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蒂和爷爷》：经久不衰的原因是它反映出文明与野性的选择困境
正在公映的《海蒂和爷爷》讲述的是一个并不新鲜的故事，而且海蒂的故事，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曾经播放过，所以，这部电影的新鲜度显得有些欠缺。
现在这部拍摄于2015年的电影《海蒂和爷爷》在拍摄手法上也合规中矩，基本遵循了原著的主要架构，并没有自作聪明地在原作的基础上，用戏说手法，让旧有的剧情膨胀裂变，衍生出一个面目全非的故事。
《海蒂和爷爷》是根据瑞士女作家约翰娜·斯比丽的长篇小说《海蒂》改编的，这部小说于1880年首次出版。
注意一下，这是1880年，离我们现在的年代相距139年。
想一想，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是鲁迅创作于1918年的《狂人日记》，而之前的中国小说，基本是《孽海花》这种描写才子佳人、达官贵人的类型，这些文学作品里根本没有一个普通人的存在。中国文学在平民性上的确要与西方文学差近半个世纪的落差。
而像《海蒂》这样描写一个小女孩的人生选择的小说，要在鲁迅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大路之后，才会在中国文学的领域里出现。
其实，海蒂的人生选择，却是我们当代中国文学里的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
这个主题的核心内容，就是选择文明还是选择野性。这是一个矛盾的悖论，我们很难说，文明就是绝对地代表着光明，而野性就意味着生存的落后。
我们可以看到，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恰恰是张扬起一种野性的回归，而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文化思潮，而其中代表性的作品，就包括莫言的《红高粱》。在莫言的笔下，浸染着文明的现存体系是缺乏活力的，充满着死亡气息的，代表性的标志，就是“我奶奶”准备嫁给的那个生病的酒坊男人，而生命的活力，存在于乡野里，所以，莫言在《红高粱》里喊出了“在进步的同时，感到了种的退化”的呐喊，显示出莫言用浩荡的野性之风，冲激奄奄一息的现代文明。
而这种主题，恰恰是《海蒂》里所要表达的精神趋向。
在《海蒂和爷爷》中，我们看到，失去父母的海蒂被送到了乡间，电影里提到，她被姨妈收养时，整天都呆坐在屋子里，由此可见，城市里的人类文明桎梏，制约了她的生命活力，送到爷爷的所居住的高山小屋里，她并没有感到任何的隔阂与生疏，而是天人合一地与大自然、与自然中的生命、与他的爷爷及周边的山民融为一体。
电影也竭力展示了这种大自然的秀美风景，表现了人与动物的和谐一体，刻画了民风的纯朴温润，但这种对山野风情的诗意化、浪漫化、神圣化的表现，是否真的符合现实生活？我们知道，这完全是一种浪漫的想象。
我们中国当代文学早就揭开了这种想象的不可信性，因为远离人世的僻野乡间给人的生存带来的是严峻的考验。中国的知青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揭示出当年的广阔天地给人的身心带来的是一种怎么样的伤害。所以，鲁迅早就在小说里写过，城里人来到乡间，看到美丽的风景，忍不住就赞叹乡间人是何等的幸福，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而已。
但《海蒂和爷爷》的基本格调，还是站着对农业文明的罗曼蒂克的想象的角度上，竭力强化了野性的文明所具有的强力的力量，它反映的主题，是生命在进入人类集居的城市之后，便开始退化萎缩了。最典型的隐喻，就是衣食无忧的小姐克拉拉身处在一个文明化的氛围内，却出现了莫言所说的“人种的退化”，罹患上了疾病，失去了行动的能力。而实际上，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里，有着更好的医疗条件保障的文明体制中人，远比那些乡野里的民众来得更为健康，更富有生命活力。
而被强行地送到城里的海蒂，被迫放弃她的山野里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习惯，不得不接受文明社会的繁文缛节，还要灌输进文明社会里抽象的字母教育，这一切，都让海蒂的原来的自由的天性遭受到了暴殄天物的束缚，在这样的环境里，海蒂用弗洛伊德理论来分析的话，她失去了自我，精神出现了分裂，导致了夜游症的发生，在电影里形成了一幕虚惊一场的闹鬼惊悚。
可以看出，现代文明是反人类天性的，于是，城里的一家人，把海蒂放归了山林，让海蒂重新在天旷地远的生存空间里，释放她的天性，相伴她的亲人，呼吸自由的空气，吮吸原汁原味的羊奶，海蒂在这个空间里如鱼得水，健康成长。
而电影与小说原作并没有就此罢休，还让残疾的克拉拉小姐来到了乡间，在这里感应着大自然的滋养，竟然让腿疾不治而愈，更是把乡野这一个生存空间对于生命的滋补功能作了夸大其词的溢美，而我们实际上知道，乡野的风刃霜剑并不是一个人类的宜居的环境。但在《海蒂和爷爷》的理念体系里，乡野却是疗治精神创伤与肉体创痛的灵丹妙药。
《海蒂和爷爷》止步于此，把乡野的神奇作用推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反映出了《海蒂》这样的文学作品，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考趋向与反思水平，并不能说它是一种乌托邦的存在，实际上，它折射出的是当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当这种文明处于一种僵化与停滞的状态情况下，也就是说文明已经缺失了发展的活力之后，人类便重新回到乡野里寻找生命的活力新形态，也就是孔子说的“礼失而求诸于野”。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系列中国文学作品，都以一种反思文明的性质，回到乡野里去寻找生命的活力本原，像“寻根派”的兴起，可以视着这种文化寻源的一种自觉努力。如《人生》中的高加林在闯荡城市之后，最后还是一头扎到黄土地上，重新找到自己的生存力量，电影《乡情》里进城的男孩，最后他还是回到乡间，在他的青梅竹马的农村女孩那里找到最宝贵的生命补充。
带着这种意识与观念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出现在八十年代，是因为这个时代，正是一个各种思潮奔涌、汇合且重新取舍的激荡的年代，而这样的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就会产生一种对生命力抉择与定位的再度思考，从而把这种截然分明的究竟选择文明还是选择野性的二重选择，重新推举到文学的选项之中，这与《海蒂和爷爷》里的选择性的问号具有着同样的肌理与原理。
《海蒂》中的选择性困境能够在1880年就出现在文学作品里，正反映出西方工业文明在得到了长足发展之后，对此作出的最初的思考。而之所以这样的思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毫无丝毫的映射，还是因为中国社会在这部小说表现的时代期间，还处于一种毫无知觉的昏睡状态，根本没有感受到工业文明与乡野文明之间还有着截然反差的分野，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选择性的十字路口，而直到一百年后，这样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才强烈地震撼了中国人，从而产生了相应的如《红高粱》《人生》《乡情》这类作品。
所以，《海蒂和爷爷》给予我们的心灵激荡，应该远不是风景如画的场景、丝丝入扣的人情与皆大欢喜的结局，而是它折射出一个人类面临着的生存的根本性问题，那就是文明架构与原始本能究竟谁在主宰沉浮的问题。《海蒂和爷爷》里，并没有对人类的文明力量给予一味地否定，我们看到，爷爷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到了山下的人群聚居的群落，海蒂也被送进学校，而她的理想是选择写作，这正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最具有代表性的体现形式，可见海蒂在保持了她的对自然的心灵之爱的同时，也向文明作了趋近与靠拢。
而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小说作者是瑞士人，所以，整个作品里并没有反映出更加残酷的人性的负面空间，影片里把小姐克拉拉一家塑造得相当的明媚而光彩，而同样的这个小姐身份在狄更斯的《远大前程》里我们却看到另一种更为真实的残酷的立足于阶级对立基础上的相互戕害，而《海蒂》中基本扫荡了任何可能的这种生存的对立因素与人性的角逐对垒，这也是因为《海蒂和爷爷》的原著作者是一位女性的缘故，更多地给予作品倾注了温柔敦厚的情怀，但这份情怀里依然骨立着作者对一个时代走向的思考，这份思考是坚挺而有力的，足以在小说出版一百多年之后，依然能让这份时代的选择性震撼波送达到我们的灵魂，激活我们的思考，拨开我们的迷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