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怪奇奇】难道这位民国女作家终将会成为“违碍”字眼？

　　说到左翼的小说家，丁玲是不能不提的人物。她在现代女性作家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丁玲早期文字的缠绵、哀伤的调子与郁达夫极为接近，但又因为有湖南乡下的经验，村庄画面里飘散几分沈从文式寂静之音，却又未流入唯美的境地。于是在左翼的话语里试图摆脱一切纠缠，进入既不过于自我，又弗失爱意的别类的书写里。她是被知识界注意的人物，也是左翼队伍里一直有争议的作家，以致鲁迅、冯雪峰、周扬都对其投来打量的目光。中国的青年何以走向左翼，左翼的挫折是什么，她的履历里多少都有一些解答。20年代末她以《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轰动文坛。小说带着柔弱、苦楚、绝望的笔调，在爱欲的表达上大胆得骇人惊俗。一些地方似乎有一点作者自己的影子，又加上上海文人的苦闷之迹，是现代小说中揭示知识女性生活的最有表现力的作品之一。《梦珂》写一个从小地方来上海的女青年在学校里的种种不如意的经历，回不去故乡，又不愿意在学校过无聊的生活，便自愿到演艺界，成了一名演员。“依样是隐忍的，继续着到这种纯肉感的社会里面去，自然，那奇怪的情景，见惯了，慢慢的可以不怕，可以从容，但究竟是使她的隐忍力更加强烈，更加伟大，至于能使她忍受到非常的无礼的侮辱了。”女子无路可走，只能与花花世界为伍，丁玲为之痛苦与不安，笔法里的欲望与罪感的同声演绎，看得出是摆脱不了的无奈。《莎菲女士的日记》则更为逼真地写出女子为情所困的不安，笔触远离闺秀之调，大胆剖露着女子的心曲，对性爱的绘画都是感性直观，完全不在意伦理之尺的存在，病态的、无望的一切流动在文字内外。莎菲这个形象，有几分病态，几分梦幻，在爱与不爱之间，是惨淡的愁雾，弥漫着无边的苦雨，回肠荡气之间有人的不可琢磨的宿命。莎菲是漂泊在北京的20岁的青年，她爱上了新加坡来的青年凌吉士，被其帅气的仪表所吸引。但这男青年的思想与她很是不同，隔膜不可避免。她无法摆脱这异性的吸引，沉湎在性感的渴望中。叙述者不断渲染色情引诱里的堕落，无穷无尽的伤感卷着大潮，淹没了一切。在爱情的表达上，丁玲极其大胆，把女性焦虑与渴念，毫无保留地刻在小说的文本中。这与鲁迅《伤逝》有着一丝精神的联系，但线条略显单薄，可是从女子方面来表现现代人的苦闷，这价值与郁达夫的《沉沦》比，毫不逊色是无疑了。这两篇小说，在冯雪峰看来，都带有一点恋爱至上主义，有个人精神的扩张。但恰是这样的色调，使她有了进入内部世界的冲动，把女性封闭的世界打开，女性的温存、柔软、无助的内心，毫无保留地留存在文学的世界里。它隐含着五四后青年意识的挥不去的哀愁，青年的无路可走的悲剧，不是减少，而是无穷无尽地延伸着。不仅对都市女子熟悉，丁玲对于乡下人的描绘也很到位。我疑心其间受到了沈从文的暗示。《阿毛姑娘》《田家冲》里的农村女子的风貌，跃然纸上，很多趣语飘动，田园里的幽婉流淌在文本里。《阿毛姑娘》写阿毛在乡下受够了欺凌，无法生存，只能自杀。小说对于世道人心，以及乡村社会对于女性的不恭写得淋漓尽致。这活不下去的苦运，乃女子路径中的一种，谁能逃离出来呢？在作者的笔下，女子，无论乡下的还是城里的，好像都有看不见的魔影在等待她们。在处理女子形象的时候，笔触缓缓地动着，有时候让人想起《红楼梦》的某些笔意，辞章略带古人的意味，值得回味的地方甚多。而乡下生活的图景，鲁迅的笔法有之，肃杀的部分极为接近，而风俗的点与面又仿佛沈从文式的。这有着很厚重的比重，后来的张爱玲与早期丁玲有一点交叉的地方，不同的是丁玲还是过于主我，不会控制自己的笔致。那可能与人生观的不同有关吧。但不久她意识到这样写下去，可能遁入感伤主义之途。而他的恋人胡也频那时候走上了革命之路。这很快传染给了她。到了上海之后，又与瞿秋白等共产主义者相识，文风渐渐变化，竭力克制自己的旧习，革命文学的风吹动在文字里，竟也带着梦幻般的情思了。发生转变的是《一九三○年上海（之一）》《一九三○年上海（之二）》。同样是写女子的生活，革命的话题出现，那个神圣的存在可以成为克服苦运的内力。这是两组不同的故事，前者写美琳逃出家庭的无聊的生活到革命的组织里去，后者故事与其相反，望微参加革命而怠慢了自己的女友玛丽，最后失去了爱情的伴侣。这两个故事，革命是导致婚恋失败的诱因，性的苦闷被社会意识形态的问题代替了。小说将社会学与革命观念加入到文本的时候，那些困扰自己的旧的存在，都有了可以揭示的原因。20世纪30年代初的文学，流行着“革命加恋爱”的主题，丁玲的作品没有绕过这个模式。在后来写的《韦护》《母亲》中，丁玲都试图在革命的框架里寻找表现自我的坐标。这个时候，她的小说已经从苦梦缭绕的窄路里走出，有了男子汉式的粗犷、大气的语境。《水》写乡下人的遭难，自然描绘与百姓内心的把握都有画面感，外在的思想性的隐含出现在小说里，明显带着突围的痕迹，在走向更为开阔的精神田野。《田家冲》里农民的觉醒与革命，试图写出变化的社会的一角，但因为把革命理解得过于简单，小说却也没有给读者留下什么印象。后来，她遭遇了巨大的变故。最大的打击是丈夫胡也频的被杀，其思想开始与政治纠葛在一起，但不久入狱，女人的脆弱也伴随着婚恋的歧途。直到去了延安，她才有了较为稳定的生活。她在革命文学写作里，经历了小知识分子化到冷静的现实写真的过程。早期的左翼小说还带着口号的痕迹，未能化境般处理一切。创作的那些农村革命的小说，自己的经验极少，没有深切的精神律动，漂浮的一面显而易见。比如《东村事件》的构思，不及先前精致。小说写农民陈得禄的父亲因欠赵老爷租金被关押起来，陈得禄的童养媳七七只好被送到赵老爷家作抵押。父亲回来后，七七还不能归来，陈得禄到赵老爷家追还未果。后来农民暴动，赵老爷被打倒，农民疯狂暴打之，陈得禄成为看客，内心的快慰也随之出来。小说的人物都有些模式化，内蕴也失之单薄。仇恨的文学，有一种快感。丁玲在这种书写里，把意识形态的因子藏在其间，审美的偏离是自然的。但当丁玲深入到革命队伍后，观察所得却出乎意料，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先前的盲从，乌托邦的成分开始消失，对于女性与革命的话题，书写出理论家所漠视的存在。《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是她成熟的作品，也是遭到批评的作品。作为革命的文学家，她对于自己队伍里的经验的表达，有着非意识形态的话语。那层被誓言、口号包裹的存在，在犀利的笔触里被一页页掀开。这两篇作品中，群众的愚昧、落后依然还在鲁迅小说的阶段，而革命队伍的灰暗、窒息的空间，与书本上的距离甚远。《我在霞村的时候》写被日本人糟蹋过的贞贞回到村里后被人歧视、侮辱的故事，看出女子在社会不公中受到的各类摧残。她没有接受家里人安排的婚姻，而是再次出走，寻找别类的生活。女子的勇气，倒仿佛有了丁玲自己的某些影子了。较之于《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所叙述的是护士的困顿生活。女青年陆萍从产科学校毕业后，到离延安几十里的一个医院里工作。那里的条件很差，人际关系复杂。陆萍克服种种困难，依然对于现实有一种无力感。由于医院的负责人没有文化，加之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低，陆萍则成了许多人亵渎的对象。她先前的梦也一下子碎了。工作没有玫瑰色的花朵相伴，一切都不可思议的诡异。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在鲁迅笔下有之，丁玲自己也难以摆脱类似的语境。我们发现，丁玲是敏感于人的存在的困境的人。她写上海与北京漂泊者的不幸已经苦闷极矣，在延安，照例有摆脱不掉的困惑。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一直站在女性的角度思考社会的公平问题。在都市与乡村，无所不在的牢笼，是她伤感的写作背景。她知道，自己也恰在这样的笼子里。40年代后期，丁玲的政治嗅觉与社会观念开始成熟，待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格局与视界都较过去开阔，文辞也有了生活的质感。小说明显受到格拉特科夫《士敏土》影响，恢宏的意象开始出现。土地改革的风风雨雨，革命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画面里徐徐出现，有激越不已的朗然之气。这个时候，她的书斋意识完全被社会改造的精神所吸引，在茅盾的《子夜》之后，丁玲写出了厚重之作，她的敏感与大手笔的书写，与先前判若两人。从她40年代的小说里可以发现，作品的叙述已经有了干脆、疏朗的美，毫无卿卿我我的柔软之气。雄性化的表达，使她开始脱离女性的某些思维轨迹，在故事、意象的达成方式里，早期阴柔的味道被浑厚的内觉所代替。但随之而来也出现了先验意识对于审美的干预，在人物安排、情节设计上，与茅盾的传统竟也有所重叠。不过，在审美的路径上，她不是自觉按照毛泽东的思想亦步亦趋为文为事，个性的地方殊多，这与主流的左翼批评家的要求有着一定的距离。丁玲没有意识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后，其文学的路径也就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