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良将手下无庸才 识才用才成就了曾国藩一世英名
原标题：良将手下无庸才 识才用才成就了曾国藩一世英名
历史上不乏识人将才的高手，清代的曾国蕃就是其中之一。曾国藩凭借一双独特的慧眼和一套几近完美的识人选人用人方法，在毫无领兵打仗经验的情况下，不仅亲自创建湘军，带兵平定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取得了个人事业上的巨大成功，还成就了一大批像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名臣名将。
把求才揽才作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义。曾国藩深谋远虑，深知集齐众人之才才能成就大事的道理，正所谓“办天下事，要天下才”。他指出，求取人才，须如“鸷鸟猛兽之求食，如商贾之求财”，甚至要求“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白圭是战国时著名的商人，因贱买贵卖成名。他善于捕捉赚钱的时机，如同猛禽猎取食物一样迅速。他的这一套生财之术引起当时天下商人的效仿。曾国藩认为，求才也应像白圭经营一样积极、主动、迅速，一旦看准，就要像鹰隼一样迅速，不惜任何代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终其一生，曾国藩始终把网络天下人才作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义。在求学期间，就善于结交豪杰志士。编练湘军的时候，更是托朋友为他时刻留意人才，有人才即向他推荐。一时间山野有志之士，都知道他有招人的诚心，都愿意为他效力。他白手起家，建立人才队伍，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最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才幕府。以后行军打仗，每到一地都要广为访察，凡是遇到有一技之长的人，一定想办法招揽到自己的幕府当中，收为己用。听说有德才兼备的，更是不惜重金，驰书礼聘。他在用人上不分门户之见，坚持官员、乡绅并重，江南、江北并举；不论出身，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真正做到了“五湖四海和不拘一格降人才”。曾国藩认为：“牛骥同槽，庸杰不分，必然使英雄气短，才士齿寒”。对于前来投奔的，只要有一技之长，就量才使用，不加拒绝，但对无能之辈，庸碌之徒决不收留。他以求贤若渴的急迫和真心求才的诚意，在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为他建功创业、长胜不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把“忠义血性”作为选才用才的标准。在选用人才上，曾国藩提出了四个标准：第一要有治民之才，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名利心不太强，第四要能吃苦。他又强调，这四者的关键，首先在于必须有“忠义血性”。曾国藩认为，要想成就大事，最需要的是有血性的人。在“忠义血性”的驱使下，曾国藩的湘军表现出了异于此前任何一支军队的凶悍。《中兴将帅别传》说曾国藩“履危濒死屡矣，有百折不挠之志”，胡林翼“屡挫而其气弥厉”，江忠源“每战亲临阵，踔厉风发”，他的这些部属关键时刻能够表现得如此凶悍，与他“忠义血性”的选人用人标准是分不开的。
把识才与用才做到珠联璧合。用人恰不恰当，关键在于对人才的把握是否正确。曾国藩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曾国藩知人识人的能力很高，就连对手石达开也说他虽然不擅长打仗，但在战略谋划和识拔人才方面却几乎没有什么漏洞。他在识人上有两个要点。一是在“德”与“才”之间特别重视“德”。他曾经说，“德”好比水之源头，“才”是水之波浪；“德”为木之根本，而“才”是木之枝叶。二是在“学”与“识”之间更重视“识”。他说过，“凡办大事，以“识”为主，“识”是最主要的。在识人方法上，他总是先通过与人谈话，听对方的陈述，然后给予他一个评语。为了掌握人才的基本情况，他十分强调对人才的考察，认为考察是用人的基础。对于前来投效的人，认为可用的，就先发给少量的薪资，把他们安顿在幕府，然后亲自接见，暗中观察。等到感觉了解得很深，确有把握的时候，再根据实际情况，保以官职，委以责任。对于那些他认为可以大用的人，考察就更细致，时间也更长。由于他特别重视对人才的考察，所以他对于人才的特点也总是了如指掌，这就为他用人一般不出问题提供了保证。朝廷用他推荐的人，有做封疆大吏的，有做一般官员的，遍布全国，人数众多，但都没有辜负他的举荐。他在首先辨才、知才、识才的基础上，用人做到广收慎用，因量器使，区别对待，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同时绝对不把贤才与庸才放在一起。曾国藩曾经说：“即使有好的药物，如果不对病症，还不如一般的药。虽然有贤才，如果不能充分发挥他的特长，就不如普通人”。“世上不害怕没有人才，怕的是用人的人不知道正确地使用人才”。为了使人才的才华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他十分重视下属与幕僚的工作安排。对于擅长治军的，就安排到营务处，使其历练军务，以为他日将才之备；对于精于计算的，便安置到粮台、运转局、筹饷局等位置，使其学习筹饷、理财、转运等工作；对于善于发明创造的，便安排到制造局，参加造舰、制炮的工作。由于曾国藩的量才使用，成就了很多人才，如李善兰、华衡芳、徐寿成为了当时茂名的自然科学家，俞樾成为了茂名的经学家，左宗棠在后来平定新疆叛乱中建立了不朽功勋，薛福成成为洋务运动的骨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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