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本善作文精选(九篇)
第1篇：人性本善作文范文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个小偷进入了我的眼帘。
那是一个孕妇，她的丈夫因为吸毒被抓到戒毒所去强行戒毒。正是一个这样的家庭，就被小偷给盯上了。那晚孕妇正准备睡觉时，小偷悄悄的进入了她的家里开始行窃。因为听到屋里有动静，孕妇就慢慢的走了出来。正在这时，孕妇的肚子开始剧烈疼痛起来。（孕妇已经怀孕了8个月左右）疼痛难忍的孕妇大声尖叫起来，小偷因为听到了屋里的动静，害怕被发现便开始逃跑。在逃跑的过程中，他发现是一个孕妇要生产了，于是停下了脚步，朝孕妇走去。他拿起了电话，开始拨打110，说自己是个小偷要警察来抓他，同时他也拨打了120告诉医生孕妇的情况，并说清楚了地址。因为孕妇即将生产，救护车不能及时赶到，他没有办法只能帮助那个女人生产（那个小偷以前是个医生）。当救护车赶到时，孩子已经呱呱落地，母子平安。
当警察把手铐铐在他的手上的时候，他说：“能让我在看一看孩子吗？因为这可能是我接生的最后一个孩子了。”当他抱起这个孩子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鼓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时的人们都忘了他是一个曾经犯过罪的小偷。
是啊！人性本善，但在当今这个复杂的社会当中人往往会透过潜意识，欺骗了自己，但是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人的本性往往会是善良的一面。其实世上的天使和神仙，就是我们这些善良可爱的人们！人，性，本，善！
第2篇：人性本善作文范文
关键词： 《西游记》 《神曲》 人性 性善论 性恶论
一、引言
从人性的角度分析，《西游记》人物的历程属于“乐感文化，反映了对富足自由极乐世界的向往，注重感性信仰”。（王敏32）《神曲》属于“罪感文化，强调理性判断与忏悔的力量”。（王敏 32）从这一对比，可以看出《西游记》侧重“乐”字，与性善论的人性本论不谋而合，《神曲》却强调“罪”，侧重救赎的心路历程，与性恶论的“化性起伪，使人逐渐抑恶扬善”（张登巧85）的观点相通。
《西游记》取经这一过程正是作品的主要着墨点，它实际上是一种“灵魂的自救与人格的修炼”。（黄卉 40）这一过程正是性善论在师徒身上的体现。他们开始都因为犯了罪过，这种罪过是由后天环境促成的，因而被贬入凡间，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取经的修炼正是一种发扬先天“善”性，修得正果的重要过程。《神曲》中经历的过程也饱含救赎意识，与《西游记》的取经修炼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它的独特的背景决定了这部作品仍然是基于“基督教的原罪和赎罪的观点，但是引入了人的自由意志这个观念”。（朱珂93）诚然，《神曲》在基督这一宗教文化背景下，与性恶论的观点相似，提倡人的赎罪过程，用后天的意志改变“恶”性。另外，《神曲》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诞生，其对“人性”的突出强调具有时代进步性。
二、“性善论”与“性恶论”理论
两种理论分别由中国先秦时期哲学家孟子和荀子提出。性善论，倡导人性本善，而且这种“善”是与生俱来的；性恶论，主张性本恶，“善”性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和修炼而养成。他们主张的观点虽不同，但是落脚点相同，都接受“善”的存在性，强调后天的维持善性和后天的培养恶性的重要性。
1.性善论
性善论的发展过程是漫长的，在儒家思想的洗涤下，经历了提出的初现、论证的过程和主张的演变发展。
性善论的缘起于历史人文精神萌芽的初期，具体追溯至“殷周之际道德的重要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凸显”。（申鹏宇104）由于社会的进步，统治阶级开始发展人文学说，这依赖于社会进步的必然性。其次是孔子的仁义思想将儒家的理论推以普及，使其从政治转变为强调个人修养，为孟子的学说奠定基础。然后，《中庸》的出现，“在人性与天命间建立直接联系。”（申鹏宇105）中国文化在此发展历史中逐渐走向成熟，呈现百家争鸣之景。
孟子在上述基础上提出了“性善论”的理论。孟子认为，人的本质特性表现为“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其中恻隐之心是最根本的”。（杨英法101）
2.性恶论
性恶论是由儒家思想集大成者荀子提出的，却与儒家主流思想有所不同。这里的“性恶论”不是与“性善论”完全相对，而是主张人生来性恶，而这种性恶是人的生理本能欲望，可以通过教育的感化重新塑造善的一面。“性恶论含有的核心思想亦绝非容许各种恶行的存在。”（杨英法102）所以，性恶论的理论本质不能单从文字表面解读。
性恶论与性善论虽然都缘起孔子学说，但是他们侧重的核心点不一样。性善论侧重“仁”，性恶论则沿袭了“礼”。荀子的主张上溯至经学，“他着重建立了‘礼’的概念，隆礼重法，倡导‘化性起伪’，主张‘起礼义，制法度’。”（杨英法101）
性恶论的理论基础是“性恶”，却强调天人之分，表现出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同时，它也强调后天的修身养性，以塑造“善端”。性恶论，在于“它发现了人性固有的缺陷，对人性的缺陷予以弥补，对人性的恶予以约束和惩戒”。（王健，潘丽98）
基于两种学说的理论框架，对于《西游记》和《神曲》的比较分析有了依托，通过比较可以发掘中西方人性的“通性”，并展示中西方不同文化内涵下的人性观念。
三、《西游记》中的“性善”
纵观整部作品，师徒四人取经之路本身就是普度众生的善举。师徒四人在降妖除魔的过程中展现出善良和勇敢，虽然过程是曲折的，但是他们的心是向佛的，是靠向万千生灵的。师徒路经“凤仙郡”，孙悟空积极帮助当地百姓求雨，在天庭上他与天尊的对话足可以见他的“善”根：
“我愁难得倒断，天师教我劝化郡侯等众作善，以为‘人有善念，天必从之’，庶几可以回天心，解灾难也。今已善念顿生，善声盈耳。适间直符使者已将改行从善的文牒奏上玉帝去了，老孙因特造尊府，告借雷部官将相助相助。”（吴承恩663）
由此可见，孙悟空本心善念融入平常之言行。这便是作品原想唤醒的“善”。这种“善”不仅仅存于师徒身上，妖魔身上也有体现。妖魔在作品中的呈现多是贪欲横流、凶残毒辣，但是其侧面的展现也有表现其人情味的一面。如向往爱情的杏仙，“雨润红姿娇且嫩，烟蒸翠色显还藏”，女子借景抒情，向唐僧表达爱意，并不贪恋长生不老之欲，只可惜表意选错了对象；如牛魔王一家人的亲情，红孩儿惦念着父亲，铁扇公主因红孩儿被观音收作善财童子不能相见，表达思儿之情；再如黑风山的妖怪最后被观音菩萨收了去做个“守山大神”，只听熊罴怪一声：“愿皈正果！”（吴承恩130）
四、《神曲》中的“性恶”
《神曲》的叙述看似是一部亡灵救赎之旅，从“地狱”到“炼狱”，再到“天堂”，自然可以看尽其中丑恶。从这部作品的章节分类就可以看出这是爱憎分明的叙事诗。以“善”和“恶”之分，指引人们是入地狱还是上天堂。而且，作品还将地狱、炼狱与天堂进行了细分。开篇讲诗人的地狱之旅，就展现出其“性恶”的观点。在地狱篇的第三章中，我和老师遇到“无罪的灵魂”，老师说：“在此地的这些人并没有犯罪，虽然他们有优点但仍旧不够，因为他们生在基督之前，没有受过洗礼……我们堕落了，受着只能活在感官欲望之中却没有恩宠希望的惩罚。”（但丁 24）这里，无罪的灵魂因为没有接受洗礼，也沦落至地狱第一圈，正与“性恶论”的本性之恶不谋而合。他们的赎罪不够，所以，他们的“恶”性还没有完全泯灭，方才落得地狱之境。
但丁在《神曲》中表达了人的意志可以改变自然这一观点，在当时是很大的进步。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神的作用，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没有完全脱离基督教义的桎梏。
《神曲》中的叙述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与“性恶论”中后天的习得重塑是相通的。“性恶论”又强调后天的修养和道德养成，以此摆脱“恶”性，但丁“通过对意志自由的论述，确立了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地位”。（李雪梅 177）弗吉尔带领但丁游历地狱和炼狱，正是后天引导的一个过程，强调理性与哲学的作用。后来，贝?丽采带领其去到天堂这一圣地，正是“恶”性去除，重塑善端的有力表现，经过自由意志发挥作用，达到最高理想境界。
从地狱到天堂的蜕变，正是“性恶论”所主张的“化性起伪”。后天的修炼与养成可以回归到基督的救赎过程。如此往复，一再证明了这部作品中的“性恶”观点。
五、《西游记》和《神曲》中人性观的共性
融合两部作品看，它们在人性观上有着相似之处，也就是所谓的“共性”。
两部作品最相似的地方便是“救赎”意识。虽然《西游记》的救赎模式的“九九八十一难”，文字稍显轻松，而《神曲》的救赎则是地狱、炼狱、天堂的过程，但丁对每一个所到之地都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其中不乏沉石、烈焰等酷刑，但是两部作品都强调人的后天需要维持“善”和重塑“善”。他们都极力向读者展示积极向上的一面，展示人性的善良，尽管他们作品中“善”的形成过程差异是很大的。《西游记》中师徒四人齐心取经，中间困难重重，但最后都因为其善良、正义的本性将其化解了。
真假猴王那一回正是《西游记》中反射了带有人性贪念的孙悟空，假猴王的塑造展示了真猴王背后的恶性，这种侧面的展示与《神曲》中炼狱之间的灵魂相通。“那猕猴毛骨悚然，料着难脱，即忙摇身一变，变作个蜜蜂儿，往上便飞。”（吴承恩 443）当假猴王被识破时，慌张逃脱，正是体现了人性的软弱，从而引导其重回本真的“善”。《神曲》中也有着人性的回归与升华。在天堂篇，所罗门答复活时，他所答之语正是人性的修炼之果。“我们的爱使我们穿着放光的衣服……我们的热情与亮度成正比……那我们的人格更加完善，上帝会增加我们的光辉。”（但丁 323）
这样的人性回归在两部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它们有着共性，都宣扬人性的“善”，都展示了人性道德的后天习得的过程。
六、结语
《西游记》的“性善论”不仅赋予了师徒四人，而且体现在妖魔身上，是一部人性回归的经典；《神曲》的“性恶论”将灵魂从地狱引领到天堂，甚至经历了炼狱的酷刑，可谓曲折迂回，但最后也归于天堂的最高理想境界，是善端的重塑之旅，与人性道德的塑造不谋而合。
中西两部作品的形成都有魔幻色彩，《西游记》着墨于师徒取经的过程，故事具有儿童文学的色彩，正义战胜邪恶，邪恶又被降服皈依佛门；《神曲》强调人性的炼成，作品弥漫着幽森与神秘，是赎罪的过程，最后在信仰的圣洁洗礼下，终能登得天堂。
两部作品虽然有很多不同点，但最后都归于“共性”――人性的回归与重塑，以及对“善”的宣扬。
参考文献：
[1]但丁.神曲[M].长沙：岳麓书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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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鹏宇.孟子性善论的缘起、论证及其意义[J].东方论坛，2012（2）：1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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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登巧.中国古代“恶”之存在论与价值论探讨[J].伦理学研究，2007（6）：83-86.
第3篇：人性本善作文范文
关键词：《春秋》；《公羊传》；以义解经；义理呈现
关于《乐记》的人性论的性质，历来已经有一种定说，即认为其所持的是性可善可不善的人性说。而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一方面将《乐记》归为公孙尼子的著述，另一方面又依据王充《论衡，本性》中的一段话，即“宓子践、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人，皆言性有善有恶”，以此来判定《乐记》人性论的性质。然而，我们通过对《乐记》原文中关于人性论的论述作一仔细、深入的考察，却发现问题远没有如此简单。《乐记》中关于人性论的内容虽然并不多，却颇为深刻、复杂。下面，我们就拟从《乐记》的文本本身出发，对其人性论的性质作一深入的考察。
《乐记》中关于“性”的论述并不多，我们先将其关于“性”的论述的原文摘录如下，以作进一步的分析：
(1)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
(2)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
(3)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
(4)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
(5)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
(6)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
(7)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哗以缓；……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
上述七条关于“性”的论述，以(1)、(2)两条最为关键，而(7)条所论之“性”与此两条内涵相同，都是在形而上的层面论“性”，即“天之性”。(3)、(4)两条内涵相同，都是在形而下的层面论“性”，即情气之性。(6)条中，“性术”与“人情”对言，亦似有情气之性的意思，但其在《乐记》中仅一见，具体意思殊难确定。(5)条中“性”、“命”连言，当属晚出，其在《易传》中频繁出现，如“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易传·彖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易传·说卦传》)。《易传》中的“性命”概念反映的是天命与人性的一贯关系，其性善论的倾向是很明显的。而《乐记》中的“性命”概念主要似乎是就“生之谓性”的意义上说的。基于如上原因，本文在下面将主要着重于对前四条的讨论。
第(1)条的关键在“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这句话虽只有八个字，却有丰富的内涵。其不仅提出了四个概念——人、天、性、静，而且道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句话的关键在于其对“性”与“天”的关系之定位，以及“性”的性质之界定。由这句话可知，人性是来源于天的，是人所禀赋的“天之性”；而就天来说，它则是人性之根据和来源。这句话还界定了人性的性质，即认为人性是“静”的，这“静”的状态显然是与“感于物而动”的“动”截然不同的。那么这一“静”字究竟应如何解释呢?显然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关键问题，因为对“静”字的不同解释将决定对《乐记》人性论的性质之不同定位。然而事实是，历来人们对“静”字的理解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体说来，可以分为两种倾向。一是宋儒们的解释，以朱熹为代表，把“静”字视为“人受天命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纯粹至善，万理具焉”的“天命之性”的本质描述，这显然是性善论的理路。另一倾向是主张将“静”字理解为人性的未发之中性状态，无善无恶，可善可恶，这便与公孙尼子的“性有善有恶”的人性论相契合了。如果单从第(1)条引文的内容来看，上述两种解释都有根据：性善论者的根据是，正因为人性是善的，即天理本来就圆满俱足于“性”中，所以《乐记》才主张“反躬天理”；“性有善有恶”论者则会说，正是因为人性是“静”的中性状态，所以才会为外物所诱惑，进而萌生好恶欲望，并最终不能自己而“人化物”，“灭天理而穷人欲”；而另一方面，当人们有所省悟而能“反躬”的时候，人性又可以向善。
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求助于《乐记》其他地方关于人性的论述，才可能作出更合理的判断。
第(2)条是“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这句话很重要，其指出了“德”、“性”、“乐”三者的关系，特别是“德”与“性”的关系之界定，对于《乐记》人性论的性质定位有重大影响。首先看“德”与“性”的关系。“德”字在这句话中两见，且依文义看，二者同义。那么这两个“德”字是什么意思呢?“德”字在殷商的卜辞中即多有出现，其原始义为“得”。据《释名·释言语》云：“德，得也，得事宜也。”后来引申为内心的道德修养，因而有“道德”、“德性”、“德行”等义。《乐记》中的“德”字，据笔者粗略统计，约26见，有多种含义。主要有如下几种，即“得”、“道德”、“德性”、“德行”、“恩德”等，而以“道德”、“德性”、“德行”义居多。至于“德者，性之端也”这句话中的“德”字，笔者倾向于将其理解为“道德”、“德性”之义，理由主要如下：首先，引文中的两个“德”字都是名词，因而排除了将其解释为“得”的可能性；此处之“德”与一般的人性相关联，因而也不同于“恩德”，因为“恩德”有很强烈的政治学色彩，一般是指君王或在上位者所具有的品德。其次，就这句引文来看，“德”字应有如下特点：一、“德”是内在性的东西，因为其与“性”紧密相关，是“性之端”，因而才可以谓之是“和顺积中”；二、就德与乐的关系言，德是根据，因为其是内在的，而乐是外在的，所谓“乐者，德之华也”，乐是“英华发于外”的。《乐记》其他地方如“乐章德”、“乐者，所以象德也”等的论述也可为此作旁证。由“德”字的上述特点来说，将其理解为“道德”、“德性”之义似显得更为恰当。综合以上理由，“德”字的含义似可初步确定。
“德”字的含义既已确定，下面的任务则是对“性之端也”的理解。此“性之端也”，让我们联想到孟子的“四端”说，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此处的“端”字，据杨伯峻先生的注释，应该解为“发端”、“萌芽”。杨先生认为，“端”本作“岸”。《说文》：“岸，物初生之题(题犹额也，端也。)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段玉裁注云：“古发端字作此，今则‘端’行而‘岸’废，乃多用‘而’为‘专’矣。”“德者，性之端也”的“端”字，似乎也可解作“发端”、“萌芽”之义。这句话合起来解释，即是“德性是人之善性的端芽”。“性”既是“天之性”，是人生而即有的、禀赋天而有之性，那么“德”作为“性”之端芽，其也是人禀赋天而有的，是人性之本然状态；而人性因为有了作为端芽的“德”，也不再是一张白纸，而是有价值取向的，而正是这一价值取向，决定了人之所以为人。《乐记》将道德、德性看作人性之端芽，其人性论取向显然是性善论的。由此而联系到对第(1)条引文“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中“静”字的理解，我们显然不应该将其理解为人性的未发之中性状态，而应该将其理解为人性的纯净而理想的状态，也即是有一种善的倾向。
总之，就上面的第(1)、第(2)条引文来看，《乐记》关于人性的论述，显然不是以往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性有善有恶”论，其性善论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似乎论者还有反驳的余地，因为《乐记》中论“性”的内容虽然不丰富，但决不止于上述两条引文所列的内容，而就其他地方关于“性”的论述来看，未必不可以找到证据，以证明《乐记》人性论的性质是“性有善有恶”论。这样的证据在上述第(3)、(4)条引文中即可找到。
第(3)条引文，“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显然是以“血气心知”论“性”，质而言之，即是以情气论性。此“性”与“情”很相似，但又不同于情，因为情是“应感起物而动”后所表现出来的“哀乐喜怒”，而性只是未发之气。此处虽是以情气论性，但此情气又不是指禀气赋形之气，而是指直接显发为情的气，它只是比情更具内在性的主体的情气。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此处所谓的“性”，也就不是作为人生根据、来源的形而上者，而只是情气，是人的“哀乐喜怒”之情得以显发的直接依据。其作为“性”，也只是一种作为形而下者的经验性的生理之性。
第(4)条引文，“是故先王本之情性”，所谓的“情性”，也是以情气论性。“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四”即阳、阴、刚、柔四气，合言之，即是阳、阴、刚、柔四气畅通交汇于心中而发形于体外，而此发于外者即为“哀乐喜怒”之情。《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第七十二》中的一段话说得更透彻：“民有五性，喜怒欲惧忧也。喜气内畜，虽欲隐之，阳喜必见；怒气内畜，虽欲隐之，阳怒必见；欲气内畜，虽欲隐之，阳欲必见；惧气内畜，虽欲隐之，阳惧必见；忧气内畜，虽欲隐之，阳忧必见。五气诚于中，发形于外，民情不隐也。”这是说人有“五性”，而“五性”即“喜怒欲惧忧”五种情气。“五气诚于中”，属于内，“阳”表示情，属于外。喜怒欲惧忧五气内畜，必有喜怒欲惧忧五情发于外。此外，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也有类似的说法：“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即认为人的喜怒哀悲之气即是性，而作为性的喜怒哀悲之气是“内”，而不是“见于外”，现于外者为情。总之，这些都是以情气论性，而此情气之性，无一例外，又都是形而下的生理之性，与作为人生之根据和来源的形而上的“天之性”有着本质的差异。
以情气论性，问题在于其所论之“性”已不是作为人生之根据和来源的形而上的“天之性”，而是作为形而下者的生理之性，此“性”虽与“情”还是有所差异，却已经与“情”落入同一层次。而正是此情气之“性”的论说，使“性有善有恶”的人性论找到了根据。
“性有善有恶”论者在情气之“性”的基础上立论，当然是不无道理。这样一来，《乐记》的人性论便陷入了“性有善有恶”论与性善论的两相对峙的局面。然而笔者以为，二者并不是不可统一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恰好体现了《乐记》人性论的深刻性，因为其既看到了人性的实然的、事实的层面(情气之性)，又强调人性的本然的、理想的层面(“天之性”)，并且力图将二者统一起来。问题是，究竟如何将二者统一起来?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尽管《乐记》的人性论也从情气的层面论性，但其与告子者流仅从“生之谓性”的层面来论性是不完全相同的。就都承认作为自然、实然层面的性而言，二者确有相通之处。但是，《乐记》在此基础上还有对先天的、本然之性(作为“天之性”的“天理”)的承诺，当然，此一先天的本性不是空洞的虚悬的一格，而是可以而且必须通过个体的反躬自省来当下呈现的，即所谓的“反躬天理”。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反观上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其涵义便豁然开朗了：此句中的“静”不是静止不动，而是不动荡，即人心未受感性欲望影响而“人化物”之前的本然的、理想的状态，这是一种“大清明”的、至善无恶的理想状态，而这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先天根据。
为了更深入地把握《乐记》人性论的性质和意义，下面笔者试图将其置于儒家人性论的发展过程中来作一考察。而就《乐记》人性论内容的特点来说，其大约应该介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中庸》和《孟子》之间。下面，我们将对《乐记》的人性论与《性自命出》、《中庸》、《孟子》中的人性论之关系作一简要考察，以揭示其在儒家性善论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并进而更深入地认识《乐记》的人性论本身的性质和意义。
关于儒家性善论在先秦的形成理路，丁为祥教授曾作了精彩的探讨。他认为，在儒家人性论的发展中，孔子代表着普遍人性的提出，《性自命出》代表着从“四海齐一”的普遍人性向天命之性的提升与跃进，《中庸》代表着人性的超越性原则的确立，《孟子》则是人性探讨中普遍性与超越性原则的统一者和实现者，从而也是儒家性善论的真正确立者。笔者基本赞同丁文的这些论断。但是本文的任务主要在于对《乐记》的人性论在儒家人性论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作一定位，因而与丁教授的论文所讨论的重点不同。
首先，看《乐记》与《性自命出》、《中庸》中几句相似的论性的话：
(1)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乐记》)
(2)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性自命出》)
(3)天命之谓性。(《中庸》)
三者的共同之处是，都看到了人性的来源在于天命，这反映了三者之间思想的承续关系。三者之间的不同之处更值得重视，因为这是思想发展的体现。就(2)与(3)来看，(2)只看到了人性的天命来源，而(3)则以天命来定义“性”，把人性提升至天命的高度，因而突显了人性的超越性意义，这显然是对(2)的性论的发展。就(1)与(3)来看，(1)不仅看到了人性的天命来源，而且已经开始对人性作出了价值评判，即认为人性是“静”的。此“静”的状态，依我们前面的分析和论证，不是一种如白纸式的中性状态。而是对人性之向善倾向的生动描述。这样看来，(1)与(3)相比，其对人性的论述，显然又深入了一个层次：其已经着眼于天命与性善的统一，而(3)，则仅仅看到了人性之天命超越性，而对于人性的价值意义并无洞见，更不用说天命与性善的关系问题了。由此不难看出，《乐记》的人性论是对《性自命出》和《中庸》人性论的进一步发展、推进，其已经致力于天命与性善的统一，而这可以说是预示了《孟子》人性论的可能发展方向。
《孟子》性论的主要特点是致力于天命与性善的统一。孟子旗帜鲜明的提出性善的主张，而其论证的特点是以心善言性善。侧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端之心，不仅仅是实然的经验层面的心，而且是超越了任何功利的本心之当下的呈现，如“怵惕恻隐之心”之产生，完全是良心的当下命令，超越了任何个人的、功利的色彩：“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此“四心”是善的，还因为其是仁、义、礼、智四种德性的端芽，而仁、义、礼、智四性又上连着天命：“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我固有之也”，反映了其是天赋之本性。而且孟子在上述这句话后所引的《诗经·大雅·蒸民》中的话“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显然是对仁义礼智四性的天命来源的进一步证明。总之，在《孟子》的性论中，一方面人性之善是本于天命，另一方面又可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进路而上达于天命，天命与人性在此实现了高度的融合、统一。而在其他一些论性的地方，《乐记》与《孟子》也有相通之处。如《乐记》中关于“德者，性之端也”的论述，就与孟子的“四端”说很有联系。如前所述，《乐记》关于“德者，性之端也”的论述，把性与德联系起来，而“德”是道德、德性之义，这显然昭示了《乐记》性论的性质，即性善论的倾向。而《孟子》以仁义礼智四种德性言性善，很明显，是对《乐记》上述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第4篇：人性本善作文范文
[关键词] 儒家教化；本质；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G40-0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7）01―0052―04
Abstract：Confucianism was founded by Confucius， after being carried forward by its adherents， Confucianism became the mainstrea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core value system. Its core concept is “benevolence”， the core function is edification. The Confucian edification is taking “people”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hrough the approach of civilizing people by the system of rites and music，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using the rite and law to guide the human nature to be kind and eventually reach the summum bonum. Contemporary society should inherit Confucianism and its humanistic spirit， affirm the value， dignity of people， promote education， respect for life， respect for personality，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ceremony in educating people. Confucian should take a leading role in educating politicians and social elites.
Key words： Confucian education； essence； contemporary value
一儒家教化内涵
儒家为春秋时期孔子所创立，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养性，中心思想为仁、孝、悌、忠、信，其核心观念为“仁”。因儒学被中国历代统治者尊崇，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核心价值体系，为后学传承并发扬光大，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化方方面面，起举足轻重的主导地位作用，其核心功能为教化。在中国古代，早在《尚书》中就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人教化其弟子实践的记录，在孔子、孟子论著中有些零散论述。而“教化”作为一个概念，《荀子》中则有系统阐述。如：“……劝教化，趋孝弟……乡师之事也。”（《荀子?王制》）。“论礼乐， 正身行， 广教化， 美风俗……”（《荀子?王制》）。“上则能尊君， 下则能爱民； 政令教化， 刑下如影……是圣臣也。”（《荀子?王制》）。“尧舜者至天下善教化者也。”（《荀子?王制》）。汉代大儒董仲舒独尊儒学，并使其成为汉代以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他十分推崇教化，认为帝王临取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为此，他建议汉武帝：“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浸润）民以仁，摩（砥砺）民以谊（义），节民以礼。”（《汉书?董仲舒传》）。后儒朱熹等以为司徒之职、曲乐之官是上天任命的百姓的导师，其任务是来教化百姓。
何为教化？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黑格尔提出，教化是个体通过异化而使自身成为普遍化的本质存在，他认为个体通过异化或社会化而普遍化的人才是有教养的人。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就教化则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他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书中就“系统的哲学”和“教化的哲学”给予了系统阐述，主张系统的哲学，主要通过认知的、理论体系的建构，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一种“普遍的公度性”。而“教化的哲学”在西方是不占主导地位，其意图是着重在通过继续不断的谈话引起精神生活的变化，使人的精神意识和行为方式从个别性状态向普遍性状态的转变，是个体自我精神状态转变，从而最终具有一种普遍性的特质。而儒家的教化，旨在为人的存在探寻一种真实，并由此实现人与天地参，就教化本义而言是上施下效，长善救失，使其改变。具体就教化来说指文教，是指使人向善的方向改变。“教，文之施也。”（《国语?周语》）。而化的本义是悄然改变，所谓有“在阳称变，在阴称化”上有所教，下有所行，《说文》中有“化，教行也”。儒家提倡教化，主张寻找失去的人的善良本性。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老子也认为人要回归自然，回到婴儿般纯真状态，易见，儒家教化即教行迁善，人人向善，最终使整个社会止于至善。
二儒家教化的本|
1.儒家教化的逻辑起点为人
中国传统文化确定以人的学问作为研究对象，以人为核心，而儒学更关注人，对人性、人的本质等作了深入思考。同西方文明相比，古希腊关注自然界的“惊奇感”，希伯来文明注重对上帝的“敬畏感”，而中华文明则更关注于人的德性丧失的“忧患感”。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哲人最关注的不是外在的自然，不是天国，也不是纯而又纯的思辨领域，而是关注现世人生。中国古代社会，不管是原始的自然宗教崇拜，还是对上帝鬼神与先祖祭拜，包括道教，乃至东汉后中国化佛教都是以现世人生的生存与幸福为出发点和归宿。
中国传统文化中，尽管学说思想各异，但张显人的尊严和价值则是共同的特点。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儒家大师孟子提出“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篇》）。荀子更是提出人最为天下贵，所谓“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先秦以后的儒家学者对此也有论述，如董仲舒说：“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周敦颐也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唯人也得其秀气而最灵。”（《太极图说》）。二程提出：“人乃五行之秀气，此是天地清明纯粹气所生也。”“人得天地之正气而生，与万物不同。既为人，须尽得人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易见，人有其它动物、生物、乃至非生命所具有的共同的普遍性的一般特性，如新陈代谢，有延续种的生命需要，所谓“食色性也”。但是，人禽有别，人为天下最贵，这也是儒家教化逻辑起点。儒家还认为，人与动物在自然条件和生理基础方面有着许多相似地方，但人和动物有着很大不同，其本质就在于追寻道义价值，并用以规导自己行动。荀子提出，“故学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他特别重视个体自我主观能动性，提出“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治之源也”（《荀子?君道》）。
2.儒家教化即人的文化化
何为文化？中国古代，《周易》有所谓：“观乎天文以观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最早文化表述。其实“文化”一词最早是以动词出现的，在最初的意义上，文化即是人文教化。“文化”最初意义是与武力相对应的“文治教化”。刘向《说苑指武》篇中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东晋人束皙也认为“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毛诗正义》也称：言之武，故知谓文德武功，即《文王有声》所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是说文王有文有武也，并举文武者，文以教化，武以除暴，暴止教兴。人与文化结合才是一个完善的人，一个占有人的全面本质的人。文化某种意义就是“化人”即教化人、塑造人、陶冶人。
作为文是与自然相对，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是一种象形文字，李孝定云：“金文文多从心。”杨筠如《尚书核诂》：“古文‘文’……从文从心”。因此“文”又象征着内心和谐与平静。波兰学者K?高里科斯基就“文”内涵提出“文化上的转变”，是以社会的、伦理的规范即“良好行为”和自我克制的规范来在精神上加以“装饰”，而这些规范则可产生精神上的宁静和内心的平和。
（波兰）K?高里科斯基：《中国人关于文化概念的演变》，罗非译，《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第9期，第48-51页。文与心相结合，凸显了人的生命本质与文化层面上主体特性。明代宋濂也提出“文化即教化”，他说：“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
《文说赠王生黻》作为动词的“文化”，其意义为“以文化之”，其中的“文”意义深远。朱熹《论语集注?子罕》注解说：“道之显者之谓文”，即文与道是互通的。
儒家教化是通过制礼作乐等一套制度文化来实现。孔子提出“文之以礼乐”（《论语?宪问》）“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即认为乐是人的修养至高境界，他还提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关于“礼”，荀子提出“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荀子?礼论》），他还说：“……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荀子?礼论》）。如果说“礼”是外在秩序，“乐”则显示人的内心和谐，“恭敬，礼也；调和，乐也”（《荀子?乐论》），“乐从和，和从平”，
《国语?周语（下）》，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8页。即礼与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可缓和“礼”之“分”，他还强调：“乐则中出，礼自外作”（《礼记?乐记》）。而礼乐教化还依托一套礼仪仪轨系统来实现，与宗教相比，礼乐教化在养润人之性情中使人性得到升华，同时，任何教化不是简单说教，更是实践，是通过习俗、仪式、庆典等方式来感染人，使人的精神生活转变，成就人的生命与人生。并且，这种活动总是和人们日用伦常相联系的。
另外，儒家教化特别注重社会文化环境对人所产生的潜移默化作用。《荀子》中有不少论述“化”的文字， “夫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 必将求贤师而事之， 择良友而友之……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者也， 靡使然也。今与不善人处， 则所闻者欺诬、诈伪也， 所见者污漫、淫邪、贪利之行也， 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者， 靡使然也。”（《荀子?邪恶》）“靡”即是“摩”， 也就是观摩与模仿， 荀子还提出“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大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邪恶》）“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所渐者然也。”（《荀子?邪恶》）随着人的所处环境变化，人的价值观、品性、行为方式等也会悄然变化。
3.儒家教化价值指向即止于至善
儒家追求社会的“至善”，要求从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做起，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都要自觉修身。如《大学》中所说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 为人子，止于孝； 为人父，止于慈； 与国人交，止与信”。人之为人，“H亲为大”，人还必须懂得孝悌的道理，孔子说：“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 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只有这样，才能推已为及人，实现人人相敬“泛爱众”的美好社会。儒家追求“至善”，道家谓之“上善”，佛家谓之“般若”。所以，“明心性”成了儒道释共同的价值目标，儒家注重“存心养性”“止于至善”，道家力推“性命双修”“心斋坐忘”，佛家着力“明心见性”“即心即佛”，而这些都是探究如何做人的问题。诚如孟子所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荀子更是提出“以善先人谓之教”（《荀子?修身》）。所谓“以善先人”，即用善的行为感染别人。
教化与人性紧密相关。在人性论上，两位儒学大师孟子和荀子从人性的善恶的角度，分别阐述教化可能性和必要性。孟子提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荀子认为人性恶，既然人性为恶，为了防止人的行为失控，就不能“从人之性，顺人之情”，这要靠圣人“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荀子?邪恶》）。人性只有通过人为的矫正、整顿，才能归于善，这就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主张“化性起伪”，即消解人性之恶，建立起人类文明，教化天下。他指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荀子?大略》）荀子还提出通过“化性”，可以使人从恶的本性向善性转变，通过自己努力，人可以变成像禹一样的大善的人，“注错习俗， 所以化性也。”（《荀子?儒效》）另外，“明礼仪以化之。”（《荀子?性恶》）。所谓“长迁而不反其初， 则化矣。”（《荀子?性恶》）同时，荀子把一直坚持某种习惯风俗叫做“积”，他说： “并一而不二， 所以成积也。”而这种“积”可以悄悄改变人的本性。
汉代董仲舒也提出“教化成性”的观点，认为政治的根本在于教化，指出：“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春秋繁露?精华》）。董仲舒在阐述人性时，重点凸显“教化成性”观点，并把它视为治国安邦的基石，他说：“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为情，情非制度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天意，以顺命也；不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另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举贤良对策三》）同时，董仲舒还指出：“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春秋繁露?实性》）即认为人能变善得益君王教化。
三儒家教化当代价值
1.崇尚人为贵的观念
当代，我们要肯定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人禽有别。何为人？“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人应该是一种存在……它经历了从最低级到最高级的发展的一切阶段，这一过程是极其漫长的……而人一旦成为真正意义的人，人就同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
当代青年价值观构建与培育，吴新颖――《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05-01正如马克思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看成是人的发展目的，其实质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里，马克思充分肯定人的主体地位，主张人人自由平等。当然，最终目标是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另外，我们还要坚持至善观念，明代《了凡四训》有：与人为善、爱敬存心、成人之美、劝人为善、救人危急、兴建大利、舍财作福、护持正法、敬重尊长、爱惜物命十条，值得借鉴，我们要善待自己，要善待生活、善待生命，还要有善心善行。同时，还应该倡导人有一颗宽容仁爱之心，学会善待别人。
2.注重典礼仪式的对人的熏陶
《大戴札记?礼三本》云：“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春秋时人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其中祀指国家最高统治者所实行的祭祀典礼，辅以相应的礼乐制度来维持秩序和烘托气氛，营造出或庄严或神秘幽远的氛围，所谓有“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类似各种典礼活动都可以有助人心的教化，使人产生敬畏之心。应该说，文化不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它往往通过人的生活方式改变人的精神状态，乃至改变人的行为，因此，当代教化应注重人的日用伦常。今天教化途径可以有如传习经典、注重家教、乡规民俗、古典音乐、诗词、书画鉴赏等，这对落实教化与儒学传承有重要意义。应该说，礼是社会生活的样式，蕴含大量的文化信息，《仪礼》中讲到八种礼：冠、婚、丧、祭、乡、射、朝、聘。古人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显然，在孔子之前，礼已渗透社会生活各个层面。
第5篇：人性本善作文范文
关键词：道德理性；内圣外王；德性自我；道德理想主义；道德自我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2—0047—04
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肯定人的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邵雍《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戴震《原善》）由人的价值而提倡人的相互尊重，推崇人伦秩序和人道精神。黑格尔评述说：“当我们说中国哲学，说孑L子的哲学，并加以夸羡时，则我们必须了解所说的和所夸羡的只是这种道德。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姐妹间的义务。这里面有很多优良的东西。”内中赞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价值向度。肯定个体道德修养、实践的主体性、向善性和推衍性，倡扬理想主义、理性主义特征的道德自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特征。
一、儒家内圣外王的德性自我
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儒家思想将内心修养与国家、社会的平治有机结合，提倡内外贯通的“三纲八目”精神架构，即内圣与外王的统一。牟宗三认为“内圣外王”一语虽出于《庄子·天下篇》，而以之表达儒家的心愿和理想最为恰当。“内圣外王原是儒家思想的全体大用和全幅规模，《大学》中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即同时包含了内圣外王。”熊十力研习认定《六经》为“内圣外王之学”，指出“内圣则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宗，以成己成物为用；外王则以天下为公为宗，以人代天工之用。”内圣外王是儒者安身立命和应付世事的根本法规和普遍模式，表达成就道德自我的思想理路。
1.反求诸己的内圣
儒家传统思想重视德性价值，对于德性起源，最初曾从作为自然象征的“天命”寻求本体根据，最终依据还在于个体心性，扬善抑恶取决于自我选择。“内圣者，内而在于个人自己，则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作道德实践）以发展完成其德性人格之谓也。”“此‘内圣之学’，亦曰‘成德之教’，成德之最高目标是圣、是仁者，是大人，而其真实意义则在于个人有限生命之中取得一无限而圆满之意义。”内圣是通过自我修养达到人格至善、圣贤境界，成为具有最高道德修养的人。“圣人，道德之宗正。”（王廷相《慎言·作圣篇》）孔子创立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体系，把他所认为的重要人类美德和有价值的道德规范，都包括在“仁”之内，成“全德之称”。对于“仁”的恪守和扬展，归根于自身的追求：“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赞同并教导学生“吾日而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表达重视个体德性修养、建构道德自我的理想追求。孟子坚称人伦道德是区分的根本标志，宣扬去利怀义的价值观，肯定内在道德价值重于权位和财富：“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孟子·告子上》）在明确肯定德性社会价值和内性本善基础上，认为道德修养的重要任务在于存心养性、反躬自反求放心：“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内在的德性（内圣）构成着理想人格（君子）的根本特征，理想人格（大丈夫）的崇高性，在于具有坚定的操守，不为外在的力量所淫、所移、所屈。程朱理学将仁义道德提升为天理以确证其社会价值，并且论证人性与天理道德的关联，肯定善性人心的天性根源，道德涵养主要是依靠主体自身努力的自治过程。“人苟以善自治，则无不可移者，虽昏愚之至，皆可渐磨而进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弃者，绝之以不为，虽圣人与居，不能化而入也。”（《伊川易传》卷四《革传》）“愿以愚言思之，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纯乎天理，意味着纯乎心性内圣；将自我心性的完善放在首要地位，将经天纬地的外在抱负，回归内在的心性涵养。“向内便是入圣贤之域，向外便是趋愚不肖之徒。”（《朱子语类》卷一一九）陆九渊认为万物皆备于我，通过存心、养心、求放心以“保吾心之良”，强调“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象山先生全集·年谱》）。王阳明以良知天德作为立身本基：“君子之事，进德修业而已……故德业之外无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骋于功名事业之场，则亦希高慕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五《祭朱守中文》）牟宗三肯定先秦儒学“内圣”精神并对宋明儒学概括指出：“周廉溪、张横渠、程明道、陆象山、王阳明、刘蕺山这些思想家正是照内圣说。”
2.推己及人的外王
以道德胸怀、道德人格力所能及、不遗余力地推己及人，主动地建功立业，是道德自我的现实衡量标准与价值实现途径。牟宗三说：“以往两千年来，从儒家的传统看外王，外王是内圣的直接延长。”“以前从修身齐家一直可以推展到治国平天下。”外王是用“内圣”之学、自己的知识、才能、人格造福于民众，使个体心性修养的人格境界化为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事功，达到与社会的融洽和谐以及小康、大同的社会局面。孔子将立“仁”的重要途径规定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注重于践履仁爱精神以影响他人和造福民众，为政者要正身明道、修身进德、率身以正，达致修身立德与社会关怀的统一。“全部社会及政治生活，自孔子视之，实为表现仁行之场地。仁者先培养其主观之仁心，复按其能力所逮由近及远以推广其客观之仁行。始于在家之孝弟，终于博施济众，天下归仁。”孟子以仁义之心崇尚兼善天下为己任，提倡“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表达“仁者爱人”的广泛伦理关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把道德仁义作为政治的根本原则和重要途径：“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有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荀子认为，完美的人格总自觉地承担并完成广义的社会历史使命：“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要时立功之巧，若诏四时，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博若一人；如实，则可谓圣人。”（《荀子·儒效》）唐代韩愈认为：“自古圣人贤士皆有求于闻用也，悯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善天下也。”“君子居臣位，则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主张圣贤君子以天下兴盛为己任，笃行仁义和济世救民。理学将内圣人格由社会层面进一步提升为天地境界，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抱负。王阳明认为：“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传习录》）儒家以刚健有为的实践精神，主动广泛地关怀、影响他人与社会，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与建功立业活动，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共识和政治化信念表现出价值承担意识，成为政治生活的内在要素。
二、道家和佛教的德性自我价值
中国道家和佛教思想注重对世俗生活物欲的超越，追求心性自由，具有真切的关怀意识和道德境界，体现着道德自我价值建构的恢弘精神意旨。
1.道家自然德性价值和自由精神追求：少私寡欲、见素抱扑
道家以道法自然的德性论为基础，主张淡泊宁静、自然无为。主张绝仁弃义，消弥对形式上的“下德”的偏执而挺身于因循自然天道和客观德性的“上德”境界。劝导世人执著于净化和涵养灵魂，提升德性境界。老子倡导人生在世应该尊道贵德，依循本性而自然生活，顺乎自然之道，不失性命之情，不爱慕虚荣，不崇尚奢华，抛弃名利之争，超脱世俗的束缚和桎梏。以“道冲而不盈”的道体理论，反对“自见”、“自是”、“自伐”、“自矜”（《老子》24章）。超越亲疏利害贵贱局限，以豁达开阔的胸襟和无所偏执的心境对待一切人、物、事。主张无欲、无为、无争，以博大的天地胸怀修道、积德。“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老子》8章）。达到与民同举、万物同体，使自然、社会生生不息。“重积德，则无不克，则莫之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视为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老子》59章）陈鼓应先生称老子“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的观点，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伟大崇高的道德学说之一。“一方面他关注世乱，极欲提供解决人类安然相处之道（如‘无为’、‘不争’、‘谦退’等观念的提出，乃在于呼吁人收敛一己的占有和冲动，以消解社会争端的根源），另方面，他要人凝练内在生命的深度（如‘虚静’等观念的提出，乃在于期望人们发展主体的精神空间）。”庄子注重以自然主义之“德”对“道”的贯通，“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在循道崇德基础上，追求静虚自然。“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庄子·天道》）“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庄子·天运》）肯定个体存在、人格独立以及精神解放和自由。“道流而不明居，德行而不名处，纯纯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捐世，不为功名。是故无责于人，人亦无责焉。”（《庄子·山木》）只有独善其身，消除张扬形迹，不以炫耀自居，不自求声名的纯朴平常之人，才能免予祸患、成全自身。后世道教学者力倡先人后己、恕己及人、舍己为人，劝人慈心于物、扶危济困、积善立德。“夫道者，其为也善自修以成务；其居也善取人所不争；其治也，善绝祸于未起；其施也，善济物而不得；其动也，善观民以用心；其静也，善居慎而无闷。此所以为百家之举长，仁义之祖宗也。”（葛洪《抱朴子内篇·明本》）道家思想以自然大道、天性之德对世俗物欲、功名利禄的超脱以及对人性本真的驻守、留恋和和回反，扩展了道德思维的空间和个体道德胸怀，提升了中国人道德境界追求的精神气质与人格自由内涵，是成就道德自我的宝贵价值诉求。
2.佛教因果轮回与佛性修行的德性价值
佛教以德性范畴为佛性价值，以善恶因果说表达对善性的信诚，注重于个体的顿悟觉解，佛性是中国伦理精神和道德人格的内在构因以及道德自我的体现：
（1）劝善止恶的人生观。佛性是人的本性、本分以及众生得道成佛的原因、根据和可能性，觉、慈、仁、善为佛性四大要素。觉为智慧，慈是胸怀天下、悲悯众生的道德情怀，仁心要求超越小我、自度度人、普度众生，佛性即是善性、佛理。“善性者，理妙为善，返本为性也。”“从理故成佛果，理为佛因也。”“涅架惑灭，得本称性。”（《大般涅桨经解集》）善恶观是佛性核心，“以顺益此世他世之有漏无漏行为为善，反之为恶”（《成唯识论》卷五）。以“戒、定、慧”绝灭“贪、嗔、痴”三毒，达到“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以抑恶扬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是佛陀释迦牟尼经常告诫并在临终之际对弟子所作的重要嘱咐，本意是劝人止恶行善。“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续高僧传》）“可以说，佛教的伦理思想和道德学说是佛教教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佛教以善恶观为原则，实行严格的戒律，包括“五戒”和“十善业道”，教人处处止恶修善。
（2）善恶因果和轮回报应。佛教将因果论与业报说相结合，宣扬善因乐果、恶因苦果的因果报应、业报轮回之说与弃恶修善之教，构成佛教世间伦理的思想基础。佛僧智颚以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处于因果链接之中，一切众生生命运动有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六道”流转。慧远强调人的行为、意识直接主宰他以后的命运，人生的一切祸福际遇、轮回趋向都是由个人在世的身、口、意“业力”的染净甚至前世的言行意识所决定，“三业殊体，自同有善恶定报”。“业有三报：一日善报，二日生报，三日后报。”（慧远《弘明集》）芸芸众生，按照各自的业力在六道中不断流转，自业自报，自作自受，无可避免。主体自身的业力善恶行为对个体现世和来世负责：“不思议业力，虽远必迁，过曝成熟时，求避终难脱。”（《有部毗奈耶》）“自作自受”的业报轮回说重在行为的责任，强调个人将承受自己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人类自身将对自己行为负责。业报轮回的因果律被视做是自然之势、必然之数，成为人们必然的伦理律令和规则，并逐渐成为佛门信众和广大社会公众的自觉德性信念，不断强化人们的善恶观念和迁善远恶的习行。
（3）佛性修行与成就人生。佛教主张“欲得净土当净其心”（《维摩诘经》卷一），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是以破除悭贪、邪恶、嗔恙、懈怠、散乱、愚痴“六弊”所必须的自我修养功夫。人心性本净，具有“真如”本心，信佛修道，就是通过宗教修行，逐渐去染成净，使众生具有的佛性与佛的真如本性结合，实现由凡人圣、得道成佛。禅宗慧能把修行归为修心，目的在于自观本心、回复本心、自悟修行、无念无著，以自性内见功德、见性成佛、顿悟成佛，只要着力向内求法、净心、自悟即可顿悟成佛，反观寂照，洞见自心本具佛性，发现本性具足德佛智，扫除妄念迷障。“自心归依自性，是归依真佛。自归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谄曲心、吾我心、狂妄心、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自见己过，不说他人好恶，是自依归。”（《坛经·忏悔品第六》）人生诸苦最终根源在于个人“无明”，对诸法实相、佛教真理的愚昧无知。明白诸法实相，抛弃我、法两执，就能脱离痛苦，解除苦难，进入常、乐、我、净的涅槊境界。人类一切活动，世间一切事物都是成佛立业的“妙道”。佛教中国化进程中融合儒道，关注社会伦理和当下人性、人心，教人持戒奉法、禅定自律、修身治心，做到自利利他、自觉觉人、自度度人相统一，以慈爱怜悯之心济助众生，与儒家仁义之道、仁爱之心共通相擎。“在个人与他人、整体的关系中，佛性强调的是克己自律、宽容宽厚，改变甚至克服自己的欲望而维护人伦秩序，这与儒家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三、当代新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道德自我
当代新儒家以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为己任，肯定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心性道德价值和道德的理想主义特征。梁漱溟等人肯定道德理性和人文理性“亦是中国文化特征之所寄”。杜维明认为，传统人道主义最关心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通过自我努力而成为圣人。成圣理想的实现，依赖于对真实人性的本体论理解。圣贤人格是转化、升华了英雄豪杰的狂狷之气，又含蕴个体内在生命冲动而显示出来的纯净而又精深的人性光辉，充分肯定儒家思想对自我面临环境的揭示以及成就道德自我的内在性和必然性，凸显人在实践活动中的道德主体性和道德价值。
1.唐君毅：道德自我与文化意识宇宙的张扬
当代新儒家唐君毅指出：“西洋文化中心在宗教与科学，而论其文化为科学宗教精神所贯注支配。中国文化之中心在道德与艺术，而论其文化为道德与精神所关注支配。”“中国文化本身之需要，只是要充量发展其仁教。因此一切科学之价值都只是为了我们要发展此仁教。”唐君毅把道德理性看成是文化意识的主宰，道德自我是其道德学说的中心观念。相对于现实自我，道德自我又叫超越自我、精神自我、道德理性或形上自我，是不为时空所限制的自我。道德自我的自性自体是道德理性，其超越于时空限制，比现实自我更为恒常和真实。道德理性或道德自我是创造文化活动或文化意识的心灵精神和自我。“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成就文明现实的。道德之实践，内在于个人人格。文化之表现，则在超越个人之客观社会。”人类一切文化活动，都有道德理性或道德自我的支持，都统属于并是道德理性或道德自我的分殊表现。道德理性以它的超越性、主宰性以及由此引出的普遍性和必要性而具形上性，并因此被贞定为文化理想或文化活动的精神本原。一切文化活动皆由人之自我发出而又辐辏于人之自我之内，人之自我的最后是道德的或人格的肯定。道德自我属于心主体本身，是“本身为内在的，属于吾人之心之‘能’的，而不属于吾人之心之‘所’的”。先天纯善的人性或道德自我，在人类道德活动中表现为仁义礼智信诸德。现实中的不善或恶源自于陷溺、昏蔽于物欲，只要克服当下的不善之念，通过自反自觉，可以回归纯善的道德自我。“余以中国文化精神之神髓，唯在充量的依内在于人之仁心，以超越的涵盖自然与人生，并普遍化为此仁心，以视自然与人生，兼实现之于自然与人生而。”以道德理性为文化价值辐射中心，以道德自我之建立和价值展现，彰显文化意识宇宙道德理性之光，构成着传统文化中个体人生思维和精神架构的根本特征。
2.牟宗三：道德理性主义的自信
传统（儒家）伦理分为心性伦理、制度伦理与日用伦理三个层面，心性伦理以探讨“性与天道”问题为核心，面对的是精神生命的终极托福即“安身立命”问题，表现出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价值取向。牟宗三高度概括和颂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的心性道德：“中国人生命的学问的中心就是心和性，因此可以称为心性之学。……人类还有其他方面的文化与学问，比科学民主对人类更为切身的，那就是正视生命的学问，即是上面说过的心性之学。”儒学的核心是内圣或心性之学，一旦确认内圣的主导地位，则外在的活动皆有所本，追逐物欲的机械人生将转换为主体的自我实现，并由此泯灭内在邪恶。“内心之明是性诲。在步步彰显中，即是‘自觉地求实现’之过程，同时亦是‘从根本上彻底消化罪恶’之过程。此之谓内圣工夫。”牟宗三提出要肯定儒家“内圣成德之教，接续民族文化生命之本源大流”，“若是真想要求事功，要求外王，唯有根据内圣之学往前进，才有可能”（新版序）。中国文化为从仁义内在心性的“综合的尽理精神”下的文化系统，尽心、尽性、尽伦、尽制，统之以尽理把握生命，侧重于道德理性在德性人格中之神智妙用“理性之运用表现”并超越知性。区别于西方外向、以物为对象，使用概念抽象地思考对象，侧重于知识理性在主客对立关系中层层展开的“理性之架构表现”的“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文化系统。“概社会底层，在五伦的维系下，以综合的尽气精神来鼓荡，而文化生命，理性世界，则以道德价值观念所领导的‘综合的尽理精神’为主脉。”中国文化生命之上透，其境界虽高，而自人间之实现“道德理性”却不足。“中国不出现科学与民主，不能近代化，乃是超过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缺少知性方面的逻辑、数学、科学与客观实践方面的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中间架构性”层面成就，使道德理性不能够向外活动、向外表现、向外打通（或称之为向下落实、向下撑开），外王理想不能积极地客观地实现出来，只能够内缩于个人的道德理想领域而显“窒息之虞”。今天要弥补传统文化的缺陷和不足，把道德精神落实到外王事业，以“道德理性（良知）的自我坎陷”，自觉地从“无执”转为“有执”，从德性主体转出指向对象的知性主体，从与物无对的“直觉状态”和“运用表现”转为主客对列的“知性形态”和“架构表现”，使体现“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和“理性之架构表现”的科学、民主有所依附。道德的理想主义即儒家式的人文主义，须由道德理性、良知、德性主体经过“坎陷”、“曲折”，在道德理性之客观实践一面转出政治并肯定民主一面，由政统之继续而建立民主政体。由学统之开出，于精神主体性转出知性主体以肯定科学、发展科学技术，并为逻辑、数学、科学的发展提供内在根据，此即“儒家的当前使命——开新外王”，其目的在于张扬道德理想基础上在实践层域发展民主政治和科学技术：“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由之既肯定了中国道德理想主义特征，又析解出其现代化的必然出路。
以道德理性理解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内在德性修养为立身处世的本基，以与人为善、兼善天下为悯世情怀，是传统儒家、道家以及中国化佛的共通精神主旨。道德理想主义特征的道德自我价值诉求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精神的显性特征和主脉，成为个体人格追求的精神本旨。
第6篇：人性本善作文范文
〔论文摘要〕古往今来，道德始终处于一个“一切皆流，万物常新”的辨证运动过程，有其复杂的发展特性。只有以唯物辫证的方法看待道德流变的进程，才有可能从复杂多变的道德现象中揭示其运动的本质规律〔文中拟从经济决定律、综合作用律、适者生存律、矛盾运动律、合力影响律和交流创新律等六个方面，对道德流变规律作一宏观探析，以凭借辫证道德之光，促进人们更好地识善辫恶，扬善抑恶。
自古以来，道德世界就如一道源源不断向前奔腾的河流一样，永远处在流动变化之中。随着人类社会生活在“质”上的不断提升，在“量”上的不断扩展，道德的流动变化也日趋复杂。要在这纷繁复杂的道德现象中把握其流变的本质规律，就必须以唯物辩证的方法看待道德流变的进程。本文拟从经济决定律、综合作用律、适者生存律、矛盾运动律、合力影响律和交流创新律等六个方面，对道德流变规律作宏观探讨与分析，以凭借辩证道德之光，促进人们更好地识善辨恶，扬善抑恶。
一、经济决定律
道德流变是一个根源于利益冲突的善恶不断相互转换的辨证否定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①。“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②“一切已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切
首先，社会经济结构根本性质的变化发展直接决定道德的变化发展。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善恶价值标准，相应地也就会有什么样的道德流变。迄今为止的社会经济结构从根本性质上划分，主要有两种最基本的类型，一种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和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一种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和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从原始社会以生产资料原始公有制为基础和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到文明社会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和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再到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和主导的社会经济结构;道德在根本性质上，也伴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结构这一根本性质的变化发展，以不同的善恶标准形式表现出了一种曲折向上的否定之否定的变化发展，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道德、奴隶社会道德、封建社会道德、资本主义社会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这五种道德形态。
其次，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直接决定了道德的变化发展。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也会直接导致道德的部分质变。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和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先后发生过三次部分质变，曾经经历了奴隶主私人占有制、封建地主私人占有制和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三种私有制形态;道德也随之先后发生了部分的质变，并在善恶矛盾运动中依次实现由前者向后者的转变。既使在同一个社会里，社会经济关系的部分质变，也常常会引起道德的相应变化。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经济制度发生了部分质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某些善的道德观念由于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而变成恶的，逐渐被一些新的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善的道德观念所取代。
再次，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分化直接决定了道德的分化。人类进人文明社会以后，随着私有制的产生，整个社会分裂为剥削与被剥削两大对立阶级。这些对一立的阶级，为了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或为了争得应有的经济利益，便或早或迟地形成各自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进行辩护的阶级道德。不同阶级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不同，其利益要求也就不同，因而也就有不同的善恶观。
但是，承认社会经济基础和经济关系对道德流变的最终决定作用，却不能因此抹煞了道德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
首先，道德对社会经济基础和经济关系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种能动作用的性质主要取决于它维护的经济关系，以及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维护经济关系的从不同的道德体系来看，凡是维护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经济关系，其作用便是进步的、它就是善的;反之，其作用便是保守的或反动的，它就是恶的。从同一道德体系来看，当它维护的经济关系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作用便是进步的，它就是善的;反之，其作用便是保守的或反动的，它就是恶的。
其次，道德具有独特的发展规律，同社会经济基础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并不总是保持着一致和平衡。一是道德变化发展具有滞后性。作为观念形态和风俗习惯的东西，道德在本质上是社会经济基础和经济关系的反映，但它一经形成，就有了自身的独立形态，就有可能滞后于社会经济基础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从而表现出旧道德与新道德、旧的善恶观念与新的善恶观念同时并存的现象二是道德变化发展具有超前性。人类的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它能够透过现象揭示出事物的内在本质，能够发现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并进而能够预测和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从而，人类也就能够根据事物未来发展变化基本趋势的要求，提出具有超前性的善恶观念和道德准则，引导和推动社会健康、持续向前发展。三是道德变化发展具有不平衡性。道德的变化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然而，由于道德不直接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因此，某一地区道德变化和善恶观念变化的水平，同该地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并不总是一致的。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有许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和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在道德及其善恶认识上却超过了社会生产力水平较高和经济发展较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反之，也是如此。
二、综合作用律
道德作为人类历史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同样受到社会上层建筑的其他各种因素的强烈影响。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文艺和宗教对道德的共同影响与制约作用，使道德的发展既在性质上有善恶之分，又在程度上有强弱之别。
首先，从影响的性质来看。政治、法律、文艺和宗教对道德流变究竟是起善的促进作用，还是起恶的阻碍作用，归根到底取决于它们所反映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及以其为精神武装的阶级、社会势力的历史作用。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植根于经济利益冲突的道德流变，必然受到政治的强烈影响。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只能形成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道德观，并极力压制被统治阶级道德观的生成，从而对道德流变起恶的阻碍作用。这是历史发展的一般。政治上的统治与被统治所引发的剥削阶级恶的道德观念与人民群众善的道德主张的斗争，往往伴随着新兴政治势力的兴起，而使旧的道德体系不断衰落，新的道德体系逐渐形成。新兴统治阶级对道德流变所起的善的推动作用，是历史发展的特殊。一般与特殊交互作用，推动了道德在私有制社会的曲折前进。社会主义社会则实现了人类道德发展的新进程。
法律和统治阶级的道德一样，都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工具。本质上的一致性，决定了法律对道德流变有着重大的影响。当法律代表了剥削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时，它往往扮演着维护和巩固既有的恶的道德体系，并对被统治阶级的善的道德观念采取束缚乃至扼杀的角色。当法律掌握在处于上升时期的统治阶级手里时，它也会对道德发展起一定善的推进作用。社会主义法律则推动了道德的新发展。
文艺在性质上有进步与落后之分。它对道德流变既会起善的促进作用，也会起恶的阻碍作用。在人类历史上，那些代表先进阶级利益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往往推动高尚的道德感情和品质的形成，对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起促进作用;反之，那些反映腐朽没落阶级意识的低劣的、颓废的文艺作品，则造成道德观念的混乱和社会风气的败坏，对道德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宗教在阶级社会中长期扮演着人们道德师表的角色。历史上的剥削阶级总是不惜把他们的道德观念宗教化、神圣化，以便借助于神的力量来宣扬和推行他们的道德，为其剥削和统治辩护，形成了宗教的道德理论。而宗教也往往以剥削阶级的道德戒律、箭言为重要内容，以推行该阶级的道德，谴责被剥削阶级的道德为己任。“勿抗恶”是一切宗教道德的最高信条。这在客观上就取消了是非、善恶、正义与非正义的界线，影响现实的社会道德舆论的形成。只有当统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宗教的道德化才会呈现出某些合乎历史发展的一面。
其次，从影响的程度来看。政治、法律、文艺和宗教对道德流变影响的强弱程度，往往视其对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的反映状况而定。这些意识形式对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的反映无论是在方式上还是在程度上都有所不同，对道德流变的影响也就有程度上的差别。一般地说，其影响的强度依政治、法律、艺术和宗教的次序，一个比一个稍弱些。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不仅有保证经济巩固和发展的作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有改变生产关系的作用。因此，政治对各个阶级来说，不能不处于首位。“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④对经济的直接反映，使政治和法律成为道德为其经济基础服务和被经济基础制约的中间环节。由此决定了政治和法律对道德流变的影响最为直接、最为有力。文艺对道德流变的影响取决于它所代表的阶级性_这使它最终还是受到作为统治阶级意志体现的政治法律思想的制约。在某一历史时期，我们也可以找出某种对道德流变起着更为重大影响的社会意识形式。宗教就曾在中世纪的欧洲”扮演过这样的角色当时的基督教对道德的影响一直强于其他意识形式。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宗教也无非是为巩固封建主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制度服务的。只不过那时政治法律思想总是披着宗教外衣出场罢了。
三、适者生存律
道德流变在某种程度上也遵循着适者生存的发展规律。每一时代道德的存在与发展，都是一个不断的历史选择与进化的过程，都有其与社会存在及其发展相适应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首先，从适应的必要性来看。一方面，作为社会意识的道德，其存在的合理性只能取决于它赖以产生的社会存在。凡是与一定社会存在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就是善的，就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整个社会关系体系是处于不断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的;而当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化，建立在这一现实基础之上的原有的道德观念也就开始失去自己的合理根据，原有的善也就转变为恶，成为一种不再适宜的、过时的东西。道德领域不存在“绝对适用”的水恒真理。任何道德观念的存在都必须与社会存在的发展相适应。另一方面，道德是人类需要的产物，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必须与人类社会生活相适应。人的任何活动都是由需要激发的。人总是在需要的支配下，树立和培养起自己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品质。而人类的需要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有其复杂的层次性，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这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最高价值和最高目的。所以，从人的需要来说，道德只有与社会生活的需要相适应，并服务于个人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这个最高目标，才是善的，才能获得其存在的理由。反之，如果道德偏离了这个方向，则是恶的，它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从适应的必然性来看。无论是道德的纵向流变还是横向发展，都体现着适者生存规律。一方面，纵观人类道德发展史，正因为每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都曾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相适应，都曾对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完善起过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所以每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都曾经是一种合乎善的选择，都在善恶矛盾运动中推动了道德的发展。另一方面，同一社会道德的横向发展，同样体现了适者生存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既是合规律的过程，也是合目的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有利于促进真正普遍性的个人和具有独立性的个人的生成和发展，为人的解放提供必要的条件。因此，它的确立，是一个合乎善的选择。在这种合乎善的经济体制下，衡量和评价各种道德观念，必然要以是否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为尺度。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道德逐渐向市场经济时代道德转变正是体现了适应的必然性。
四、矛盾运动律
道德流变是一个始终伴随着善恶矛盾运动的辩证发展过程。而且，正是这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善恶矛盾斗争推动了人类道德的曲折前进。
善恶矛盾运动之所以成为道德流变的应有规律，主要原因在于:其一，道德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本质上属于价值认识。就价值认识而言，它是指人们对事物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是一种辨别事物的利害、善恶、美丑的认识，它要求事物〔客体)与主体的需要相适应、相吻合，它以主体(个人、集体、社会等)的需要为依据，具有鲜明的主观性，因而也就具有了突出的多元性特征。道德在价值认识上的多元性，使得人们对同一事物的善恶评价是那么的不同，在一些人看来是善的东西，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恶的东西，反之亦然。善与恶之间的矛盾运动不仅是道德实践活动的主要特征，而且同样贯穿人类社会道德发展的始终，可以说人类社会的道德实践史主要就是表现为善恶矛盾运动和发展的历史。其二，从道德领域中善恶矛盾运动产生的根源来看。善恶矛盾主要导源于社会经济关系特别是利益关系。一定社会的经济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道德现象的基础和本质，只有以全部社会利益关系为基础所表现的，以行为价值为内容的善恶对立，才构成了道德生活的特殊内容，成为特殊的道德关系。
善与恶是对立统一的。正是善恶间的对立与统一，推动了人类道德的曲折前进。一方面，善与恶是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善恶矛盾是道德结构内部特有的矛盾，人类社会已有的道德实践已充分证明了道德中善恶的对峙、冲突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一种道德，不论是阶级的道德，还是无阶级的全人类道德，其中都有善与恶的对立，都有善与恶的明确标准，都要揭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人们总是对于符合一定道德原则规范的行为，就誉之为善的，反之就斥之为恶的。尽管善恶观念具有阶级性、历史性、民族性，但人们在趋善避恶、扬善抑恶的倾向上却是共同的。正是由于每种道德都强调这一倾向，使人们产生了褒贬不同的两种态度，并自觉应用这一观念去评价社会的道德现象、善善恶恶，才使得道德不断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深人到人们的内心世界，并且不断完善、不断发展。道德领域中普遍存在的这种对立、冲突也就构成了道德发展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善与恶又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善总是同恶相比较而存在，没有善无所谓恶，反之亦然。在一定条件下，善恶还可以互相转化，而这种转化又常常是以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黑格尔曾在其著名命题“恶是历史进步的杠杆”中论证了善恶转化的必要性，指出:“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肯定的东西上，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死死抱住纯善—即在它根源上就是善的，那么，就是理智的空虚规定。”⑤也就是说，当精神世界没有差别和对立，仅仅是意志的肯定方面时，精神的历史也就无发展可言。恩格斯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裹读，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⑥恶作为人类本质自身完善与发展借以表现的内在形式，在与善的矛盾斗争中不断推动旧道德向新道德的转变。
五、合力影响律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一切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道德作为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人民群众的道德创造性是在群体中的每一成员的道德差异和道德冲突的合力作用下完成的。尽管不同道德主体在经济利益、道德需要上的差别和冲突，几乎可以使他们的道德活动的作用互相抵消。但是，人民群众是一个量的规定性和质的规定性的辩证统一体。从量的规定性上说，它指多数人;从质的规定性上说，它指一切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们。在任何时候，劳动人民都是人民群众中的主体和稳定的部分。所以，在最终意义上，人民群众的合力作用必然推动道德的发展。
首先，在经济利益和道德需要实现上的，个体要依赖于整体，这决定了人民群众只有形成合力，才能推动道德的发展。虽然个人的经济利益和道德需要的特殊性决定了不同道德主体在经济利益、道德需要上的差别和冲突。但是，个人特殊的利益和道德需求仅仅靠个人是不能维护和满足的。个体作为整体的一员，其利益和需要只有在群体、社会和人类的共同努力下，在群体、社会和人类的共同利益得以维护和共同需要得以满足的条件下，才能在根本上得到维护和满足。换言之，只有那些能够表现为整体的有特定方向的道德行为，即只有当个体的道德行为汇集成合力，才能成为一种善的力量推动道德不断向前发展。
其次，人民群众在利益与需要上所具有的某种趋同性，决定了他们必然形成合力推动道德流变的进程。人民群众对道德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以无数个普通个人与其他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作用表现出来的。“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做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⑦这种充斥着道德差异和道德冲突的合力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参与道德活动的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社会意识的代表者。由此决定了他们又必然在经济利益和道德需求上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往往促使人民群众形成合力，共同推动道德的发展。
再次.推动道德发展的合力作用也是一个质与量的统一体。人们为实现其利益和需要而从事的道德活动，并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干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因而形成了由不同人们组成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所谓“平行四边形”，每一种力量都会对道德流变进程产生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却有量和质的不同:就影响的大小而言，个人的力量无论如何也超不过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整体作用是推动道德流变的决定性力量。按影响的性质而言，只有先进阶级，即以广大劳动群众为主体、包括一定历史时期处于上升地位的剥削阶级所组成的人民群众，才是道德流变的历史推动者;而反动腐朽阶级则是道德流变的阻碍者。我们必须坚决摈弃那种把合力理解为是由“一切人”创造的恶的观念。
六、交流创新律
交流与创新是文化发展的普遍性规律。道德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体现了这一规律。可以说，人类道德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交织着交流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