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彬：“尊情观”与崇祯本《金瓶梅》批评
随着《金瓶梅》研究的深人，崇祯本批评的研究也逐渐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著名金学家王妆梅先生在校刊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鲁书社，1989年）的《前言》中首次对崇祯本批评进行过比较全面的评价。
他说：
“崇祯本评语是古代小说批评的一宗珍贵遗产。
评点者在长篇小说由英雄传奇向世情小说蜕变的转折时期，冲破传统观念，在李贽、袁宏道的‘童心’、‘性灵’、‘真趣’、‘自然’的审美新意识
启示下，对《金瓶梅》艺术成就进行了开拓性的评析。
评点者开始注重写实，注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品鉴，在冯梦龙、金圣叹、李渔、张竹坡、脂砚斋之前，达到了古代小说批评的新高度。”
不过长期以来的研究缺位，使这一领域仍然留下了许多空白点。
上述王汝梅先生关于崇祯本批评的具体论述中，主要还是针对批评者对《金瓶梅》这部奇书在艺术上形成的独特价值进行了分析，而本文则尝试从评点
者思想倾向及其以此为标准对书中人物形象进行的评价入手，讨论崇祯本批评的历史地位和独特品质。
谈论崇祯本批评不可避免要回答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崇被本批评者的思想倾向，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其批评之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批评的对象，本身就是一个杂揉了儒、佛、道教思想的复杂文本。
这部奇书的出现本身，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极具破坏性和颠覆性的价值取向，正可作为晚明文学风气的转移和一代文人精神气质之变化的注脚。
涉及《金瓶梅》这部名著在成书过程中的复杂态势和不同学者的研究角度，关于它的主导思想倾向，历来都是人言人殊，莫衷一是。
比如，在芮效卫看来，《金瓶梅》是在儒家思想观念支配下的自觉的创作，他并且进一步指出《金瓶梅》作者是儒家大师荀子的信从者；[1]
而另一些学者则会比较说：“绣像本（按，即本文所谓崇祯本）比起词话本来，少了很多儒家道德说教，多了佛家思想的‘万物皆空’或者道家思想中
的‘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2]又将之推向了另一个方向。
其实，现代学者们对它的评价，显然都是于各自的思想、文化立场出发，同样，在晚明的那个特定年代里，《金瓶梅》的出现使得许多士人欢呼雀跃，
或者欲一火焚之而惟恐不及，也正是基于他们各自有别的思想根源。
当时在文坛上高标独立的袁宏道，就把此书与《水浒传》——这部在他眼中远胜《六经》的著名小说相提并论，并与汉代枚乘的名篇《七发》相较，认
为它胜于后者多矣。
这里虽然只是一个片断的评价，但显然可见的是，《金瓶梅》时代的文坛领袖级人物袁宏道，并没有受到儒学，或曰理学的框框的限定，而是依据他所
信奉的某种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给予这样一部以“淫书”知名的小说极高的评价。
对于儒家来说，这当然是离经叛道的；而对于佛道两家来说，也完全看不到它们如何能够给这种赞誉以理论上的支持。
三家之外，似乎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评价系统。
就本文所论的崇祯本批评者的思想倾向来说，浦安迪的研究表明：崇祯本批评者虽然较多地引用了佛学的说教，并且“十分看重围绕故事的禅理框
框”，但“另一方面，他对世俗佛教迷信就不那么热心了。”
他于是提出结论来说：“倘使我们能够说，崇祯本评注者并不是毫无批判地轻信小说的佛学说教，那我们就能期望他会给近世批评家在小说中发现的儒
家伦理予以适当的考虑。”
但可惜的是，批评者“仅在个别片段中对此流露出很大兴趣。”[3]
因此，从本文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正统的儒家伦理教化思想、本土的道家思想，或者早已进入传统思想领域并在晚明仍有极大市场的佛学宗旨，都同样
不能解释崇祯本批评者对《金瓶梅》的解说。
尽管他对这三者都有所涉及，但无论是佛法说教，或是伦理纲常，他的兴趣所在，仅仅在于是否有利于对《金瓶梅》并“非淫书”的辩护而已。
当然，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批评者们总不会完全无视正统思想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能在崇祯本批评中发现一些自相矛盾的解释。
正因如此，对崇祯本批评中所流露出的儒家伦理的评判惯性及其主导的情感倾向，就不会很容易地以某一价值立场概而论之了。
不过，每一位有影响的批评家总会在他的批评中流露出自己较为一贯的立场和原则，崇祯本批评者也同样不例外。
如果勉强言之，这个让儒、佛两道都感到不尴不尬的批评家——至少对于具体人物、事件的判断来说——在整个文本中一以贯之的，是其对于“情”
——尤其是男女之情——的绝对的褒扬和肯定。
换句话说，真正深刻地嵌人在崇祯本批评中的晚明思想痕迹，是对晚明社会、文学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的“尊情观”。
所谓“尊情观”，是晚明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和新的价值观念，它深刻地影响了当时文学的面貌，成为当时文学批评中的一项重要法则。
黄霖先生等人在《原人论》中对它做过如下的解释：
“在‘节情说’和‘无情说’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另有一种‘尊情说’。‘尊情说’的主要特点是不主张压抑和消除个人之情，而是颠倒
了‘节情说’所理解的情与性以及理、道等关系，从而将个人的、现实的情感放在首位。”[4]
所谓“节情”、“无情”，都是理学昌盛时的产物，而自阳明以来的以“情”格“理”的实践，随着阳明学以及 李贽“异端”学说的风行，以“掀翻
天地”的气概将“情”凌驾于“理”之上，
尤其在李贽之后，晚明士人从究“心”渐渐转变为重“情”，“尊情”观于是深人人心，
并且在当时文坛诸人的生活方式及情感态度以及文学创作的践履中，得到了具体的落实和深化。
纵观整个晚明文学史上，无论是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
还是汤显祖与冯梦龙的言情说，晚明文学解放思潮的代表人物，大都有主情和尊情的倾向。
他们无一例外地强调和放大了个人情性，对于当时的文学思想，都有着“震霆启寐，烈耀破迷” [5]
般的震撼力和导向性。如诗、文、书、画无一不精的明末商人徐渭就曾说：“人生堕地。便为情使”、“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 [6]
到了汤显祖那里，就更直白地宣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7]
把“情”的实现置于生死之上，贯彻到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中来。
可以说 , “情”是他作品乃至其生命的支撑点。
考诸晚明人的文集，相关的议论在在皆是。
第一个对《金瓶梅》发出惊叹之辞的袁宏道更将“情”作为文学艺术感人效果之所以产生的来源：“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 [8]
另一方面，晚明人“尊情”的价值取向，固然可于此寻到其因缘，也最为当时士人所忻慕而仿效，
但这一思想进路发展到极致，又不免会“走人以人欲为天理、由道德形而上学转到了它的反面——自然人欲论。” [9]
于是，在奢靡淫佚的时代风气下，经过士人们有意的变形之后，这样极度的对个人情感的尊崇往往就会成为他们生活上放旷不羁的借口。
也就是说，它既是人们反对理学、张扬人性的旗帜，同时又成为当时文士至普通市民纵情声色，放纵情欲的逋逃薮。
比如放纵的异性交往方式、贪嗜口腹之欲的安逸享乐、弃“理”就“（艳）情”——乃至“（色）情”的文学理念等等。
晚明士人竞相结社，公然纵情声妓，流连诗酒；张岱自揭少年佻达行径而不以为羞，在那个时代中，都只会成为文人风流倜傥的佳话。
沐浴在晚明的情风欲雨之中崇祯本批评大量流露出的情爱观自不会让人吃惊。而它对情才、淫等问题的看法，更是折射出了晚明文人的独特心态。
从其批评文本的表现来看，崇祯本批评者正是晚明以来“尊情观”的坚定捍卫者。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此一时期的几部著名小说的评点，虽然评点者都堪称一代评点大师，他们的评点也可能更有理论价值、更贴近作者之文心，
但由于其所评点的小说的性质，大都与百姓日用、个体价值等无涉，
以致很少有人像崇祯本批评者那样，将“情”作为其评骘人物、讨论题旨的标准。
如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其精彩之处，大都集中在小说创作论、技法论等“文学”性方面，
而一旦涉及道德、价值上的判断，则又往往堕入以忠、教、节、义
说事的俗套。书中不多见的几个妇女形象如潘金莲、潘巧云、闫婆惜等，在他眼中，只不过是“淫妇’而已。
这当然与这部小说重在写英雄有关，上述几个妇女也的确是以“淫妇”面目出现，
但毕竟，金氏的妇女观并未超越正统的道德评价。
出于同样的原因，即使持“心学”的思维理路，讲究以“心”论文的李贽，他的评点中也多是就人物的行为、德行展开评价，
以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标准充当小说批评话语，其“心”的内涵中，却罕有对“情”的讴歌。
只有在崇祯本批评中，“情”才成了充斥天地间的至尊者。当然在下文我们会看到，批评者 的“情”并不是孤立抽象和无条件的。
而他之不以“淫”视此书，也是因其“尊情观”中清醒的“情”、“淫”之分疏。
《金瓶梅》一书写到之妇女，与西门庆淫乱者多矣，张竹坡就曾开列出了一个19人的大名单，以“西门庆淫过妇女”概括之，而“正妻”吴月娘则不在
数内。
显然，张竹坡是用正统夫妻名分将之排除在外的；而在崇核本批评者那里，则有了不同的标准。
他对张竹坡所谓的被西门庆“淫”过的妇女们作了大致明确的区分，其标准，就是“情”与“淫”的不同动机，
换句话说，就是两情相悦与肉欲本能的本质不同。
最显豁地表明这一分疏的，是第十三回的这一评语：语语情见乎词，瓶儿虽淫，毕竟醇厚。”虽然此时的瓶儿，还只是为满足
肉体的快感才与西门庆“勾挑”，谈不上有什么真“情”，而在崇被本批评者看来，
则已是妇人情窦已开之辞，且二人并未见淫乱之事，似乎只见得真“情”流露，故有此评。
即使在二人偷奸已成，李瓶儿问起吴月娘年庚，主动提出要“到明日买分礼儿，看大娘”的时候，仍 然赞叹她：“自是一片结识深情，非枕边闲语
也。”
相反，第二十二回的“气妒语，妙在说得带几分无耻，以见为淫也，非为情也”，是潘金莲撞见西门庆与宋蕙莲在藏春坞幽会，气骂西门庆时的一段
评语。
潘金莲此刻并无关心西门庆之情，而仅仅是出之于对“汉子”的“霸 拦”，以满足自己肉欲的目的，故批评者有此一批。
其实蕙莲之于西门庆，不过是他寻欢作乐一生中的一个小工具而已。
如果说因其不让金莲的聪明美丽和一双更小的“金莲”而暂时让西门庆着迷，就很让人惋惜她与金莲太多的相似，使她反而不会真正有能力与金莲同
起同坐。
故西门庆才会置蕙莲的哀告而不顾，设计陷害其丈夫来旺，致其充军。蕙莲含羞自缢后，
西门庆只淡淡一语：“他恁个拙妇，原来没福。”（《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以下省称）第二十六回）
这已不单纯是缺少男女欢爱之情的纠结，也不仅仅是西门庆对于他所玩弄的女人的感受已经无所顾忌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恰恰活写出了“弄人的刽子
手，把人活埋惯了。
害死人，还要看出殡的” [10] 西门庆阴险、狠毒。在当代学者看来，”宋蕙莲的自缢，在《金瓶梅》中应说是罕有的一次抗议和控诉。” [11]
而崇祯本的批评者仍只是批之以“盖无情以系心也。作者一丝不乱。”（第二十六回）
仅仅说明西门庆与蕙莲之间并无深厚的感情交合而已，把作者在这里多层次的描写差点简化成了写作手法上的高明和巧妙。
则此一“情”字，在批评者 那里，足可以作为解释一切行为的动机了。
而与西门庆淫乱的大部分妓女显然是只见其“淫”，并无真情，这一点崇被本批评者还是准确地点了出来。
第五十二回写西门庆与“狠甚、恶甚，一毫无情”（第五十一回评语）的李桂姐荀合，却被应伯爵突然闯人门内，胡闹一番。
批评者在此下一评语曰“情中着一痕复屑子，便格格不化，西门庆与桂姐虽欢私如故，而实无心可谈，故伯爵一混，草草完事。”
将二人一为肉欲，一为财势的不正常男女关系昭示于读者，果然“无心可谈”，的确非关“情”事。
辨明“情”与“淫”，崇祯本批评者对于书中表现之“情”、及对具有真“情”之人的推崇就都落在了实处。
第七十二回，西门庆见景生情，对着李瓶儿的灵床作揖，还“落了几点眼泪”，批评者就于此眉批道：“情从何生，一往而深。”
用语颇似时人汤显祖的名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但在这里所描述的情境中，
将此感人肺腑的“情至”语浪掷于“超级淫棍”西门庆身上，多少显得有些滑稽可笑和不伦不类。
显然，在批评者的眼中，即使淫纵如西门庆，只要具此一片真情，也几乎可以一“情”遮百丑，值得施以同情之目了。
事实上，尽管在严格的伦理道德的框架中，西门庆只是一个“见一个爱一个的泛爱主义者，夜夜轮换屋宇的淫夫，一个只知以金钱买取情场欢乐，一个
不讲年龄、情趣，一味逞能施暴的性虐狂”[12]，但他对于李瓶儿，的确算得上是一往情深。
这本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之常情，并不能因为西门庆之“淫”而断然否定其在具体情境中产生的真“情”。
但无论如何，即使抛开其间可能暗含着的叙述者有意安排的某种反讽，[13]充其量只能说，这类描写忠实地将人物还原到生活中去，如实地反映了生活
真貌而已，
西门庆的品性及其对李瓶儿之感情，似乎并不能如崇祯本批评者那样视之为令人动容的美德和提升西门庆道德水准的口实。
正如章培恒先生所说：“这种感情有时甚至到了貌似忘我的地步，但归根到底是自私、狠毒、贪婪、好色者的感情。……这个形象并不是恶德的图解，
而是一个在灵魂中渗透了恶德的、具有复杂思想感情（其中包含着某些好像与这些恶德矛盾的思想感情）的活生生的人。”[14]
尽管如此，对于崇祯本批评来说，这里的“情”与“淫”之分疏毕竟得到了极好的说明；
崇祯本批评者不仅不因西门庆之“淫”而怀疑其真“情”之流露，而且还把其“情”当作对人物的最高评价标准。
“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15]，俨然为其绝好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在崇祯本批评者所使用的意义上，“情”乃是一具有具体社会内涵的理想人格的要素之一，它同时与所评价之人的社会地位不相分属。
“情”所赋予的对象，或曰具有此“情”的人物，只是同时拥有权力的贵族阶级。
在他看来，小人——下人、奴仆是不配、也不会有“情”的，正所谓“下愚不及情”（第六十二回）。
其声口不禁让人遥想晋人言语：“王（戎）日：‘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
情之所锺，正在我辈’”[16]第五十六回，“ 西门庆捐金助朋友 常峙节得钞傲妻儿”，写帮闲常峙节（张竹坡以为，这一名字乃谐“常时借”音，是
不错的。）
向结义兄弟西门庆借钱，极写浮浪帮闲无银无耻之丑态，其实颇得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寓言之神韵。
而崇祯本批评者却看出了另一种味道，批道：“止此一物，其未得也，妇人怨之骂之，而哑口不能对；其既得也，则冷讥热讪，使之陪笑；陪笑不已，
使之下泪。写贫家一种有柴米而无恩爱夫妻情景，真令人欲哭。”
贫家夫妻既无柴米，则似乎连恩爱之“情”也不配有，或不可能有的了。小人既无情，其举止行动自然就成了他们自暴其丑的表白：“老冯别头路，则
一味虚混，此辈之无情不足取如此。”（第三十七回）
是对媒婆冯妈妈为帮西门庆偷情而对平时待她极厚的李瓶儿撒谎所作的批语，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等人物的厌恶鄙夷之情；
身为下人的宋惠莲在与西门庆苟合之际，索要香茶和几钱银子，也引来了批评者的厌恶： “开口便讨东西，讨又不多，自不是多情美人举止。”（第
二十三回）
在崇材本批评者看来，惠莲是作者有意为潘金理设置的对应物，而作为上层阶级的潘氏，就连窃听时的步态都会更加动人：“俏俏冥冥，写出美人行
径，自与蕙莲之‘两三步’、‘一溜烟’天壤矣。作者细心如此。” （第二十三回）
自作解人，强为说词，流露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和那个时代文人自的趣味及偏见。
或许，可以为这种胶著于社会等级的“尊情”观作反证的，是崇祯本批评者对于同样位居贵族阶层的西门大姐的毫不掩饰的厌恶之情。
这是个典型的配角人物，即使在表现其丈夫陈敬济的种种恶德的时候也显得无足轻重。
虽然她的身份不同于冯妈妈、宋蕙莲等“下人”，而是一家之主西门庆的嫡生女儿，但她不过是西门庆过世的前妻所生，在家里的地位也是有名无实，
实在算不得上等社会之一份子。
崇祯本批评者的阶级意识，在这里也就暂时让位给了他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
相面先生吴神仙对西门家中诸人的相貌判词，对这位可怜的女子无一好言：“鼻梁低露，破祖刑家；声若破锣，家私消散……”云云，
正中崇祯本批评者下怀：“大姐容貌如此，岂是敬济对手？”（第二十九回）
夫妻之间的吵架，也使崇祯本批评者感慨：“大姐既无容，又无情，徒以父母之势降伏其夫，岂妇道哉？后之不得其死，有繇然矣。”（第五十一回）
“无容”既已无美人之质，况其又无“情”，则已与下人无异。
但这似乎并不能说明崇祯本批评者阶级意识的淡漠，只是他更加看重上层阶级人物是否具有贵族式的理想人格而已。
同样，无论其身份还是社会地位都高出于一般仆役下人的孙雪娥，也是常被崇祯本批评者指为“品卑”而“自难人群”（第二十三回），自然也就排除
出了真正的上流人物之列。
相对于崇祯本批评者的阶级意识来说，这二人固然因其有名无实而下降到了“下人” 的行列，其行为的不合上层规范，也是她们受到崇祯本批评者鄙
夷的理由。
当然，在他眼中杂充下役的“小人”们，更全都是无情之辈，并无一个符合他的标准而获准进人其评价视野。
应该说，崇祯本批评者的这种评价标准及态度，从小说的实际描写来看，与《金瓶梅》叙事者还是极为接近的。
孙雪娘名为西门庆的第四房小妾，但其出身也不过是西门庆前妻，先头陈家娘子陪床的”丫头，只因“有姿色”，被西门庆“收用”后，“与他带了鬏
髻，排行第四”，
而其日常工作仍只是在厨房负责一家人的伙食，其地位实在与一般下人仆役差不了多少，叙事者甚至给她安排了一个被卖为娟妓的的悲惨结局。
同样，西门大姐的“不得其死”，正可以看作《金瓶梅》叙事者及崇祯本批评者对“无容”、“无貌”复“无情”之人的诅咒。
生活在同样的时代氛围中，叙事者与批评者的价值评判存在着许多共通之处。
由此具有特定内涵的“情”出发，崇祯本批评者进一步发展了晚明文人创造出的“情色”“情才”等批评观念。
概而言之，尽管他并未完全放弃传统伦理纲常的评价标准，但更多时候，他把自己的理想追求——超越男女之间肉体之“欲”，与“淫”迥别的“情”
与“才”、 “色”、“韵”、“趣”的统一——提升到了位之上者。
在崇祯本批评者看来，“情”固非“淫”，但“情”一旦具体指为男欢女爱之“情”，“色”自然就如影随形。
韩爱姐“一双星眼斜盼敬济”，批评者就眉批日：“当此不动情，非人！”（第九十八回）
甚至，对书中大量散发着低级趣味的对女性身体及性活动的描写，批评者也 屡多艳羡之辞。
与对“色”的艳想相呼应，崇祯本批评者还多以“韵”、“趣”为标准来评价人物。
在崇祯本批评中，我们时常可见对人物的此类赞赏：“玉楼自韵，瓶儿自媚“（四十一回）“意致别，韵甚、媚甚。”（四十八回）
吴神仙为西门庆诸妻妾看相，潘金莲却“只顾嬉笑，不肯过来”，崇祯本批评者就眉批道：“到他便有许多韵致，自令人改观。”（二十九回）
北大藏本此处还有夹评曰：“媚甚、媚甚”。
潘金莲之所以独得崇祯本批评者所喜爱，其“韵致”、“媚态”自是动人心处。
春梅固因其后之富贵，上升成为贵夫人而另当别论，丫环如迎春，虽然是为西门庆收用过的，毕竟身份仍为奴仆，与宋惠莲等并无本质的差别，本当为
持阶级论的崇祯本批评者所不齿，却也因其“韵”而对她另眼相看：“春梅热闹，迎春冷韵，自此双鬟可称不俗。”（七十五回）
孟玉楼是批评者寄予厚爱的另一位人物。
第七十六回，潘金莲与月娘泼醋对骂后，玉楼先劝解月娘，随后又赶到金莲房里调停，充分显示了她出色的语言表达和随机应变的调停能力。
对她在这一番妻妾之争中的出色表演，崇祯本批评者不仅以“韵”许之，更数处夹批曰：“乖”、“趣”，对她的兰心慧口深为心仪；
第八十八回丫环小玉调弄前来布施的和尚，崇祯本批评者对这场表演也禁不住赞了一句：“戏谑得有韵、有趣，可作《世说》补。”
就连应伯爵“隔花戏金钏”的胡闹和无聊的轻薄，崇祯本批评者也赞赏有加：“戏谑处俱千古韵事。”（五十四回）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道德观念已被晚明文人嗤笑得支离破碎的时候，崇祯本批评者将“才”放到了“情”的评价标准里去。
在崇祯本批评者的眼中，书中第一女主角潘金莲，因其“情”、“才”兼备，“色”、“韵”俱佳，成为支撑起整部小说的最为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
她的“二十分奇炻，二十分呆胆，二十分灵心利口”（第四十三回）固是“可人”，而其“才情”，更是批评者对之无限低徊的根源之一。
她从小就在王招宣府上“习学弹唱”，“不过十二三，就会描眉画眼，傅粉施朱，品竹弹丝，女工针指，知书识字。”[18]
第一次与西门庆“上寿”，就拿出了几件精心准备的衣饰，更妙的是，还有“一根并头莲瓣簪儿，簪儿上鈹着五言四句诗一首，云：‘奴有并头莲，赠
与君关髻。凡事同头上，切勿轻相弃。”
其心灵手巧，已见一斑，难怪西门庆一见之下，“满心欢喜”，直夸赞她：怎知你有如此聪慧！”[19]
对于正在流行的小令小曲，金莲也是无所个不善，且时常自度曲词，传情达意。
虽其出身低微，人品劣薄，但如果抛开诗、曲的雅、俗之分，只论金莲的文心才思，即与后世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才女相比，也是不遑多让。
还是第八回，西门庆因新娶了孟玉楼，而冷落了潘金莲，惹得欲火焚身的她长夜无眠，边用绣鞋占相思卦，一边自唱《山坡羊》以抒其情思。
恰逢西门庆的心腹小厮玳安从门前经过就叫进家中，先是对他又唱一支《山坡羊》诉其怨苦，“又轻拈玉管，款弄羊毛，须臾写了一首《寄生草》。词
曰：
“将奴这知心话，付花笺寄与他。想当初结下青丝发，门儿倚遍帘儿下，受了些没打弄的耽惊怕。你今果是负了奴心，不来还我香罗帕。”
所撰小曲，不惟切景达情，也具见其才思之捷。就连她对宋蕙的陷害，对李瓶儿母子处心积虑的迫害，乃至对如意儿、对申二、对玉萧等人的排挤、谩
骂、要挟等等，
其实都表现出了其富于智慧和头脑的品性——虽然她的智慧尽被滥用，常常以之达成卑劣残酷、令人发指的目的。
着眼于小说批评史的角度，这种“情色”、“情韵”“情才”观甚至影响到了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美色当爱也，美色而不爱，非人情也。”[20]
但才子佳人小说作者们的典型心态却是，“无论他们在思想、言论和行动上如何超逸出名教之外而无法无天，但在骨子里却总是不愿也无法摆脱名教的
羁缚的，
换句话说，他们对名教总是具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强大的向心力。”[21]这就与崇祯本批评者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在后者看来，“情”具有比名教着重强调的“理”更普遍的适用性，甚至可以说，他正在文学批评当中努力实践着晚明文人们“以情格理"的理想。这
从我们上述的分析中，已约略可以 见之。
总之，崇祯本（《金瓶梅》的批评者，正处在晚明小说话语转变的过程当中，在李贽、金圣叹等批评大师的巨大阴影之下，仍然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理
论价值。
他忠实地实践着自己的文学理想，以晚明“尊情观”为指导，显示了与常规的以伦理为枝心的价值观的背离，
表现出晚明文人那种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并对后世张竹坡等人的批评予以莫大的鼓舞和启示。
对于《金瓶梅》这样一部颇受争议的奇书，能够如此公然地做出这样大胆而不同凡响的分析、评判，无论如何也显示了批评者至可宝贵的眼力和勇气。
参考文献：
[1]参[美]芮效卫：《简评<金瓶梅>》[A]，李玉璞译，王守元编《海外学者评中国古典文学》[C]，济南出版社，1991。其英译本《金瓶梅词话》的《绪
言》中，亦有类似的表述。
[2]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第187页。
[3][美]浦安迪：《瑕中之瑜——论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注》[A]，徐朔方编选校阅：《金瓶梅西方论文集》[C]，沈亨寿等翻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第305页。
[4]黄霖等：《原人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第60页。
[5]《明儒学案·师说·王阳明守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徐渭集·补编·选古今南北剧序》，中华书局，1983。
[7]徐朔方笺校：《汤显祖文集》卷三十三《牡丹亭记题辞》，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
[8]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叙小修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9]李泽厚：《已卯五说·说儒学四期》[M]，中国电影出版社，199，第9页。
[10]《金瓶梅》第二十六回
[11]袁世硕：《<金瓶梅>平议》[J]，《文史哲》1987年第5期。收入袁世硕：《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C]，齐鲁书社，1999，第162页。
[12]许建平：《“金”学考论》[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265页。
[13]参阅拙文：《<金瓶梅>中的叙事者与隐含作者》[A]，《金瓶梅研究）第七辑[C]，知识出版社，2002。
[14]章培恒：《论<金瓶梅词话>》[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收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编：《<金瓶梅>研究》
[C]，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15][清]张潮《幽梦影》卷下
[1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伤逝第十七》，余淑宜、周祖谟整理，中华书局，1983。
[17][18][19]《金瓶梅》第九回、第一回、第八回
[20]刻花书屋藏板：《新镌快心编全传》中册第九回
[21]郭英德：《论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审美趣味》[J]，《文学遗产》1987年第5期。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金瓶梅研究》第八辑，2005，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