的地位以及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意义等角度展开。例如，郝时远提出“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共生交响”；熊坤新等提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资源”；马俊毅认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能够为多民族国家人民提供精神共享内容；严庆指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创新发展的结果”。在“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研究中，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再次得到强化，多民族共享的精神文化得到重视，但对各民族共享的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等研究有待加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亟须全面系统整理，提炼、整合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成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课题。
关于中华文化符号的研究，学界既有的研究以文学和艺术领域为主体，其中以甲骨文、长城、兵马俑、中医、功夫等为标志的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受到推崇。民族学对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及文化符号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内容以宏观理论探讨为主，缺乏实证研究。如在2020年，李资源研究了中华文化符号的类型，阿拉坦仓提出要在教育中融入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2021年，郝时远指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基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吸收”，要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建构符合中华民族审美价值的文化符号。关于民族文化符号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少数民族服饰符号、饮食符号等层面，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亟待整理，各民族共享文化符号亟待挖掘，现当代文化符号的影响力亟待提升。
共享文化与共同文化相似但不同，区别在于共享文化的含义比共同文化更广泛，共同文化是共享文化的一部分。“求同”向“共享”的转变，“真正实现了从差异性包容到包容性差异或者从多元一体到一体多元的辩证发展、综合创新的又一次飞跃”，一方面包容文化和族体的多样性， 一方面实现政治和文化国家层面的一体化。超越民族边界的 “共享文化”主张从“合”而非 “分”的意义上认同中华文化，从强调差异、多元的分析视角转向互融、共享的新维度，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
三、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研究范式
“文化建设是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其理路选择既远离了民族国家早期奉行的单一文化主义的‘去异’取向，又摈弃了联邦主义的文化单元‘平行’模式，‘去 异’的同化和‘平行’的区隔都是多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的羁绊。以多民族国家文化融汇的历史为基础，以民族文化尊重为价值，以国家统一为原则，当代中国的多民族国家文化建设正在实践合和增量的文化建设模式，以期实现从‘去异’和‘并行’的羁绊中突围。”“共享”文化建设是实现突围的重要路径。
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在文化共享研究范式的指引下，中国民族学研究将迎来新的时代。
（一）什么是文化共享？
“族际文化共享是指一个民族国家之内两个、多个乃至多数民族共同拥有一种文化现象，它同时也是一个过程。历史上的这种过程发生在中国文化内部，造就了中国各民族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形成了中国民族文化的总体性。”
实现文化共享要有共享的文化。共享文化的形成有三种方式：共生、互融、共创——相似的文化生境形成共生文化，多民族的交流互动形成互融文化，国家文化建设形成共创文化。共生文化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某个阶段，因为相似的文化生境，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即使交通环境阻隔、交流沟通缺乏，也会产生相似的文化，如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的美德，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的生态文化；互融文化是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汇合他者长处、吸取他者精华而形成的文化，也许文化表象不一、文化载体不同，但文化内涵是一致的、统一的，如各民族喜爱的旗袍文化、多民族受益的中医文化；共创文化是在国家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反映时代精神，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接受、共同拥有的文化，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各民族同看一本书、共观一台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我国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文化差异得到融通，形成各民族共同拥有的文化，即共享的中华文化。
共享文化能弥合文化的差异，凝聚认同。“民族国家在建立后，更是通过共享的符号、神话和记忆等文化认同将所有公民融合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共享文化能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并创新发展出新的共同的文化，代代相传并共享。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有巨大的向心力和亲和力，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原动力。
（二）研究方法
研究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必须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地区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深入理解各民族思维方式、历史文化结构的基础上，结合民族情感与时代需要，用族际视角研究多民族的社会生活，在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中提炼中华文化共性，将中华文化共性融入民族文化的特性中。
研究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要立足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把握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创造力和话语权，打破以民族界定文化而形成的文化的民族边界，在多元文化互动中发掘涵养民族团结的中华文化元素，挖掘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来自西方的民族国家话语试图通过单一民族国家之间的分立去打破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联系。”西方“文化族别化”的话语体系强调民族文化的差异，导致民族边界的强化和固化，解构我国56个民族的相互认同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研究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分析共享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历史经验，从文化生境、民族关系、国家政策等视角分析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形成的路径，考察相对独立的疆域环境、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观、民族文化的平等地位、各民族跨文化对话的能力等因素的功能。以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认同为基础，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导向，以传统文化为底色，以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为依托，挖掘创新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想信念和情感皈依。
（三）研究主题
关于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研究，有三个主题：一是收集整理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分类研究各种文化的精神内涵，挖掘各民族共享的文化基因，提炼涵养民族团结的中华文化元素，助力中国文化的现代重构；二是挖掘创新中华文化符号，凝练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的特征，探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动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文化方面的理论支撑；三是传承推广中华文化符号，通过建设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挖掘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的意义和功能，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展示新时代中国形象。
1.收集整理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
对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进行分类，挖掘整理各民族共享的爱国主义文化、伦理美德文化、信仰崇尚文化、生态文化等。如各民族共享的爱国主义文化，通过收集整理地方志书、族谱家训、民歌民谣等，整理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敌、建设祖国的文献资料，研究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记忆和现实情感，聚合全民的国家认同。如土家族的《来凤田氏新族谱》：“爱国家，应效劳。报国志，不屈挠”；如各民族保家护国的英雄故事，“回族爱国将领马福禄率领以家乡回族子弟为主组成的骑兵，在北京外围与八国联军激战，所部有百余名回、东乡、保安等族官兵为国捐躯……马福禄冲锋在前，不幸中弹身亡”②。将国家观、民族观、故乡情、家风融入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建设中，构建多层次、立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系。
2.挖掘创新中华文化符号
挖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国天下”等爱国主义文化符号，凝练中华民族共享的爱国主义精神财富和情感基础；挖掘创新新时代的美德风尚符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信仰崇尚文化符号、生态文化符号。传承各民族共享中华文化符号，研究各种文化符号的精神内涵，挖掘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基因，提炼涵养民族团结的中华文化元素。用各民族共享中华文化符号凝聚人心，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传承推广中华文化符号
传承各民族共享中华文化符号，挖掘其意义和功能，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想信念和情感皈依；宣传各民族共享中华文化符号，借助现代文化艺术形式和传播手段，彰显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推广各民族共享中华文化符号，展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用中华文化符号塑造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新形象，传播中华文化，展现中华文明气度，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四、结语
西方的“同化论”“多元文化主义”“国家共同文化”没能帮助西方国家摆脱“国家认同危机”，更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理论范式与国家文化安全模式，也能为异质的世界解决多元文化冲突做出示范与导引，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华文化的多元性、统一性和共享性，是中国民族关系、国家凝聚力的折射。当代中国民族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变反映了时代的需求，也顺应了时代的需求。从西方列强环伺中突围而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厘清自身民族状况后，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民族政策，民族文化研究范式从族别个性研究转换到强调族际文化共享、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智慧和力量，为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也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智慧和启示。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民族论坛》2021年第4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毕跃光 吴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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