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本恶？史上最黑暗的心理实验告诉了我们什么？
本文是我很久以前为投稿给营销号而写的一篇关于米尔格莱姆电击实验的科普，如你所见在很多地方针对营销号的风格进行了模仿，但因为字数太多等原因最终还是被退稿了，我也没有再重投给别家。如今发出来给大家作一个参考，看完应该可以对这个实验有一点基本的了解。
让我们来设想一个情境。
你正在参加一场心理学实验。在某所知名大学的实验室里，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告诉你，
你要对另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施加电击以帮助他学习，电击的档位会逐渐提升，但你不用害怕，一切责任由他承担。
尽管如此，你看到电击器的开关下方贴着危险标志，并且按下开关时隔壁总会传来惨叫声。你想停下，但白大褂命令你继续，隔壁的惨叫声一次胜过一次……
你会听他的继续吗？还是义正严辞的拒绝？
为了探寻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曾经历过二战时期纳粹暴行的犹太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莱姆（Stanley Milgram）在20世纪60～7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颇具争议的实验，考察了当权威与道德冲突时，人们会作出怎样的反应。
这次实验因其结果远超实验者预期的黑暗而在学界乃至整个社会上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后世的科学家在回顾这一系列实验时，将其称为“心理学历史上最广为人知，同时也最臭名昭著的实验”。而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米尔格莱姆服从实验。
1961年炎热的夏天，美国耶鲁大学老旧校区的地下室里，一场看似普通的心理学实验
正在进行。
通过报纸和邮递广告了解到这场实验并前来参加的被试者有40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年龄和学历也都各不相同。在实验开始之前，他们被告知参加的是一项考察惩罚对学习影响的研究。
在实验中他们将与另一名被试分别扮演“教师”和“学习者”的角色，角色的分配将由抽签决定。“教师”将要在实验中教“学习者”一组配对出现的单词，一旦错误就对“学习者”进行惩罚，施加逐渐增强的电击。
进入实验室的被试被要求等待。很快，身着白大褂的实验者带着另一名“被试”进入了房间，他自称是一位47岁的会计师，但事实上，他是实验者的助手，假装自己抽到了“学习者”签，并被领进一旁的隔间里。实验者会当着被试的面将“学习者”绑在椅子上，并在他的手腕上敷上电极。
在让“教师”体验过一次轻微的电击之后，实验开始了。在实验助手饰演的“学习者”不断故意犯错之下，教师不得不对其施加一次比一次更强烈的电击。
15伏、30伏、45伏……
当电压到达75伏的时候，“学习者”开始发出痛苦的闷哼。
120伏，他被电击疼的大喊大叫……
150伏，他开始咆哮着，要求结束实验……
“教师”一次次转身询问实验者的意见，但得到的回答只有继续。
很快，实验到达了270伏，隔间里的闷哼声已经变成了痛苦的哀嚎，参与实验的志愿者早已经满头大汗，抓耳挠腮……
330伏，一声短促的尖叫后，隔间再没了任何声音。但实验仍在继续，无论被试怎么请求，实验者只会用四句话进行回应：
“请继续”、“该实验要求你继续进行下去”、“你绝对必须继续进行下去”、“你没有其他选择，必须继续进行下去”。
电击器最高的档位是450伏，就在那个开关的下方赫然写着“高危致命”（XXX）的字样，但是在实验者的命令下，“教师”依旧拨动了那个开关……
看到这，你可能会质疑以上内容的真实性，你可能会认为这最多是个别疯子的行径。然而，真相是残酷的——40人中的26人（65%）的被试将实验进行到了最后一刻……后续的一系列实验也证明了这个结果。
没有人能够事先料到这个结果。事实上，在实验开始之前，米尔格莱姆给精神病学家、大学生、中产阶级等110人描述了这个实验，3个群体的人都认为自己最多会在135伏时就拒绝服从，没有一人认为会有人拨动“高危致命（XXX）”一档的开关，就连米尔格莱姆自身也不例外……
尽管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受到电击，但是这场实验的结果依旧令米尔格莱姆以及一众社会心理学家们感到惶恐不安，也令他打消了之后去德国重复实验对比文化差距的打算。同时，社会上也冒出了许多对实验中的道德伦理问题的质疑声。
《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批评道，“该实验对毫不知情的与试者施加了残忍的行径，使得他们只能去引发他人的痛苦并以此相抵”。事实上，确实有很多“教师”在实验过程中体验到了极度的痛苦：他们汗流浃背、体若筛糠、说话结巴，甚至爆发出无法控制的神经质的大笑。
对此，米尔格莱姆给出了强有力的辩解。在实验结束后他们对与试者解释了整个实验的目的和流程，据统计，20多个实验的1000多名被试中，84%的人对于能够参加实验表示感谢，只有1%的人感到遗憾。
米尔格莱姆后来说到：“我们总是对考试失败这样的事情做好了心理准备，却对新知识产生的过程没有一丝丝宽容。”
为什么人会如此的残忍？究竟是什么让人们如此轻易的就服从于权威？
须知在实验开始之前，大部分人都坚决认为自己根本不可能做出这种荒唐之事，但当实验真正进行时，他们却服从的那么快，那么轻易。
为了解答服从背后的影响机制，米尔格莱姆后续又做了20多个实验来进行验证。最后他发现有4个因素在其中起到重大作用，那就是：
1、与受害者的情感距离
人们与受害者的情感距离越近，就越能切身体会到受害者的感受。在米尔格莱姆的20多个实验中，当要求被试直接去抓着“学生”的手进行电击时，仅有30%不到的人完全服从。而在被试听不到受害者叫声的情况下，几乎100%的人都将实验进行到了最后。我们会因为身边的一个熟人遭遇车祸感到巨大的痛苦和悲伤，却对另一半球的战争中死去的10000人视若无睹。
2、权威的正当性和接近性
下达命令的人是否就在命令接受者的身边，以及其权威是否正当都对人们服从的概率有着巨大的影响。当米尔格莱姆通过打电话下达实验命令时，被试服从的比例下降到了21%，而当实验者离开现场让助手代行实验时，80%的人完全拒绝服从，有的人甚至会直接将电击器的插头拔掉，把实验助手从现场赶出去。
3、机构的权威性
机构的权威性同样重要。在米尔格莱姆实验中服从的被试很多人后来都说到：如果不是耶鲁大学的名声，他们根本不会服从。在现实中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这一现象，在闹市的街道上穿着私服招手让私家车停下的人几乎很少得到回应，但如果他身着警服，那么几乎100%的人都会停下。网络上的算命大师其实与旧时路边摆摊的算命先生并无二致，但是那些他们加在自己名字前的一串串看似权威的头衔却令许多无心之人轻而易举的就落入了陷阱。
4、群体影响的释放效应
在米尔格莱姆的实验中，如果被试有伙伴，并且他们抵抗服从，那么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答案是肯定的。当米尔格莱姆安排两名助手“教师”拒绝继续实验时，90%的被试也跟着他们一起拒绝服从，这就是从众的释放效应。很多时候对于很多不合理的现象，人们都陷入了一种沉默的螺旋，而这个时候站出来的出头鸟将会一呼百应，引发人们纷纷的效仿。古往今来反抗强权的起义中，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诚然，实验室中“安全”的科研环境毕竟不同于战争。40年代亚欧战场上拿着屠刀的法西斯狂徒与60年代美国实验室里西装革履的上班族面对的压力、犯下的罪行都远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米尔格莱姆的服从实验依然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在权威的猛烈攻势之下，道德的防线往往瞬息间就溃不成军。
“我们研究的最基本结论是：普通人即使心中并没有任何仇恨，只是按部就班的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仍然可能成为可怕的破坏行动的执行者”，米尔格莱姆后来总结道。
值得一提的是，情境、上级的命令、同僚的压力，后来成为了许多施暴者为自己开脱的陈词。在1968年越战中指挥了一场对400多名手无寸铁的村民的大屠杀的威廉·卡利中校后来辩解称自己只是执行命令而已，这与纳粹德国的血腥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在面临战争审判时所说的并无二致，南京大屠杀的参与者在后来回忆时也有许多人这么辩解。
对于他们的辩解，我们如今已经可以理解，但是——理解并不意味着原谅。即便是无心犯下的“平庸之恶”，它们依然对许多无辜的人们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
就像村上春树所说的那样，他的父亲是那场血腥惨剧的被动参与者，但无论他如何从心底抗拒这种行为，手上沾染着的受害者的鲜血却永远也无法洗去。比起日本政府那样的掩盖与推脱，真正负责的行为应该是去把那些罪行承担起来，再背着这份罪孽继续走下去。
那么，有人不禁要问：当面对权威的重压之时，我们应该如何避免犯下这种“平庸之恶”呢？
简单却强有力的一个措施就是：让更多人去理解这种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这也是本文的目的之一）。美国著名作家詹姆斯·沃勒后来在2002年说到：“我们理解了暴行的平常之处之后，对邪恶就不会那么震惊了，更不太可能会再去对恶行无意识的推波助澜，甚至可能做好充分的准备预先阻止恶行。”
杰瑞·伯格在2009年重复这项实验时，剔除了所有已经知道这次实验的人作为被试；如今的美军在训练士兵时教导他们曾经发生过的惨剧，允许并要求他们拒绝服从不恰当不合理的命令。正如奥利弗·温德尔所说的那样：“思想一旦得到拓展，就再也不会回到原本狭小的领域了”，已经了解到邪恶真相的人们在面对邪恶时会面对更大的心理压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任何看似普通的沉默都是对邪恶的推波助澜。无知的助纣为虐者没有看见自己手上沾染的鲜血，而我们则不同。
其次，另一个能够有效激起人们同情，使人们采取行动的方法就是将受害者个性化。
2015年9月2日，在偷渡船意外遭遇的海难中死去的3岁叙利亚小难民艾兰·库尔迪的尸体被冲上了土耳其的海滩，摄影师拍下他在海滩上如同睡着了一般的照片轰动了整个世界，在一夜之间，这张照片登上了几乎所有英国主要报纸的头条，包括一些此前曾对移民危机采取强硬立场的报纸。
这张照片不仅引起了全世界人们对这个小男孩的自发悼念，也唤醒了无数欧洲人民对难民的同情。在此前刊登过的专栏文章中将难民比做“蟑螂”的英国《太阳报》将这张照片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并以此敦促首相卡梅伦尽快采取行动。《独立报》甚至立即发起了向英国政府的请愿，要求接受“合理数量的难民”，并在数小时内就收集了上万份签名。
二战时期进行种族灭绝的德军士兵许多人对着活生生的女人和孩子下不了手，或是开枪之后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海因里希·希姆莱（纳粹种族灭绝的军师）发明了一种“人性化”的屠杀方式，那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各大集中营中的毒气室。按下毒气开关的刽子手看不到也听不到里面拥挤着恐惧着死去的受害者，他们所需的只是服从命令，按下一个按钮罢了。
我们对单薄的死亡数字视若无睹，却为其中一个受害者的照片揪碎了心。我们的战争法允许从40000英尺的高空向手无寸铁的村民投掷燃烧弹，却不允许对他们开枪射击。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材料将受害者活生生的人的一面展示在人们面前的话，那么再怎么惨重的死伤也不过是一串数字罢了。
看到这，你可能会对这深埋于人心深处的黑暗本性感到失望，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前文所述的并不是全部。
人性中依然存在着善良的天使。即便是在最黑暗的环境下，依旧有着那么一群人，他们始终坚持着自己内心的善良和正义。
在米尔格莱姆实验仅进行了一小段时，一名神学院的教授就坚决拒绝了继续进行电击，并不断质问实验者关于“这件事的道德”的问题；1968年越南米莱村的那场大屠杀中，唯一一个拒绝服从的士兵也是后来整个事件的揭发者，他不但没有参与屠杀，更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独自揭发还原了整个事件的真相，将当年犯下罪行的卡利中校送上了法庭；二战时期，法国的一个小村庄保护了近5000名犹太人免遭屠杀，村子里大部分的人都是新教徒，他们的领导人物教导他们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时期也要坚持自己内心的良善。当后来纳粹的盖世太保逼迫他们交出犹太人的时候，村里的牧师回应道：“我不知道什么犹太人，我只知道人类”……
从众与服从也亦有其光明的一面。在很多需要有人牺牲自我的情形下，它给那些站出来的英雄们提供了勇气。
30多年前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造成了严重的核泄漏，在事态不断恶化下去之前，必须有人站出来对反应堆进行处理。当时的前苏联政府迅速动员了大量的“辐射清理人”参与到救援当中，在数年间陆续有超过50万人加入到这场救援当中，许多最开始进行灭火的消防员在事后几个月内就牺牲了。
但苏联的举动难道真就如西方媒体所批驳的那样无情冷血，忽视人权吗？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如果没有这些英雄的牺牲，核电站所泄漏出的放射物将会侵吞整个欧洲，并逐渐蔓延到整个世界，届时，死亡人数将远远超乎想象。而在当时，这种事故无论发生在任何另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像苏联这样快速的完成处理。
所以，其实服从与从众本身并无善恶一说，它只是刻在我们基因中的一种天性罢了。它就像是一种工具，好坏与否完全取决于利用它们的人。
至于人性本恶呢？我想那确实有其道理，但也只是人性的一部分罢了。
无需对此感到绝望失意，更不必妄自菲薄，因为光与暗永远都同时存在，善与恶也同时存在于人性之中。而我们所应该做的，只是将人性中的天使诱导出来，并尽量避免让恶魔出现罢了。
毕竟——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