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的主要特征大全11篇
杜甫诗歌的主要特征篇（1）
时下的文学经典问题已经渐渐从“什么是文学经典”的单向思维转向为“文学经典是怎样形成的”的综合思维。杜甫诗歌并非写出来就是经典，同样经历了经典化的过程；尤其是宋代儒学对杜甫忠君爱民的士大夫形象进行完美塑造，杜甫更是被推崇为诗家之祖，杜甫诗歌也被奉为诗家之经。
一、杜甫诗歌在唐宋两朝的不同遭遇
在唐朝的三百年间，时兴的知人论世之学在唐人文集序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是综合了先秦两汉以来运用政教伦理作为基础的和魏晋南北朝以来以作家的才情论为基础的两种知人论世的研究类型。流露在唐代人的笔记小说对于诗歌本身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就可以看出促使经典化产生的知人论世之学的复苏的情况。但研究表明，杜甫诗歌的唐朝当代的接受情况并不是很理想；杜甫本人的个人形象在唐代大概也就可以只能够定位于一般诗人、狂士与落魄才子之类[1]。而且杜甫个人诗集的编撰也不很理想，杜甫诗集多是以抄本的形式进行流传，况且在诗歌的编次上也比较混乱。真正对于杜甫诗歌的开始经典式的解读直到宋代以后才开始逐渐兴盛起来。因此，杜甫的诗歌在宋之前的经典地位并没有完全确立，可以从唐代现存的诗歌选本对杜甫的诗歌的冷漠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更为重要的是在中晚唐时代还缺乏一种对杜甫诗歌进行的经典式解读，还没有开始从诗人的意图到诗本事、诗集编年、诗人与诗文年谱、年表等常规的解读方式。
宋代的儒学复兴并重新取得统治地位，诗经与杜甫诗歌开始并进一步显赫，应该均与儒家的思想统治密切相关。先秦两汉盛行的知人论世理论作为基础的先秦儒家人性论同时复苏也给杜甫诗歌的接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典化机遇。宋代学者的崇经辨杜与对杜甫诗歌的知人论世的经典解读风气开始全面兴盛，从而标志着杜甫诗歌经典地位在宋代的事实上的建立。应该讲，首次将杜甫诗歌与《诗经》进行比附的做法可追溯到中唐时期的学者樊晃，开始以“大雅”来比附杜甫诗歌。延伸到宋代之后，宗经辨杜的做法越来越普遍和流行。
二、杜甫诗歌在宋朝经典化及其原因
一般从文学经典化得历史可以看出，古人或文化名人对经典的称引不仅仅可以强化经典本身的文学权威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广泛地称引原来的经典同时也是新文学经典形成的重要方式与途径。单单就六经之后的我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产生而言，一般是以宗经为主要方式，形成以六经为经典化的合法来源与渠道，应该是古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化的必经之路径。在我国古代的学术渊源中向来有推源溯流的传统做法，从“深从六艺溯流别”当然就成为推源的主要方向。宋朝名人宗经辨杜的主要依据一般为《诗经》、《春秋》与《楚辞》三部公认的古代经典，通过运用上述三部经典在杜诗学中的升沉与宋人凭借这三部经典从而对杜甫诗歌渗透的经典元素进行深入发掘正反映体现了杜诗进行经典化历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2]。
宋朝人尊崇杜甫诗歌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杜甫是诗艺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是基于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北宋在开国之初，众多宋朝人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渐发现中晚唐的流行诗风基本源于杜甫诗歌，杜甫诗歌以其地负海涵和包罗万象的集大成的气势与姿态征服了宋朝学者。在宋代的开国之初，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客观存在的尖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使宋人易被杜甫诗歌中忧国忧民的爱国忠君精神所激荡从而产生了心理共鸣而折服。就杜甫诗歌集大成艺术成就自元稹进行首倡之后，一直到苏轼和秦观等人地尽情发挥，从而成为历代尊杜的通行之说。就宋朝人对于杜甫的忠君爱民思想的发掘还不仅仅单是一种心理共鸣与佩服，而且也是北宋士人进行自觉参政与议政意识达到空前高涨所致，具体在诗歌领域体现出来就是对诗歌中关于叙事与批评时政自然理性依据和表现手法的关注关切。因此对杜甫诗歌的叙事抱有浓厚兴趣，对直陈时事于实录史实感慨，同时又为这种杜诗这种叙事特征诗歌寻找出艺术风格上的含蓄之美与抑扬褒贬等方面的微言大义。
三、杜甫诗歌在宋朝经典化的关键环节
首先，宋朝以《诗经》《楚辞》为宗作比附以尊杜。一方面借《诗经》的风雅正特有韵味以及《楚辞》的高洁来标榜杜甫性情之正的为人，而且进一步以杜甫的性情之正作为他的诗歌进行褒贬的合理性依据。另一方面以《诗经》特有的委婉和含蓄的美等具体的手法来解读杜诗叙写时事与批评时政的功能。
其次，宋朝以《春秋》为宗作比附以尊杜。此手法亦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借《春秋》的圣人删述具有的批评权威地位来给予杜甫诗歌以叙事褒贬赋予合法性合理性。另一方面以微婉显晦的春秋笔法来解读杜甫诗歌中可能存在的惩恶劝善等进行微言大义的表现手法与技巧。在宋代甚至盛行以杜诗补史和证史的风气催生和巩固经典化过程。
第三，以特有的编年法对杜诗进行解读以尊杜。用编年法的方式也许就是宋朝人重塑杜甫形象的又一重要手段，这对于杜甫的个人形象从传统文人进一步发展到儒家士大夫的角色转换所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3]。在北宋的中后期诗歌领域内盛行以编年法德阅读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宋人对于诗歌作品的知人论世的经典要求，同时对诗人的人品方面的要求也更加严格，由此更加大了杜甫诗歌的经典化力量与影响力。
总之，在中国的古代文学经典生成发展方式的惯例应该是源于儒家说《诗》的方法。儒家创立的文学经典化理论与方法，在宋代被学者发扬光大对杜甫诗歌进行全方位的经典化，杜甫诗歌经典化的过程，既是一种文学解读与重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经世致用的过程。
参考文献：
杜甫诗歌的主要特征篇（2）
（一）《戏为六绝句》的阐释
《戏为六绝句》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可以说是杜甫十轮主张的集中体现。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杜甫的写作思想主要是忧国忧民、关心国家的政治，他的创作中，很少对诗歌的理论提出明确的看法和见解。但是在这六首组诗中，杜甫却明确的表明了自己对前人有批判、有总结的继承。作者前三首对庾信和四杰作了评论，后三首解释了自己的创作宗旨。这六首诗歌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作者诗歌创作观的精妙阐释。《戏为六绝句》的关键点在一个“戏”字上，杜甫的诗有“史”的称誉，但是在文学创作观上却用了一个很不严肃的“戏”字，难道是这个伟大的诗人一时头脑发热，对做文章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吗？纵观杜甫的生平创作和经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也就是说这个“戏”字是作者有意为之。我认为，通过这个字反映了诗人豁达的胸襟。结合当时诗学界所存在的贵古贱今、好高骛远、夜郎自大的风气，作为一个有深重责任感的人，杜甫不是用“论”、“评”等等字眼，这也恰恰说明了他清楚地认识到对诗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创作观我们不能轻易的就说它是对是错。作为后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那种在如今看起来不合时宜的创作观为什么会存在，而它又在哪方面值得借鉴。对于当代人的创作，他也深刻的认识到不是所有人都是只能跟在古人的后面走，有些人的创作水平远在古人之上，必须要予以重视并加以提倡。
（二）杜甫的生平——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
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肃宗时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而又称杜拾遗、杜工部。杜甫一生主要生活在穷困之中，为了理想和生计，曾东征、北征、西征、南征，最后凄凉的死在南征的途中—洞庭湖的一条小船上。杜甫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忧国忧民情怀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有“诗史”之称，其创作被闻一多称为“顶峰上的顶峰”，其人有“诗圣”之誉。他对诗歌的看法也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思想水平。①杜甫对诗歌的看法是辩证的、正确的、全面的。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至于子美，概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利，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从之所独专矣。这里，元稹对杜甫的评价可以说是很全面的，从中可以看出杜甫全面的客观的分析，他将古人的优点集于一身，是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
（三）《戏为六绝句》中透漏出的思想内容
在思想内容上，从第一首诗他对庾信文章的肯定可以看出他注重现实的思想倾向，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庾信的文章在经历了国破家亡之后，文章的思想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最初艳丽的宫体诗歌转为一种抒发国破家亡、身仕异朝的苦闷和怀念故国的相思之情。由于庾信在南朝时有过对宫体诗的创作经历，再加上后期的思想内容变得深沉而有意义，所以，杜甫才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这个“老”，就应该是诗在思想内容转变后的文章。从这首诗中，也透漏出了杜甫的创作观，他不仅追求语言的华美，更看重文章的内容，要言之有物，不能再像宫体诗那样，只是华丽而空泛无情。再看杜甫对四杰的态度，这表现在第二三首诗上，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对他们持肯定与褒扬的态度。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称：“四杰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因为行为浪漫，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因为遭遇悲惨，所以也赢得了不少的同情”②。这其中指出了一点，四杰“官小而名大”，所以他们不平，他们心里有一种怨愤要抒发，因而那些华丽的描写根本不适合他们。可以说，身份的低微在当时令他们抑郁不已，可是也成就了他们，让他们在文学史上留名。
（四）纵观《戏为六绝句》及杜甫在诗歌艺术形式上的主张
纵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前三首可以分为一个整体，即杜甫对古人的借鉴和肯定，主要体现在对诗歌内容方面。这前三首分别是：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这三首是杜甫对庾信和四杰的评价，并且从中反映出杜甫对前人的认识是清醒的、辩证的，他不是一味的否定，当时的人们，对齐梁浮华的诗风大都深恶痛绝，认为他们毫无可取之处，于是只要是齐梁诗风就是糟粕，就必须摒弃，他们不是厉声斥责，就是肆意否定，表现的很偏激。他能深刻的认识到前人的优点，但是，对他们的不足他也能够客观委婉的给予评价。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对一些人骄傲自大，诽谤古人的做法他毫不留情的进行了批判，并且为当时的文坛敲响了警钟，诗歌在思想内容上必须务实，不能空泛肤浅。庾信的文章能够取得成就，在于自身的转变，四杰能够在当时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于诗言情，抒发了他们的不平，也走在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最前沿。
后三首可以看成是杜甫的诗歌创作观，这主要表现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当然，形式必须是在为内容服务的基础上的。这三首分别是：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这后三首诗歌杜甫就更为明晰的阐明了他在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方面的主张。“才力应难跨数公”，这个“数公”指的就是庾信及四杰。“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两句是比喻的说法，见得今人小巧，不及前贤之大。是说当时摹写景物，研揣声病的作品，还可以看到些，至于反映巨大的社会现实的作品，那在这以前就办不到了。这首诗里反映出了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创作观上看，也折射出诗人以反映现实为主要内容的主要倾向。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所谓清词丽句必为邻就是说诗歌要语言精练，不能因为只重内容而放松对形式的重视。这在杜甫的其他创作中也有体现，杜甫的诗以七律为主，合辙押韵，达到了诗歌的完全成熟阶段。另外，杜甫诗中的炼字、用典等等形式上的创作对后来的诗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后来的江西诗派发展在字上的重视又达到了雕琢的地步。
透过戏为六绝句，传达出了杜甫在思想内容上崇尚现实的思想内容，在艺术形式上要求语言的精炼。通过这组诗，他为诗学界的讨论有了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从而将诗的发展推向了顶峰。（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杜甫诗歌的主要特征篇（3）
杜甫诗歌一向称为“诗史”，而杜甫的什么诗是“诗史”，却众说纷纭。因此，追溯杜甫诗歌“诗史”说之源就尤其必要。用“诗史”称杜甫诗歌始于晚唐孟架，改于北宋宋祁，成于北宋胡宗愈。孟桨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是“诗史”，这些诗全面表现了杜甫此时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宋祁认为，杜甫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孟架规定“诗史”的乱离背景，宋祁限定“诗史”的律诗体裁，胡宗愈扬弃两家，揭示“诗史”的内涵，至此，杜甫诗歌“诗史”说基本建立。
“诗史”最初是两个词，分别指前人的诗歌创作和历史记载，不是一个词，不指杜甫诗歌。《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作为一个词而指杜甫的诗歌，始于孟架。孟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据现有文献，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始于孟架o马茂元说:“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诗史这个名词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桨以前。可是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的记载中，除了《本事诗》外，却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诗史。”
孟桨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并不是指杜甫所有的诗歌是“诗史”，而是指杜甫的部分诗歌。孟桨认为，杜甫遭遇安史动乱，流落陇、蜀，此时所写的诗歌才是“诗史”，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所写诗歌不是“诗史”。“诗史”的写作背景是逢安史之难且流离陇、蜀，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外的诗歌不是“诗史”，就是安史之乱期间却不是在流离陇、蜀时写的诗歌也不是“诗史”。孟桨的“诗史”说严格地限定了杜甫诗歌的范围。
孟桨严格限定“诗史”作品写作背景，又明确规定其内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诗歌全面反映了他遭遇安史动乱，流离陇、蜀的生活，抒写了他的感情，没有什么大事遗漏。“诗史”是杜甫动难时代痛苦生活的全面表现，也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通过他的诗歌还可以了解他的时代。例如《秦州杂诗》、《月夜忆舍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送路六侍御人朝》、《将赴成都草堂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不仅反映了杜甫个人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的苦难生活和感情，也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写于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杜甫诗歌表现了杜甫自己，也折射那个时代，这样的诗歌才是“诗史”。
按照孟桨的“诗史”说，杜甫许多诗歌都不“诗史”。例如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诗《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长安所写的诗《悲陈陶》、《哀江头》、《曲江二首》，在解州所写的诗《北征》、《羌村三首》，在洛阳所写的诗《洗兵马))，由洛阳途经渔关赴华州所写的诗《新安吏》、《石壕吏》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还有安史之乱平息后所写的诗《释闷》、《天边行》、《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草堂》、《题桃树》、《登楼》、《宿府))、《忆昔二首》、《三绝句》、《昔游》等等，甚至还有寓居成都时所写的诗《蜀相))、《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南邻》、《狂夫》、《江村》、《野老》、《恨别》、《客至》、《绝句漫兴九首》、《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些诗很多是当代学者视为“诗史”的典型作品。《北征》“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淹关吏》、《新婚别》等“三吏”、“三别”是杜甫在乾元元年冬“由洛阳经过撞关，赴华州任所，途中就其所见所闻。”《三绝句》“有高度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是绝句中的‘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不是杜甫逢安史之乱、流离陇、蜀之时写的，自然不是孟桨所说的“诗史”。可是这些诗歌的“诗史”性质很浓。例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殿前兵马虽晓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磋”(《负薪行》)。“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坳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孟桨的“诗史”说不包括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诗歌，范围何其狭小。
可是，孟桨“诗史”说强调杜甫诗歌首先是杜甫自己苦难遭遇和痛苦感情的表现，所以特别强调其写作的动乱时代背景和苦难的个人生活。孟桨对“诗史”说有不可磨灭的首创之功，他创造性地将“诗史”与杜甫诗歌联系在一起，赋予杜甫诗歌以全新的认识，也赋予“诗史”以全新的意义。孟桨为杜诗“诗史”说奠定了以安史动乱、苦难生活为背景的学说基础，当代杜诗“诗史”说基本沿着他的方向发展。例如，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说:“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因为其外延的问题，孟桨的“诗史”说到北宋中叶时被修改。修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宋祁，一个是胡宗愈。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所有诗歌都是“诗史”。宋祁的修改从旧“诗史”说的背景限定走到体裁限定，胡宗愈取消一切限定，范围过大，没有突出安史动乱对于杜甫诗歌的意义。
宋祁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宋祁认为，杜甫诗歌“善陈时事”，格律精深，气魄宏大，是“诗史”。宋祁所谓的“诗史”是指杜甫律诗。宋祁把“诗史”的诗体规定为律诗，是一个创新。在宋祁之前，虽然大家称赞杜甫的律诗，却没有人将其与“诗史”联系起来。杜甫1400多首诗中，律诗约有910首，古诗414首，绝句127首。律诗所占比例重，而且成就高。元棋比较李白与杜甫，说:“余观其壮浪纵态、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棋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邀而作杜甫墓系铭，难免有溢美之词。可是，刘响说“自后属文者，以棋论为是”。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至于贯穿今古，貌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可以肯定，从元棋到刘响，杜甫的律诗一直得到好评。元棋、刘响他们高度评价杜甫律诗多是肯定其对仗、声律等的艺术技巧，而少有把杜甫律诗与反映现实联系起来。与此不同，说到杜甫的古诗时，元镇、白居易往往称赞其即事名篇，反映现实的特点。元棋《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赞杜甫律诗之尽工尽善，不及其内容;赞杜甫古诗之即事名篇，少谈其艺术。中唐对杜甫的两种体裁的诗的称赞各有侧重。
可是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陈时事”。杜甫“善陈时事”的律诗，其“善”有二，一是“律切精深”，二是“至千言不少衰”。这是对杜甫律诗的新认识，更是对“诗史”说的新解释。所谓“律切精深”，是指对仗工整，声律和谐。以七言律诗为例，《曲江二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登高》、《又呈吴郎》等，对仗十分精工、声律非常圆熟，己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化境。如“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其二)。“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句，都能曲尽声律与对偶之美，精工典雅。“香稻啄徐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鹦鹉”与“凤凰”后置，平仄声律吻合，语言奇警，意象超忽，一箭双雕。
所谓“至千言不少衰”，是指杜甫的排律结构严谨，气魄宏大。像《赠特进汝阳王十二韵》、《赠韦左济》、《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歌舒开府翰二十韵》等，大都是二十韵的大篇，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用典雍容，词藻典雅，而且结构紧，规模大，尤其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是百韵大篇，无与伦比。
总之，“杜甫在律诗上是个全才，无论五律、七律、排律等方面，都是唐代的第一作手，是集大成式的人物。”
无庸置疑，杜甫的律诗艺术精湛，而且有许多律诗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秦州杂诗二十首》既关切国家的时局和命运，又注人深刻的身世之感。《登岳阳楼》既写诗人即将老死时的处境，也写仍在战乱中的黎民百姓。《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平定安史之乱的胜利消息，也写诗人夫妇的欣喜欲狂。《恨别》、《登楼》、《野望》、《蜀相》忧心时局，感啃身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漂泊支离的身世之感水乳交融。如“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等，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对时局变化的关注、对英雄人物的呼唤、对外族人侵者的憎恨及自己强烈的忧国之心，都做了尽情完美的表达。《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表现那已经走到了极端贫困的绝路人生，也表现国家与百姓的命运:“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宋祁之“诗史”说不可怀疑!“杜甫许多著名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都是把自然景象和个人遭遇与时代灾难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在杜甫写景兼抒情的诗中，这种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丰富，多种多样，而且越到晚年，这方面的艺术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诗《客亭》、《江上》、《江汉》，七言律诗《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著名的例证。
但杜甫其他体裁的诗歌也具有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的特点，“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丽人行》，《羌村》等及时反映时局、战乱，不能将其排除在“诗史”之外。例如胡小石说《北征》:“就篇末数韵探之，知与天宝末年安禄山称兵、太子即位灵武、玄宗内禅有关;且预测将来玄肃父子之恩不终，封建伦常道之不足恃，于此宛转致其讽喻之旨。特词义简晦，不敢详陈。说《羌村》:“篇幅虽寥寥，而天宝末年之大乱，人民所受之苦痛，皆反映于字句中。非仅为一人发愤抒怀已也。
宋祁从诗体的角度确定“诗史”的范围，肯定了律诗的“诗史”价值，却忽视了古诗的“诗史”价值，顾此失彼，其问题比较严重。
胡宗愈针对孟、宋二家之说过于限制“诗史”范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诗史”说，他说:“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全面表现他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全见于诗;也折射出那个时代，读之可以知其世。所以，学士大夫认为是“诗史”。胡宗愈紧紧抓住杜甫诗歌内容的全面性、抒情性和社会性，是对孟柴“诗史’‘说的完美阐述。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的叙事与抒情融合，而且其出处、动息劳佚的经历，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的感情，不仅是其一己之私事、隐情，也是时事、民情的再现，因此意味深长，激动人心，耐人寻思，远非历史记载所能比拟，是具有艺术美的历史，赢得了“诗史”的称号。这种认识为当代学者接受。马茂元说:“在动乱时代里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都成为杜甫大部分的诗里的主要内容。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这个原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杜甫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
杜甫诗歌的主要特征篇（4）
摘要：《诗经》开创了“诗言志”的文学传统，不仅抒发了先民的情感和抱负，也承担起了记录先民重要史实的重担。“诗圣”杜甫极大地发扬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精神，继承发展了《诗经》的诗学观，用诗歌记录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本文首先对“诗言志”的发展由来以及《诗经》的表现手法进行了论述，通过论述引出了杜甫对《诗经》诗学观的继承和发扬。这些继承主要体现在“兴”的运用和诗史同构的思维方式，以及致君尧舜的价值观。此外，杜诗发扬了现实主义创作诗风，把言志和抒情结合在一起。最后论述了杜甫对《诗经》诗学精神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仁爱精神，忧国忧民，重道尚意，性僻耽佳句”等方面。
关键词 ：杜甫；《诗经》；诗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I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3-0150-03
在中国文学史上,历代诗人及诗评者都倡导“诗言志”的诗学观。“言志”是《诗经》留下的文学传统，在杜甫的诗歌中得到充分体现并有所发展，这确立了杜诗的“诗史”地位，也使杜甫成为现实主义诗风的代言，被后人称为“诗圣”。诗意味着一种精神方式，史意味着精神指向，这种精神在杜诗中表现为强烈的悯世情怀和直面血肉人生和正视人间疮痍，以及执着于现实的超越。
一、“诗言志”内涵的发展演变
对于“诗言志”，历代都有不同的解读。先秦时以诗作为记事的志，到汉代诗与志已经有较明确的区分。志的含义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三个阶段，最古的诗实当于后世的歌诀”。①《尚书·尧典》里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②这说明在先秦，诗和歌是分开的。闻一多认为“古代歌所据有的是后世所谓诗的范围，而古代诗所管辖的乃是后世史的疆域”。③所以，最早的诗是用来记录和描述历史的，这和后来学者所认为的诗歌主要抒发个人情感和志趣抱负并不一致。他还认为，“无论以志为意或为情，是只有歌与诗合流才能产生的。但把事完全排除出诗外，所谓‘志’是与‘事’脱节的志是不完备的”。④《诗经》的两个源头即歌与诗，而当时所称的诗在本质上是史。
任何民族文明都不会忽略去记录先民的智慧和事迹。在原始时期，简单的口耳相传是记录历史和传承历史的方式，这种方式决定其形式内容必然要使诗容易记诵。所以自然押韵、句式相对整齐划一的记录方式就成为先民所谓的“诗”。作为我国诗歌的源头，也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创了“诗言志”的文学传统，也承担起了记录先民重要史实的重担。《诗经》不仅作为抒情文学的重要篇章，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对现实的批判，比如《硕鼠》《东山》《氓》《伐檀》《七月》等。这是《诗经》记史与抒情统一的体现，在揭露现实的同时也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喜怒哀乐。
在早期，儒学家从功利的角度对《诗》做了不同的解释，认为《诗》是一种修养身心、社会教化的工具。“诗言志”的内涵也经历了由嬗变到逐步定型的过程。“诗言志”作为诗歌的理论标准，指引文学朝社会性、思想性、理性的方向变化发展。社会公共要求的“志”逐渐超越个人的“志”，从而“文以载道”和“诗言志”的含义变得相似起来。为了宣扬、运载封建伦理道德，《诗》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和意志的载体。到魏晋时期，诗逐渐有了更丰富的理解和阐释，抒发个人情怀和抱负也成了诗的旨趣，诗也成为了表达个人情感和忧思的途径。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追求个性化和私情化，强调对文学情感、形象和审美等方面的表现已成为一种共同的认识。这不仅脱离了记史的诗学观，也淡化了社会性和群体意志。但到了唐朝，诗歌的抒情性和社会功用都得到了人们良好的认识，到杜诗这里终于达到统一和发展。
二、杜诗对《诗经》诗学精神的继承
杜甫继承了《诗经》的风雅传统，极大地发扬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精神，用诗歌记录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杜诗所反映的内容，与时代生活紧密相关，记录了重大史实，也形象地表现了战乱年代普通百姓的艰难生活及其情感反应，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其诗以“善陈时事”见长，故被后人称为史。这表明了杜甫对《诗经》中“诗言志”的诗学观的继承和发扬。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两座高峰之一，杜甫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辉煌的篇章，也对我们解读中国诗歌史，了解未来诗歌的走向有重大的意义。
（一）诗可以兴，可以观民风
《诗》可以兴指的是《诗经》能使人“振奋联想，感发意志，导广显德，耀明其志”，⑤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诗歌创作表现手法。《诗经》可以让人的感情引起共鸣，主要表现在诗歌的内容和诗歌的表现手法上。杜甫发扬了“诗可以兴”的诗学理念和艺术手法，运用比喻、象征来表现作者深远的寄托，集中精练又具体地描绘事物，将感情融于事物，使事物表现感情。“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可以感伤，鸟会惊心，这其实都是作者的情感，同时也让读者产生共鸣，达到比兴。施补华说，《登高》《秋兴八首》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结合天衣无缝。《述古》表达了诗人对社会的反思，讽刺当权者腐败和黑暗，把深刻的情感融于细致描绘之中。
和《诗经》中积极反映现实，反映广大人民的普通生活和喜怒哀乐的精神相一致的是杜甫的作品中不乏同情百姓的诗篇，从中可以“观民风”，充分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政治思想。杜甫深谙官场黑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⑥杜甫坦露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于是通过对社会生活现状的描绘来反映出当时的历史。杜甫带着深情描绘出了百姓的苦难和宫廷的景象。这些诗篇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从而揭示出时代背景最本质的内涵。如《丽人行》中杜甫叙述了杨贵妃、杨国忠从贵倾天下到乱世飘零，最后在马嵬丧生的历史事实，表现出唐王朝由盛转衰再到乱的社会现实状况。在《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诗篇中记载了作者艰苦的旅程、社会的万象、人民的生活以及民众间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十分生动自然。
（二）诗史同构的创作思维
诗史体现了诗歌对历史的记录，诗史同构在《诗经》中已体现出来。《诗经》中记史篇幅虽然不够宏大,但它们却具备着史诗的基本要素,历史上曾经经历的一个个阶段都能够在这些作品中记载。《诗经》记述了华夏民族从诞生到不断发展强大的过程,这些史诗是“中国式的史诗”，它是整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商颂》中的《玄鸟》《大雅》中的《生民》分别记述了商人和周人的起源,歌咏了其祖先诞生的神奇与灵异。《公刘》《绵》两篇,将周人迁徙定居的艰难与热忱展现得淋漓尽致,不断发展壮大的创业历史跃然纸上。在战争历史方面,商史诗与周史诗也分别体现了对战争的不同描述。《诗经》折射出上古历史发展的轨迹，反映了社会生活中丰富多彩的景象，展现了一幅幅关于先民生活的风俗画。
杜诗描述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变化过程，记叙了当时一些重大史实，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和作者以及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惨痛遭遇。杜甫的《秦州杂诗二十首》既是国家时局和命运的写照，又表达了作者飘零孤独的心境。《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既写出杜甫和妻子的激动和喜悦，又渲染出消息传达后整个大环境的欢快和欣喜，这是以人物心情烘托时代情感的表现。“‘诗史’思维本质是一种异质同构的创造性思维，诗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心理情感的时空，注重抒情性；史展示给人们的是一个自然发展的时空，注重叙事性。”⑦在历史事件和社会情景之中，杜甫通过他敏锐深刻的诗性直觉，把事件和情境点化为审美意象，从中体现着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境遇以及自然运作的一般法则。史使他的诗变得沉重厚实，诗使他的史变得富于情感，在这种结构中，瞬间的整合可以爆发出动人心弦的审美力度。杜诗不仅反映时代面貌,反映社会矛盾,叙写人民生活状况,记述重大事件和社问题，同时也全面表现了他个人的生活和情感。杜诗不仅抒发了自己私人的感情，也再现了民情和时事，这也是杜诗如此韵味悠长、感动人心的重要原因。
（三）致君尧舜的创作目的
在春秋时期，歌者与采诗者有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⑧后来才出现了“诗言志”的理论概括和《诗经》这部诗歌总集。这一诗学思想从而代代相传，为众人所遵循。杜甫的“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⑨的目的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也成为杜甫诗学观中的核心部分。杜甫忧国之忧，乐国之乐，我们从杜诗中不仅可以领会诗人“位卑未敢忘忧国”⑩的人生信条，看到诗人在人生中遭遇的各种苦难，也可以看到国家的盛衰变幻和生民的疾苦。在这些充满着现实主义的光芒的诗篇里，杜甫以满腔热情为黎民百姓呼喊，让统治者们了解百姓的疾苦，让他们明白自己穷奢极欲的挥霍和享受，给百姓带来的都是血泪和苦海，很多百姓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杜诗充分表现了诗人忠君爱国、念时忧民的情感。“霜天到宫阙，恋主寸心明。”（《柳司马至》）“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致君之诚，在困弥切。”（《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这些我们都能体会到作者至死不渝的爱国之心和致君之情。杜甫抨击了社会的不公，指出正是剥削阶级残忍地掠夺了百姓的血汗，才导致百姓痛苦地颠沛流亡。剥削阶级的腐败导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和“故老仰面啼，疮痍向谁诉”的悲惨场面，诗人渴求“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赴任》），要求统治阶级体察下层阶级的民生疾苦，呼吁采取一定措施改善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
（四）“言志”与“抒情”的统一
杜甫发展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用朴实浑厚的字句表达社会各种矛盾和问题，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这是对《诗经》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继承。现实主义的基本特质就是写真实，写生活和历史的真实,体现在精雕细琢与客观现实相结合。杜诗是“事”与“情”相互交融的产物，杜诗中首先表露了自己的苦难遭遇和感情的痛苦，这也是由于他身处于动乱的时代并体验着艰辛的生活。杜甫的诗描写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是因为杜甫经历了安史之乱，能够深切地体会战乱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故其能形象地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是杜甫继承《诗经》“诗言志”的诗学观的表现。诗的时事化是作者对时事进行选择加工，注入自己的体会和思想情感，并加上自己丰富的想象，这样时事也具有了诗化的特征。比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让我们重新体味到诗人对现实变幻的感慨和对国家时事的关切，在这种诗史思维的心理感受和时事情节的配比中，“心事”的色彩比“时事”来得重。杜甫把抒情言志与反映现实结合起来，艺术形式上不断追求完美，诗歌的思想内容和“陶冶性灵”的特点得到有机的融合和统一，促成他诗歌创作的伟大成就。
三、杜诗对《诗经》诗学精神的发展
（一）“仁爱”精神的追求
杜诗的创作已不同于先民的群体歌谣，它更多地凸显了杜甫个人的意志和理想。其中“仁”的思想是杜诗思想内容的核心，“仁爱”作为一种文化底蕴和精神追求几乎贯穿在所有杜诗中。杜甫对亲情、友情的眷恋，对平民百姓的同情，对统治者的忠诚与批判，以及对自然的热爱，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他“仁爱”的思想。《垂老别》中“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遣兴三首》之二：“穹庐莽牢落，上有行云愁。老弱哭道路，愿闻甲兵休。邺中事反覆，死人积如丘。”表现出杜甫哀怜百姓疾苦的仁爱之情。
杜诗中的理想是附着于现实而存在的，它指向的是普天下艰苦幸酸的历史人生，体现了深厚的仁爱情怀。杜甫把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对社会的观察和人生的阅历结合起来，从而使仁者情怀增添了平民化和难民化的特征，杜诗也具有了丰厚鲜活的历史内涵。杜诗展示了社会底层的疾苦，比如在《兵车行》中杜甫与平民为伍，把描写对象扩大化，用很近的视角仔细描绘出自己的所见所闻，与平民的交流中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的体察和感悟。杜甫的这种仁者情怀没有脱离平民的视角，这种对历史多维度的透视给我们带来了立体的观感，这表现了诗人对民生疾苦和民族命运的深刻反省。杜甫以一种博爱和悯世的姿态同情民生疾苦，是源于他的社会危机感和仁者情怀的平民化。而让杜甫成为切身的感受者和体验者是因为他仁者情怀中的难民化，因此，杜诗具有悲慨和深重的意味。
(二)“重道尚意”的哲思
杜甫对《诗经》诗学观的发展，还体现在“重道尚意”等方面，这正是对上古儒家诗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杜甫在诗歌中传达了一种忠君爱国的精神气质和人生追求。比如《垂老别》这首诗：“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杜甫切身体会到了平民百姓的幸酸，同时更加赞颂了他们的不惜牺牲自己的爱国精神，这和杜甫的理想追求是一致的。杜甫更多地思考国家大事，充满着对国家前途的担忧，杜诗全面深刻地表现时代的重大主题。这和我们通常所看到的爱国诗不一样，这也是杜甫精神中的难能可贵之处，即在众人沉醉的时候保持清醒。在杜甫的诗学观里，不仅有忧国忧民的思想情绪，还有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这也是杜诗的一大特色。
中国文学的自觉意识始发自魏晋时期，到盛唐之后变得更重“情韵”；在中唐社会的转型时期开始重视“尚意”，这是中国诗学上重大的转折。杜诗在描述重大史实、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同时不忘表达自己的人生哲思，即他从日常生活、人生经历中感悟出来的深刻哲理。这也是杜甫诗注重诗中的议论说理，即“尚意”的内在原因。杜甫一生中经历了困顿、饥饿、生老病死的折磨和历练，因此杜甫在诗中多处表现出对“道”的思考，对生死的态度变得达观，即生死自知，有生必有死，生死只是万物的一种循环往复。如《发秦州》中的诗句：“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遣兴五首》其三云：“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这些都表达了诗人对生死豁达的态度和宽广的胸襟。
“诗言志”诗学观的继承，透露出诗人对饱经忧患、壮志难酬的坎坷遭遇的感慨与不平。通过杜诗我们不仅能发现盛唐安史之乱之后那段充满坎坷与灾难的历史，也能发现那个时期人们的心理状态和精神世界。由于杜甫秉承《诗经》中“诗言志”的诗学观，对社会现实积极关注和对史实记叙和深思，使得他的诗歌中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韵味。对《诗经》诗学观的继承与发展，丰富了杜诗的思想内容，表现了杜诗别具一格的创新精神，唱响了杜诗伟大乐章的主旋律，铸就了唐诗的辉煌成就。
注 释：
①④闻一多全集[M]．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10.
②尚书·尧典[M]．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25.
③闻一多．诗经研究[M]．巴蜀书社，2002.132.
⑤王钧林，周海生.孔从子[M]．中华书局，2009.68.
⑥⑧⑨杜甫诗集．[M]．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101，134，231.
⑦姚莹，汤梓顺．论一叶诗的艺术特色及诗学传承[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5（7）：81-82.
⑩陆游诗[M]．崇文书局，2014.121.
参考文献:
〔1〕杨义.李杜诗学[M].北京出版社,2001.
〔2〕闻一多文选[M].四川文艺出版,2010.
〔3〕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袁愈荽，唐莫尧.诗经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杜甫诗歌的主要特征篇（5）
作为唐代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两大诗人，杜甫和白居易向往步入仕途，辅佐天子，造福百姓。尽管二人遭遇不同，但这种思想却无意中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进而两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应运而生。在现实型作品中，杜甫以“三吏”、“三别”闻名，白居易凭《新乐府》、《秦中吟》享誉；杜甫书《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白居易有《观刈麦》、《与元九书》。二人的作品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细细品读，各有千秋。
一、相同之处
1.善用对比。
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居易在《卖炭翁》中云：“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两句均是感天动地的惊世绝唱，均是我国现实主义作品宝库中的精华之句。先看杜甫的描写：富贵人家丰衣足食，贫寒百姓饿死街头，这一对比鲜明而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阶级之间尖锐的矛盾。再看白居易的描写：卖炭翁的衣单与天寒形成对比，而卖炭翁的愿望与现实更形成对比。天寒而老翁衣单，不可。天不寒则老翁炭贱，也不可。社会硬生生把卖炭翁逼上了绝路。在二人的其他作品中，对比也十分常见。杜甫的《石壕吏》中，征兵者的暴戾和百姓的悲苦是对比；《新婚别》中，本应有的新婚燕尔和战争离别是对比；《垂老别》中，本应是安享晚年的老人和被迫奔赴战场是对比。部部作品读来如泣如诉，感人至深。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中，多见官宦人家与平常百姓的对比，这种对比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说服力，难怪会出现“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则握军要者切齿矣”的局面。
2.融抒情于叙事。
既然为现实型作品，必然少不了对客观现实的叙述与描写，而杜甫和白居易的现实型作品，全不是单纯地叙述描写，而是融抒情于叙事，叙事和抒情相结合。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尾，“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既是呼吁，更是抒情，抒博爱、同情天下寒士之情，是前文描写茅屋破败后情感的自然流露。前文的“冷似铁”、“踏里裂”，正是融入主观情感的描写。这种写作手法使得描写更加饱满，使得抒情有依据，二者相辅相成，使得诗作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白居易的《观刈麦》尾，“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是抒情句，是前文的升华。而对夏日刈麦的劳动人民的描写中也渗透着同情、关爱之意。
3.以小见大。
对于杜甫来说，从宏观上把握安史之乱带给人民的灾难是十分困难的，他无法统计出有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多少人民死于战火。因而他选择了记录一个又一个生活片段，描写典型的人物生活。在后人看来，读杜甫的这类诗作就能推出当时的社会现实。杜甫的这种手法就是以小见大。同样的，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的唐德宗、唐宪宗时代。当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土地与赋税问题十分严重，统治阶级不顾人民死活，肆无忌惮地从事兼并、征敛，将农民置于破产境地。朝廷内部，宦官逐渐掌握朝廷生杀大权，而封建官僚的竞争尤其激烈[1]。白居易作讽喻诗，目的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秉承和杜甫一样以小见大的手法，写下《轻肥》、《歌舞》、《买花》等，以官宦的生活片段作突破口，以小见大，为民请命。而属于《新乐府》的《杜陵叟》和《卖炭翁》，都是以一人写千万人，他们就是千千万万贫苦百姓中最普通的一个。
4.采取主人公自述的方式。
在杜甫和白居易的现实型作品中，创造出了一些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兵车行》中被征发的士卒，《石壕吏》中哭诉的老妪，他们的自述让作品多了一份说服力和感染力。同样，白居易笔下的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卖炭翁，均向读者倾诉生平遭遇，引人怜悯。对于这些抒情主人公的肖像、服饰的刻画，都细致入微。
二、不同之处
1.杜诗精巧，白诗通俗。
在诗歌创作上，杜甫曾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提倡炼字炼句，刻画细致。不仅体现在他的律诗上，还体现在他的现实型作品上。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四句运用扇面对，极写贵族生活之奢华。《新安吏》中，“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白水东流象征应征的男子向东出发，一去不返；青山啼哭拟人，似乎也知离别之苦[2]。二句对悲苦气氛进行了极致渲染。《垂老别》中，“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惊天地泣鬼神。“腥”字调动了读者的嗅觉，同时触动了读者的心灵。“丹”字让士卒的血染红整个山川平原的惨烈跃然于纸上。
白居易尚通俗。释惠洪的《冷斋夜话》中写道：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3]这种通俗风在他的现实型作品中也有反映。从《卖炭翁》来看，“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语言平实通俗，初读便能读懂其意，与今天的白话文相差无几。又如《轻肥》中对宦官生活的描写，言简意赅。但通俗不是无艺术高度，通俗是白居易的艺术特色。
2.杜诗自然，白诗拘谨。
从两人现实型作品的创作动机来看，杜为抒怀，白为讽谏。杜甫是情感的自然流露，白居易是先有讽谏的目的而后创作诗歌，因而很容易看到两个人的不同。白居易和杜甫的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君”作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狭窄的路途[4]。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八月的狂风吹走杜甫茅屋的茅草，茅草乱扬、孩童抱茅之后，杜甫开始叹息生活的艰苦。然而这种感情在杜甫博爱情怀下即刻转成对天下寒士的同情，这一系列情感的变化是十分自然的。从他著名的“三吏”、“三别”来看，更是缘事而发，眼见之事触动心灵悲愤之情不可不发的结果。杜甫不是谏官，更像为自身写作。对于白居易而言，《新乐府》、《秦中吟》作于元和四年至元和十年这一时期，此时他身为父母官，尤其是任左拾遗的元和三年至元和五年，本应进谏。他在《新乐府序》中说道：“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时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因为所作诗歌免不了概念化色彩。如同为《秦中吟》的《轻肥》和《歌舞》，均用大段篇幅铺陈权贵的享乐生活，最后两句与前文形成惨烈对比。
杜甫和白居易的现实型诗歌在当时和现在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白居易，“非乐天诗，几于与草木俱腐。乾道二年，历阳陆同为望江令，得其诗于淮阴，王廉清为刊板而致之郡库，但无《祈雨文》也”[5]。重读二人的现实诗，寄予百姓同情之余也为诗人关心时弊、心系百姓的品德所打动。二人的异同，随着对二人现实型作品研究的深入，定会更明确地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1]汪雪梅.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论白居易讽喻诗的创作思想[J].巢湖学院学报，2003.5.
[2]卢国琛.杜甫诗醇[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杜甫诗歌的主要特征篇（6）
一、“理趣”的内涵
“理趣”一词，最早见于南宋李T的《文章精义》：“《选》诗惟陶渊明，自理趣中流出，故浑然无成，无斧凿痕。”至于明清，沈德潜《清诗别裁?凡例》有言：“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周振甫在《谈艺录读本?鉴赏论》中阐释了钱锺书先生对“理趣”一词的理解――“唯一味说理，则于兴观群怨之旨，背道而驰，乃不泛说理，而状物以明理；不空言道，而写器用之载道。拈形而下者，使辽阔无象者，托物以起兴，恍惚无联者，著述而如见。譬之如太极，结而为两仪四象，鸟语花香，而浩荡之春寓焉；眉梢眼角，而芳悱之情传焉。举万殊之一殊，以见一贯之五贯，所谓理趣者，此也。”由以上三人对于“理趣”的描述可以看出三点。其一，“理趣”的重心不在说理，即并非诗含义理即可谓作“理趣诗”，理趣的重心在于一个“趣”字，它不是简单地说理语，即不是通篇像老夫子般枯燥乏味讲述义理，而是义理明白晓畅且包含趣味；其二，“理趣”贵在自然天成，不矫揉造作，李T以陶渊明为例，表明了理趣诗“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妙合自然的境界；其三，理趣是通过“状物、器用”等载体来传达的，通过对景物的细致描绘，将所要表达的义理与景致紧密结合，既可带给人心灵上的启发，又可给人以美的愉悦和享受。
二、杜甫诗歌中的理趣意味
杜甫一生创作的诗歌有一千首之多，内容、体裁无所不包，其中更是不乏包含“理趣”意蕴内容的诗歌。现在我们对具体诗歌中的理趣内涵进行分析，来看一下杜甫是如何将物致与情理在诗歌中得到统一的。
（一）咏物诗
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此诗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春。杜甫此时定居于四川成都，诗人自己耕种，深知雨水灌溉对于万物生长的重要性，因此满怀深情写下了这首春夜降雨、润泽万物的美景诗作。全诗通篇运用拟人手法，雨知时发生，在夜晚无声滋润万物，既是对这场“好”雨的赞叹，同时也暗含了作者对于大自然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思考，无形之中暗含自然的理趣和意味。
江亭
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
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江东犹苦战，回首一颦眉。
此诗亦作于上元二年，成都生活虽较安稳，但安史之乱仍未平息，李光弼大败于邙山，河阳、怀州等地皆陷。颔联通过“水”和“云”的意向符号表达了诗人淡泊的心境，仇兆鳌说它有“淡然物外，优游观化意”。然而从更深层次考虑，其实“心竞”和“意不迟”才是诗人的真实心绪，只因看到了涓涓流水和悠悠白云后，方觉栖遑度日之无谓，继而才生出“不竞”和“俱迟”的感悟。明王鍪《震泽长语》卷下《文章》曰：“‘水流心不竞， 云在意俱迟。’人与物偕，有吾与点也之趣。”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也曾说道：“少陵之‘水流心不竞’现心境于物态之中，即目有契，着语无多，可资“理趣”之例。”[1]
（二）郊游诗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十
幽意忽不惬，归期无奈何。出门流水住，回首白云多。
自笑灯前舞，谁怜醉後歌。只应与朋好，风雨亦来过。
离别后，流水停滞，所思所想皆为与友交游的快乐，虽感落寞，但相信会很快与朋友再见，届时便可以慰心中寂寥。生离死别乃人之常情，诗人虽亦不免因分别而感伤，但很快便从悲观的心绪中解脱出来，相信等待他的事下一次相聚的欢乐，可见诗人思想中“乐天知命”的因素。
后游
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
野润烟光薄，沙喧日色迟。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
这首诗是杜甫重游修觉寺时的作品。可与诗人初游所作的《游修觉寺》对比来读。旧地重游，往往会勾起记忆中曾经的美好感受，陷入离愁别绪之中，然而不难发现，在《游修觉寺》中，杜甫客愁重重，而《后游》中，却客愁全减。“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写山水草木也都对诗人有情，意谓只要人有意，物也是有情的，这就将自然与人的感情连接起来。明人钟惺在《唐诗归》中曾云：“‘无私’一字解不得，有至理。”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引赵P注：“……如此章“有待”、“无私”之类是也，盖与造化相流通矣。”清人浦起龙《读杜心解》也认为“三、四脱口而成，其中有性情在。”自然性情与万物造化相联系，意趣盎然。
（三）向往自然的诗歌
秋野五首?其二
易识浮生理，难教一物违。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
吾老甘贫病，荣华有是非。秋风吹几杖，不厌此山薇。
这是一组向往田野生活的组诗。首句就颇富禅机，三四句自然事物中含人生的普遍规律。如《岁寒堂诗话》中所言：夫生理有何难识？观鱼鸟则可知矣，鱼不厌深，鸟不厌高，人岂厌山林乎？此子美悟理之句也。《四溟诗话》中也谈到：“子美《秋野》诗‘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此适会物情，殊有天趣。”以自然之趣来寄寓归于自然的心绪。
绝句二首?其一
迟日江山丽， 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 沙暖睡鸳鸯。
杜诗中有不少“以诗为画”的诗歌，这就是典型一例。全篇对初春生机勃勃的景物进行了勾画，清新自然。诗中描绘的图画赋诗歌以生命意识，人与物的和谐，物与物的融恰，浑然天成。诗人以独特的视角关注大自然，对大自然进行思考，才能够透过现象抓住“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的事物本质。
（四）思考人生的歌
江汉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这首诗在湖北江陵公安一带因思念故土而作。由远浮天边的一片云，孤悬明月的永夜，联想到了自己的现状，把自身感情与身外景物融为一片，感慨自己虽然四处飘零，但对国家的忠心却依然像孤月般皎洁。明王鍪《震泽长语》卷下《文章》门曰：“‘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若与物俱化。”认为这两句“情景相融，不能区别”。方回《瀛奎律髓》中也说道：“中四句用“云天”、“夜月”、“落日”、“秋风”，皆景也，以情贯之。“共远”、“同孤”、“犹壮”、“欲疏”八字绝妙，世之能诗者，不复有出其右矣。公之意自比于“老马”，虽不能取“长途”，而犹可以知道释惑也。”诗人一生坎坷，志向虽未得伸展，但已然能从自然事理中有所收获从而坦然面对。
杜甫虽开宋人“以议论为诗”的先河，喜欢在诗歌中发表自己的想法，但就“理趣”这类将诗歌意象与自然事理相结合的诗歌来说，无论就数量还是成就而言，与宋诗都有一定的差距。但有几点值得我们格外注意。首先，杜甫的理趣诗歌的创作多为寓居成都和漂泊江汉时所作，即在生活安定与孤苦漂泊时都有理趣诗作；其次，杜甫诗歌中包含的理趣意味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客观存在的事理，一种是借物阐发的人生哲理；最后，杜甫诗歌中的“理趣”不是禅理，也不是宋代所言的“理学”之“理”。而是诗人在观察自然和结合人生际遇所得出的人生感悟。
三、“理趣”影响因素分析
理趣诗与玄言诗、山水诗联系十分紧密。可以说，理趣诗是玄言诗衍生出来，借自然山水来达到理与趣相统一的诗歌。与魏晋玄学诗“形而上”的枯燥虚幻、固化单一的说理方式不同，唐代山水诗中的“理”最初应为“禅理”。葛晓音曾在《山水诗的玄学佛学理趣》中说到：“盛唐山水诗空灵的意境美与山水诗‘澄怀观道、静照忘求’的审美观照方式和禅宗性空的观念有关。”唐代诗人重视诗歌的形象化，缪钺曾在《诗词散论?论宋诗》中说到：“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哲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腆；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因此，唐代诗人在摒弃了魏晋玄学纯说理的糟粕下，发展出了寄予山水，寓意万物之理的理趣诗。杜甫集前代诗歌之大成，其理趣诗必然接受了玄学诗中的说理因素，且自谢灵运始，山水意象将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学中解放了出来，增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因此发展到唐代，诗人已能将表达的义理与描绘的景物统一起来了。王维是山水田园诗的杰出代表，其《终南别业》就是一首典型的诗味和理趣兼备的诗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句中，溪水尽头，似已无路可走，然坐看风起云涌，仿佛又是一番新的天地。在佛家眼里，云象征的是“无常”。因此，“坐看云起时”中蕴藏的是一种“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禅机。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玄学诗，山水诗以及初盛唐山水田园诗对于杜甫富含理趣的诗歌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杜甫富含理趣的诗歌创作时间既有生活较安定之际，同时也有漂泊之时。以文章第二部分例举的《春夜喜雨》和《江汉》为例，《春夜喜雨》是诗人寓居成都所作，那段时光是诗人一生中少有的一段平静安定的岁月，诗人不仅近距离的接触到自然，而且没有生计的烦扰，他可以无所顾忌的郊游、与农夫相交，可以以一种愉悦的心境去观照大自然，与自然达到心理上的契合和共鸣；诗人此时诗歌中的“理趣”内容偏向于对大自然的深度理解和对自然规律的感悟；反观诗人流寓漂泊时的《江汉》，虽仍以自然作为述理的载体，但重点却转向借自然来纾解心中郁结的情绪了。诗人一生以“致君尧舜”的儒家思想为信仰，即便有短暂的归隐田园的经历，但心心念念的依然是“皇都和朝班”。
除此之外，杜甫诗歌中包含的理趣意味还受诗人“乐天知命”的心态所影响。杜甫一生创作的三十多首戏题诗中表现出来的豁达乐观主要是受儒家“执中”和“处乐”两方面的影响。孔子在《论语?雍也》中将执中作为最高的德行。受儒家执中思想的影响，杜甫诗歌处于一种“怨而不怒”的平衡状态；诗人生活虽然困苦，但总能从自然和世间万物中领悟到生活的真谛，从而以豁达的心态来面对。
杜甫的诗歌中富含“理趣”，这既与诗人“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相关，同时也与诗人一生的仕途经历和儒家“乐天知命”的思想相关，杜甫专门的理趣诗很少，富含的理趣内容与宋代诗歌相比虽不够全面，但其诗歌内容与表现方式上对于宋代诗歌的影响，在推进诗歌议论化与形象性方面对于后世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其将自然和社会事理与景致相相融合的诗歌特征也为后世所继承，发展到宋代，理趣诗和议论化的特色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显著特征。
注释
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3：547.
参考文献
[1] 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 莫砺锋.杜甫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 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3.
[4] 钱锺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杜甫诗歌的主要特征篇（7）
众所周知,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后人常常评价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这让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审言的诗歌营养。现从家风、家学以及诗歌家法等方面来探讨杜审言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 家风、家学承袭
(一) 儒学传统的影响
杜甫在《进鵰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个富有儒学传统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他的远祖杜预。杜预是晋代名臣兼名儒,并且还是《左传》研究专家。杜甫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称颂先祖:“《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为仁!”。对于祖父杜审言,杜甫更是推崇备至:“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1]。杜甫对于儒学的信仰直接承杜审言而来。杜甫的《进雕赋序》言:“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审言,杜甫对杜审言的崇敬,加上主动的学习,使得杜审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潜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对儒学的信仰。
儒学传统渗透到杜甫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其诗歌思想感情层面的深沉因素。青年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表达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入世思想。如果说这只是盛唐时代背景下的诗歌所特有的感情基调的话,那么经历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后,杜甫所感受到的就不再是繁盛,而是衰败与离乱。此刻他将原先入世的积极意识转化成深沉内敛的忧患意识,这也符合儒家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主张。
面对国家危难,他痛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而一旦大乱初定,他又狂喜得流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面对人民疾苦,杜甫更是施以“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这种情怀表现为一种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杜甫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孔丘、孟轲那样俨然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包含着一种利他主义精神。杜甫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悲惨境况中,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不仅体现在国家人民身上,还体现在自然界万物中。杜甫曾说过“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这种亲近自然,与自然为伍的情怀极大地丰富了他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代表作品有《病柏》《枯棕》《病橘》《瘦马行》等等。“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情怀也是源自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
无论前期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还是后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根源于儒学传统的历史传承。杜甫诗中渗透出来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深沉情感本源,正是来自于儒学的传统涵养。清论批评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可见“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儒学品格才是杜甫诗歌催人泪下的人格力量之所在。
(二)诗学传统的影响
杜审言是初唐着名诗人,和崔融、李峤、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杜审言极负诗才,尝与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杜审言的文才在当时文坛的确享有盛誉。宋之问曾评价其诗风:“惟灵昭昭,度越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润也,若和风欲曙,摇露气于春林,其秉艳也,似凉雨半晴,悬日光于秋水”,并肯定了其“度越诸子”的地位;另外陈子昂也曾云“杜司户炳灵翰林,研机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杜秀于朝端,徐、陈、应、刘,不得劘其垒,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而载笔下寮,三十余载,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合绝唱之音,人皆寡合”,给予了杜审言诗歌的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杜审言的历史地位。
杜审言的诗名多多少少给予杜甫一些自信。杜甫在《赠蜀僧闾丘师兄》曾言:“吾祖诗冠古”),在《武宗生日》中有“诗是吾家事”,在《同元始君舂陵行》中有“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一方面可见其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杜氏家族是以诗学传家的。杜甫在《壮游》里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见他早年所学主要是诗赋与书法,受诗学传统的影响。
从杜审言身上传承下来的诗赋之学,影响到杜甫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杜甫的一些诗,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散文的句法,形成一种“以文为诗”的特点。杜诗采散句入诗,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避免了近体诗因为格律束缚所造成的板滞。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全诗将一种狂喜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用一些口语化、通俗化的词语,如“忽传”“ 初闻”“ 却看”“ 漫卷”,尾联更是采用了流水对的方式,使诗歌仿佛散文一般,感情流畅自然,毫不受律体的束缚。能够将律诗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这是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
然而杜甫的“以文为诗”不只是停留在词句的散文化上,还表现为意兴的有机结合,感情的一波三折上,如《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云:“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 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首联诗人情感从悲秋—自宽—尽欢极尽转折变化,才刚落笔就笔锋急转,为全诗奠定了悲中尽欢的基调:颔联才叙写了尽欢之貌,颈联就以“蓝水千落”“玉山高并”这样的哀景起兴,传达出诗人心里的落寞之情;尾联则是由景及人,以自然的不变来反衬人的多变,现在能做的就是“醉把茱萸看”,这一细节动作将诗人心中强抑的惆怅之情托胸而出。众所周知,“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杜甫儒家涵养的体现,“顿挫”则是他诗歌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而这恰恰正是杜甫“以文为诗”的诗歌句式与手法的表现方式。
杜甫所受的诗赋学传统的影响,开启了“以文为诗”诗歌表现手法的一种转变,这是杜甫在诗学传统影响之下的发展。杜甫在文学思想上主张:“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里的“亲风雅”就是杜甫诗学传统的证明,而这里的“转益多师”也包含他所尊崇的祖父杜审言。
二、 诗歌艺术手法的影响
(一)首先体现在诗歌的意蕴风格上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曾言:“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表现了他的审美理想更倾向于壮美之境。而在杜审言现存的四十三首诗中,其中有一部分写得气魄宏大,营造出雄浑壮阔之境。杜甫《八哀诗》中就曾借大诗人李邕之口评价祖父的诗作:“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 其中“鲲鲸喷迢递”的气象,与杜甫所追求的“鲸鱼掣海”的审美趣味相接近。
比较杜审言《登襄阳楼》与杜甫《登岳阳楼》可知,两诗颔联同是写楚之地貌特点,杜审言的“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同是写象,但后者气势更为庞大,境界超然。原因在于杜审言诗作于被贬流放之际,诗人通过楚山壮阔之景,来反衬他个人仕途失落的怆然情怀;而杜甫的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因此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除了写象之外,更象征着国家的战乱危机。所以较之前者,杜甫诗意境更为高远雄浑,感情更加深沉博大。但是从观察角度上看,两人都是由高处俯视,从构思方式上都是表现水势的壮观,很显然前者是后者借鉴的范式。对此,明人胡震亨曾指出“审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闳逸浑雄,少陵家法婉然”可谓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审言在诗歌风格上对杜甫的影响。
(二)其次体现在词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以及章法布局上
关于祖孙二人在句式上的相承,宋·王得臣有此言论:“杜审言,子美之祖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唱和。有‘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又‘寄语洛城风与月,明年春色倍还人’这句。若子美‘林花着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话风光更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法矣。”杨万里也持同一看法,他认为:“今观必简之诗,若‘牵风紫蔓长’, 即‘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句也;若‘鹤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鸟怪’之句也;若‘云阴送晚雷’,即‘雷声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风光新柳报,宴赏落花催’,即‘星霜玄鸟变,身世白驹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孙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这些都说明了杜甫在诗歌的遣词造句上直接摹仿乃祖之处。除了直接地采祖父佳句入诗外,还承袭了祖父诗歌的句法特点。比如杜审言的“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将隐喻的因果关系倒置,不说雾笼柳丝,却言柳丝绾雾;不说风拂藤蔓,却言藤蔓牵风。 像这样的关系倒置在杜甫的诗歌中也常常运用,如《日暮》中“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本该是“暗泉流石壁,秋露滴草根”。又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的“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也是把因果关系倒置。
不仅字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就连整体章法上也有相类的。如杜审言的《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暂将弓并曲,翻与扇俱团。雾濯清辉苦,风飘月影寒。罗衣此一鉴,顿使别离难。”而杜甫的《月夜》中有:“今夜鄜州月,闰中只独看”,“看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等句,分明化用祖父的诗句,在情境与意象上都很接近。对此近人易孺表示:“今予读其《和康五望月有怀》一首,有‘雾濯清辉苦,风飘素影寒’之语,尤于工部‘香雾云鬟’、‘清辉玉臂’一联,有消息相通之妙,其余气韵胎息,恍若符合者,开篇皆然。”很显然,这里杜甫的《月夜》乃是取法于其祖。
(三)最后体现在诗体上,尤其是五律的影响
杜审言在诗歌上的最大成就是对律诗的定型和形式的革新作出了贡献。杜审言极力追求近体诗格律的精密化,宋人陈振孙就曾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云“唐初沈、宋以来,律诗始盛行,然未以平侧失眼为忌,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除此之外,他还追求体势的严整化。这在杜审言的五律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的代表作《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旧思欲沾巾。”全诗严整雄浑,句律精切,其颔联“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不仅对仗工稳,而且在用字讲究,一个“出”和“渡”字既生动地描绘了客观景象,又突出了主观上吃惊的心理,表达了诗人见到早春的惊喜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将其推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这种“体自整栗,语自雄丽,其气象风格自在”[10]的五言律对杜甫五律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登岳阳楼》,一个“坼”和“浮”字既写出了洞庭湖的浩瀚气势,又象征了国家大厦将倾的危机。此诗被胡应麟推为“盛唐五言律第一”,这样看来初盛唐的五律第一分属祖孙二人,就在于二人之诗在气势风格上的共通。
除了五律之外,杜审言在联章体与排律方面,给予杜甫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一点许多学者已做了详尽的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参考文献
[1]杜甫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四[m].中华书局.2004?.134-135
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a].杜甫研究论文集[c].中华书局.1960.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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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全唐文》卷二四一.中华书局?.1983.206-207
陈子昂.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陈伯玉文集》卷七. 上海商务印书馆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2334-2335?
杜甫诗歌的主要特征篇（8）
众所周知,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后人常常评价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这让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审言的诗歌营养。现从家风、家学以及诗歌家法等方面来探讨杜审言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 家风、家学承袭
(一) 儒学传统的影响
杜甫在《进m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个富有儒学传统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他的远祖杜预。杜预是晋代名臣兼名儒,并且还是《左传》研究专家。杜甫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称颂先祖:“《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为仁!”。对于祖父杜审言,杜甫更是推崇备至:“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1]。杜甫对于儒学的信仰直接承杜审言而来。杜甫的《进雕赋序》言:“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审言,杜甫对杜审言的崇敬,加上主动的学习,使得杜审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潜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对儒学的信仰。
儒学传统渗透到杜甫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其诗歌思想感情层面的深沉因素。青年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表达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入世思想。如果说这只是盛唐时代背景下的诗歌所特有的感情基调的话,那么经历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后,杜甫所感受到的就不再是繁盛,而是衰败与离乱。此刻他将原先入世的积极意识转化成深沉内敛的忧患意识,这也符合儒家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主张。
面对国家危难,他痛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而一旦大乱初定,他又狂喜得流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面对人民疾苦,杜甫更是施以“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这种情怀表现为一种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杜甫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孔丘、孟轲那样俨然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包含着一种利他主义精神。[2]杜甫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悲惨境况中,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不仅体现在国家人民身上,还体现在自然界万物中。杜甫曾说过“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这种亲近自然,与自然为伍的情怀极大地丰富了他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代表作品有《病柏》《枯棕》《病橘》《瘦马行》等等。“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情怀也是源自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
无论前期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还是后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根源于儒学传统的历史传承。杜甫诗中渗透出来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深沉情感本源,正是来自于儒学的传统涵养。清论批评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可见“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儒学品格才是杜甫诗歌催人泪下的人格力量之所在。
(二)诗学传统的影响
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和崔融、李峤、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杜审言极负诗才,尝与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3]杜审言的文才在当时文坛的确享有盛誉。宋之问曾评价其诗风:“惟灵昭昭,度越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润也,若和风欲曙,摇露气于春林,其秉艳也,似凉雨半晴,悬日光于秋水”[4],并肯定了其“度越诸子”的地位;另外陈子昂也曾云“杜司户炳灵翰林,研机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杜秀于朝端,徐、陈、应、刘,不得其垒,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而载笔下寮,三十余载,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合绝唱之音,人皆寡合”[5],给予了杜审言诗歌的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杜审言的历史地位。
杜审言的诗名多多少少给予杜甫一些自信。杜甫在《赠蜀僧闾丘师兄》曾言:“吾祖诗冠古”),在《武宗生日》中有“诗是吾家事”,在《同元始君舂陵行》中有“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一方面可见其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杜氏家族是以诗学传家的。杜甫在《壮游》里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见他早年所学主要是诗赋与书法,受诗学传统的影响。
从杜审言身上传承下来的诗赋之学,影响到杜甫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杜甫的一些诗,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散文的句法,形成一种“以文为诗”的特点。杜诗采散句入诗,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避免了近体诗因为格律束缚所造成的板滞。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全诗将一种狂喜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用一些口语化、通俗化的词语,如“忽传”“ 初闻”“ 却看”“ 漫卷”,尾联更是采用了流水对的方式,使诗歌仿佛散文一般,感情流畅自然,毫不受律体的束缚。能够将律诗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这是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
然而杜甫的“以文为诗”不只是停留在词句的散文化上,还表现为意兴的有机结合,感情的一波三折上,如《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云:“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 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首联诗人情感从悲秋―自宽―尽欢极尽转折变化,才刚落笔就笔锋急转,为全诗奠定了悲中尽欢的基调:颔联才叙写了尽欢之貌,颈联就以“蓝水千落”“玉山高并”这样的哀景起兴,传达出诗人心里的落寞之情;尾联则是由景及人,以自然的不变来反衬人的多变,现在能做的就是“醉把茱萸看”,这一细节动作将诗人心中强抑的惆怅之情托胸而出。众所周知,“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杜甫儒家涵养的体现,“顿挫”则是他诗歌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而这恰恰正是杜甫“以文为诗”的诗歌句式与手法的表现方式。
杜甫所受的诗赋学传统的影响,开启了“以文为诗”诗歌表现手法的一种转变,这是杜甫在诗学传统影响之下的发展。杜甫在文学思想上主张:“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里的“亲风雅”就是杜甫诗学传统的证明,而这里的“转益多师”也包含他所尊崇的祖父杜审言。
二、 诗歌艺术手法的影响
(一)首先体现在诗歌的意蕴风格上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曾言:“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表现了他的审美理想更倾向于壮美之境。而在杜审言现存的四十三首诗中,其中有一部分写得气魄宏大,营造出雄浑壮阔之境。杜甫《八哀诗》中就曾借大诗人李邕之口评价祖父的诗作:“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 其中“鲲鲸喷迢递”的气象,与杜甫所追求的“鲸鱼掣海”的审美趣味相接近。
比较杜审言《登襄阳楼》与杜甫《登岳阳楼》可知,两诗颔联同是写楚之地貌特点,杜审言的“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同是写象,但后者气势更为庞大,境界超然。原因在于杜审言诗作于被贬流放之际,诗人通过楚山壮阔之景,来反衬他个人仕途失落的怆然情怀;而杜甫的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因此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除了写象之外,更象征着国家的战乱危机。所以较之前者,杜甫诗意境更为高远雄浑,感情更加深沉博大。但是从观察角度上看,两人都是由高处俯视,从构思方式上都是表现水势的壮观,很显然前者是后者借鉴的范式。对此,明人胡震亨曾指出“审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闳逸浑雄,少陵家法婉然”[6]可谓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审言在诗歌风格上对杜甫的影响。
(二)其次体现在词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以及章法布局上
关于祖孙二人在句式上的相承,宋?王得臣有此言论:“杜审言,子美之祖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唱和。有‘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又‘寄语洛城风与月,明年春色倍还人’这句。若子美‘林花着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话风光更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法矣。”[7]杨万里也持同一看法,他认为:“今观必简之诗,若‘牵风紫蔓长’, 即‘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句也;若‘鹤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鸟怪’之句也;若‘云阴送晚雷’,即‘雷声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风光新柳报,宴赏落花催’,即‘星霜玄鸟变,身世白驹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孙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8]。这些都说明了杜甫在诗歌的遣词造句上直接摹仿乃祖之处。除了直接地采祖父佳句入诗外,还承袭了祖父诗歌的句法特点。比如杜审言的“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将隐喻的因果关系倒置,不说雾笼柳丝,却言柳丝绾雾;不说风拂藤蔓,却言藤蔓牵风。 像这样的关系倒置在杜甫的诗歌中也常常运用,如《日暮》中“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本该是“暗泉流石壁,秋露滴草根”。又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的“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也是把因果关系倒置。
不仅字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就连整体章法上也有相类的。如杜审言的《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暂将弓并曲,翻与扇俱团。雾濯清辉苦,风飘月影寒。罗衣此一鉴,顿使别离难。”而杜甫的《月夜》中有:“今夜~州月,闰中只独看”,“看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等句,分明化用祖父的诗句,在情境与意象上都很接近。对此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