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菊与刀》看日本国民性的双重性

  摘要:《菊与刀》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特殊的战时背景下写作的一部关于日本人文化心理的人类学著作。书中,她以一个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的视角对日本文化做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剖析,特别是对日本人的精神世界有独特的阐述。本篇读书报告侧重于阐述日本国民性的双重性,以及个人对这种双重性背后原因的浅显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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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与刀》是鲁斯·本尼迪克特于特定的历史时期采用文化遥距研究法对日本人及日本文化做出的系统论述的人类学著作。这本书开篇即提到日本人的“矛盾性”,一系列“既······又······”的排比式语句表达了鲁斯·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性格双重性的疑惑。

  几乎每一篇论及《菊与刀》的文章都会这样阐述“菊是日本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菊在中华文化中是高洁君子和隐士的象征,但在传入日本之后,菊花的象征意味已不复当初。刀是武士道精神的象征,刀代表了日本人尚武好斗的一面。菊花与刀分别象征着日本人矛盾性格的两极,正如书中所论述的那般,“好斗又温和,尚武又爱美,粗暴又有礼貌······”以菊为代表的优雅观念和礼仪文化和以刀为代表的武家社会,暴力特质的对立特质体现在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接下来,笔者将对《菊与刀》中有关日本人性格的矛盾性做一个大致梳理,其后将阐述个人对这种矛盾性格的理解和思考。最后将对《菊与刀》的阅读体验做一个小结。

  一.国民性格的双重性。

  在另一部中国学者书写的关于日本人与日本文化探讨的的作品——《暧昧的日本人》中,作者运用“暧昧”一词来形容日本的国民性。在书中,作者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将日本人的性格比作那多变的台风,想要强调的也是日本人的善变和国民性格的矛盾性。下面,笔者将大致梳理一下《菊与刀》一书中对日本人国民性格双重性的主要阐述。

  (一)宗教的多元与其不彻底性

  日本是个具有多神信仰的国度。除了神道教以外,佛教,基督教都在这片和风之国上影响着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国家把一种宗教置于管辖之下,奉之民族统一性与优越性的特殊象征,其他信仰则听凭个人自由。这种在日本国家管辖之下的宗教就是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神道教作为日本的第一大教,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如今的日本人中,信仰神道教的比例达到了80%。日本人在生命中重要通的过仪礼如男孩女孩的三五七节,夫妇成婚等都在神社神宫举行,但丧礼确实采用佛家的形式。回顾日本历史,中日交流在七到九世纪达到了高潮,随着遣唐使的到来,日本向中国学习先进文化,同时也将儒家文明带入日本。神道教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与佛教和入学融合,在历史的潮流中不断地嬗变。日本的多神信仰也与其信仰的不彻底性有关。在日本,一个人可以既是佛教徒,又信奉神道教,同时还精通儒家学说。

  (二)战时的疯狂袭击和战后的合作态度

       日本在二战战场上留给世人的印象是崇尚武力和无畏生死。据说,大名鼎鼎的“神风特工队”队员在执行任务时心中念想的是故乡飘落的樱花。武士与樱花,恰如菊与刀,武士的崇尚武力和樱花的恬静柔美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人有其好斗嗜武的一面,二战战场上的他们,虐待俘虏的残酷暴行,舍弃己方伤员的残忍行为,都让人无法将其与喜爱欣赏樱花飘落,优雅品茶的民族联系起来。而在战争结束之后,对于带给自己两颗原子弹的强大的美国,日本人在天皇宣读战败诏书后欢迎美国士兵,放佛忘却了仇恨和战败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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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文明的吸收与保守

        日本历来被视为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但这种学习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全面改造,融入日本人的精神肌理。七世纪以来,日本一再从中国引进伦理体系,但在中国,“忠”“孝”都是有条件的,忠孝之上还有“仁”,“仁”才是整个儒家学说的根本,是忠义的先决条件。在孟子那里,“仁义”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如果君王不行仁义,人民完全可以推翻它。但在日本,这些观点显然与天皇制不容,因而,作为儒家学说核心的“仁”被排斥在日本的道德体系之外。再看佛教,日本的僧侣并不严格遵守佛家的清规戒律,可以饮酒享乐甚至娶妻生子,佛教在日本也早已不再宣扬因果报应和转世说。即使是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所提倡的也是“和魂洋才”,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同时保持大和民族自身的传统。

        (四)重恩,情义与复仇

        在《菊与刀》一书中,作者花费了大量篇幅来阐述“忠”“孝”“恩”“情义”等价值观念。与中国的“孝”是对远祖和整个宗族都负有责任不同,日本的祖先崇拜只限于近祖,孝道义务限于现存者之间。“孝”是儒家的重要价值理念,传入日本之后,“孝”更强调对于父权的遵从和对家庭的责任。长子继承家业,对家庭负有责任。“恩”是承受的负担,债务,重负以及对恩情的回报。皇恩是第一位的最大的恩情,意味着对天皇的无限忠诚,这也是为什么天皇在颁布战败诏书后日本能够采取合作态度对待美军的原因之一。另外,日本人还对父母,对师长,对主人负恩。日本人不喜欢随便受恩,使自己背上人情债。夏目漱石在小说《哥儿》中曾写过一个日本人因为不肯受一杯冰水的“恩”而将五毛钱置于桌上的故事。广为日本人熟知的《四十七士》的复仇故事也揭示了当“忠”与“恩”不可两全时唯有自杀,以死亡寻求解脱。“情理”包括了对社会的情理,即对姻亲,对主人,对家庭的情理,还包括了对名分的情理,使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这种义务不属于回报恩惠的范畴,不涉及往日受恩于他人的问题,而是保持自身名誉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家臣受辱时对主君进行复仇,而后切腹自杀的原因之一。家臣本应忠诚于主公,但一旦他感到自己受辱,名誉受到侮辱,那么他为了对自身名誉的情理,向主公复仇,复仇之后,污名得以洗刷,但违背了忠的原则,因而武士不得不自杀以谢罪。

       (五)敏感的内心与极端的行为

        会田次雄在《日本人的意识构造》一书中提到日本人的意识分为“表,里”两个层次,表层的是官方的,体制化的,里层的是私下的,非体制化的。他还提到日本人是“内向型”的心理。这样内向型心理让日本人关注的焦点从广袤的天地转向内心的幽微世界。笔者曾读到过一句日本诗“古老寺钟的裂缝里,沉睡的彩蝶哟。”日本诗人以其敏感丰富的内心和细致入微的观察深入一只蝴蝶的幽梦,这是多么让人惊叹啊。而日本人也擅长刻画精微的世界,以其丰沛的内向的情感含蓄委婉地表达情感。日语被西方人视为“魔鬼的语言”,主语的缺失和内容指向的模糊常让思维缜密,逻辑严谨的西方人叫苦不迭。阅读日本文学作品时也有这样一种感受,全书笼罩在一层似真似幻的雾气之中,缓慢的叙事情节,读到后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可书里散发出的气息却久久不散。黑泽明的电影也常常表现出浓郁的日本特色,《罗生门》生动地剖析了日本人独特的心理,《七武士》对武士道精神的独特表达。黑泽明还善于在电影中运用日本传统文化如能剧和歌舞伎对主题的演绎。日本人的内心情感似乎如樱花般柔弱敏感,可是正是这样敏感的内心却能如火山般爆发出让人惊骇的能量。《菊与刀》一书中提到,电影里常出现母亲送别儿子上战场,战场上伤员表情痛苦却依然前行的画面。这在美国人看来是最好的反战宣传,但在日本人看来,它们恰恰最能鼓舞士兵奋勇向前。《暧昧的日本人》一书中也提到,日本人最欣赏的武士精神是内心痛苦,却仍然隐忍不发。在丧礼上,尽管家属内心悲痛却依然克制情感微笑相迎,切腹自杀的武士尽管忍受巨大痛苦却依然以镇定自若的表情迎接死亡。而在日本相扑比赛中,双方常常对峙良久隐忍不发,而后瞬间而动,一招制敌。内心的隐忍常常让日本人将痛苦和伤害引向自身,而当有机会宣泄时,隐忍多时的情感便如火山喷涌而出。

      许多介绍日本的专著都论及日本国民性格中的矛盾性,以上是笔者阅读《菊与刀》后归纳的几点,接下来,笔者将简要阐述自己对这种双重性的一点思考。

  二.樱花与武士背后的思索

  在日本,樱花被奉为国花。相传,在很久以前,日本有位名叫“木花开耶姬”的仙女,有一年11月,她从冲绳出发,一路向北,沿途将象征爱情与希望的花朵洒遍每一个角落。为了纪念这位仙女,当地人将这种花命名为“樱花”,日本也是“樱花之国”。明治时代学者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开篇即写道:“所谓武士道,就是如同日本的象征,樱花一样的事物。”开始时不理解,柔美恬静的樱花怎会和武士道扯上关系?随着阅读的深入,笔者慢慢理解了樱花与武士的关系。一朵樱花不足道也,成片樱花才蔚为壮观,武士道崇尚集体主义,有很强烈的集体意识;樱花花期短暂,开时绚烂一片,人的生命“如露亦如电”,武士的一生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是否坚持武士道精神,永保武士荣誉。日本武士崇尚的境界是在片刻的耀眼的美丽中达到自己人生的顶峰,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之后毫无留恋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对普通日本人而言,樱花生命短暂,更提醒人们珍惜生命。

  在笔者的理解中,日本没有自己的哲学,日本人的思维像樱花般空灵纤弱,其文化实质是虚无和幻灭。这就导致日本人信奉的是机会主义和现世主义,来生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及时行乐才是生命主题。感性大于理性,技术高于道义,艺术大于哲学都是这种“无常”思想的结果,“无常”使人重荣誉,轻生死,在变革关头能够有较大的弹性与伸缩性。直白地说,日本没有一以贯之的绝对准则,善变也好,矛盾也罢,都是日本人为适应社会而做出的选择,可以说,什么有利他们就选择什么。

  这种文化观念影响到了日本人的诸多方面。

  宗教方面,日本的神道教主张多元和包容,兼收并蓄的宗教理想似乎在这里成为了现实。神道教以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等传统信仰为根基,融合了儒家和佛家思想发展而成的一套宗教思想体系。

  思维方式方面,被动型的思维方式与处世原则成为其特征。对于外来文化采取的态度也耐人寻味,可以说,日本人具有惊人的文化消化能力,面对比自己先进的文化,日本人的典型做法是“完美的拿来主义”,化为己用,最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再进一步追问为何日本会有建立在虚无之上的精神阁楼?笔者认为这与日本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日本自诩为“神国日本”,是飘零于茫茫大洋之上的一座孤岛,成吉思汗的铁蹄都未曾侵扰过这片净土,由此也让日本人更坚信自己的国家是“神风护佑下的国度”。特殊的地理位置在给予其以保护的同时也让其文化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保守的印迹。与中华大地开阔的地势,磅礴的大江大河不同,日本连山水都透着秀美,这样秀丽的山水可以孕育有着丰富细腻情感的子民,却无法孕育具有开阔胸怀和气度的国民。另外,日本常年受自然灾害影响,火山,地震,台风,海啸······这些突发自然灾害在展示自然的威力的同时也让日本人感叹生命的脆弱和易逝,由此转向精神虚无。对于征服自然的渴望让日本人产生“精神大于物质”的思想,并在特定场合爆发出骇人的能量。

  在阅读《菊与刀》之前,笔者已经阅读了一定量有关日本国民性的书籍,《菊与刀》以独特的文化人类学视角采用文化遥距法对日本国民性进行了剖析。这本书也成为研究日本的必读书籍,但笔者认为,因时代局限,其中有些观点已经有些不合时宜,并且作者因战时特殊背景无法亲赴日本展开田野调查也造成其在方法论上被质疑。但作者仅凭阅读大量文学作品、观看日本电影、与美籍日侨进行访谈就能窥见日本国民性的一角已实属不易,并且作者十分准确地预见了战后日本的大致走向,为美国当局的决策提供了人类学的学科支持。这都说明了人类学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参考资料:

  1.《菊与刀》 【美】鲁斯·本尼迪克特 著 田伟华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1年

  2.《暧昧的日本人》 李兆忠 九州出版社

  3.《武士道》 新渡户稻造

  4.《日本人的意识构造》 会田次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