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名家论坛第三讲回顾 ｜ 唐文明：承认理论的儒学转向

　　     2022年7月8日，由广东伦理学会主办，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东西哲学与文明互鉴研究中心合办的伦理学名家论坛之中西伦理-政治哲学中的“心性与秩序”系列讲座第三讲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的题目是《承认理论的儒学转向》，主讲人是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教授，评论人是中山大学陈立胜教授，主持人是中山大学陈乔见教授。

　　

　　       唐教授首先指出，承认来自这样一种需求，即作为一个主体的自我认识到在自我的身份、品质和能力等方面必须被作为另一个主体的他者所承认，从而在这些方面的认知和相关的实践态度上与这个他者达成和解，这个自我才能与这个他者建立起真正的伦理关系。黑格尔所揭示的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自我认同离不开他者的承认，他者的承认是自我认同得以伸张、实现的一个必要维度。既然伦理生活能够被理解为主体间的实践形式，那么承认就能被理解为保障主体间性、成就主体间伦理关系的伦理行为。

　　

　　       唐教授接着继续重点分析了霍耐特的承认理论。霍耐特依据黑格尔耶拿时期的著作，概括出了三种不同的平等承认的模式：爱的承认、法权的承认与团结的承认，并认为三者构成我们自信、自尊与自重的基础。霍耐特还提出了一种更为根本的承认模式，他称之为“生存模式的承认”，并认为海德格尔的“操心”、杜威的“人与世界的原初关系”与卢卡奇的“共同参与”都指向这种更为根本的承认模式。通过分析霍耐特的其他著作，唐教授指出，霍耐特所谓的生存模式的承认，其实是指康德意义上的人格承认，而这一点非常清楚地显示了霍耐特承认理论与康德道德哲学的渊源以及霍耐特对海德格尔、杜威、卢卡奇等人的误解。

　　       接着，唐教授从霍耐特回溯到黑格尔，对他们的现代承认理论展开了批判性分析。唐教授聚焦于自我意识与理性的过渡环节，尤其聚焦于作为自我意识的自由的一个环节的不幸意识（unhappy consciousness）。科耶夫和伊波利特都明确指出，不幸意识作为主奴关系之中的二元分裂意识，其实是指宗教意识，具体表现又有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不同。虽然耶稣意味着某种统一，但由于耶稣是神成了人，而不是人成了神，所以不幸意识在基督教那里并不未被克服。黑格尔将不幸意识到理性的转变对应于中世纪教会到文艺复兴和现代的转变。结合黑格尔思想中的历史三一论，唐教授指出，如果说不幸意识是因为原罪观念遮蔽了创造的恩典，那么，植根于新的理性观念的现代转变意味着彻底弃绝了超越的创造者。也就是说，世界的获得（理性化）不再是作为受造物而被重新获得，而是作为人的认知对象而被占有。关联于承认的问题，霍耐特在社会病理学的范畴内提出“承认的遗忘”现象，唐教授认为，这种病理学现象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认知优先于承认，而是在于对创造的遗忘，而解决这种遗忘的方法，也早已出现在柏拉图和奥古斯丁那里，即通过回忆唤醒被遗忘的原初承认。

　　      在奥古斯丁那里，回忆能够不顾原罪带来的不幸意识，而指向人的降生性（natality），也就是人与上帝的原初关系，因此这样的回忆其实意味着人对创造的恩典的领受，是人对上帝之爱的感应。这种感应突显的是人与上帝的原初关系，就其作为承认而言可以称为原初承认。唐教授指出，霍耐特意义上的“生存模式的承认”，只有原初承认才能当之。而这就与黑格尔、霍耐特那样以欲望来看待人的承认形成了鲜明对比：前者留意于人的降生性，后者留意于人的必死性（mortality）。唐教授将他通过奥古斯丁的回忆学说而提出原初承认的理论思考称为承认理论的创造论回归。

　　      在承认理论的创造论回归的基础上，唐教授谈到了承认理论的生生论转向，即儒学转向。基于他之前提出的仁感孝应论与宋儒提出的理一分殊说，唐教授分析了儒教经典中天人之伦与父子之伦的密切关联，并以终极的原初承认与现实的原初承认作为一对解释性概念；进而指出，原初承认能够解释儒教传统中人伦的构成原理，即天人之伦为父子、兄弟、朋友、君臣之伦的基础。

　　

　　      唐教授报告结束后，陈立胜教授首先做了点评，然后就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是否具有现象学的特色等进行了提问；陈乔见教授就唐文明教授所强调“天人一伦”中的“天”的涵义进行了提问；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的江求流副教授就朱子的气论进行了提问；不少中山大学及外校学生积极发言，就儒家如何对待敌人、爱父母与爱自己以及主体性的确立、荀子的“天”是否具有主宰性、儒学的超越性等问题向唐教授请教。唐教授对以上诸问题一一做了回应，讨论环节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最终，本次讲座在切磋和乐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供稿：陈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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