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黑暗的故事：纪念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逝世一周年

时间：2023-08-15

　　很荣幸成为“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的第一位获奖者。当我还是个富于梦想的耶路撒冷小男生时，中国精美的艺术、遥远传闻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令人震撼的漫长而痛苦的中国历史、美丽壮观的中国建筑便令我心醉神迷。我在孩提时代总是梦见有朝一日能来到中国，至少与真正的中国人相遇并交谈。在耶路撒冷见到一个中国人，并且与之交谈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情。我感到，世上最古老的两种文明之间、最漫长的两种记忆之间以及世上最古老、最富有的两种文化之间有许多可以攀谈的内容。两种最漫长的历史记忆，和两种最富有的文化之间有许多东西亟待交流。

　　我和我的夫人如此幸运。我们几年前访问中国，并且有机会领略并羡慕所见到的一切。我们荣幸地在中国结识了几位亲爱的朋友们。我很荣幸拥有一位优秀的译者，钟志清博士；拥有一个优秀的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以及今天在人民大学拥有一些优秀的朋友。我曾有机会通过英文或通过希伯来文翻本读到一些中国古典的书籍和历史书籍。我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能在如此中国拥有众多的读者，并且产生影响，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惊奇。

　　我希望我的文学作品能够为加强世界上两种最为繁荣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与犹太文化传统之间意义深远的深入对话做出贡献。让我的译作，让你们今天友好给予我的这一温暖人心扉的国际文学奖，成为位于亚洲东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与同一大陆上最西端的一个小国之间的一份建筑材料。

　　我和夫人尼莉向在座所有人，向如此温馨的招待，向这一莫大的荣誉表示我们深切的感谢之情。非常感谢大家！

　　女士们、先生们！我想让你们想象一幅画面：冬天的一个雨夜，百叶窗紧紧关闭，蓝色的炉火熊熊燃烧，房间里有一个人，独自一人，坐在落地灯旁的椅子上读一本小说。

　　让我们问问自己，为什么在21世纪之初，这样的画面为何依然可能出现？我知道大家依然在读小说，不光是在冬天，不光是在落地灯旁独自一人，而且也在夏天，在机场，在候机室读小说，但是我仍然坚持想象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夜晚独自坐在落地灯旁的椅子上读小说。我是说他依然在读一本小说，不是读专业书，不是工具书，而是读小说。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画面会依然存在？如果放在100年前答案会非常简单，一个寒冷的冬夜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可做？的确，对于文学来说，十九世纪显然是蜜月期，或者是蜜月世纪，人人都在读，或者看样子都在读。当然，并非所有人。不是所有人都买得起落地灯，买得起椅子，或者买得起小说。实际上，百年前，多数人都是不可能去阅读小说的。19世纪，小说的读者多是富家女子。男人晚上可以外出，女人留在家里。如果她们碰巧有女仆照管房子，有保姆照顾孩子，那么她就可以在冬天的夜晚，坐在落地灯旁的椅子上读小说。

　　可是如今，在北京，在特拉维夫，人们在冬天的夜晚可以进城，可以去剧院，可以去电影院，可以去餐馆，去酒吧，去看朋友，也可以待在家里，做手边要做的事和比读小说容易的事：报纸、电视、录像、立体声、互联网、电脑游戏、电话或家庭影院。为何有劳自己去读小说呢？尤其当有如此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职场之事、世界新闻或无休止的家庭娱乐，为什么要去读小说？

　　确实，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听说预示灾难的先知曾预言小说即将死亡。当剧院被煤气灯或电灯照亮的那一刻，人们就想从现在开始没人读小说了，毕竟观赏比阅读有趣得多。

　　当电影最初出现时，许多人预言小说和戏剧将会消失。

　　后来，电视出现了，人们预言电视会导致小说、戏剧和电影的终结。

　　现在先知们都死了，小说与戏剧和电影硬挺着活了下来。

　　记得1968年，巴黎出现涂鸦，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签署的“上帝之死”，第二天早晨变成了上帝签署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之死”。到此预示着灾难的先知以及“小说之死”。现在回到刚才的问题，既然如此多的变化都已经发生了，那么一个人在冬天的夜晚独自坐在落地灯旁的椅子上读小说的画面，为何依然存在？

　　显然，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文学是最不吸引感官的。绘画吸引眼睛，音乐吸引耳朵，雕塑吸引眼睛和指尖，戏剧和电影吸引眼睛和耳朵。书籍，印刷的文字，无法在感官的丰富性上与其他艺术竞争。如果你把书给遥远星球上的陌生人看，在他眼里，印刷的纸页不过是散落在雪地上的死蚂蚁。

　　但是，这确实是书籍的神秘魅力之所在：现在请你，读者，把符号，把雪地上的死蚂蚁翻译成景象、声音、味道和情感。当读一本小说的时候，读者就是演出的联合制片人、音乐会的演奏者、作家的积极合伙人。

　　阅读一部小说就是一场表演：文本就相当于是一个音乐厅，而这些读者相当于被邀请的音乐演奏者们。文本里提到“落日”，就要邀请你，读者，提供你记忆中的落日，并且主动加入到这场游戏当中来。当故事讲述的是初恋，或者初次的孤独时，就期待读者你置身于你个人初恋时期的游戏中，或者沉浸在自身的孤独中。小说的读者，比剧评人、艺术展的观众做得要多，是作家的合著者。

　　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同一部作品的阅读不尽相同。当我读陀斯妥耶夫斯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的时候，其百分之五十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百分之五十是马尔克斯的。当你读同一部小说时，小说的百分之五十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百分之五十是马尔克斯的，百分之五十是你自己的。

　　因此，不同读者在读小说时具有截然不同的反响，有截然不同的阐释，有截然不同的痴迷，读出的是截然不同的作品；因此我们在读一些小说时要发展某种个人的甚或私密的关系。

　　总之，在读同一部作品时，没有两位共同的读者。也不可能把同一部小说读上两遍：每次阅读，读者有所改变，作品也有所改变。初读一部作品，你总是感兴趣谁生谁死，谁与人同床共枕。当你了解了这一切之后，把小说读上第二遍第三遍时，你渴望把第一遍阅读时的体验重新经历一遍；或者比你初次与之相遇时遇到了更多的东西。我们的男人和女人在冬天的夜晚坐在落地灯旁的椅子上，通过独自在房间里读小说与他或她的内在自我相会，此时雨水击打着紧紧关闭的百叶窗。这就是一部好的小说可以馈赠给我们每个人的礼物。

　　并且，小说经常处理怪异的人物、极端的情势和离奇古怪的环境。

　　女士们，先生们，当你们读一本小说，你用作品中人物的生活来面对你个人的人生，经常对自己说：“这写的不是我，”经常对自己说恰恰相反：“我永远不会碰到这样的事”。还有一种情况你会尖叫着说：“这就是我，这就是我，作者怎么会知道我的情况。”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你会说：“这不可能是我，即便你给我100万美金，这也不可能从我身上发生。”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你正是在用小说中人物的生活做参照，来衡量自己的人生。

　　现在想想名著里的人物，堂吉诃德、安提戈涅、哈姆雷特、奥赛罗。这些人物都是凶手、疯子，或者既是凶手，又是疯子。为什么我们一遍一遍去阅读这些恶魔们呢？为什么我们将他们视为经典呢？为什么我们要在上学的时候在教材里面阅读他呢？因为在自我的地牢当中，在我们的地下室当中，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个堂吉诃德，有一个安提戈涅，有一个哈姆雷特，有一个奥赛罗。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在与这些人物狭路相逢。我们不想要任何人了解他们。我们对他们感到羞耻。我们甚至不希望我们最亲密的人知道，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我们内心的第18层地下室里面究竟有着些什么。即便是躺在我们旁边同床共枕的人，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心灵深处的秘密时，他们也会尖叫着逃离。但是，女士们、先生们，当我们阅读一本小说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并不孤独，我们并不是那唯一把恶魔藏在地下室里面的恶魔。

　　我们发现在内心深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样的。你知道，这种发现对于每个人而言实则是一种安慰。这样子的发现对于每个男人和女人而言都是一种真正的释放。当我们读一本小说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并不像我自己想象的那么疯狂，我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危险，我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荒谬，简单来说，我并不是那么的独特，并不是那么的不同。这就是小说可以给予我们的最大的安慰。我早先曾经说过，读一本小说就相当于与你自己进行一次幽会。这并不一定都是很愉快的幽会，这并不仅仅是唱歌、跳舞、喝酒、做爱，有时候，这是非常伤痛的幽会。

　　然而在幽会过后，即便是一次伤痛的幽会过后，我们感到了更加安慰和舒适。莎士比亚、陀斯妥耶夫斯基、马尔克斯等这些伟大的作家们都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把手放在了我们的肩膀上，并安慰说，不用担心，你在这个星球上并不孤独。还有一些我非常喜欢的小说恰恰是被禁止的，或者是有禁忌的。它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乡村或者地区发生的故事。它给我们讲述那些城市边缘的、那些遥远偏僻之地的故事。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一种文学越是地方主义，就越是全世界通行。契诃夫给我们讲述的故事是俄国乡村发生的故事，那是非常遥远偏僻之地。当我们读契诃夫的小说时，我们就仿佛是从那里来的一样。瞬间这些故事变成的我们自己的故事。你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他写到遥远的小地方马孔多，那是他自己的家乡，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地方。每一个读者这时候都好像是从马孔多来的居民一样。

　　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更加直接、朴素的例子。我自己的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故事设置在1940年到1950年的耶路撒冷。一个非常遥远的小镇，对于北京而言，无论是地理上、心理上、文化意义上，它都是非常遥远的。这是一个故事，关注于中产阶级的家庭，甚至是低于中产阶级的家庭，父亲、母亲，以及一个小男孩的故事。现在看看这奇迹的发生，很多中国读者读书的时候突然发现，这是写我的故事。

　　当中国以及其他地方遥远的读者读《爱与黑暗的故事》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自我，这些自我是他们过去从未发现过的。对于我而言，这就是艺术，特别是文学，特别是小说艺术可以给我们的最特别的礼物。所以，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不要等到冬季的来临。不要等到雨水冲刷我们的百叶窗，不要想那些椅子，忘掉落地灯。就拿上一本小说，就好像一个情人一样，你最爱的一个情人一样。

　　这会是一个完美的陪伴，当你在旅途中和地铁中，它都会是一个完美的陪伴。读这些小说，它们是关于遥远的人群、遥远的地方、遥远的时期发生的故事。然后，从中学习你自己，探索你自己。然后从中了解到你自己内心的秘密，从中了解到你更多的自我，更加内在的自我。我可以告诉你小说是你最好的朋友。如果你没有看到它，你就没法入睡。凌晨3点钟的时候，你从书架上拿起一本旧的小说，它永远不会跟你说，你这些年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在今天才来到我的面前？它永远不会说，别别别，不是今天，因为我今天晚上有点头疼。它永远会跟你一起上床，它总是会惊讶到你。即便这是一本你已经烂熟于心，已经读过很多遍的小说，它依然会惊讶到你。

　　我来到这里，好像是要向大家来聊一些文学，聊一些艺术，而到最后，我聊的一切，都是关于爱。

　　谢谢！

　　奥兹在颁奖现场，右为蒋方舟

　　奥兹的一堂写作课

　　《爱与黑暗的故事》一书，被外界公认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最优秀的作品，具有世界性影响。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本学期的经典导读课上，学生们第一课读的，也是这本书。

　　此后，这个班上的21名学生，作为“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的评委，将“国际文学年度人物”的选票，投给了奥兹。

　　2016年6月，奥兹从遥远的以色列来到中国领奖。6月23日，在该班本学期的最后一节经典导读课上，奥兹出现了。他为在座的学生和记者们上了一堂写作课。

　　现场翻译丨戴潍娜校对丨崔莹

　　写作好像从高山搬下巨石，

　　然后用锤子雕琢

　　奥兹：首先我要向大家问好，向中国未来的伟大的作家们问好。

　　很多年来，我在以色列的大学，也在教授类似你们现在这样的创意写作课程。每一年，在课程开始的时候，我都会首先告诉大家，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教你们如何去写作——没有人能够教一个人如何去写作。

　　我告诉我的学生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告诉你们如何进行删节和修改。也许在你们写作的过程当中，你们删除的部分比你们写下来的部分更为重要。

　　每个会拼写字母的人都可以去写作，但是，只有真正的艺术家知道如何去删除一些东西。当你写作的时候，就好像是从高山上搬下了一块巨石，然后你用你的锤子不断地雕琢它，再用更加精细的工具雕琢打磨，去除掉更多的杂质。如果做得好的话，你将获得一座雕塑。所以永远要牢记一点：雕琢一块巨石，创作一件艺术品，你需要去掉和删除的那些不重要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爱与黑暗的故事》是一本很厚的书，但是我的初稿有3000多页，更加厚重。就像一名雕塑家一样，我不断剔除一些东西，直到它成为你读到的这本书的样子。

　　所以，写作的艺术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删除的艺术。这就是我简短的一个开场。接下来的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尽情地问我。

　　止庵：奥兹先生，您写了一本精辟的《故事开始了》，我想问一个与此有关但也不是有特别紧密关系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位作家都可能有各自不同的写作习惯，您是把一部小说的绝大部分或主要部分都想好了，再从您选择的“故事开始了”之处写起呢，还是把绝大部分或主要部分留到真正写作时再说，一旦确认“故事开始了”就写呢？请您以您的一部作品为例具体讲一下，谢谢。

　　奥兹：对于我而言，故事的开始永远是从人物开始的，可能是一个两个，也可能是三四个不同的人物，我其实并不清楚他们从哪里来——当然，从《爱与黑暗的故事》当中，我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但是在其他的书中，我真的不知道。

　　我其实很少用生活当中的原型，起码不是直接拿生活作为素材原型写作的。我有一个邻居，他说，他每次经过我的窗前，都会停下来拿梳子梳两下头，所以假如他出现在我的小说中，他的头发就会很整齐。这非常有趣，但我并不是这样写作的。

　　不过，人物一定是来源于某个地方——我只是听这些人物的声音，然后对他们的了解也越来越多。比如小说《我的米海尔》中的汉娜和米海尔，这对情人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很久，很长时间里我什么都没有写，只是在想象他们。我知道的远比我写下的多得多。我知道他们的童年，我了解他们的秘密，我了解他们的家庭。

　　在我的想象当中，这对情人在学校的楼梯上相遇了。然后突然之间，我就开始写作了。我还很清晰地记得，那是一天早上7点钟，我拿出一张纸，就写出了《我的米海尔》当中的第一句话。突然，我自己都被自己震惊了，我居然是用一个女人的声音讲话，我还没有准备好。我原来想象我是作为第三者存在，作为一个叙事者、一个讲故事的人，讲述关于汉娜和米海尔的故事，但是我没有想到，突然之间，汉娜的声音跳出来了，我居然以汉娜的第一人称去写作，这也让我感到非常吃惊——我从女性的视角写了这本书。

　　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刚24岁，当时我认为我了解了关于女人的一切。到今天，我知道我并没有完全了解女人。写《我的米海尔》，很多时候我都跟汉娜有冲突。我说：“别别别，你说得太多了。”我必须把它写得简短，因为汉娜这个人说得太多了。有时候我说：“停下来，这不行，这太情绪化了，太过激了。我不能够仅仅为了你写这本书，你已经不是一个女学生了。”她跟我说：“你闭嘴，赶紧写。”我对她说，“抱歉，女士，我不是为你工作的，你为我工作。”她有时候会对我说：“你写我告诉你的就行了，因为你根本不了解女人，我了解，因为我就是女人。”我说：“抱歉，你是一个女人，但我是一名作家。”所以有时我们会互相妥协。

　　但是她表达欲非常强，非常想表达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说：“抱歉，我们已经听你说得足够多了，我们需要听听你丈夫怎么说。”她说：“别，我丈夫什么都不懂。”我说：“抱歉，你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男人，你的丈夫是一个男人，请让我站在他的战场上说几句话。”

　　所以，写一本小说有点像一场婚姻，有好的时候，也有坏的时候；有相互同意、默契的时刻，也有争吵、打架的时候。有的时候写一本小说，你真的爱上了你小说中的人物。但你不需要时时刻刻都去爱他们，如果你真的时时刻刻爱你的人物，这部小说会是糟糕的。有的时候你不能容忍他们，有的时候你对他们表示愤怒，但你总是要同时从三到四种不同的角度去审视他们。比如这是汉娜看待丈夫和他的小孩的视角，另一个视角是那些邻居怎么看汉娜，再一个视角是我希望我的读者怎么去看汉娜。

　　我并不想给你们布置作业，我不是你们的老师。但是如果真的要我布置一个作业，你们猜是什么？这是一个只有半页的练习：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他们吃完饭后争论到底谁去倒垃圾。我给你们的作业就是描述这个片断，并且是站在他们双方的立场上。你对两个人的观点都同意，对他们都表示同情，也对他们双方都有讽刺和微笑，与他们双方都保持距离。我并不关心最后到底是谁扔了垃圾，最重要的是，当你在写一个故事或小说的时候，你必须学习站在每一个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有一个很古老的犹太民间故事，与一个犹太法官有关：在一个山村里，两个人带着一头羊，同时找到这个法官。一个人说山羊是自己的，并给出理由，另外一个人也说山羊是自己的，也给出了理由。法官听完双方的争论，说，好，你们双方都有道理，然后这个法官回家吃午饭。他的妻子问他：“亲爱的丈夫，双方都声称拥有这同一只羊，他们怎么可能同时都正确呢？”法官说：“亲爱的妻子，你说的也是正确的。”

　　当你写作一个故事的时候，你也得是这样。每个人都有一些正确的地方，也都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每个人都既可笑，又可悲。所以，这就回到了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对我而言，写作是从人物开始的，这些人物自然而然地带出了情节——他们对彼此的所做作为，就是情节。只是到了后来，出现了公寓、楼梯、居住的环境，以及剩下来的要素。政治、历史、文化……所有的元素都是之后才加入进来的。

　　《爱与黑暗的故事》不是一部传记，

　　而是一个传说

　　杨薇薇（人大文学院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学生）：奥兹先生在回答止庵老师问题的时候，也回答了我本来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在《我的米海尔》中，为什么会选择以汉娜的角度来写作。我当时读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能写出这样一个故事细节的人是女性作家，完全没想到是奥兹先生。

　　奥兹：这是一个很大的赞扬。我收到很多女性对于这本书的赞扬和评价，用各种各样不同的语言。一半人说，你是一个男人，你怎么会知道女人这么多。还有一半说，你是一个男人，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哪些女人正确，哪些女人不正确，我永远都不会知道。

　　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伟大的祖父亚历山大的一句名言。他一辈子都爱女人，女人也爱他。他说：“这个世界充满着只喜欢性而不爱女人的男人，但是我两者都爱。”这同样也适用于我自己。

　　我想，一个男人最能吸引女人的特质之一就是倾听的能力。很多男人从来都不去倾听女性，当女人和他们讲话时，他们永远想的是怎么去回答，或者等待她结束这场唠叨，赶快换到一个他感兴趣的话题上。我最简单的秘密是我很热爱倾听女性，就像我的祖父一样。

　　我再告诉你一个关于我祖父的轶事。90多岁的时候，他仍然被大量崇拜他的女性簇拥——他当时是一个鳏夫，90多岁，但仍然被65岁的小洛丽塔们所围绕。他邀请我来到他的房间。关上门和窗户，他说：“小伙子，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谈谈女人吧！”那时我36岁，已经结婚多年，有两个十多岁的女儿。对他而言，我终于成熟到一定程度，可以和他来谈谈女人了。

　　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们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因为我永生无法忘记他的那些话。他说：“在某些方面，女人和我们男人完全一样；在另外一些方面，她们完全不同。但是女人究竟哪些方面和我们完全一致，哪些方面和我们不同，我现在还在琢磨。”我现在还没有到90岁，但是我依然在琢磨这个问题。

　　杨薇薇：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爱与黑暗的故事》的。我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它有静默又撼动内心的力量。我非常好奇的是，将那些逝去的日子从你的记忆中间一点点打捞起来，又一点一点落实在纸上的过程中，你遇到的最艰难的事情是什么？

　　奥兹：记忆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记忆并不是记录下来的内容，记忆是真实和虚构的混合体。我们的记忆永远跟我们的幻想混合在一起，总是被我们内在的自我残酷地影响着。我们的记忆一点都不完美。

　　在写《爱与黑暗的故事》时，我知道它不可能变成一部传记，我也不想让它变成传记，它不是一本历史书。书里的那些对话发生在我写作的50年前，我当然不可能记得这些对话。我必须去想象这些人物说话时的肢体语言、脸上的表情，还有他们在多年前使用的、人们现在已经不再用的语言。所有这些，我必须创造。

　　所以《爱与黑暗的故事》不是一部传记，而是一个传说（tale）。传说可以包含很多因素，比如传记、幻想、希望、恐惧等。传说都很古老，比小说古老，比短篇故事古老，甚至比历史书古老。

　　事实上，那些住在洞穴里面的原始人，会在夜晚围坐在篝火前，互相讲故事。他们没有字母，但是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可以互相讲故事。那些远古的故事就跟我的故事、你的故事一样，是现实和幻想的混合体，有时有巨大的夸张，有时删掉了一些很尴尬的情节，就像我们写作的时候一样。

　　你猜我认为像传说这样的文学形式和题材有多古老。我想，它跟人类的性行为一样的古老。人类的性行为跟动物的性行为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包含了故事的。我们不一定总把故事说出来，但它们一直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所以，传说这种形式非常古老，即使不是作家，也能够讲述。所有的小孩，比如一两岁的，都会要求大人给他讲一个睡前故事，也希望其他人倾听他们的小故事。所以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女人是比男人更好的倾听者。

　　写作时，

　　你要把你自己的语言当成一种乐器

　　记者：您尝试过用别的形式讲这种文体吗？还是您之前就找到了这种形式？

　　奥兹：这个问题很好。写《爱与黑暗的故事》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会是一本大书。对于开头怎么样，结尾怎么样，我毫无想法。我只是写下了一些我童年时代记忆当中的情节。当写得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乐队需要一个指挥了，我知道需要一些故事情节。

　　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它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而是围绕我母亲自杀事件前前后后叙述的。读者在小说之初就知道我的母亲自杀了，但整个故事的结构、构造是螺旋形的，有点像蜘蛛网，一环一环，离中心，即最为恐怖的时刻越来越近。

　　对我而言，写《爱与黑暗的故事》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从一个部分转化到另外一个部分。因为有些情节就像是室内音乐，父亲、母亲、孩子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但是另外一些情节，就不再是室内音乐，而是宏大的交响乐，比如色列的历史、以色利的诞生、犹太人的苦难等。所以这本书的结构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只能听到小提琴独奏，到了另外一页，马上又变成了一场宏大的、有一百多位音乐家同时演奏的交响乐，再到下一页，又可能变成非常轻缓、低调的音乐。

　　音乐是我灵感的来源。对我而言，《爱与黑暗的故事》更像是一部音乐作品，而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

　　记者：您觉得在叙事的过程当中，音乐是不是从时间叙事变成了空间叙事？

　　奥兹：首先，语言就是一个乐器。每种语言都是不同的乐器。我并不懂中文，可能只懂三个词而已，并且我不太习惯于听到中文的发音，但是当我现在听到中文的旋律时，我也会产生一些想法。我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但是这些旋律能够让我领会到对方处于什么样的情绪中：他们是严肃的，开玩笑的，还是忧伤的。

　　所以在写作时，你要把你自己的语言当成一种乐器，把写出来的文字大声读给自己听，不一定是全部，可以是部分章节。你写的可能是对话，比如一位非常生气的父亲和很尴尬的小男孩之间的对话，可能只是一页纸的简短对话。父亲非常非常生气，这个小孩感到很抱歉，也很尴尬。当你写完这个对话之后，请大声念给自己听，并且去倾听这个声音。也许你会发现其中某个单词用错了，也许你会发现里面两个单词都没必要用，也许你会发现爸爸或儿子说得太多了。这个时候，你就记得拿起你的锤子、凿子，再去敲凿这样的巨石，把不必要的部分剔除出去。

　　对于写作者而言，把自己写的东西大声读出来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你有爱人的话，可以把你的作品读给对方听，去倾听他或她的评价。

　　如果你认识一个非常严厉的人，并且他能直言不讳告诉你你写的东西根本行不通，就把你的文字读给他听。他是比爱人更好的对象。就像我之前已经说到过的，文学比我们的书面语言的诞生早。在人们学会写字之前，就能够讲故事、听故事，因为文字同样是音乐。

　　黑暗中，一对夫妻躺在一张床上轻声细语。有时候，他们对话的旋律要比所说的内容重要。所以，在座的各位，我希望你们不仅是好的作家，也是好的音乐家。

　　如果你会写，

　　几乎所有的内容都可以变得魔幻

　　侯磊（人大文学院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学生）：在《故事开始了》里面，您写到了俄国作家过果戈里的代表作《鼻子》。您写到《鼻子》小说的开头是不合逻辑、不和谐的，有荒诞的成分。您能谈谈作家果戈里吗？他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奥兹：果戈里很棒，他的魔幻元素很棒，他的幻想元素也很棒，这些都是不同的讲述故事的方法。有时魔幻处于首位，你首先会看到这些魔幻。但魔幻也有很多种，比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他们的公寓阳台上站着，正在一起叠被单，女人拎着床单的两个角，男人拎着被单的另外两个角。他们彼此不说一句话，但是他们共同来叠这个被单，被单越来越小，然后两个人再分开，再继续叠。这究竟是魔幻还是现实呢？我想两者皆是。我想，假如你去描写一个微笑，在没有人讲笑话的前提下的一个突然迸发的微笑，你的魔幻就实现了。

　　所以，像果戈里的魔幻，鼻子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那个传说中一晚跟100个女人做爱的祖先，也像是契诃夫的魔幻——他写到的一位老人梦到自己的青年时期，此时，一只猫站在他的膝部，安慰他。

　　如果你会写，几乎所有的内容都可以变得魔幻。我用希伯来文写我的故事，我现在在北京的一间教室里用英文对一帮用中文写作的人讲话，这也是魔幻。如果你知道用什么样的视角观察，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魔幻。

　　我再次引用我的祖父亚历山大的话来结束这个答案。当然，这也是关于女人的。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丑女人，每个女人都是美丽的，但男人却是瞎子。”

　　侯磊：果戈里有的魔幻作品中会出现一个实际的鬼或幽灵，比如说小说《外套》在最后就出现了一个幽灵，但是又有作品像您讲的一样，没有实体的鬼出现。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是否需要像很多魔幻作品一样，需要有实际的鬼、幽灵、神？或者真正出现超现实的东西才是魔幻？

　　奥兹：在果戈里的文字里面，确实存在一些传说或民间故事中的鬼。我刚才提到如何去看待魔幻，这同样可以适用于如何看待鬼。那些鬼并不一定每次出现都披一张白色床单，尖叫着发出可怕的声音。

　　我可以告诉你，在每个人心中，都有鬼的存在。我对你丝毫不了解，除了知道你很好奇，你思想很开放，但是我确信你内心也存在着鬼。试一试把你的目光转向自己的内心，你也会看到你自己的鬼。

　　果戈里的方式仅仅是描述鬼的一种而已，还有很多种其他方式。你还记得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里的第一幕吗？这个父亲的鬼魂站在儿子面前，说：“啊，我的儿子，我被杀了！”这是其中一种鬼，对吧？

　　我看到一些作品中也有这样的角色：他们身上包裹着白布，发出非常可怕的声音。在另外一些作品中，没有鬼的形象出现，人仅仅是听到那些可怕的声音。在另外一些我认为更加现实主义的作品中，连声音都不出来，是哈姆雷特自己去说出他看到死去的父亲的鬼魂。要介绍一个鬼魂出场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幸福的美妙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

　　能够消失

　　蒋方舟：我想问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昨天看到奥兹先生和他太太的相处，觉得非常有爱，但是我的同事也讲到，奥兹先生在《了解女人》中讲到了一个男人真正的孤独，在《一样的海》当中也是。我想知道一个男人的幸福和他小说中的孤独的关系。

　　奥兹：我看到你提问面带可爱的微笑时，我就知道这会是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即使我不懂汉语。幸福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词，在汉语中可能有一个很好的词描述它，但是我想告诉你，其实我不相信幸福，我相信的是快乐，因为快乐可以产生，可以消失，相信幸福可以长久的想法是一种媚俗。

　　人生有高潮，有低谷。对有些人而言，高潮更多；对于有人而言，生活中的低谷更多。对有些人而言，他们的高潮可能很高；对有些人而言，他们的高潮并不高。处于低谷的时刻也是如此。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我婚姻中也有高潮时刻和低谷时刻，我和我子女的关系也有高潮和低谷，我和自己的相处也有高潮和低谷。

　　我不需要问你，但我相信这同样也是你的问题。所以那些说幸福能够永远的，都是在媚俗。如果幸福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它就不是一个山川，而是一个平原了。

　　抱歉，我要讲一个火辣一点的例子。如果我们的身体结构能够让我们一直处于性高潮，那我们就没有性高潮了。如果我们的身体结构能够让我们一分钟性高潮两次，而呼吸变成一周一次，那高潮就变成了呼吸，呼吸就变成了高潮。

　　所以不要去说永久的幸福了，世界上没有这回事存在。幸福的美妙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能够消失。生命中的高潮时刻之所以美妙，恰恰因为它是生命中低谷的一个馈赠。当你们写一个故事的时候，永远要记住，那些低潮的时刻要比高潮的时刻更多。这就是为什么高潮会更加美妙。很抱歉，我可能说多了，说了很多X级的内容。

　　写作跟吸烟一样让人上瘾

　　张楚（人大文学院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学生）：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爱与黑暗的故事》写到母亲的少女时期，写到母亲身边人比如卡西尼亚和女儿多拉的故事——母女两个人都爱上了同一个男人，女儿还跟这个男人生了一个女儿。书里写到她外公经商的经历，比如他把苏维埃军队的面粉换成了好面粉，阴差阳错拯救了自己弟弟的姓名。这些情节让人感到惊心动魄，但是你却用非常简洁的笔法很平静地把它写了下来。您有没有想过把涉及二战那部分精彩的细节延展开，把他们的家族史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奥兹：最简单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不太可能一下子设想三五部书。有时我确实会做这样的写作计划，但我知道这太不可能。不要试图去想象未来你将与之谈恋爱的五个女人，我想给你们更加实际的建议。

　　每个人都知道写作是很艰辛的。有时写作就像攀登一座非常陡峭的山。当你在攀登的时候，不要往下看，也不要往上看，更不要去看你可能要去攀登的下一座山，以及你攀登完下一座山之后要攀登的下一座山。你要做的，是紧紧盯住你的手指正在攀登的那个地方。专注于你的角色，比如他们晚上将会穿什么样的衬衫，什么令她感到羞愧，什么她不想让别人知道，或者当他专注思考时独有的姿势，他如何无意识地把手指按在自己的嘴唇上。你需要百分之百地专注于你正在写作的内容。

　　我知道我现在在写什么，但是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将来还要再写什么。

　　张楚：第二个问题，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肯定有疲惫期，怎么保持旺盛的创作力？

　　奥兹：对于我而言，写作并不是激情，与之相反，是一种强迫症。它跟吸烟一样让人上瘾，我没法停止下来，即便我想。

　　我从来都不去等待灵感的出现。我每天早上很早就坐到我的书桌前，开始试图去写作。有的时候写得很顺，能写出三段，这就算不错了。有时不顺，只能写一段。有时我什么都写不出来。有时更糟，我不仅啥都没有写出来，还把昨天和之前写的一些内容删除了。

　　当我在基布兹一个社会主义社区的时候，基布兹社区允许我每周写作两三天，接下来的时间要在田里工作。我可能坐了整个早晨，只写了五六句话，有时更少。然后我去咖啡馆吃午饭，就会感觉很糟糕：在我左边的人，今天早上已经给八头牛挤过奶了。在我的右边的人，今天早上已经犁了40亩地了。我就写了五句话，还删掉了四句，为什么我还配吃一顿午饭？

　　后来我想到了一句“口头禅”，想跟大家分享：“作家就像店主，你的工作就是每天早上都开店，等待顾客的光顾。如果有顾客来，这是非常好的一天。如果没有顾客来，你也在做你的工作，看店等待。”这将对你很有帮助，相信我。

　　我爱我的语言超过我爱我的国家

　　崔曼莉（人大文学院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学生）：奥兹先生，您好。汉语和希伯来语都是世界上非常古老的语言。汉语也在历史上经过了很多波折，中国作家要面对古典和现代很多书面语的问题。希伯来语因为历史原因消失过，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复活了，这是一个奇迹。我想请您以您的角度谈一下您的语言，您的作品，您的奇迹。

　　奥兹：如果你要问我希伯来语作为一种古老语言的复活和复兴，这真的可以讲一节课。我没法跟你说，希伯来语作为一种古老的语言，如何在消失1700年后重新获得活力。希伯来语的复兴是一个特别棒的故事，其中充满了奇迹，它同时也是一个很令人振奋、很有趣的故事。我需要三天三夜来给你讲述它。

　　对我而言，希伯来语是我的挚爱。除了我的家人，我最爱的就是希伯来语。我爱我的语言超过我爱我的国家，超过我的旧书。我喜欢听不同的人讲这种语言，讲这些方言。我喜欢读三千多年前用希伯来语写成的书。我很喜欢古老的希伯来语，喜欢新的希伯来语，也喜欢这两种希伯来语融合后的语言。

　　我有一本书是我和我的大女儿一起写的，她是以色列的历史学教授。我们两个合作了一本书，叫《犹太人与世界》。我希望这本书有一天能够被译为中文。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读到关于希伯来语更多的故事。这也是一本关于爱情的书。

　　上写作课的奥兹

　　附

　　你没事吧，妈妈？

　　——读奥兹《爱与黑暗的故事》

　　文丨梁鸿

　　家庭

　　很奇怪，当你从略显冗长和叠沓的叙述中跳脱出来时，你意识到奥兹是一个充满思辨和现实感的作家，但是，当你在读他的作品时，你感觉到他只在写家庭，他所有的文字都似乎在喃喃自语、回环往复地剖白着情感，夫妻、母子、父女，爱、婚姻、亲情。丝丝缕缕的爱意，从字里行间攀爬出来，诱惑你，使你进入一个感伤、残酷而又无限繁复的深渊。爱是深渊，生命本身是一口虚无的井，有些微的光亮从暗处映现，却不是为了你的生存，而是为了引你走向死亡。

　　《爱与黑暗的故事》是奥兹最著名的，带有半自传性质的小说。这是一部迷人的小说，哀伤贯注全篇，作者努力凝视过去，试图在尘埃般破碎、断裂的回忆中寻找母亲自杀的原因。在此过程中，过往的一切，父亲、母亲、祖父、外祖父，他们的形象、性格，他们的内在秘密，痛苦、失去和损伤逐渐浮现出来。

　　悲伤，是家庭内部最深的秘密，甚至难以启齿，尤其是这种悲伤来自于整个族群的自卑和孤独，来自于几千年的流浪和被遗弃时。就好像一个人童年时代的创伤，在成年世界里，很难再次叙说，因它已经凝结成一个暗处的疤。

　　对于“悲伤”，奥兹有不同层面的诠释。在“我”和父亲母亲的这个小家庭里面，悲伤就是沉默，不言说。父亲和母亲之间有太多欲言又止的东西，他们彼此了解，知道自己仍然无所归处，日常生活的困窘进一步加重了这一沉默的色调。悲伤既是他们的同谋，又是他们之间的阻隔。

　　家族成员身上的政治狂热症，其实是“悲伤”的另一种表达形式。父亲孜孜演讲以色列的政治，约瑟夫伯伯沉浸于复国主义的狂热，奶奶努力清除自己身上并不存在的“细菌”，母亲在忧郁中试图于日常生活中寻求安慰。“政治”，如同奶奶身上莫须有的细菌，附着在人上，让人发疯。这是一种心理疾病，也是非常典型的难民心理，它如同一个黑洞，吞噬着他们的精神和生活。

　　从第十三章到十九章，作者以少见的诙谐语调，讲述爷爷奶奶的家族史。作为说俄语的犹太人，他们从俄国到美国，又从美国回俄国，最终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对宗教的游移，其实是人性、战争和身份所属不断拉扯的结果，“这些来自东欧阴郁的犹太乡村，黎凡特人普遍追求感官享受令其感到困扰，乃至于通过建立自己的隔离区抵御其威胁。”每个人都在一种沉重的集体无意识中生活，历史的重压及新的生活所形成的新的割裂无法不影响每个人。个人的命运被挟裹其中，即使没有战争的大灭绝，文化的无所归依，生活的游离，被迫的各种选择，都使人心生绝望。

　　“家庭”，作为“宇宙中最神奇的元素”，它包含着冲突、悖论和人类的悲喜剧。奥兹的作品包含着对以色列历史和政治的探察，但他并没有通过家庭来寻找以色列的命运，而是致力于呈现以色列命运如何渗透、改变、塑造家庭及家庭中人物的命运，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呈现个人的存在形态。或者说，他致力于呈现：家庭，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纽带，它以何种悲剧的方式把大的社会冲突一一收纳并化为血液，由此生成个人的命运轨迹。

　　作者用一种追寻式的语言，带着个人的疑问、痛苦，寻找那被语言和生活遗漏的一部分，寻找那些消失的亲人，而他们，都在集中营被毁灭掉了。不是被记忆遗漏，而是实实在在消失了。这是家族里无法言说的存在，正是这样的存在构成根本的悲伤和黑暗。

　　在小说一开头，作者写全家一起去给亲人打电话，里面夹杂一句成年以后的感叹，“但这不是开玩笑：生活靠一根细线维系。我现在明白……”成长之后，这简单的生活情节背后的沉重和恐惧才被意识到，哪怕是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也因战争而变得无比珍贵。

　　在奥兹的小说中，有一个词必须注意：欧洲。对于以色列人而言，它不是某种知识体系，或某种修养和谋生手段，而是个体生存所面对的实实在在的疼痛。上一代犹太人在欧洲教育中长大，欧洲是他们的“家”，地理意义的和心理意义的，那是他们的“应许之地”。但是，在不断的被“清洗”中，“家”变成了敌人，比传统的敌人更彻底。

　　这是犹太人几千年以来流浪史的再次呈现，赖以为家的欧洲遗弃了他们，而希伯来语也并不是他们的母语，他们也无法理解正在以色列兴起的集体乌托邦主义。个体的尊严、美好和理想，在这样的多重遗弃中，难以抵抗。这些接受了欧洲文明的归国以色列知识分子们精神上无所归依，既要面对被欧洲遗弃的命运，也要面对以色列国家主义的批判。

　　“我父亲可以读十六种语言，讲十一种语言，我母亲讲四到五种语言，但他们非常严格，只教我希伯来语。”父亲会十六种语言，但都已变得不合时宜，父亲一生只能是图书管理员，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拥有博士学位的老师比要来上课的学生多。而他的希伯来语也经常说错，祖父也是。因为希伯来语也并不是他们的母语。

　　回到耶路撒冷，这些在欧洲成长的犹太人面临着身份的错位和多重的失落。

　　但是，“在那些年，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一次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没有谈论过你们的过去，也没有谈论过你们单恋欧洲而永远得不到回报的屈辱；没有谈论过你们对新国家的幻灭之情，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梦想和梦想如何破灭；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感情和我的感情、我对世界的感情，没有谈论过性、记忆和痛苦。我们在家里只谈论怎样看待巴尔干战争，或当前耶路撒冷的形势，或莎士比亚和荷马，或马克思和叔本华，或坏了的门把手、洗衣机和毛巾。”

　　“欧洲”，已经变为一个不可言说的暗伤，埋藏于每个人的内心，构成悲伤的一部分。

　　那么，知识呢？全世界的犹太人都被召唤到以色列，知识是最不匮乏的东西。

　　以色列著名学者，“我”的约瑟夫伯伯，一个身材纤弱的、爱哭的，喜欢高谈阔论的，夸大自己重大作用的知识分子。在以色列国，他们也享受着特权，却同样是琐碎和世俗的（约瑟夫伯伯一生和阿格农先生进行着可笑的明争暗斗）。在他们的身上，有着受伤者典型的夸张人格。作者用一种杂揉的、略带嘲讽的语言把约瑟夫伯伯身上的矛盾性，他以及以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以色列的尴尬处境给描述出来。

　　知识变得陈腐，耶路撒冷的文化生活带着些做作，并且对于以色列的现实而言，它是苍白而无用的。

　　哪怕再小一个家庭，都包罗万象，它所折射出的光线通达到无数方向。任何一种历史，无不由个体的命运和痛苦组成。但是，当我们在叙说时，我们总是容易忘掉个人，而是去讲述集体，总是容易忘掉个体的悲欢离合，而去讲述必然律。奥兹用一种枝枝蔓蔓的笔触，把家人间的相互凝视和追寻嵌入到历史的最深处，或者，不如说，他让我们看到，正是这些凝视和追寻构成了历史的本质。

　　你没事吧，妈妈？

　　第五十九章，作者第一次触及“我”对母亲的最后记忆。在阴冷的天气里，母亲和我去图书馆找父亲，并且相约吃饭。这本是极为平常的事，但是，在读到这一章节时，却让人震颤。

　　“你没事吧，妈妈？”一个儿童，在和母亲出去逛街的过程中，连续四次担忧地问母亲。这句话就像悲伤的旋律，或某种可怕的预感，一直回旋在儿童的心里。他充满天真的问话就像一种不详的预言。

　　母亲究竟有着怎样的眼神，怎样的步伐和怎样的言语，让一个还处于混沌时期的儿童有着如此的预感？我们不知道，奥兹也不清楚，因为当他说这句话时，他还没有想到死亡，虽然这句话里已经包含着死亡的阴影。

　　“许多年来，我因为我的母亲丢下我、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感到气愤，因为我的父亲失去我的母亲而感到气愤。我也生自己的气，因为我想肯定是我在哪里出错了，否则我的母亲不会选择自杀。”正是在这样的情感之下，奥兹进入了迷宫一样的回忆之中，他拜访死者的幽灵，重新进入过往的生活，复活每一个人，复活他们的相貌、举动和思想，直到追寻出母亲自杀的真正原因。

　　也许自杀只是一瞬间的行为，但是塑造自杀这一想法的过程却是漫长而琐细的。一个人精神内部的坍塌，谁能说得清楚？母亲的忧郁从何开始？她公主般的童年，正值反犹浪潮兴起的布拉格求学，初到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日子，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她在寻找什么，又失落了什么？奥兹把叙述交给了索妮娅姨妈。

　　“你们这些出生在以色列的人，永远也搞不懂这一点一滴如何慢慢地扭曲你所有的情感，像铁锈一样慢慢地消耗你的尊严，慢慢地使你像一只猫那样摇尾乞怜，欺骗，耍花招。”姨妈这句话包含着沉痛的经验和生命的感受。作为富家出身的女儿，母亲从小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纵使她的身边有残酷而又绝望的生活（父母不幸的婚姻，同时爱上一个男人的母女，酗酒卖地的上校和他被大火烧死的老婆），也因她的教育和身份几乎视而不见。

　　母亲一直生活在一个浪漫的、纯粹精神的状态中，她希望自己未来的家庭也是如此。直到1931年去布拉格上大学，欧洲的反犹主义激烈尖锐，那时，母亲的精神才开始遭遇现实。

　　庸俗与现实，确信与怀疑。突然间，生活呈现出另一个面目，残酷，毫无原由。只因你是犹太人，不管你如何优雅、美好、自尊，这唯一一个不可去除的身份就可以将你打入到黑暗之地。琐碎的生活本身，父亲对政治虚无的狂热，历史的突然狰狞，文学的浪漫主义等等，这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都成为重压，压倒母亲疲惫的心灵。

　　母亲为什么自杀？也许，是因为她无法看到尊严遭受打击，她无法承受那过于沉重的历史，无法想象那毫无理由的屠杀，无法忍受这庸俗、无望的生活，“她无法忍受庸俗。”

　　“父亲嗜好崇高，妈妈则沉醉于渴望与精神尽兴。”在日常生活中，父亲沉迷于政治，母亲却不关心，或者说，她希望能够面对自我，以此找到真正的自己，政治的、国家的高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以消解个人、自我为前提的，哪怕它们以“正义”的面目出现。

　　在整个耶路撒冷都处于一种狂热的政治辨论之中时，母亲格格不入，好像一个旁观者，更像一个叛徒。她陷入迷失之中无法自拔，冷漠、脆弱、阴郁。她的阴郁似乎在反证着一件事：政治的激情只是一种虚妄，无法对抗四分五裂的生活，也无法弥补永遭创伤的心灵。也因此，在她和父亲的对话中，她的话语中总“蕴涵着强烈的冷静、怀疑、尖锐奥妙的嘲讽以及永久消逝的伤悲”。

　　有时，她以讲述过去来表达她微弱的对抗，“若是讲述过去，讲述她父母的住宅或是磨坊或者是泼妇普利马，某种苦涩与绝望就会悄悄进入她的声音中，那是某种充满矛盾或含混不清的讽刺，某种压抑着的嘲讽，某种对我来说太复杂或说太朦胧而无法捕捉的东西，某种挑衅和窘迫。”有时，她给“我”讲述有关森林的童话，但那童话也总是充斥着杀人和阴谋。

　　母亲在嘲讽什么？她对那些政治的腔调有着天然的疏离和反思，毋宁说，她对新国的成立并不持乐观的态度。不是她不想有国，而是她感受到这国之脆弱，预感到这国或者会更彻底地遗忘她所遭受的痛苦。

　　失眠、偏头疼、忧郁，耶路撒冷的天空是灰败的，耶路撒冷的生活带着细菌、谎言、虚妄，那是耶路撒冷几千年的分裂，犹太人几千年的流浪带给母亲的。

　　也许，从两千年前，犹太人在大地流浪之时，母亲的痛苦已经开始了。

　　围绕着母亲自杀，奥兹探讨爱与伤害的生成，探讨个体内部精神的崩溃与族群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现实生活的丧失、族群的被驱逐、文化的无所归依、新国的虚无等等，这些一点点累积并最终淹没了母亲，也伤害了身在其中的每个人。这是一种内部的失败，紧张与痛苦，荒凉与寂寞，最终带来难以言说的崩溃。但是，谁又能说得清呢？

　　在写到母亲时，作者的语法几乎是碎片式与随笔式的，文本本身就像记忆一样，呈碎片化，朝不同方向辐射。这一碎片细腻、暗淡，不可捉摸，充满着某种阴郁，却又带着点淡远的温柔。在对私人生活进行考古般追忆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微小的物品、事物、动作、神情和感官气味都呈现出雕塑般的重量感。

　　“你没事吧？妈妈。”小说最后回到一个孩子对母亲的呼唤。以母亲的眼睛看她去世之前上街散步时的情景，想她所想到的过往人生，伊拉的自我焚烧，少年的纯洁甜美，青年的屈辱失落以及死亡的来临。

　　母亲于1952年1月6日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一天，父亲、约瑟夫伯伯，整个以色列的国民正在争论是否应向德国索赔。

　　以色列暴雨滂沱。

　　母亲的自杀使奥兹着迷于对女性女性心灵的探索，他为我们贡献了一系列忧郁、沉思并有着迷人品质的女性形象，《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的母亲因无法忍受空洞的政治话语对个体生活的摧毁，无法忍受庸俗而自杀，《我的米海尔》中的汉娜充满细腻的情感和强烈的爱，她对犹太式的“节制”提出抗议和质疑，《了解女人》因女人的自杀而让男人开始寻找生活并发现自我，《沙海无澜》则让我们到女性的坚韧、豁达和生命力。

　　女性的疼痛遍布生活的每一细微之处，奥兹对这些疼痛进行最为深入的描述，他爱她们。他似乎有一个执念，所有的故事都是关于爱的故事，而女人，是这爱的中心。

　　耶路撒冷的道德或“拓荒者”看着你

　　全人类的痛苦被加载到了耶路撒冷，“父母把四十瓦的灯泡全部换成了二十五瓦的，不光是为了节约，主要是因为灯光明亮造成一种浪费，浪费是不道德的。我们这套小房子总充斥着人权的痛苦……”漫长的、几千年的隐痛在成立新的国家之时，变为一种小心翼翼要维护的东西，因为那是他们成为一体的唯一象征。这是根本的矛盾。建国是要永久消除这一伤痛，但一旦消除，那统一性和合法性又来自于何处？

　　个人的日常生活变成一种道德生活，首先成为道德禁忌，而他人就是这一道德的监督者和禁忌的缔造者。大家小心翼翼，政治的、集体的要求最终变为自我的道德约束而显示出它的严酷来，所谓的个人空间成为一个必须减弱到无的东西。

　　约瑟夫伯伯的身体为什么会显得那么孱弱、可笑？他的爱国宏论为什么变得苍白无力？母亲对生活的要求为什么变得那么不自信且小心翼翼？父亲所会的十六种语言为什么变得多余无用？

　　因为这背后有一个新人的比衬，这个新人，即“拓荒者”。“拓荒者”，类似于“社会主义新人”，生机勃勃的大地力量，乡村、肉体、体力、劳作，这些新人以他们的无私和健康在新以色列国建构一个乌托邦的、充满未来感的世界。与住在耶路撒冷的那群善于享受的、阴暗的、只会清议的知识分子不一样，在“拓荒者”们所住的基布兹，每个人的道德是清洁的，他们无私地奉献自己。

　　“我父亲决定追随著名伯伯和大哥的足迹。就在那里，在紧紧关闭着的百叶窗之外，工友们在灰尘弥漫的公路上挖沟铺设水管。”这是作者习惯性的笔调。当他以庄重的口吻谈到一种理想或知识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就是现实生活的形态，当在描述耶路撒冷高雅、陈腐的知识生活时，突然间插入来自“基布兹”的健壮、红润的挤奶女工的广告，形成一种略带讽刺的、矛盾的、双重辩驳的语言（和母亲在给他讲故事的语调相仿）。它们之间相互消解，最后，意义变得暧昧，或者虚无。就像他在叙述约瑟夫伯伯的爱国宏论时，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约瑟夫伯伯那涨红的脸和突然间的世俗化。

　　在谈论耶路撒冷的知识分子时，奥兹略带讽刺和一种忧郁的情感，谈“基布兹”的生活形态及“拓荒者”的精神构成时，他是谨慎且思辨的。“拓荒者”们以一种生机勃勃的力量建设充满新以色列国。从零开始，不要历史，不要犹豫，只要行动。所有人都为一个目的劳动，真正的劳动，在荒漠里挖掘前进，在阳光下翻土采摘，阳光、大地，构成一个新的阳刚的以色列，它和耶路撒冷的阴郁刚好构成对立面。

　　新的对立和压抑正在形成。知识与大地，集体与个人，自由与监督，它们之间呈现出哲学和政治上的分歧。敏感的知识分子生活与简朴的乡村生活，苍白、纤弱与健壮、红润之间，互相嘲讽，并形成微妙的冲突和矛盾。

　　“教育之家在父亲眼中乃无法驱除的严重危险。红色潮流……”接受过欧洲精英教育的父亲，对“红色潮流”有着本能的谨慎看法，他希望我成为约瑟夫伯伯那样的学者和大学教授，坚决反对“我”去基布兹，因为他认为那是一种粗鄙的、没有文化的生活。但作为“以色列国家一代”的“我”，在以色列建国的热潮中成长，生活在耶路撒冷苍白的知识圈，每天又看到公交车上那红润、健壮的挤牛奶女工，在学校接受的也是“希伯来教育模式”（朝着新人和英雄主义方向教育，要求投入到“大熔炉”的集体建设中去，长大后将被送去“基布兹”从事劳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我”不可能喜欢父亲的生活。

　　“复兴一代”与“以色列国家一代”，“耶路撒冷”与“基布兹”形成非常实在的对立。这两种身份和两个空间有着天然的分歧和道德上的差异。当面对“建国”“大地”“无私”这样的名词时，所谓的“个人”“知识”“权利”很难抗衡，更何况一个正在成长的少年。

　　作者多重讽刺，但也意味着多重失落。耶路撒冷的生活是不确定的，有着一种让人难以解释的迷惑。奥兹以文学的复杂天性写出了以色列建国时期多重概念、多重元素在普通生活中的交织形态。

　　“我”要逃避，逃避救赎和复活，逃避父母所失落的但同时却仍然向往着的那个“欧洲”，“我想让一切停止，或者至少，我想永远离开家，离开耶路撒冷，到一个基布兹生活，把所有书和情感都甩在脑后，过简朴的乡村生活，过与大家情同手足的体力劳动者的生活。”

　　基布兹的伦理

　　“基布兹”在希伯来语里是“聚集”“团体”的意思，现在成为以色列主要的一种集体社区形式，它是在所有物全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将成员组织起来的集体社会，没有私人财产。基布兹的吃、穿、住、行都是集体安排，孩子过的也是集体生活，由幼教乐园集体抚养，只有傍晚一段时间与父母相聚。基布兹在这荒漠之上建造一个个繁茂的绿洲，研发了世界领先的滴灌技术，种植出可供全国食用的农作物和各种各样甜美的水果。在以色列建国过程中，基布兹的作用有非常大的象征性。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它让我们想到什么？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集体农庄？中国建国初期的人民公社？在20世纪，人类关于集体主义乌托邦想象的这三个实体，苏联和中国的已经宣告结束，只有以色列的基布兹还存在，并且据说以色列的政界上层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基布兹。

　　从长远的人类文明来看，在不同时期都会有这样乌托邦实体的出现，它们所出现的契机、承载的想象及在现实中的偏差会被无数学者研究，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奥兹在写到“基布兹”时的潜意识及由此造成的独特语感。

　　“基布兹”在文中出现的很多时刻，都直接构成了对耶路撒冷知识分子生活的嘲讽。这一嘲讽来自于两种生活形式本身之间的差异，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以色列要选择怎样的道路？

　　耶路撒冷的知识分子以文化式的阴郁保留并传承着犹太民族几千年的痛苦，它是以色列建国合法性的自证，也是以色列历史共同体的想象者和建构者。基布兹的青年则厌恶这些过于冗长而压抑的悲痛，他们以愤怒的原始力在荒漠和强烈的阳光下建构新国。他们自成一体，纯洁无比，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巨大的乌托邦，是一个几千年处于被遗弃之中的民族的自我救赎，是对“家”极端向往和渴望下的产物。

　　但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就是以色列的未来之路？它遮蔽了什么样更本质的问题？

　　奥兹选择了一种自我辩驳式的复杂语式来写。当在耶路撒冷生活时，“基布兹”作为一种全然不同的面貌和美学形态监督着大家的生活，并塑造着耶路撒冷新的道德和生活。但当15岁的“我”来到基布兹后，基布兹的面目开始真实，也更加暧昧起来。劳动固然光荣，集体固然昂扬，理想固然纯洁，但是，作为个人的“我”仍然蠢蠢欲动，想寻找个体存在的意义。“我”与尼莉的恋爱是全书中最明朗的色调，个人的情感蒸蒸日上，“劳动”“集体共有”无法阻挡个体思想的诞生。这正是基布兹的矛盾之处。尽管所有的规定清晰而美好，尽管有完善的制度、补贴和相应的考虑，但是，人性本身所“个人”特点仍然无法被规约。

　　在《沙海无澜》中，奥兹更是以基布兹的生活为核心，书写一个基布兹的青年约拿单离开重又归来的故事。约拿单厌倦了基布兹，厌倦了平淡的、毫无个人性的生活，蓄谋着离开，他的离去也揭开了基布兹内部的诸多问题。奥兹借此对基布兹的架构、观念特征和未来性进行了分析。在经历了无数磨难之后，约拿单又回来了，和妻子、妻子的情人和平共处，并获得内心的安静。

　　约拿单的选择和《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的“我”最终背离基布兹完全相反。这些看似自相矛盾，其实包含着奥兹真正的思考。奥兹没有以简单的对错、好坏来衡量基布兹在以色列当代精神中的作用和价值，他在写一种生活的形成和内部可能包含的冲突。他让我们看到它形成的过程，它从一个试验到成为一种象征意义的过程。

　　这甚至可以说是奥兹的政治观点，在此意义上，奥兹经常被认为是有左翼倾向的作家。但我以为，他并非把基布兹作为一种理想社会结构来写，而是作为一个可供探讨和分析的问题来写。

　　当代以色列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在他颇富争议的历史学著作《虚构的犹太民族》中有一个大胆的论证，他认为关于“犹太民族”这个词是建构出来的，“他们起初收集了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宗教记忆中的诸多片段，他们富有想象力地从中建构了一个‘犹太民族’的漫长的连续的谱系。”这一说法引来了无数的批评，但是，有一点很有启发性：人类生活并非全然连续性的和因果的，也许，都只是一种想象和塑造。

　　这也正是作家的任务。一个作家不是为历史的必然律提供依据，而是发现溢出历史之外的偶然和不确定。或者，这些偶然和不确定昭示着人类生活另外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思想逻辑中，“我”成为“农业劳动者中的一个蹩脚诗人”，“我”发现了自己对写作和思考的热爱，发现了舍伍德安德森，发现了真正的生活就是自己正在经历的生活，而不是经过过滤和选择的生活，“我认定有损于文学尊严、被拒之文学门外的人与事，占据了中心舞台。”“把我离开耶路撒冷时就已经摒弃的东西，或者我的整个童年时代一直脚踏、但从未弯腰触摸的大地重新带回给我。我父母的困窘生活；修理玩具的夫妇家里总是飘着的淡淡的面团味儿与腌鱼味儿……”

　　由此，作者重新发现父亲、母亲和他们的世界。虽然，他们一直都在。

　　奥兹经常强调他所写的只是一个家庭、一个人的故事，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小说中对所谓“整体性”和“国家性”的某种质疑。充满伤痛的现实和历史并非就使一些大的话语拥有天然合法的理由，它既不能成为国家、民族要求个人牺牲自我的条件，也不能成为政治发动战争的前提。他以一位作家的自由之心意识到超越历史冲突和族群界限的必要性，当他在反复思辨当代以色列的政治结构和生活形态时，当在思量家庭内部的爱与妥协时，当他在反复回忆并书写“那个富有同情心的阿拉伯男子，将年仅四五岁的我从黑洞洞的深渊里救出，并抱进他的怀抱”这一场景时，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和人类主义者。

　　奥兹不是国家主义者，也不是民族主义者，他所反思的正是以此为名的血腥历史和对生命的摧残。

　　《爱与黑暗的故事》是自传，散文，历史著作，还是小说？据奥兹本人讲，以色列的很多图书馆，在摆放这本书时，都有过犹豫，不知道该如何编纂归类。都是，又都不是。

　　它的确是自传。奥兹母亲的自杀是这本书的起源，书中的家族故事，他自己去基布兹的经历，都是真实的。而书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也都是真实的。散文？也完全可以。《爱与黑暗的故事》整本书都是散文化的，絮絮叨叨，琐细破碎，无限向内，空间不停蔓延，随处可以停顿凝视，越来越多的记忆浮现，房屋、气味、花朵、灰尘，等等，它们不断扩张，直到溢出文本之外。而情节呢？若论情节，似乎太过简单了。

　　奥兹说他很高兴这本书如此难定位，这恰恰说明它拥有一些复杂的品质。但是，在许多场合，老奥兹又很狡猾地说，《爱与黑暗的故事》其实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关于爱的故事。这个故事远比自己母亲的和家族的事情，远比以色列的历史古老得多，因为，自人类诞生之初，故事，就成了人类重要的陪伴和隐喻。

　　奥兹是个故事迷，擅长于编织和叙事。2016年6月奥兹来到北京，短短的几天时间，在闲聊和访谈之中，他就为大家编织了很多故事，他说无论看见什么，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苍蝇飞过去，风吹来，他都会在脑海里编一个故事，让它们重新活一遍。

　　一旦故事开始，叙事开始，小说就拥有了一种全新的逻辑，而真实的人生，不过是其中的元素而已。但是，如若没有这真实的人生，故事又从何开始呢？这爱与黑暗，又何至于如此久远，让人震颤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