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局内人①｜胡适：开启中国的文艺复兴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五四运动既是一场爱国运动,又是一场文化运动,同时还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哺育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他们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走上了为民主、科学而斗争的道路。在“五四百年”来临之际,本报策划推出“五四运动局内人“专题。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被称作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也被视作新文化运动的开端。
从现在回溯历史可以看到,新文化运动以及1919年引发而生的五四运动,极大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百年来中国发生的诸多革命和思潮都可以在这两场系列运动中找到影子。然而胡适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并不是为了搞“运动”,他的初衷只是要去探究我们该如何“说话”。
新文化运动是从推广白话文开始的,胡适在竭力推广白话文时,一再强调古文中很多精彩的地方使用了“白话”,讨论白话文运动的要害并不是讨论“白话文”和“文言文”哪种文体更好。而是提出了“说话”的基本公理,也就是说话和写成文章必须是统一的,不能是两种形式,“文言文”不可能成为日常的话语,而普通话语和文字的统一是自然的事情。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提出了“说话”的八项原则:
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这几条看似简单的说话原则,之所以开启了一场文化运动,是因为它顺应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就是要从“丛林社会”转变到“契约社会”,突出的是“说话”的重要性,在契约社会里,说话和写出来必须是“一件事情”,岂能一方面“白纸黑字”,另一方面又允许“信口胡说”。
中国的发展有别于欧洲的一点在于,欧洲有较强的宗教势力庇护了文化的发展,两种力量彼此有制约作用；而中国缺少强有力的宗教,制约世俗政权的力量有限,文化常被世俗权力利用,比如“独尊儒术”“科举纳士”,这种靠世俗权力独大而行进的历史造成政权更迭频繁,战乱频发。
当整个社会的意识是崇拜强权,轻视契约,长期处在这种环境之下就有了“文化垄断”现象,有了愚民政策。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有一个观点,就是复杂的文言文为底层百姓学习文化造成了障碍,甚至还有人提出将汉字进行拉丁字母化改造,以方便文化普及。
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对文化垄断的破除,让更多的普通人有了学文化的机会,知道读书识字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报纸杂志开始遍及全国,有了现代意义的学校来“成批生产”文化人,是将文化从统治者和少数文化人手中解放出来的运动,目的是让文化更有力量去抑制弱肉强食。
胡适在美国康奈尔大学
见识过西方文化的留学才俊,是反思国故的新文化运动主将,1916年写作《文学改良刍议》时,胡适正在美国留学。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引领者,始终以一种世界视角见证着这场运动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在描述新文化运动或新文学运动时,也特别喜欢以“中国的文艺复兴”(TheChineseRenaissance)来形容,预示着这个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正在新生。
“文艺复兴”是近代西方早已发明并使用的一个名词,胡适最初也是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那里获得以白话文作为国语的灵感和启示。胡适使用该词时,有时是特指新文化运动,有时是泛指宋代以来包括宋明理学、清代考证学、近代新文化运动在内的“文艺复兴”趋势。
胡适之所以喜欢使用“文艺复兴”这个词,一方面是便于西方民众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理解,一方面也是强调新文化运动的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性质,其意在说明中国人文传统通过自我革新,完全拥有走上现代化之路的能力。
1933年7月,胡适应邀到芝加哥大学比较宗教学系“哈斯克讲座”讲学,第二年他的系列演讲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题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是胡适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外界阐述他对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看法。
在胡适看来,新文化运动有三个突出特征,使人想起欧洲的文艺复兴。首先,它是一场自觉的、提倡用民众使用的活的语言创作的新文学取代用旧语言创作的古文学的运动。其次,它是一场自觉地反对传统文化中诸多观念、制度的运动,是一场自觉地把个人从传统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它是一场理性对传统、自由对权威、张扬生命和人的价值对压制生命和人的价值的运动。最后,很奇怪,这场运动是由既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又力图用现代新的、历史地批判与探索方法去研究他们的文化遗产的人领导的。
“很奇怪”的这最后一点,也体现出新文化运动中新旧、中西之间的激烈碰撞,脱胎于传统文化又接受过西方教育的胡适,应该时常也会有“文化撕裂”的矛盾之感。后世对胡适进行评价时,保守主义认为胡适是挖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传统；激进主义认为胡适没能继续革命,变成了进步思想的叛徒。但一种更为公允的评价,是胡适身上那种“古典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现代世界离不开的一个起点,但是在这个起点上,人类文明过程实际上展开了两种逻辑。一种逻辑就是激进主义的现代性,即不断革命,不断破坏,不断要与过去决裂,所谓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另外一个逻辑,即古典的现代性逻辑。在西方世界,这个古典的现代性就是英美的现代性道路。英国的现代化便是一个文明演进的过程,其现代性与传统一直是血脉相融的。
胡适所开辟的古典的现代性,作为一种自由主义的新传统,其价值与意义之所在,可以说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够抗拒两种看似对立的思想意识的坐标系:第一,拒绝激进主义的现代性逻辑。第二,对那些旧伦理的全盘坚守,也是一个警醒,传统中的有些东西死掉了,因为它们没有生命力。古典的现代性所发扬的是具有生命力的传统,是活出的传统,对于这个传统,我们不但要心存尊敬,抱有同情,而且它们就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一部分,是水乳与共的。
胡适所追求的文化变革,推崇的正是这种古典的现代性生活。他一方面介绍欧美的思想、文化,一方面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整理重估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并兼顾自己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在文史哲三个领域都著作颇丰。从新文化运动时期起,历次重大的学术文化争论,他都直接间接地参与其中。作为一种思想和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胡适一生追求自由,是一个以个人自由安身立命的现代中国人,这一点是他有别于所谓儒家学人的地方,也是新儒家最不满意的地方。但是,胡适的自由主义精神并没有拒斥儒家传统,他的一生乃至他的灵魂,有一个非常深厚的传统的古典性。
齐鲁壹点齐鲁晚报记者张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