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三思与韦皇后有染吗？
甲寅（初四），复国号曰唐。
甲子（十四日），立妃韦氏为皇后，赦天下。
丙寅（十六日），以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
中宗复国号未及半月，就任命武三思为宰相，时间仅比任命皇后的时间晚1天。上官婉儿被任命为婕妤的具体时间不详，最早也不过与皇后同一天。难道不说明武三思与中宗之间的友谊早就超越一般关系了吗？
第三，能证明武三思与韦皇后没有私情的还有一条关键证据，留待后面说。
下面讨论《资治通鉴》中涉及此事的一段话是如何破绽百出。
神龙二年三月初七，光禄卿、驸马都尉王同皎谋杀武三思阴谋败露，被斩于洛阳都亭。两《唐书》与《资治通鉴》全都诬赖诗人宋之问是告密者。但又互相矛盾。其中《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四》“神龙二年三月”条是这样说的：
初，少府监丞弘农(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宋之问及弟兗州(今属山东）司仓之逊皆坐附会张易之贬岭南，逃归东都，匿于友人光禄卿、驸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韦后所为，每与所亲言之，辄切齿。之逊于帘下闻之，密遣其子昙及甥校书郎李悛告三思，欲以自赎。三思使昙、悛及抚州(今属江西）司仓冉祖雍上书告同皎与洛阳人张仲之、祖延庆、武当丞寿春(今属安徽）周憬等潜结壮士，谋杀三思，因勒兵诣阙，废皇后。上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监察御史姚绍之按其事，又命杨再思、李峤、韦巨源参验。仲之言三思罪状，事连宫壸。再思、巨源阳寐不听；峤与绍之命反接送狱。仲之还顾，言不已。绍之命挝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吾已负汝，死当讼汝于天！”庚戌，同皎等皆坐斩，籍没其家。周憬亡入比干庙中，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与皇后淫乱，倾危国家，行当枭首都市，恨不及见耳！”遂自刭。之问、之逊、昙、悛、祖雍并除京官，加朝散大夫。
这一段话可谓句句是谎言，其与两《唐书》起码有5处相抵牾。
1、“初，少府监丞弘农宋之问及弟兖州司仓之逊皆坐附会张易之贬岭南，逃归东都。”乖乖，兄弟两个联袂从岭南逃归洛阳，有这么神奇的吗？
2、“匿于友人光禄卿、驸马都尉王同皎家。”兄弟两个一同逃归后，又一同藏到王同皎家里，是不是也很神奇？他们一方是神龙政变的骨干分子，一方是受害者，不知道咋成朋友了？可《旧唐书·宋之问传》说的是：“未几，逃还，匿于洛阳人张仲之家。”到底是藏到谁家了？
3、“同皎疾武三思及韦后所为，每与所亲言之，辄切齿。”《旧唐书·宋之问传》说的是“仲之与驸马都尉王同皎等谋杀武三思”一个是说王同皎与其亲人议论的是“武三思及韦后所为”，一个说王仲之与驸马都尉王同皎商量的是如何除掉武三思。
4、“（宋之逊）密遣其子昙及甥校书郎李悛告三思，欲以自赎”，可《旧唐书·宋之问传》说是“之问令兄子发其事以自赎”。到底谁说的不是谎言？
5、“之逊于帘下闻之”。可《旧唐书·宋之问传》说是宋之问听到的。到底是谁听到的？更新奇的是《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一·列传第一百一十六忠义上·王同皎传》的说法：
神龙后，武三思烝浊王室，同皎恶之，与张仲之、祖延庆、周憬、李悛、冉祖雍谋，须武后灵驾发，伏弩射杀三思。会播州(治所在今贵州遵义）司兵参军宋之愻以外妹妻延庆，延庆辞，之愻固请，乃成昏（婚)。延庆心厚之，不复疑。故之愻子昙得其实。之愻兄之问尝舍仲之家，亦得其谋。令昙密语三思。三思遣悛上急变，且言同皎欲拥兵阙下废皇后。帝殊不晓，大怒，斩同皎于都亭驿，籍其家。
宋之问、宋之逊兄弟咋恁能，两个人分别从不同的地方得到了王同皎要刺杀武三思的密谋。这就与《资治通鉴》说的宋氏兄弟同藏在王同皎家里有矛盾了。由此看来，这就是瞎编的故事，没有一点可信度。至于“三思遣悛上急变，且言同皎欲拥兵阙下废皇后”，三家史籍倒说得比较一致。《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三·列传第一百三十七·忠义上·王同皎传》也说：“三思乃遣校书郎李悛上言：‘同皎潜谋杀三思后，将拥兵诣阙，废黜皇后。’帝然之，遂斩同皎于都亭驿前，籍没其家。”
这让我们联想到晚于此事一年多的景龙政变。神龙三年七月，太子李重俊与李多祚、李承况、独孤祎之等人发动兵变。先是诛杀武三思父子，而后攻打宫城，意图逼宫（睿宗登基后换了个说法，把逼宫说成意欲杀韦皇后），却被阻于玄武门外，因士卒倒戈而失败。难道早他们一年前，武三思就编造出王同皎这样的故事给李重俊引路（树榜样）吗？这也太不可思议了！《资治通鉴》还说什么“仲之言三思罪状，事连宫壶”，好像武三思真与韦皇后有什么事似的。姚绍之是主审王同皎一案的监察御史。《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六下·列传一百三十六酷吏下·姚绍之传》只说“仲之固言三思反状”，根本就没有提到他与韦皇后怎么样。其实，所谓武三思与韦皇后如何如何，中宗李显犹且不认账，你外人是怎样知道的？再回到李重俊的政变，即上面要说的否定所谓武三思是因为和韦皇后有私情才获得中宗信任的第三点理由。睿宗登基后，追复故太子李重俊位号，谥“节愍太子”，遭到一些大臣反对。
据《旧唐书卷一百零一·列传第五十一·韦凑传》，鸿胪少卿，加银青光禄大夫韦凑上书睿宗，对为李重俊等平反，上褒美谥号“节愍”，特别是肯定他“欲废韦氏”是正义之举提出反对意见。韦凑说：“若以其欲废韦氏而嘉之，则韦氏于时逆状未彰，大义未绝，苟无中宗之命而废之，是胁父废母也，庸可乎！”说得睿宗李旦无言以答，只好推说诏书已经发下，不好再改。这里的关键字句是“韦氏于时逆状未彰”。你想啊，神龙三年七月都把武三思杀掉了，李旦一伙都还没有抓到武三思与韦皇后淫乱的把柄，神龙二年初张仲之怎么会“言三思罪状，事连宫壶”？要知道韦凑可是当时的人，他说的话要比司马光可靠的多。同样，由于武三思与韦皇后没有什么不正当关系，所以，说武三思指使李悛诬告王同皎等要“勒兵诣阙，废皇后”，当李重俊的“带路党”，是不是也太滑稽了？再说，王同皎的职务是光禄卿，是一个“专司皇室膳食”的官员，他联络的张仲之、祖延庆、周憬也都没有兵权，武三思怎么可能指控他们“勒兵诣阙”？真的不能想象，封建史家编造起来如此不顾常识。
《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中有《大唐故驸马都尉光禄卿赠左卫大将军王公（同皎）墓志铭并序》。这篇墓志刻于景云二年（711年）十月，自然是要说到墓主人这一“光辉历史”的。墓志说：“时德静郡王武三思祜宠专威，回天转日，图为不轨，贼谊夷忠。无君之心，昏逾孔肆。公又阴赂死士,誓将屠之。其日事泄,翻致诬构,陷以大逆,见害于都亭之南街。”这个立碑的时间又比韦凑上书的时间晚了一年多，依然没有提到武韦有任何关系。
本来，封建史家只说王同皎等要待“武后灵驾发，伏弩射杀三思”就可以了，《资治通鉴》却蛇足了一句“仲之言三思罪状，事连宫壶”。这就让人觉得，武三思等指控王同皎等要“勒兵诣阙，废皇后”并没有冤枉他们。《资治通鉴》这个小聪明是不是过度了？
就韦凑的这句“韦氏于时逆状未彰”，就让封建史家所谓的“武韦暧昧”说现了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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