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韩国发现一卷武则天制字佛经，随后竟宣布印刷术起源韩国
1966年，韩国维修一座古塔，突然发现一卷带有武则天制字的印刷版佛经，随后韩国专家竟立即宣布印刷术起源韩国,要求国际社会承认！
众所周知，印刷术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世界所公认的。其他国家的印刷术归根到底是在中国影响下发展起来，众多出土文物和史籍资料也是有力证据。但韩国一卷佛经出土后，竟向全世界宣布印刷术起源于韩国，这究竟怎么回事呢？
1966年8月29日，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因受地震影响而出现裂缝，塔身向西南倾斜，随后盗墓者爬上古塔企图盗掘塔内宝物而未遂，但使得塔身再遭破坏。
据说此寺及塔建于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被列为第21号韩国国宝，因此韩国开始对塔进行紧急修复。
10月13日，在对释迦塔维修时，突然在二层塔身发现一舍利洞，里面放着一方盒形金铜舍利外函，其中有舍利瓶等和用丝绢包裹的一卷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取出经卷时，因其在塔内年久被雨水浸蚀，展开后已断裂成五块。经过修复，发现佛经是以12张黄色楮皮纸制成，每纸高6.5厘米，横长52.5～54.7厘米，粘连起来总长643厘米。
经书由唐初专门写佛教的汉字楷体字书写，经文中出现了4个武周制字，一共出现8次。武则天称帝时，风阁侍郎宗素客将“天”、“地”等十几个字改制成新字奏上，载初元年(公元689年)武则天诏令全国通用，这就是所谓的武周制字。
武则天死后，唐中宗李显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即位后，即降诏废止武周制字，在李唐皇帝取代武氏统治的时期内，刻本中不再刻出武周制字。唐朝出土文物里带有武周制字，通常成为武则天统治时期断代的标志，因此这卷佛经应是唐朝初年文物。
哪知道，对这样一件重要的出土文物，没有经过仔细研究和鉴定，仅三天后，韩国专家就发布新闻，断定这卷佛经出版于朝鲜半岛新罗朝景德王时期（公元742～764年），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他们的依据一是释迦塔是建于公元751年，二是佛经有武周制字，且印刷字体和纸张非常古老。
这立即引起了全世界轰动，多年以来，韩国学者一直都认为本国的木版印刷是在中国北宋技术影响下产生的，起始于高丽朝(公元936～1391年)初期(11世纪初)。这样一来，韩国的印刷术一下从11世纪初，提早到了8世纪初，印刷术韩国起源说也就因此正式提出。
为了推动这一观点为国际社会所承认，韩国专家推动韩国文化、教育和外事部门，发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国际学术大会，提出了三个“世界公认”。
一是要求《陀罗尼经》刊行年代得到世界公认；二是要求韩国木板印刷起源年代得到世界公认；三是《陀罗尼经》作为最早的木板印刷品得到世界公认！
三个“世界公认”如果实现，那就意味着要求中国将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发明权转让给韩国！这立即引起全世界哗然，可随着考古的深入和各种新证据出现才知道，这卷经书竟来自中国！
首先是释迦塔建于什么年代，半岛史料中并没有任何可靠记载，韩国学者根据建塔时间和供养《陀罗尼经》的时间，以此推测作为经卷刊行时间和地点，显然是缺乏依据的。
随后关于经卷到底是唐刻本还是新罗刻本（刻本是指雕版刻印的印刷母本），韩国学者大都认为是新罗刻本，但他们并没有举出足够证据证明此本不是唐刻本，而是牵强附会从中国史书找了一些间接旁证，显然没有说服力。
还有一些韩国学者认为武则天时期曾统治过半岛北方高句丽故地，半岛也使用过武周制字。不过，虽然唐朝统治过半岛北方，但并不证明半岛南方新罗境内也通用武周制字，南方也没有相关文物出土。
《陀罗尼经》由中国高僧法藏于701年翻译，它的刻印本最早在702年至704年之间，由于武则天深信佛教，因此刊印的数量较大。
据唐《开元释教录》卷九谈到《陀罗尼经》时指出，当时新罗国高僧明晓奉新罗王旨意，于700年来到大唐求法，此刻本《陀罗尼经》由新罗人于不同时间分批带至新罗。
退一步说，即便是韩国出土的《陀罗尼经》是新罗刻本，但依旧不是最早的。1906年，新疆吐鲁番发现印本《妙法莲华经》，被清朝新疆布政使王树楠转给前往新疆考古的日本人江藤涛雄，该经现藏于东京日本书道博物馆。
该经卷刊印于（公元695～699年），是迄今世界最早的有年代特征可辨的卷子本木版印刷品，早于韩国发现的这本。日本长泽教授的相关研究1952年即已发表，韩国学者未能得知此事，遂误将庆州发现本断为最早印刷品。
不过，比日本收藏的《妙法莲华经》还要早的佛教印刷品又在中国出土！1974年西安市西郊柴油机械厂唐墓，出土梵文陀罗尼咒单张印刷品。经考证，其刻印年代为公元650～670年，因而是现存世界最早印刷品。它的发现再次证实印刷术发明于中国，而否定了韩国木版印刷起源时间最早的说法。
由于国际社会一致反对印刷术最早起源于韩国的说法，再加之更多的文物出土，更有力地证明了印刷术起源于中国的定论，韩国学者也逐渐偃旗息鼓，不再坚持这一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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