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文章十篇
国学经典文章篇1
关键词:高中语文;经典阅读;提升;学生素养
一、经典文章范畴分析
经典文章一般是指具有极强的典范性、权威性和价值性的文学作品或者文学专著,可以毫不夸张地把其称为经久不衰的万世之作。对于经典文章,有其自身的个性特质。首先从本体特征来看,具有原创性与独特性相结合的特性;其次,从经典文章的形态上看,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的特征;最后从经典文章的使用价值来看,具有民族性、历史性和地域性的特征。其实经典文章是一个不断更新,与时俱进的概念。我国著名的作家周树人最早使用文章的概念,并于1921年发表了《文章》,周先生大力提倡叙事抒情的散文创作,指出要给文学开辟一块新土地。之后,很多的作家,如冰心、朱自清等提倡白话文的文章,文章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得以在文学史上确立。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以来,人们对文章的界定不在局限于某种题材、某些文体,某种地域,其范围更广,题材更为多样化,给文章的概念也赋予了更多开放自由的元素,散文、诗歌、专著、古诗词、外文、议论文,甚至是优秀的笑话句段、手机短信都可以称为是经典。新时代的文章氤氲于每一个角落,但是经典文章却老而不衰,富有极强的生命力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这些一般是指我国古代优秀的诗词歌赋,外国优秀的文学著作等。正如前面的论述一样,经典文章具有原创性、典范性、权威性、奠基性、永恒性的特征,诸如我国的《道德经》、《孟子》、《弟子规》、《论语》、《易经》、《金刚经》等。西方的《简?爱》、《红与黑》、《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都堪称经典文章,它们通古今、重感性、达知性,长抒情、教于人、树于心。
二、学习经典文章对学生语文素养的积极影响
经典文章都是经过历史和岁月洗礼的极富有营养的文学作品,它拥有其他一般文章所不具备的文化和思想的厚重感,它们以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技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让学生的血液中流淌着正能量的元素。经典文章的阅读不但可以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也可以塑造学生的品质,提高他们的修养。
(一)博古通今,拓展语文视野
学生的语文素养是多方面的,听说读写、交际沟通、感悟理解等,如果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只是单纯地对语文基本知识的积累,那是很难提高语文素养的。通过对经典文章的阅读,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扩展他们的间接经历,让他们如同深入其境,感悟人物、事件的发生和事态的变化,尽可享受经典文章中的历史价值、时事评论等古今中外包罗万象的知识。经典文章的涉猎范围有西方的经典专著,有我国古代的诗词歌赋、现代的经典散文等,这些都是中西方活生生的历史写照,并且这些经典文章中也涉猎到语文学习、科技、民族特质等符号,可以让学生领略古今、学贯中西,并且通过中西方文章的学习,了解中西方文学的差异性和共同性,掌握古今文学创作的异同,这些都会促进学生拓展语文视野,了解以往的文学创作模式。
(二)拓展学习途径,扩充词汇量
对于经典文章的学习,无论是课堂授课还是自学都是语文学习的过程,都有益于学生词汇量的积累。对于经典文章,特别是古代的诗词歌赋,很多的名言警句、俗语等都是语文知识积累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名言佳句的掌握和理解,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在众多识字教学体系中,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是积累词汇的最有效的方法,由此可见阅读还可以扩充学生的词汇量,促进高中语文的知识学习。比如在对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进行阅读的过程中,可以学习其中很多的词汇,语法等,比如“真真的”“巴巴的”“回回的”,三个重叠词用作副词,大大增加了作者表达的意境,更能突出作者的中心思想,通过文字就可以了解作者的心理。在《红楼梦》中,还有名词作动词的用法,如“家去了”,意思就是回家去,“家”就是名词作动词用,意思是“回家”。通过对经典文章的阅读就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字词、名言佳句的积累,这些都会为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激发阅读积极性,提高写作水平
现在的高中生虽然生活条件好了,但是他们的生活圈子却越来越窄。他们与社会的接触越来越少,与自然的亲近也是少之又少,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的“书呆子”。经典文章的学习可以让学生深入了解文章,在学生享受经典文章的同时,还可以激发他们阅读的积极性。语文作文水平的提高需要教师教导,更需要学生自觉的进行课内课外阅读,阅读是作文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正如古人所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由此可见,扩大高中生的阅读量是扩充他们写作素材,造就写作灵感的重要手段。针对性的阅读,经典文章是最好的选择,这些文章耐人寻味,写作手法新颖,对学生灵感再现,进行文学创作和提高写作水平都功不可没。
(四)积淀知识,增强文化底蕴
人们的素质,特别是文化底蕴,一般都是需要相关的语文知识的积累的,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的阅读量达到一定程度时,言语谈吐自然就会呈现出高品位,高姿态,这样一个人自然就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底蕴。经典文章,都是经过了风雨和人们的过滤的,富有极强的文化色彩、价值色彩,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如果高中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加以识记诵读,体会理解,思考探究,做到眼到、口到、心到的话,他们就会从中汲取营养,增加他们的文化底蕴,进而提高语文素养。俗话说得好:“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就是这个道理。
阅读已经成为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和方式之一,它对学生素养的提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经典文章以自身所具备的的优势成为高中生阅读的首选。经典文章富有极强的可读性,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增加他们的间接阅历;可以让他们增加词汇量,学习到更多的表达方式;可以学以致用,提高他们的创作水准;也可以加深他们个人知识的厚重感,做一个博学的人。但需要注意的是,对经典文章的阅读需要学会反思、运用拿来主义,实现与经典的对话,不可泛泛而读,人云亦云,要有大胆的质疑精神、探究精神和批判精神。
参考文献
国学经典文章篇2
关键词: 语文教学 经典诵读 有效教学
低年级学生心智发展尚不完善,教师要注意利用经典著作对学生的语文素养、人格建设和品德等加以引导,促使学生健康成长。我国古典文化博大精深,古诗词在我国小学语文教育中占据非常重要的篇幅,语文教师可以利用古诗词及其他经典读物对学生进行教学。目前我国对经典诵读的教学比较关注,要求小学生诵读一定数量的经典读物。然而目前对于经典诵读教学方法和价值体现还不够完善,因此需要加以研究。
一、低年级课堂经典诵读的作用
诗词、名作等之所以成为经典,其必定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文化价值和优良的传承精神,且对人们有一定的引导和熏陶作用。语文教师应该通过经典诵读教学,让学生感受到我国古典文化及其他经典名作的内涵,体会民族文化的精神和意义,起到培养学生人格、陶冶学生情操的作用。如教师可以让学生利用部分课堂时间和课外时间诵读古诗词,如《登鹳雀楼》、《青松》等,学生通过感受诗词所表达的含义和精神,体会和学习积极向上和坚定挺拔的精神。
另外,经典诵读是一种能够有效促进学生提高语文成绩的教学方法,还能够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学习习惯。学校及语文教师要注重经典诵读的重要性,加强培养学生喜欢读书、读好书的习惯,注重课堂、课外、教材、课外读物等全方位的经典诵读教学。
二、低年级课堂经典诵读的教学方法
虽然目前我国较注重低年级课堂经典诵读,然而在实际教学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就提高低年级课堂经典诵读教学的有效性的方法进行了探讨。
(一)教材选择
我国小学低年级语文教材中,最适合学生反复诵读的内容便是古诗词,但教材需要注意综合性,因此无法加入较多的古诗词。如小学二年级上学期苏教版语文教材中,只有《登鹳雀楼》、《青松》两篇古诗词,虽然这两首诗所表达的意义较为简单,但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讲,还是有些难以理解。语文教师应该要求学生诵读一些课外书籍,如《三字经》、《弟子规》等,这些都是非常经典且传承悠久的读物。另外还有《诗经》、《百家姓》、《唐诗三百首》等,这些书籍的内容虽然较多,但处处经典,教师可以从中选择一些比较简单易懂的内容,重新编排成更适合低年级学生诵读的读本,为学生学习语文知识打好基础,促使学生在学习古诗词及其他文章时,能够更快更有效地理解。如《弟子规》主要通过“孝”、“信”、“亲仁”等多个方面讲述为人处世的道理,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形成正面的思想和健全的人格,且其中古代化用语,能够让学生适应古代语法的表现,从而提高学生学习古诗词的能力。此外,教师还需要注意舍弃一些有不良思想的内容,如《三字经》中有一段关于读书是为了光宗耀祖、为了当官的思想理论,这样的理论不适合学生的健康发展。另外,还有一些古诗词也不太适合低年级学生诵读,如唐朝诗人白居易经典诗歌《长恨歌》,其不仅篇幅长,而且描写的内容主要是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不太合适小学生学习和诵读。
(二)诵读方法
在我国传统语文教育中,最常见的诵读形式便是以背诵文章方式,督促学生反复诵读文章,然而学生在没有兴趣,且对文章理解不够透彻的情况下,很容易对诵读产生厌倦心理,从而使经典诵读教学达不到良好的效果。如今随着教学理念的更新,教育主体转变为学生,教学方法主要以学生兴趣为主,在经典诵读教学中,语文教师要注意利用多种诵读教学方式,使学生对诵读感兴趣,从而达到良好的诵读效果。本文就最常见的几种诵读教学方式进行了分析:①自读,小学教材及读物中,一般汉字上都标注有拼音,学生可以根据拼音了解该字的读音,对文章进行诵读。教师引导学生自读,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②个读,即学生自愿或教师点名,由单个学生进行诵读的方式,如教师在教学《登鹳雀楼》时,可以通过个读的形式,让学生进行诵读。③配乐读,音乐可以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利用音乐搭配古诗词进行诵读,不仅能够使学生提高诵读兴趣,而且能使学生如身临其境,从而陶冶学生的情操。④诵读评价,经典读物在断句、用词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标准,学生通过诵读经典读物能够提高自己的发音、对字词的认识,提高自身的表达能力。教师要为学生制定诵读标准,保证学生读音、断句等诵读的准确性。针对制定的诵读标准,教师需要加强对学生进行诵读评价,发现学生诵读的缺点,促进学生进步。⑤情感带入,经典读物中都蕴含非常深厚的文化和思想,学生理解经典读物所表达的情感,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教师要向学生简单解释文章的含义,使学生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在诵读时带入相应的情感,久而久之,学生会逐渐理解文章的含义。
(三)教师指导
虽然经典诵读主要是由学生完成,但教师在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教师在教学《青松》时,首先要保证自身读音的准确性,如“雪”、“青”,以及声韵的感染性,否则学生模仿教师,从而不仅无法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反而会对学生的语文学习产生影响。因此,教师首先要注意发音的准确和清晰,语调的起伏和生动性,字词的读音轻重,以及节点的停顿等。总之,教师对学生的影响较大,因此教师首先要对读物非常熟悉。
小学生由于年龄还小,无法理解经典读物的内容,教师可以通过图片和文字的形式,帮助小学生形成具象的画面,起到帮助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小学语文教育中运用经典诵读的教学方式比较普遍,然而所取得的效果并不显著,如文章的深度、教师的指导等都会影响诵读效果。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语文教师注重诵读教材的选择,运用多种诵读教学方式等,能够提高经典诵读的有效性。
国学经典文章篇3
摘要:通过对《论语》中“文章”与“文学”二词的分析,本文尝试表明:至少在《论语》营造的语境中,“文章”乃指称先王的政治制度,这套政治制度最终来自于先王对“性与天道”的认识。“文学”为“文章之学”,由孔子首次提出。之所以要提出“文学”,与春秋时期官学破败有极大关系,孔子搜集先王典章编撰“六经”并以此教徒,正是为了保存和赓续先王之道。可以说,“文学”与“文教”,正是孔子作为素王经世的方式。
关键词:文章;政制;文学;文教
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文章”一词首见于《论语》,全书共出现过两次,其一见于《泰伯》: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这一章,孔子称颂“尧之为君”,尧是孔子心目当中的理想君王,因此,通过这一章,兴许我们可以了解孔子为何要祖述尧的治法。“巍巍”,高大之称,这里同时形容天与尧的高大,“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唯”字尤需注意,在整个宇宙中,唯天最大,无所不包,天笼罩着整个人世,甚至可以说,地上的人间事务是天的一部分,人间的运行法则出自于天,人道出自天道。“唯尧则之”,唯有尧在治理人间事务之时,取法于天,换句话说,正是尧发现了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联,人间的治道当取法天道,在孔子心目当中,这是尧之为君真正称得上“大哉”的地方。《周易·系辞上》所言:“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应该是这一思想的延伸,不过这一思想的系统表述,更早是源于老子: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
在老子的思想中,道可当宇宙的先天理则,独立不改,周行不殆,是天地的本源,因其不可名状,所以字之曰道,因其元所不包,强名之谓大,也就是说,“大”是对道的称呼。天、地为道所生,人又为天地所生,因此,在古人心中,天、地、人构成了宇宙的基本结构。中国古代思想对人的把握,来自于对天地的把握以及对人在天地中的位置的把握。读《老子》的这一章,还需要注意一个细节,老子所谓的“域中有四大”,分别是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王”为四大之一,但在随后的一句中,“王”变成了“人”,为什么老子不接着说“王”或不在前面将“人”而非“王”看作四大之一?这一转换是为了表明什么?“王”与“人”的区分在哪里?“大”是对道的称呼,天地为道所生,人又为天地所生,因此,在人与道之间,尚有天高地厚的间隔,仅有极少数人可以参透天地,能看透天地人背后道之运行的人,就有做王的资格。《说文》解“王”字时引:
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董仲舒的解释,其实是对孔子说法的发挥,王者,就是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的人。王者是人间政治的掌控者,要掌控人间政治,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类,王者需要对三才之道有深刻的见识和整全的视野。虽然人与天、地构成了宇宙的基本结构,但只有王者可以与天、地、道并称为“大”,因为“大”是道的别名。老子在论述“域中四大”的语境中,单独强调“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突出王者之道在“四大”中的位置,最终意图是为了在道、天、地、人这“域中四大”中,搞清楚人道的位置,搞清楚王道政制正当性的基础所在。老子宇宙论式的论述看似玄之又玄,最终目的却在于重返人间治道,这就是老子作为史官“究天人之际”的真正涵义,也是老子所云“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的根本意图。老子宇宙论式的形而上学论述背后,是对王道政制正当性的探索。古代的宇宙论多是一种目的论式的宇宙论,这种宇宙论假设万物背后都有一定的规律与目的,人与人世同样是天道运行的一部分,因此,其正当性源于更大的宇宙论或天道说之中。基于这一认识,人对人世政制的设计就不应该从自己的理智出发,而应效法天地之道,“释道而任智者必危,弃数而用才者必困”(《淮南子·诠言训》),这就是老子要人君“绝圣弃智”的真正原因。人间政制的安排不能全凭人自身自以为是的智慧,“君好智则倍时而任己,弃数而用虑,天下之物博而智浅,以浅澹博,未有能者也。独任其智,失必多矣”(《淮南子·诠言训》)。春秋时期,面对人君日益张狂肆心的时局,老子反思政制正当性所给出的答案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用孔子的话概括说,就相当于是“唯天为大,唯尧则之”,理想的圣王统治,必然是“则天”的统治,惟其如此,才能最终保有对人间最佳政制的辩护理据。
《尚书》自《尧典》开篇,《论语》以《尧曰》结尾,皆以尧为准绳,关键就在于尧“则天”的治道打通了天道与人道,这很可能接近于孔子心目当中的最佳政制模式,孔子“祖述尧舜”,看中的可能并不是通常所谓的尧舜为禅让之始这件事,而是看重他们对人间政制正当性的洞察,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不过,像尧这样极少数能效法天道、“格于上下”(《尚书·尧典》)的王者,普通民众自然无法认识,对于尧的天德,“百姓日用而不知”。
只有在理解尧的“则天”政制的深意后,才能恰当理解“文章”的涵义。尧统治的成功,正在于其焕乎之文章。包咸注云:“焕,明也;其立文垂制又着明”,朱熹注云:“文章,礼乐法度也”,郑玄注《礼记·大传》云:“文章,礼法也”,可见,文章实为礼乐典制,焕乎之文章,说的正是尧统治时的政治制度。孔子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如果尧之为君取法于天,那么用以实行统治的焕乎文章显然就应该是取法天道的“法则”,礼乐典制实际上就应该是“道之文”。
礼乐典制后来慢慢成文,具有了言语文字层面上的“文章”义。《论语》中,“文章”一词还见于《公冶长》: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应该是指言语文字意义上的文章。不过,夫子之“文章”,尚不能与后世的文章相提并论,因为夫子文章同样具有“制度”的涵义——“圣人吐辞为经,故凡所言,都为制作。”用孔子自己的话来说,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但是所述之六艺文章,皆先王政典,同样是“制度”含义。另外,此章还应该注意的是,子贡虽然表面说文章可闻,而性与天道不得闻,其实无疑在提醒读者,应重视“文章”与“性与天道”之间的关系,夫子虽未明言性道,但对性道的认识却深藏于文章之中,好学深思者可通过文章,得闻性与天道。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作为政教典制的文章,实际上是则天的“道之文”,如果说这大致代表着文章与天道的关系,那么,文章与性的关系,又从何说起?这里,我们先来做一些初步的探索,《周易·说卦》云: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在《周易》中,“章”为“既济”之象,“六位而成章”就是成既济。圣人作《周易》是顺性命之理,何为性命之理?《周易·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之性,由阴阳之气交合而成。套用“易一名而含三义”的说法,阴阳之气交合而成的“性”也有三种含义:其一为“性简”,性由阴阳二气交合而成;其二为“性变”,是说构成性的阴阳二气关系在后天的调整,好比爻位的“之正”,用宋儒的说法就是“变化气质”;其三为“性恒”,无论性在后天如何变化,构成性本身的阴阳二气不变,阴阳之间的阳尊阴卑的关系也不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继续谈论“性命之理”与文章的关系。
《周易·系辞下》云:“物相杂,故日文”,物者,阴阳也,所谓“物相杂”,就是阴阳相交,《说文》解“文”字时说,“错画也,象交文”,本身就有“物相杂”之象。具体到人性本身而言,人性天生虽是阴阳杂成,但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调整人性先天带来的阴阳关系,从而“之正”以达到人性的理想状态,摆正人性中阴阳关系,这种正确的阴阳格局就是既济之“章”。人天生的性情本身就“含章可贞”,“文章”的意义就在于用对人性情的正确认识(阴阳关系的最佳格局)——先王所积累下来的政教典章,来引导人“之正”走向既济,其实,这个走向既济的过程就是修身的过程。换句话说,文章对性情的规定,其实就是德性,德性就是性之“得”,“干道变化,各正性命”,正性命就是得其所,德性,就是先天性情在后天的调整变化中得其所。所以,用来引导人修身养性的文章,本来就应当对人性本身怀有极其精当的认识,不然,不仅不能担当引导性情的重任,反倒会败坏人性,《系辞下》云:“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文不当,就是对人性阴阳关系认识不当,从而制作的文章没有导人“之正”的能力,反倒可能导人走向既济的反面——未济,使得人性完全错乱。由此,我们算是初步瞥见了文章与性的关系,比较上面探讨过“文章即国家政教典章”的这层含义,可以说,“文章”本身其实已经包含了修、齐、治、平的各个层面,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丝毫没有夸张的成分。刘勰著《文心雕龙》,开篇第一句话就说“文之为德也大矣”,“文章”的德有多大,在于我们对“文章”的认识有多深。
二
“学”,在《说文》中写作“季”,“季,放也”,“放”与“仿”字古通用,因此,“学”可以训为“效仿”。季,上为“爻”,下为“子”,意为“子”在学“爻”。《周易·系辞下》云:“道有变动,故曰爻”,如果爻代表道的变动,那么,“学”的活动,很可能与“明道”有关。“学”字,在《论语》中凡六十五见,共计四十三章,大体归纳起来,不外乎“学文”、“学道”、“学《诗》”、“学礼”四个方面,所学内容均在政治伦理的范围之内。《子路》篇记“樊迟请学稼”,受到孔子的批评,即是反证,学稼与明道近乎无关。学《诗》与学礼可以归入“学文”的范畴,如果“文”是“道之文”,那么学文的目的最终也是为了学道,至少在《论语》中,“学”的确指向于“明道”。
与“文章”一样,“文学”一词同样首见于《论语》,孔门四科,第四科即为“文学”: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
皇侃引范宁言:“文学,谓先王典文”,先王典文即前文论述过的“文章”,因此,文学实际上就是文章之学,文学要效法的是先王的政教典章。由于文章兼具修身与治国之义,作为“文章之学”的文学,同样承继了这两层含义。爻为阴阳之动,文章是阴阳之动的规矩,因此,从个人性情的修炼上讲,文章之学的意义就是引导与调理人自身阴阳之气的变化,也就是说,文学是对学子性情的调教,《说苑·建本》云:“学者,所以反情治性,尽其才者也”,《白虎通·辟雍》也有相同的说法:“学以治性。”
孔门文学科一共举了两位善于学文的弟子:子游和子夏。子游善学礼乐,为武城宰时,以礼乐教民: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宰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阳货》)
子游之所以以礼乐为政,是因为孔子曾经教导“君子学道则爱人”。在《论语》中,“道”字凡八十八见,除开“道路”、“言说”与“治理”之义外,皆就“礼乐”而言。此章的“弦歌之声”,正是“学道”的典型。另一位文学科代表是子夏,子夏善学古典遗文,在《论语》中多言“学”论《诗》,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死后,子夏教学西河,成了魏国的帝王师。从子游与子夏两位文学科代表的生平来看,文学一科并非单单指读书诵诗、学礼习乐,文学一科同样旨在文教。
“学”与“教”为同根字,意思相通,《尚书·兑命》言“敩学半”,敩,就是教,《尚书·盘庚上》云:“盘庚敩于民”,敩于民,即教于民。文学之学,先学而后教,文学一词其实本已含有“文教”之义。文学一科的总旨,在于通过文章之学最终担负起文教事业,观子游为武城宰、子夏教于西河,便可以看出这一点。文教的意图,在于教人通过“文学”认识并砥砺自身性情,使得人本来的“性”成为“德性”,由于人本来的性情有着过与不及等各种情况,“文学”的目的就在于引导性地“长善救失”。因为文学是“文章之学”,因此文学背后的深意,更是要将先王的政教典章,无声无息地融入到学子的性情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文教”的文学,当然有安邦定国的意义。可以说,文学的“学”是教养自身,文学的“教”是教养社会。
孔子四科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其顺序颇值得注意:德行是后三者的基础,列在最先;言语必须以德行为基础,可比较“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政事”必须以德行和言语为基础,因为“不学诗,无以言”(《季氏》),且“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文学”,必须以德行、言语、政事为基础,文学乃是前三者的集成,以德行为根基,以言语为用,并深切理解政事,方可言文学。“德行”、“言语”、“政事”这三种门类的教养其实古已有之,惟“文学”一门创立于孔子,孔子为何要创立“文学”?为何要修撰六艺文章并致力于推行文教?要想通这些问题,须明白春秋时期的政治格局。
国学经典文章篇4
关键词:大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09-0111-02
重视人文素养教育,是时展对于人的知识结构、能力素养及综合素质的客观要求。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高校,担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引领的重要职责。借助于对蕴含丰富思想感情和人文情怀的古典文化的弘扬,在高校开展大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能有效激发大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与热情,有利于大学生语文素养、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朱自清先生在其《经典常谈》一书中指出:“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大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需要丰富经典诵读教学活动,诸多经典作品需要师生反复体验、回味和吟诵。清代曾国藩在谈到自己的诵读体会时说:“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展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只有通过诵读,才能让学生充分体味经典诗文的格律之美、音韵之美和抒情之美。只有在吟诵中去充分玩味每个字的含义,方能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感。作为高校语文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上的时间进行有效、高效的经典诵读日常教学,让语文课堂成为高校经典诵读教育教学的前沿阵地,更可以利用课外时间开展经典诵读校园文化活动,真正使高效校园成为大学生进行经典诵读的主战场。
因此,研究大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笔者在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教授《大学语文》课程两年有余,积累了一些关于实践诵读教学的成功经验,也发现了在高校实施大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可能存在选文较难把握、诵读方法相对单调等问题,对此,笔者对在高校开展大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进行了理性思考。
一、大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的选文
大学语文经典诵读内容应涵括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轮廓,人生观念与人文素养,生命情感与人文理想三个层面。大学语文经典诵读选文应该是经过历史长河积淀下来的经典著作,所选作品需主题健康,积极向上,蕴含人生哲理和人文情感;所选篇目还需要适宜诵读,篇幅不宜太长或太短。大学语文经典诵读读本选择可以参考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学语文?经典诵读》大学生必读的中华经典诗歌100首,其涵盖的古今中华经典诗歌比较全面,且多适宜诵读。当然,中华传统经典博大精深,书目众多,大学语文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经典诵读时可以广泛利用各种教学资源、为学生寻找其他更多的经典范本进行对比学习、延伸拓展。除了以上《大学语文?经典诵读》读本里的经典诗歌外,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一些没有收入前者中的经典文本篇目。如《诗经》中的《君子于役》、《采葛》等,《论语》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学而篇》、《为政篇》等,《孟子》中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人之于国也》等,《庄子》中的《逍遥游》、《秋水》等,《荀子》中的《劝学》、《修身》等,这些典籍中有很多谈及人性、社会、道德、教育和人格修养等方面内容,无论是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还是对人们的精神、道德和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提高,都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在选取这些选文时应尽量选取句子整齐短小,节奏感强的篇目。另外,汉魏、唐宋时期的诗词散文亦有不少适宜诵读的优秀篇章。诸如曹植的《白马篇》、《七步诗》,语言浅显,寓意明畅,节奏感强,学生读起来会朗朗上口。李白、杜甫的诗,苏轼、李清照的词等大多适宜诵读,例如李白典型的代表诗作《蜀道难》,诗人以神奇莫测之笔,凭空起势。“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在篇中三次出现,给这首五音繁会的乐章确定了回旋往复的基调,读来气势恢宏、铿锵有力。以上这些文言经典诗文都具有典范性,语言深入浅出,相对易于理解,适宜诵读。需要指出的是,在选好经典诵读文本内容的同时,实施经典诵读教育更需要师生以一种植根于当代社会和文化的时代精神,由表及里对经典诗文作进一步发掘,作出新的选择和阐释,且主旨符合当今社会核心价值思想观念。
二、大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的途径
语文教育与生活密切相关,我国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提出“生活即教育”理论,认为教育需要在生活中去寻找灵感;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先生提出“教育即生活”的命题,也认为教育的触角应延伸到生活的每一处角落。大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的实施要充分利用广泛的教学引导途径,让大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成为一种立体、生动有趣的教学活动。
大学语文课堂是开展经典诵读教学的前沿阵地,进入高校,大部分学生只有在学校上大学语文课时才会开口读书,经典诵读的成效本身相对缓慢的,大学生群体更是普遍忽视语文诵读的重要性。这时就要充分利用大学语文课堂时间,引导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多去诵读教材中的经典篇章。大学语文教师最好可以在自己的语文课上贯穿经典诵读的教育内容,要求大学生们坚持诵读经典,培养良好的学习和阅读习惯。
探索开辟大学语文经典诵读的路径,除课堂诵读教学外,更要丰富大学语文经典诵读活动,利用课外时间开展校园大学语文经典诵读活动可以有效调动学生诵读经典诗文的积极性。大学语文教师可以和高校团委老师合作,在院校层面定期组织学生参加校园经典诵读比赛,通过给经典诵读比赛中优秀选手计算学分等手段进一步激发大学生参与诵读的热情,还可以指导院校学生干部在晨读活动时进行经典诵读、组织成立经典诵读社团、利用课间活动时间进行校园广播熏陶,精心打造了“经典诵读”广播等,营造浓厚的诵读氛围,共同推进整个校园的精神文明向前发展。
三、大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的诵读方法
为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学生学习的自觉主动性,提高课堂诵读教学效果。对于经典文本,可以采用几种不同形式的诵读方法。(1)今音朗诵。即以普通话朗诵经典古诗文及近现代经典诗文,用有声的语言进行的艺术创造活动。朗诵者要用清晰的语言,响亮的声音,优美的体态,引人注目的动作把原作品有感情地向听众表达出来,以传达诗歌的思想内容,引起听众的共鸣。采用今音朗诵时尤其要注意朗诵的轻重音及停顿。如为表达坚定、豪迈、庄重的思想感情,“黄河之水天上来”、“大江东去”等句式需要重读;对于比较含蓄、深刻、耐人寻味的句子,如“林花谢了春红”、“寻寻觅觅”等就要轻读。停顿依据主要是标点符号,较长的语句可以依据定、状语作停顿。例如:“微风吹拂着她那/飘逸/柔美的秀发”。(2)配乐吟诵。借助音乐的旋律,以富有韵味的调式“吟诵”经典文本。“吟诵”本身指大声诵读诗词散文,把作品的感情表达出来。如今的吟诵发展到可以和音乐相结合,在旋律优美的音乐中做到眼到、口到、耳到、心到。通过配乐吟诵的方式,更能让大学生自己深刻体会到经典篇章的精神内涵和审美韵味,同时也给听众带来美的享受。吟诵尤其要注重语调的合理运用,一定要揣摩好文章的语句含义,是喜是悲,是豪迈雄壮还是婉转细腻,需要恰当地表达出思想感情。例如吟诵《国风?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报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时,整体节奏要慢,特别要注意平声字和句尾韵脚要拖长声韵,要吟诵出那种缠绵悱恻的情感。(3)古诗新唱。是在经典诵读中介入当代歌曲的“咏唱”。用现代曲调把经典篇章有感情有节奏地、优雅地唱出来。这里重点需要注意做好对作品节奏的把握,注意经典文本的押韵、语气的衔接和转换、声音的强度,唱出铿锵和谐感,使音调优美和谐。例如著名女歌手王菲就歌唱了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电视剧“甄执”里的主题曲就是出自唐代文人温庭筠之手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采用咏唱的方式甚是新雅,动听悦人。
四、大学语文实施经典诵读教学的注意事项
(1)营造轻松愉快的诵读氛围。在学习、诵读经典文本时,要为学生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鼓励学生积极展示初学的经典文本。可以让学生采用各自朗读、小组齐读、男女同学搭档诵读、朗诵表演、吟咏表演等不同方式诵读,尽可能扩大学生课堂诵读的参与面。(2)因专业而异,因材施教。针对部分艺体类专业学生,文本内容不宜讲解过于深入,古诗词、文言作品选取较为简单的篇章进行教学,宜扩大现代诗歌、散文篇章的教学,讲透诵读技巧,课堂上留出足够时间给学生进行自我展示;针对功底相对较好的文理类专业学生,对于文本内容的讲解,在把握总体解读不过于深入的同时,可以适当增加先秦诸子散文、古诗词等较难教学篇章。(3教师自身加强诵读学习与培训。语文教师经典诵读教学的能力直接影响着语文经典诵读教学的效率,所以大学语文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诵读水平,教师自身应尽可能理解经典文本的深层含义,不断体验、感悟经典的文化内涵。高校领导及教育主管部门可以组织专门人员加强对大学语文教师的诵读培训,从而推动提高教师群体的经典诵读水平。
参考文献:
[1]朱自清.经典常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
[2]曾国藩.曾文正公家训[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532.
[3]余恕诚,俞晓红.大学语文?经典诵读[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国学经典文章篇5
关键词:欧洲近代词典史词典学文化遗产建构
一
孔子聃(John Considine)[1]的专著《近代初期的欧洲词典: 词典学及文化遗产的建构》(以下简称《欧洲词典》)追溯并勾勒了16世纪初期至17世纪中期的拉丁语、希腊语等古典语言词典传统,以及欧洲民族独立后日渐兴起的日耳曼语族中的德语、英语、斯堪的纳维亚语等欧洲地方语言(Vernacular)词典传统。欧洲词典史的新世纪发生在欧洲的“近代初期”(Early Modern Europe)。多数学者认同的欧洲“近代初期”基本上指15世纪末中世纪结束后至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及英国工业革命前这一段时期。此间欧洲发生了诸如文艺复兴、大航海地理大发现、古登堡印刷技术革命、宗教改革运动等一系列影响到欧洲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在同一时期,欧洲各国语言不再是拉丁语的附庸,而是转身成为各民族新兴的通用语言。
孔子聃的立意不在技术性地分析或再现欧洲近代早期的词典史对中世纪词典的继承关系,而在侧重分析近代早期词典的编纂理念及强调词典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作者从词典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考察欧洲近代早期词典,揭示它们如何传承基因关系,同时剖析词典学与文化遗产的建构。由于其间穿插了诸多文化遗产的建构者――词典编纂者的趣闻轶事,因而既展现了这些作者的突出个性及其在词典编纂和出版方面的作为,又与学术性极高的内容呼应。这样一部立体、深入地研究近代初期的欧洲词典史著作,出版后在国际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二
鉴于国内学界鲜有人知道这本新书,本文将重点介绍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
该书第一章开篇就两个不同时代的辞书作者Henri Estienne和Conor OBegley的共同之处做了分析――作为流亡者,他们深切地关注自己的母语及文化,且他们都认为编纂词典是一项异常艰巨但又极为英雄的行为。孔子聃认为“这体现了一种双重的联系――即词典被当作是英雄般的作品,并且它们的作者也被视为具有英雄人格的人物”。但事实却往往与现实相违,当约翰逊编纂词典时,他本可以享受思想驰骋、激扬文字的乐趣,却被枯燥乏味的苦力活羁绊,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挑选、编写、校刊词条的工作,这本是被像约翰逊此类天才型人物所鄙夷的卑微的苦力活。然而,当词典完成大获成功之际,被词典的光环笼罩着的词典编纂者,被知识分子们尊为杰出的英雄之辈。
作者在第一章的最后介绍了该书九章的具体安排。第一章介绍词典与文化遗产的联系。第二章对自印刷术之后的词典进行综合介绍。第三章则对1530―1540年间Robert Estienne出版的词典及其作者进行研究。第四章介绍了重新发掘欧洲各国的语言文化遗产,以德国、荷兰为例阐释了16世纪到17世纪20年代期间的词典史。第五章涉及的是英国从16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的词典史。第六章讨论的是英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语在17世纪中叶后的发展变化。第七章讨论17世纪后的拉丁语和拜占庭希腊语。第八章评论了基于以往传统但又与之不同的17世纪词典观念的三个特点。最后一章是全书总结。地理上的西欧语言,包括拉丁语、希腊语、日耳曼语族及罗曼语族的诸多语言,作者只以拉丁语和日耳曼语族语言为研究重点。此外,为了更好地理解16世纪至17世纪时人们的普遍词典观念(lexicographical thought),作者避免对词典观念进行任何价值性判断。同时,研究中有时会超越词典的范畴,纳入一些简短的词表或者对后来词典编纂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献。
纵览全书构架,根据各章内容,可以将全书分为三个部分: 第二、三章涉及的都是欧洲古典语言传统,可归为第一部分;四至六章涉及欧洲各国的语言,可归为第二部分;七至八章可以归为第三部分。下文对这三个部分分别进行评述。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词典学传统可以追溯至1508年Erasmus of Rotterdam(1466―1536)出版的古希腊古拉丁格言词典Adagia,该词典与威尼斯的Aldus Manutius的Officina一起出版。Adagia的词条是单词、格言及短语的混合体,之所以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首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词典史著作,在于作者从大量手稿文献中汇集并整理了古典时期的百科全书,以词条形式涵盖了古典时期的文化遗产。自此,珍稀的手稿或孤本中所承载的几近消失的古典语言传统重新被吸纳进入到欧洲近代初期的词典中。Erasmus突破了以往词典传统狭隘的难词传统,将其从单纯的语言层面扩展到文化层面,而这样的语文学词典传统自16世纪上半叶才开始存在。人文学词典早在15世纪末就已出现,其代表作当属Giovanni Crastone的希腊语拉丁语词典Lexicon graecolatinum(1476),洋洋洒洒的共有520页(folio)之多,词条总计约1.8万余条,这部词典在出版后的半个世纪中成为学者和学生必用的工具书。人文学词典虽然同样重在发掘古典词典学传统,但其立意重在服务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并用这两种语言写作的读者。16世纪最畅销的拉丁语词典是Ambrogio Calepino(1440―1510)的Cornucopi(1502),至1779年共印刷了211版,多数都是在原版基础上的修订或增补版,将其变成双语或多语词典。Calepino的拉丁语词典最大的优点是直接引用了古典作者的原文,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词典与中世纪词典分道扬镳最突出的特征。Guillaume Budé(1467―1540)的希腊语注解Commentarii linguae graecae(1529年初版,1548年修订再版),其中收入的7000余条希腊词不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序的,而是根据主题排序;虽然没有以词典命名,但内容更契合词典的本质。Budé在词典史上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词汇作为语文学而非人文修辞学的产物,精确的定义及广泛的例证为词典之本源。秉承Budé词典传统的是Robert Estienne(1503―1559)。1531年,Robert Estienne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拉丁语法语词典Dictionarium, seu latinae linguae thesaurus之后,开始着手考虑如何编写一部比Calepino更好的拉丁语词典,他有意区分了学者型词典和学习者词典。1536年,第二版2卷本Dictionarium, seu latinae linguae thesaurus除了增补拉丁语词条,最显著的变化是增加了大量翔实的法语译文。此后,Robert Estienne不断增补再版,试图收纳更多的拉丁语演讲、史著、诗歌等各种题材的例证。Dictionarium, seu latinae linguae thesaurus的词典学特征木神内核上更接近Erasmus或Budé的词典,词典有精编的词条及其恰当的拉丁用法,页面设计优雅,词目全部用大字符印刷,小字印刷词目词的派生词,所有的词条完全按字母排序法排列。尤为让人称赞的是,Dictionarium, seu latinae linguae thesaurus收入了当代学者考证性文章或语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Robert Estienne的词典因而既继承了古典又传承了当代文化,成为时代之代表作,而他的词典学传统又由他的儿子――16世纪下半叶欧洲著名的学者Henri Estienne(1531―1598)发扬光大。Henri Estienne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拉丁语、希腊语的教育,他不仅继承了家族的印刷出版生意,父亲对他的影响还体现在他对学术出版及辞书编纂的浓厚兴趣方面。他的希腊语法语辞典Thesaurus graecae linguae(1572)是欧洲有史以来出版的最厚重的词典,双栏印刷4208页,收入6.4万余词目,按照词源和字母顺序相结合的方式编排,例证中援引了大量的古希腊文的名篇名句。这样一对传奇的父子及他们的词典亦是16世纪欧洲近代早期词典史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
欧洲中世纪研究的古语言按重要性排序依次是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最初记录欧洲各国语言的词典通常都是拉丁语和欧洲各语言的双语词典。自13世纪至17世纪,已有西班牙语、法语、英语、丹麦语、瑞典语等五种语言通过语言标准化进程(standardization),被地方集权君主确立为当地官方语言。意大利语、德语、荷兰语的标准化进程是在没有完成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发生的。地位日益上升的标准化地方语言让许多16世纪的语文学家意识到: 民族语言应当被某一政治或文化共同体当作共同的遗产,有必要对其进行历史的及历时的研究,而词典也成为解读遗产的钥匙和工具。
该书第四、五、六章分析了日耳曼语族中德语、英语、荷兰语、瑞典语、丹麦语在标准化进程中的词典学传统,因为这一支传统与从拉丁语系衍生出的某些欧洲语言词典史有着迥异的特点。近代德语的词典学传统奠基于8世纪前半叶的古高地德国和古萨克逊词表,在1467―1600年间,共计858部双语或多语德语词表或词典得以出版,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对应词词典。随着越来越多的古高地德语文献的发现及语文学研究的推进,1494年,Johannes Trithemius(1462―1516)出版了第一部古高地德语与近代德语的词表De scriptoribus ecclesiasticis,虽然只有300余词条,但它的里程碑式的价值在于词表承载的古德语民族的共同文化遗产。继后,古荷兰语词表于1602年出版,古英语词表于1605年出版,古北欧语言(Old Norse)词表于1636年出版,而古撒克逊语词表直到19世纪才出现。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德语词典是1561年Josua Maaler编写出版的德拉词典Die Teütsch Spraach。这部德拉词典共536页,含1.1万多条词目,1.3万余副词条,3万余条例证,赋予了德语作为具有生命力的、被使用着的活语言应有的地位。编纂低地德语词典的需求来源于他们不同于高地德语民族的意识,而民族语言的确立是实现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1562年Cornelius Kiliaan(1529―1607)的拉丁希腊法语荷兰语词典Dictionarium tetraglotton应需而生,收有2万多条词目。在此基础上陆续出版的其他荷兰语词典都是多语或者双语词典。Kiliaan在1599年出版的第三版荷兰语拉丁语词典名为Etymologicum teutonicae linguae,内容增至690页,约含3.5万词条,骄傲地向世人展示了荷兰语作为独立语言已然屹立于世界语言的舞台之上。这个时代的双语或多语词典都是普遍比较语言学观念的产物,都在试图证明自己民族语言与巴别塔倒掉之前源语言的关系。
1650年之前的英语词典史与德国、荷兰词典史有共同之处――拉丁语和英语的双语词典数量最多。15世纪上半叶比较重要的词典有拉丁语古英语的Medulla grammatice, Hortus vocabulorum(1500)和Promptorium parvulorum(1499);15世纪下半叶的英语词典开始显露出其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如1538年Sir Thomas Elyot的Dictionary及此后的修订版Bibliotheca Eliotae(1545)中,词典中的英语词汇及短语日益丰富。至William Camden(1551―1623)所著的大不列颠诸岛及爱尔兰编年史的英文版Britannia(1610)出版,英语词典史上清晰可见的是英语语言的地位上升,其逐渐摆脱了依附拉丁语的从属地位,此间英语和罗曼语族如法语等语言的双语词典增多,并出现了地名、法律用语等专科词典。上述的双语词典中,英语都是古英语(大约5世纪中叶至12世纪中叶时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使用的英语),作者从手稿文献中爬梳自己民族的传统语言,通过双语词典重建民族文化遗产。
1659年,William Somner(1598―1669)的古英语拉丁语英语词典Dictionarium saxonicolatinoanglicum是集大成的词典著作,共含1.54万词条。词典页面齐整,古英语词条对应拉丁语释文和英语释文,词典中有例证、词源及百科性质的内容。Somner的这部词典汇集了欧洲出版的73部词表及英国出版的71部词表,英语释文中因详解英国当时著名人物、地名学等内容而具有明显的英国地域性标记。Franciscus Junius(1591―1677)父子同名,父亲因将《圣经旧约》译成拉丁语而名垂千古,儿子则作为日耳曼语系历史比较法的创建者在语言史上享有盛名。小Junius编写过数部手稿词典,并从词源的角度对古英语、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古高地德语、荷兰语进行研究。他倾注心血最多的英语词源词典Etymologicum anglicanum在词典史上独树一帜,从古英语词目中牵连出许多欧洲语言中类似的词,这部词典在他去世后于1743年被改编后出版,成为约翰逊编纂词典时参考的重要词源工具书之一。
丹麦和瑞典政治独立后,1626年出版的丹麦拉丁语词典Dictionarium Herlovianum和1640年出版的瑞典语拉丁语词典Dictionarium latinosuecogermanicum,宣告了标准民族语言的独立地位,同时,他们将自己民族语言文化之根定位于古哥特语和文化。1636年,丹麦希腊语和医学教授Ole Worm(1588―1655)编纂的关于丹麦语文献溯源之哥特语初稿Runir, seu danica literatura antiquissima, vulgo gothica dicta luci reddita完成,书前有320个词的古北欧语词表(是一种类似于中国甲骨文的石刻字母文字,名为Runic alphabet),此书数年后出版,成为古北欧语第一部出版的词典。1650年,Worm又出版了古丹麦历史和诗歌中的难词词典Specimen lexici runici,以1100条石刻字母词(Runes)做词目,辅以丰富的词汇、文学等引文,堪称丹麦(冰岛)的文化遗产词典。最经典的北欧语词典是1671年Georg Stiernhielm增补Franciscus Junius哥特语古英语词典出版的古哥特语冰岛语瑞典语拉丁语的词典(英译名为Glossary of UlfilaGothic with Related Languages by Franciscus Junius, now Enlarged with Swedish and Improved by Georg Stiernhielm)。这部历时词典涵盖了古今瑞典语,到20世纪时被人们评论为“一部爱国主义作品而非语文学作品”。
受到欧洲民族语言挑战的16世纪至17世纪后古典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词典传统,与欧洲民族语言词典的编纂同步前进。1595年,Bonaventure de Smet(1538―1614)出版的希腊拉丁辞典Thesaurus utriusque linguae汇集了古典语言时期之后产生、仍在使用的新拉丁语词汇和中世纪希腊语词汇,虽然它不是此类词典的第一部,但却是价值很高的一部。中世纪希腊语发展至拜占庭希腊语,承载的是拜占庭帝国(395―1453)时期的文学、政治、科技、法律、经济等文化遗产,大量丰富的、不受只尊崇古典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者们重视的新拉丁语及拜占庭希腊语文献的发现,为这一时期新拉丁语和中世纪希腊语词典的编纂留下了可供拓展的空间。继de Smet之后编写的新拉丁语和中世纪希腊语词典,所参阅的手稿文献数量急剧攀升,收词数量也呈几何级增长。16世纪的新拉丁语词典的发展形势更为可喜,法典中或科技用语中的新拉丁语词虽然从未出现在古典拉丁语词汇中,但由于使用者众多且其内容极为重要,受古罗马法影响的国家相应地编出了新拉丁语和民族语言的双语词典,衍生出了一批新拉丁语的法律用语专科词典,词典的规模也不断地超越前人。最具代表性的是Charles Du Fresne Sieur du Cange(1610―1688)编纂的两部词典――中世纪和近代的拉丁词典Glossarium ad scriptores mediae et infimae latinitatis(1678),中世纪和近代希腊语词典Glossarium ad scriptores mediae et infimae graecitatis(1688)。这两部词典都是按主题编排的,每个词目下是近乎百科全书式的长篇释文,甚至有多达数十页的引文,也有一些引自当时作品的较短释文。Du Cange的这两部词典迄今未被人超越,因此可以视为这一支传统的最高成就者和终结者。由于法语是从后古典时期的日常拉丁语衍生而来的,因此,Du Cange的拉丁语词典对法语的词源词典编纂有着重要的意义。
16世纪后半叶,欧洲出现了三种新型词典――多语词典(polyglot dictionaries)、人工世界语词典和为了证明世界原初语言(《圣经》所记载的巴别塔倒掉之前人类使用的共同语)的词典。这些词典的出现是为了弥补众多欧洲民族独立后造成的语言林立、难以交流的困境,这是该书第八章所述及的主要内容。多语词典的编纂主要在某部词典的基础上将其翻译成其他语言,如在Calepino的词典基础上编纂了百余部词典,实际上是Calepino词典的多语翻译系列。多语辞典Thesaurus polyglottus vel dictionarium multilingue原本计划收纳72种语言(《圣经》记载巴别塔倒掉之后共有72种语言)九大语系: 希伯来、希腊、拉丁、日耳曼、斯拉夫、欧洲(还包括芬兰语、匈牙利语和巴斯克语)、亚洲、非洲及美洲,最后扩展到400余种语言(由于很多语言是同一语族的成员,实际语言数量要少于此数)。在这部词典中,亚洲、非洲语言被首次纳入欧洲的词典史。多语词典的编纂者们提议创造一种纯理性、世界通用的人工语言。这种想法早在17世纪就被付诸实施,英国Cave Beck(1623―1706)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人造世界语言的语法书和词典Universal character(1657),17世纪后半叶,更多此类词典出版。英国皇家学会还为此专门成立了语言调查委员会,1668年John Wilkins(1614―1672)发表的调查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是一卷本词典An alphabetical dictionary, wherein all English words according to their various significations, are either referred to their places in the philosophical tables, or explained by such words as are in those tables,收录的是17世纪英拉词典中的英语哲学词汇。在探讨原初语言的热潮中,虽然各方意见分歧,但对编纂一部追溯人类语言历史的词典提出了很多设想,在词典观念史上有进步意义。
三
孔子聃在全最后提出: 词典是个人遗产与文化遗产的综合体,词典史与词汇史、语言学史、学术史等学科都有交叉,如果将其置于更为宽泛的文化史的范畴中进行研究,则可以将词典史从以往狭小的领域中解放出来。对于欧洲近代初期的词典史而言,各种词典类型共存,并在某种程度上互有交织,因此,孔子聃仅以拉丁语等古典语言和日耳曼语族的词典史为重点,聚焦欧洲近代初期词典史的发展进程。
孔子聃的专著《欧洲词典》全书不到400页,但纵横欧洲学术史、词典史一百余年,学术分量很重。近代初期的欧洲经历了很多重大事件,就语言而言,从拉丁语一统天下到让位于欧洲各民族语言,在此期间的欧洲词典史如同欧洲的语言史和文化史,既有断裂又有牵连。以往的词典史著作建构在对历史著名词典的逐一叙事,而欧洲的历史现实却不是这样清晰可辨的,欧洲各国的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孔子聃的词典史以牛津学者严谨的学术语言,扎实的欧洲近代档案文献基础,深思熟虑的研究方法和取向,对欧洲近代以来萌发的多种类型、多种语言的词典史进行了综合全面的研究。这样厚重的欧洲近代初期词典史著作值得中国学界引起重视,因为欧洲与中国在16世纪相遇,欧洲的词典史传统自16世纪下半叶传入中国,已与中国近现代词典史交汇融合。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需要以全球视野看待并在世界范围内研究中国近现代词典史,而孔子聃的著作为我们打开了通往遥远的欧洲近代词典史的一扇窗口。我们通过关注这位国际知名学者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可以更好地反思和整理中国近现代词典史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
附注
[1]孔子聃,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文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国学经典文章篇6
关键词: 经典美文阅读 阅读意义 教学方式
经典美文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是人类智慧与精神的凝聚。在语文教学中,经典美文的教学不仅能提高学生的文学水平,还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经典美文教学中,阅读教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这对培养学生的语言素养和人文素养具有极大的益处,还能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磨炼学生的意志。但是,我国语文教学在阅读方面的教学现状令人担忧。在经典美文阅读教学中,老师缺乏正确的指导,学生失去阅读兴趣,这就导致经典美文阅读根本没有在教学中有效展开。如何才能让经典美文阅读教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落到实处,让学生受益呢?笔者对经典美文的有效教学进行了尝试和探讨,总结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帮助学生在经典美文阅读教学中得到了更多的锻炼,获取了更多知识。鉴于此,本文就经典美文阅读指导教学方式作了探讨:一要创造阅读环境;二要激发学生阅读经典美文的兴趣;三要传授阅读方法,加强实践演练。
一、经典美文阅读的意义
1.丰富阅读内容。
经典美文是历代伟大的文学家们的智慧结晶,是他们心血的凝聚,也是人类文明中最宝贵的财富,更是几千年历史世界历史长河中沉淀的艺术瑰宝。经典美文带给我们的是没有终结的思考,只有思考中的豁然开朗,并且这些启迪让我们受用一生。学生通过阅读经典美文,可以全面了解这些艺术瑰宝,受到这几千年来沉淀的智慧洗礼,增长见识,获取信息,发展思维,加深对事物的思考,树立价值观。
2.巩固语文学习成果。
目前,小学教材里经典美文较少,远远无法满足新课标所提出的阅读要求,因此学生必须学会制订课外阅读计划,不断接触各式各样的课外读物,做好阅读练习。这些读物中,经典美文至少每学期要阅读20余篇,这样才能巩固课堂上的经典美文阅读训练。
3.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
阅读积累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加强经典美文的阅读,可以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学生通过大量的经典美文阅读,奠定良好的阅读基础,有效培养语感。通过经典美文的阅读可以有效熟悉文字的应用和语言的规律,把握各种手法的应用,提高协作能力。“把名家的作品模仿到极致之后产生的东西,就是属于自己的作品”。阅读经典美文能提高文学能力,写出用词准确、手法运用恰到好处的优秀作品。加强经典美文阅读,既能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又能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4.提高审美能力,陶冶情操。
经典美文能传递真、善、美的东西,比如炽热深沉的爱情、血浓于水的亲情、至死不渝的忠诚、坚定不移的爱国情怀等,表现丰富的情感内涵。学生对这些经典美文的阅读,能使心灵受到感染,激感,找到正确的价值取向。品味经典美文的艺术形象,能够发展学生的形象性思维,提高审美感受力。经典美文阅读除了可以传授知识外,也可以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情操、审美能力,陶冶情操,净化心灵。
二、经典美文阅读的有效教学方式
1.营造阅读环境。
在经典美文阅读教学中,课堂上留给学生阅读的时间是非常少的,需要学生在课外加强阅读训练。这就要求学校为学生创造良好的阅读环境,只有学生都处在阅读氛围中,才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要创造良好的环境,首先要让学生有书可读,学校应该加强图书馆建设,让学生都能在图书馆方便借到自己想要阅读的经典美文;接着开辟一片专供阅读的场所,让学生聚集在一起,在同样的环境下阅读。
2.激发学生阅读经典美文的兴趣。
小学生还处于人生的起步成长期,他们的思想才刚刚成形,处于很不成熟的阶段,所以在经典美文的选择上并不是很理性,一般都喜欢故事性较强的课外读物,这种读物与经典美文的阅读的效果不能相提并论。老师应该找到对策,采取措施吸引学生阅读经典美文。据研究,学生处于感性时期,影视对他们的吸引力特别大,如果把那些拍成电影的经典美文拿出来让他们观赏,那么在后面的经典美文学习中,他们的兴趣就会提高。
3.教给阅读方法,加强阅读训练。
阅读一定要掌握方法、阅读节奏,某些学生不喜欢阅读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不会阅读。教师一定要先对阅读方式进行教学。首先,老师要让学生熟悉经典美文的一些关联信息,如经典美文的作者、文章写作的背景、文章的主要故事线索、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给学生讲解清楚,让学生对文章有大概了解,熟悉文章内容。其次,老师对文章先进行示范阅读,让学生把握好感情语气,并注意重要感情的部分、语气需要注意的地方及那些地方的阅读技巧,为接下来的阅读做好准备。最后,对学生的阅读实践进行考核,让学生进行朗读,并对阅读的质量进行分组评比,阅读质量差的可以进行惩罚,罚摘抄阅读文章,因为摘抄可以提高学生对文章的熟悉程度,也是增强阅读实践的一种有效方式。
总之,经典美文阅读教学在语文教学中有着深远的意义,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能起到极大的积极作用。阅读经典美文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增强学习效果;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学生在经典美文阅读中,得到更多锻炼,获取更多知识。语文老师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开拓经典美文课外阅读的内容,寻找更有效更能提高学生阅读兴趣的教学方式方法,引导学生快乐阅读,增强阅读效果,获得丰富的精神食粮,提高语文素养。
参考文献:
[1]高峰东.浅谈语文教学中文学作品鉴赏能力的培养[J].中学语文,2009.10.
[2]段克己.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作文能力[J].河北教育,2008.9.
[3]温卡华.如何让学生在作文中写出真情实感[J].山西教育,2007.11.
[4]宋玉华.文学鉴赏能力探微[J].语文教学与研究,2011.5.
国学经典文章篇7
【关键词】国学教育 传承经典 语文课堂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孕育了一代代炎黄子孙,孕育出了中华传统美德,而今却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许多学生对西方文化了如指掌,却对本土文化茫然无知;对圣诞节等西方节日热爱有加,对端午节等漠然处之。并且部分学生心灵脆弱、自私褊狭、不懂感恩……为了一句玩笑话就离家出走,稍有不如意就顶撞父母,更有甚者不惜杀害父母、老师,同学间为一点小事就大打出手,甚至置人非命……所有这些带给我们的不仅是震惊,更多的是反思和警醒。
如何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已是迫在眉睫。教材中不乏以传统文化为载体的文章,经典名著、人物故事、唐诗宋词等都是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那么作为语文教师,如何在课堂上加强国学教育的渗透呢?
一、利用教材,传承经典
语文教材选取的作品大多是名篇佳作,文学性与思想性俱佳,每篇课文都可以成为国学教育渗透的素材。课文中充满了情感,包含着对人民的爱、对祖国的爱、对大自然的爱、对艺术的爱、对劳动的爱。然而,思想不是靠讲解传递的,它是在感知中产生的。因此,语文教师要善于抓住这些情感,作为切入点,巧作引导,设法把学生带入课文描写的情感世界中,让他们在其中得到熏陶与感染,从而学会做人,学会做事。
如朱自清的叙事散文《背影》,它集中表现的就是父亲送我上学时给我买橘子的背影,那个背影定格在我的记忆里,那个背影最能体现父爱的深沉与伟大,那个背影也是学生受到思想教育的载体。阅读这篇文章可以让学生的情感得到洗礼,灵魂深处得到触动,通过这篇文章,让我们的学生很好地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
又如栗良平的《一碗清汤荞麦面》,这个在日韩广为流传的真实故事,感动了亿万人。一碗大年夜的清汤荞面,支撑了一个三口之家14年艰辛努力,成为在逆境中奋起,决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象征。母子三人面对逆境的勇气和努力,面馆老板夫妇经商的人情之美,感动了无数读者,给大家无尽的思考和启迪。在它朴素的语言下,蕴藏着震动灵魂的人格力量和人性光辉,哺育了几代人。
二、创设氛围,经典伴随
我在语文课前,会利用一分钟让学生背诵一段《弟子规》:“弟子规,圣人训……”朗朗上口的文字,比一般的说教更易深入学生心灵。“父母呼,应勿缓……”这些经典的教诲,不也正是我们家长和教师需要教给孩子们的吗?当然诵读时可能在学生心里只是一个小小的触动,但我相信,潜移默化的作用,会在以后的生活实践中慢慢凸现。
另外,以活动为载体,给学生一个充分展示自我的舞台,接受经典诗文的熏陶:①日有所诵:每天20分钟晨读、每晚20分钟品读。并择时开展个人或班级诵读比赛。②课前三分钟:让学生挑选自己喜欢的经典篇目利用课前三分钟开展背古诗擂台赛。③定期举办 “品味书香——经典诵读” 读书交流实践活动。④定期举办 “读国学,学做人”征文活动。让孩子们在活动中耳濡目染,走进国学。
三、作文教学,经典引领
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中的一块“硬骨头”。学生通常对写作文望而生畏,无话可说,抑亦或是作文平淡如水。如何让学生的作文文情并茂,我在教学中尝试将经典引入作文。古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学生通过经典的诵读和积累,教师通过指导学生移花接木,巧妙运用,将经典中的诗文佳句灵活地运用到作文中去,使文章富有文采。
用经典诗词作为文章的标题或题记,巧妙立意,导引全文。让文章的标题或题记抓住读者的心,激起我们对阅读的欲望和憧憬。
用经典诗词为正文开篇,画龙点睛,先声夺人。例如我们写关于生命的话题作文,开篇可以这样写:“大江东去,浪淘尽”这是苏轼生命的色彩,雄浑而又深远。“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这是李清照生命的色彩,灰暗而又沉闷。那我的生命又该呈现怎样的色彩呢?
用经典诗词写景叙事,锦上添花,意境优美。如:“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唐人眼中的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是宋人眼中的花;“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这是我眼中的花。
用经典诗词议论抒情,阐述观点,丰富情感。例如写关于幸福的话题作文,文中可以这样写:幸福是“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牵挂,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祝愿,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收获,更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追求。再如写关于四季的作文:我爱春天“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勃勃生机;我爱夏天“移舟水溅差差绿,倚溅风摆柄柄香”的无限乐趣;我爱秋天“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豪迈之情;我爱冬天“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苍茫辽远。
让国学教育回归语文课堂,让经典文化滋润孩子纯洁善良的心灵,让学生以圣贤为师,与经典为伴,填补传统文化教育这一课,正是我们所追求的更具魅力的教学。我坚信,国学经典的种子,植入孩子们的心灵,日后定会生根、发芽、生长、开花、结果。
【参考文献】
[1]国学经典. 北京出版社出版.
国学经典文章篇8
一、重视课前活樱让学生亲近国学经典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积淀下来的精美华章,涵盖方方面面。怎样让学生感知而又不花费大量的课堂教学时间呢?首先,为学生创造朗诵的氛围。学校为了提升校园文化氛围,精心组织了国学经典特色活动。校园内利用文化墙、宣传栏、黑板报等形式让学生随处可欣赏到古诗文佳句,如关于学习方面的会学“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勤学“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善学“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博学“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让学生在有意无意之间感受经典文化魅力,端正学习态度,乐于学习。班级内更是利用大课间活动让学生朗读经典佳作,如孟母的“三迁择邻”、“断机教子”体会天下父母的良苦用心。其次,抓住课前几分钟的演讲。学生可以讲些经典故事、人文历史、古典诗词等等。例如,一名男生对地方文化大禹治水的历史非常感兴趣,课前积极查阅书籍资料,准备的相当充分,课上的演讲也赢得了全班同学热烈的掌声。学生们突然间觉得原来涂山上的系马石、卧仙石、望夫石等竟如此充满诗意与文化。内心顿时对涂山的历史文化底蕴产生浓厚的兴趣,更为我们怀远历史上有这样的英雄而感到自豪。这样一来,既可以节约课堂时间,又能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了解到更多的国学经典。第三、优秀的国学经典文章意存高远,让学生经常阅读,书写经典,能培养学生的古典文学、美学底蕴。我校师生每天坚持诵读,并在每天的午读课中安排了十分钟的书写经典时间,让学生在亲近母语的过程中,语文素养得到提升,思维能力、审美意识、人格品质等方面都得到丰富和完善,人也变得更有活力和创造力。一系列的活动长期坚持下来,学生定会在掌握大量优秀国学经典作品的同时,接受祖国经典传统文化的熏陶,进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这样必能极大地提高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从而提高语文课的教学效率,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注重课堂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利用学生熟知的国学经典导入课堂教学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学生既丰富了知识,又会对教学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比如教朱自清的《春》这课时,我用图片展示春季美景,让学生回想有关春的诗词。学生们侃侃而谈,“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这样的诗句让学生对春的特点一目了然,更利于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再如《端午日》的教学,学生可能知道这个节日会有吃粽子、赛龙舟等习俗,对于节日的由来就可能不是特别清楚,那么在导入时我采用讲屈原的爱国故事开始。学生就会被故事情节所吸引,对端午节的由来将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课堂教学的主体是对文章的分析,学生有时可能会因为知识的局限难以深入探究,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一种厌学情绪。这时教师如果能够及时在课堂上补充资料,帮助学生拓展视野,学生肯定觉得眼前一亮,既会对文本产生浓厚的兴趣,又能很好的把握文章的主旨,这样教学效果将会事半功倍。比如教学《始终眷恋着祖国》时,涉及爱国情怀的表达方式,因为学生生活在优越的条件下,理解起来有点困难。这时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可以参考的人或一件事来帮助他们理解,道理不言而喻,学生自然而然就会明白道理,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如岳飞一生精忠报国,千古传诵的经典《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表达了岳飞的卫国之情,他恨不得把敌军个个歼灭,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对祖国失去大好河山而感到惋惜。学生在诵读中,深深体会到:我们作为祖国的新一代,做事应当像岳飞一样从大角度来思考,努力为祖国发展做出贡献。在教学挚爱亲情单元时,我们可以举一些历史上经典的文章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感受父母对孩子浓浓的爱。例如窦燕山积善行德,以身作则,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培养出五子成才的故事;战国时候,伟大的大学问家孟子母亲为了他能受到好的教育,三次搬家的故事;还有千古名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此类的经典故事和诗词教育效果绝非普通的说教可比,而且更容易触动到学生的心灵深处,深深体会到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
三、利用专题活动,深入了解国学经典
平时的教学,国学经典涉及的还是比较少的,要想让学生全面深入地了解,可以通过专题活动来系统的学习。由于课本没有提供素材,这就需要师生精心准备专题活动的资料。为此学生自发组建了国学兴趣小组,课下更是积极从校图书馆、互联网等渠道来收集专题资料。活动开展时,我要求学生踊跃参与,发扬创新精神。《古典诗词》专题活动,我采用指定内容背诵、接龙赛、抢答等形式来进行,学生情绪高涨,课堂气氛活跃。《经典故事》版块,学生们主要采用表演的方式来演绎。如传统经典《三顾茅庐》由于课前师生共同收集资料,对人物形象进行深入研究,并进行了讨论交流。演出相当成功,仿佛把我们带回了三国时代,重温了一遍历史。《对联世界》专题时,可以让学生观看这方面的视频,直观形象,使学生在愉悦的情境下获得新知。不管怎样,设计不同的专题活动,我力求出新,改变传统枯燥无味的讲解,让其为语文课堂教学服务,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从整个教学效果来看,文化传播功能明显,学生也乐于接受。
四、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深化推广国学经典
国学经典文章篇9
[关键词] 章句 今文经学
作为一种与“经学”联系紧密的训诂体式,两汉经学对章句体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经学章句是章句体著作的主体。75部章句著作,就有60部属于“六艺略”,占整个汉代章句著作总数的80%。此外,由于“经学章句”的影响,部分非经学章句也呈现出了明显的“经学”倾向,如王逸的《楚辞章句》[1]。其次,汉代的章句,其注者多为经学家,其中今文经学家共43人,古文经学家(含通学派[2])共22人,经学家占整个章句著者的86.7%。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章句的发展与经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章句的出现、发展和衰落都与经学的建立、繁荣和衰落一一对应。
经学最初是以后世所谓的“今文经学”的形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这一过程中,章句对经学的稳固至关重要,因为“有无章句”是今文经学学者得以立为博士的前决条件。一方面,作有章句得以使经学家成为博士;另一方面,经学家成为博士之后,也为章句的普及和“再创作”提供了保障。章句的繁荣与今文经学在西汉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今文经学的经典阐释理念也赋予了章句不同于其他训诂体式的特征。今文经学的阐释理念却也是有渊源的,那就是孟子。陈桐生就直接认为:孟子就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陈先生还认为:孟子的有些观点有助于西汉今文经学走向体系化;孟子关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对汉初今文三家诗多有启示;孟子通经致用的精神为汉代今文经堂家所继承;孟子的某些阐释观点多为西汉今文经学所吸收,因此孟子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4]。总的说来,今文经学章句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在训释内容上,重义理阐发,轻字词训诂。
今文经学博士高举孟子“以意逆志”的训释理念,极为重视阐发义理。姜广辉认为:“(以意逆志)这种方法因为强调意义的把握,因而开始了一个重视义理、重视创造性的经学的解释传统。”[5]义理,既是今文经学的阐释重点,也是章句著作的阐释重点。
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这一诠释理念体现在章句上就是:在训释内容上,注重义理阐发。章句体注重义理,从古至今,论者就很多。早在西汉时期,章句体就经常与词“义理”一词连用,如王充《论衡?程材篇》:“世间学问者……急欲成一家章句,义理略具”。又其《谢短篇》:“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
虽是批评今文经学家之语,却也揭示了“章句”与“义理”之间的联系。
又《后汉书?徐防传》载:“防以《五经》久远,圣意难明,宜为章句,以悟后学”。由此可见,章句是使“圣意”得以显明的体式,所谓的“圣意”大概就是“微言大义”(义理)。
以上是古人的看法,当今大多数学者也承认章句与义理之间的联系,近人张舜徽这样评价丁宽《小章句》道:“其为书但训诂举大义,则与当时繁琐之辞又异矣。实开后世专以训诂、义理说《易》之风”,“章句主疏明经旨大义”[6]。张荣明也认为:“章句乃释义,着重义理的阐发。”[7]此后,张先生更坚定地认为“章句必定包含义理阐发”。“没有义理便没有章句”[8]。
注重义理阐释有利有弊,其利是可以深化文献训释的层次,使读者不仅知其表面意义,而且理解经典文本所隐含的“深层意义”,所以单纯从诠释层次上看,章句是一种比“传注”先进的训诂体式。其弊一方面章句是不可避免要走向思想僵化。有学者指出:“由于过分强调义理阐释,在今文经学列为学官后,(今文经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思想僵化。”[9];另一方面,如果过分强调义理,甚至于出于功利的考虑,完全脱离字词训释而只作义理阐释的话,那么这些阐释也都是“空中楼阁”,这些阐释就已经不是为经典作解,而是在阐述自己的学术思想,这,严格说来,已经脱离了训诂学的范畴。
2.在训释目的上,强调诠释的功利性,因而对经典诠释的学术性注意不够。
潘德荣认为:“中国的解释传统一直具有强烈的应用性倾向”[10]p104。今文学家治经主要是为了治世。他们对经典的解释,多以实用为目的。正因为强调“功利”,其解释中常含有解经者对六经的意义进一步发挥和引申的,张荣明认为:“‘章句’就是义理体系和解释体系,是经义的现代化阐述,赋予经义以时代意义”[7]P236。其中所谓的“现代化阐述”就是今文经学章句所阐发的义理一般都是与现实紧密联系,是适应现实而作出的一种解释。因为要照顾“现实”,其所作的阐发就不得不杂以谶纬,且附会阴阳五学说,因此不免夹杂难以令人信服的臆测[10]P46。
将经典诠释与时代需求挂钩,无论是从文献保存的角度,还是从文献流传的角度,是非常必要的。至于西汉宣帝之后的今文经学博士只注重价值判断,过度强调实用,曲经而为己用而存在的误解,以及大量出现的空言虚说,也都是时代局限所致,正如杨乃桥所说:“哪里有阐释,哪里就有误读”[11],这是任何一个训诂学者都无法跨越的历史局限性。
3.在客观文本与主观注者之间,强调注者主观发挥,因而对文本的客观性重视不够。
今文经师说经时往往有借阐释经义来阐述自己学说的倾向,因而任意发挥的意味较浓。这样他们说经方式多为申发式的。既不重视经文本身的字句训诂,也不重视史实和名物的考证,而是重在从经文中申发出一定的理论,并以此指导现实行动,从而达到有用于当世的目的。董仲舒认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以一奉天”。他不承认经典本文中有固定不变的解释,而强调解释是随着人们对意义的理解而不断变化的,不必拘泥于古义。为了从经典本文中发现原理,他创造了“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即通过对经典本文的分章析句,综合把握经典的精神实质,大胆地抛弃不合时宜的具体结论。
今文经学继承孟子“以意逆志”这一阐释理念所具有的重视阐释者主观能动性的特征对经学阐释起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今文经学的繁荣,推动了章句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也给经学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使得今文经学日益衰落,章句著作的学术质量也大大降低。重视阐释个人主观能动性,就是说阐释者在诠释文献时,要以己之意去推测诗人之志,而不能拘泥于诗句文辞的表面意义。汉儒说《诗》时不依傍前人,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纷纷破除旧说另立一家之言。西汉今文经学博士纷纷突破师法、家法,“大师众至千余人”,自为章句,其中固然有利禄的因素,但其刻意求新的开创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有学者指出:“(董仲舒)这种政治的诠释彰显了经典的时代意义,开发了经典的潜藏意涵,植入了许多前人未见的思想,从而使经典历万古而常新。”另一方面,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是有限度的,无节制地发挥就会形成经典诠释学所说的“过度诠释”,“过度诠释”的后果就是所谓“诠释的无能”,历史所载对章句的批评多集中在这个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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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皮锡瑞,经学历史?序言:经学的三大派[M].北京: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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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桐生.孟子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2.
[5]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50-51.
[6]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1990: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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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潘德荣.文字?诠释?传统:中国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国学经典文章篇10
关键词:小学语文;经典诵读;实施对策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20-305-02
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所要诵读的材料之所以被称为经典,是因其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和实践的检验,在诵读经典的过程中,学生能够开拓视野,积累更多的文学知识,提升自身的语文素质,为日后更深入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并且,进行诵读教学的过程中,学生需要调动视觉、听觉等多种感觉器官,在学生脑中形成反复刺激,加深学生的记忆。而经典中浓缩的都是精华知识,对这些内容不断的进行巩固是提高学生语文知识水平的一个有效措施。本文中,笔者将结合实践经验,简要分析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中的教学对策。
一、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的现状分析
由于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有限,对于一些经典诵读素材的把握还存在一些偏差,且一些经典诵读材料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所以现阶段在开展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过程中仍然存在一系列亟需解决的问题,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缺乏充足的时间进行经典诵读
由于经典诵读教学并不是小学语文教学体系中教学任务硬性安排的组成部分,基本都是由教师根据教学情况自发组织开展,这就导致在教学时间安排上无法保证。大多数老师为对于正常的教学活动就已经安排了满满的教学任务,导致学生在课堂上很少有时间进行经典诵读。另外,鉴于小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让学生进行自主性学习,自己安排时间进行经典诵读也是不现实的。以上的原因皆导致学生缺乏充足的时间进行经典诵读以及深入的学习经典诵读材料中包含的知识。
2、缺乏对经典诵读教学清晰认识
虽然近年来教育界相关人士对于小学语文经典诵读的关注度有所增加,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很多老师仍然缺乏对经典诵读教学清晰的认识。经典诵读的理解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关于“经典”,一提到经典,很多老师的第一反应就是古诗文,但事实上经典并不局限于古诗文,还包括其他一些文学著作等内容,教师应当为学生丰富诵读材料,而不只是让学生背诵一些古诗文;另一方面,关于诵读,经典诵读教学并不要求学生一定要深入理解文章的内涵,而是让学生尽可能多的接触各类文章,并在脑中加深印象,以达到记忆更多的经典文章的目的,从而提高自身的文化底蕴。因此,在开展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之前,老师应当对经典诵读教学有一个准确而清晰的认识。
3、注重形式,忽略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