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悲惨世界》：原来“大反派”沙威的悲剧还有当代镜鉴价值

　　有一句俗语说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可见，当一部名著问世，一定会有无数人去阅读，每一个人所看所思，都不会相同。法国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也是如此。相传，雨果在写完悲惨世界之后，将稿件邮寄给他的一个当编辑的朋友，这个编辑朋友读罢之后，非常喜欢，但也提出了一些观点，他认为，这部小说如果能够删去一些哲学思想的论述，可以让情节更加紧凑，但被雨果拒绝了。

　　这个故事虽然可能是后世杜撰出来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体现了雨果作为一个作家，他并不只是为了编故事而创作小说，他的小说更多出了很多思想内涵和哲学探索，甚至还有很多对于社会的反思。这些让《悲惨世界》这部小说，直到现在，都散发光芒。

　　雨果的时代，也是西学东渐的时代，在大部分人眼中，西学东渐意味着中华文明的衰落，以及西方文明的强势崛起。但事实上，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东方文化也逐渐影响着西方的思想界。其中，孔子的儒家思想对西方很多人的影响尤为深远，其中就包括雨果。因此，雨果对于保守苦难的中国始终怀有同情，从他对英法联军的痛斥，就可以看出来。

　　而对雨果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儒家思想中的仁政。演化而出的就是以德治国的整体政治思想，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在法国当时的社会形态下，以德治国，减少刑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于是，在《悲惨世界》中，雨果塑造了一个道德高深的米里哀神父，也塑造了一个悬崖勒马，被道德感化的冉阿让。他们的结局，都是善终。同时，雨果也塑造出一个大反派，也就是警探沙威，他成了严刑峻法的代言人。

　　但当我读完《悲惨世界》，却没来由的被沙威深深吸引住了，因为在沙威身上存在一种原先没有想到的一些优点，这让我开始重新审视《悲惨世界》带来的社会意义。

　　我把目光放在了反派沙威的身上，他的结局并不好，甚至可以说是悲惨。他的做法，也让人感觉到不舒服，他太过执着，不知道变通，他费尽心思想要将冉阿让逮捕归案，甚至在冉阿让救他之后，他依然试图逮捕冉阿让。也许，沙威并不通人情，但他真的是反派吗？显然不是。沙威没有做任何恶事，只是执行者法律，他错了吗？显然，一点错都没有。

　　沙威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史料上被确定为一个专用的名词：酷吏。历代的史书中，都会把一些人归到酷吏传里面，其中，不乏一些如同来俊臣、周兴一类的人物，他们的确算是恶贯满盈。但还有一些人，却并不算是恶人。

　　在汉书《酷吏传》中最后的评论，实际上相当中肯：“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为声，然都抗直，引是非，争大体。”“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方略教道，一切禁奸，亦质有文武焉。虽酷，称其位矣。”可见，酷吏和酷吏，也是有所区别，真正值得尊敬的酷吏，往往“虽酷，称其位矣”。沙威就是这类酷吏。

　　沙威的确算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执法者，而且是一个纯粹的执法者，他只是认为：法律需要有人去遵守，需要有人去执行，而他就是这个执行法律的人，所以，他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法律更有尊严。于是，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毫无怨言。

　　沙威的结局，也是十分痛苦而茫然的。因为他发现，自己居然被自己所要抓捕的人救了，而这个人，居然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于是，沙威陷入了痛苦的挣扎之中。

　　雨果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表现出沙威的痛苦和挣扎，沙威已经清楚，当他放了冉阿让的那一刻，他心灵的堡垒已经彻底的崩塌了，他陷入痛苦挣扎之中，“沙威和冉阿让，一个是惩治者，一个是受治者，两个人都受着法律的约束，而现在，他们竟然都高居在法律之上了！难道这不可怕吗？”这真是一个执法者应该有的觉悟，在这一个角度来看，沙威是一个伟人，因为他明白法律的尊严和地位，也明白这个世界需要法律，也需要他这样的执法者。也正是因为这样，沙威变得更加痛苦“他一直都在努力让冉阿让再度伏法。冉阿让是法律的俘虏，而他则是法律的奴才。”沙威的内心独白和挣扎，让我的内心也产生震荡。

　　我们现在都说“人民的公仆”，这和沙威所说的“法律的奴才”有什么本质区别吗？没有，沙威只是把法律当成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精神支柱，所以他愿意为了法律而奋斗，不在乎卑微成奴才。于是，沙威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变得高大起来，他身上散发着的光芒，甚至超过了冉阿让和米里哀。他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但最终，沙威还是在挣扎中走向灭亡。沙威到最后，依然被痛苦和茫然笼罩，他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也无法说服自己忘记法律的存在。在生命的最后时间，沙威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于是，他写出了十条自己的建议，其中大部分都是一些可以改善监狱犯人生活的建议。也许，这就是沙威自己所能做的，最后的事情。

　　沙威和米里哀、冉阿让一样，都是一个高尚而纯粹的人，只是他们站在了对立面。因为他们的高尚和纯粹，所以他们都执着于自己的信念。这种信念，让他们都作出自己的抉择。

　　沙威的悲剧，让我久久不能释怀，我已经不想说，到底最后，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就好像雨果把作品名命名为《悲惨世界》，那么，在这个世界里的人，无一不是悲惨的。而这种悲惨的根源，并不是沙威等人，而是这个世界的本身。

　　这个世界之所以悲惨，是因为立法者的残酷。其实，如果一个国家宣扬德治，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是独裁的国家，因为道德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一个国家因为个人的喜好而改变，这是一场灾难。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就是德治的隐患。因此，一个社会真的要长治久安，不是依靠德治，而是依靠法治。

　　那么，在法治中，又会出现是善法还是恶法的区别，“法以爱人”就是善法，“法以害人”就是恶法。法律保护守法之人，就是善法，法律纵容违法之人，就是恶法。当一个社会将要实行法治的时候，必须要首先确定，这个世界使用的法律，是善法，还是恶法。

　　很显然，在雨果的时代，法律就是一种恶法。那么，在立法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些善良正直，能够为善良守法之人做主的人物出现，这才是如米里哀神父这些人应该做的。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所说，理想国的君主，是哲学家。这当然不是绝对的，但在立法过程中，如果能够心存善念，想要通过立法，来方便老百姓的生活，这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结语

　　立法是最根本的，却还不算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执法，也就是沙威这样的人物的出现。执法者不需要太多的仁慈，只需要守法，这就是执法者最终的目的。当执法者对犯法者仁慈，就意味着对受害者残忍。这是对立的关系。无辜的人不应该受到伤害，违法乱纪的人必须受到惩罚，这就是真理。社会需要沙威这样的人出现，也需要更多像沙威这样的人出现。

　　其实，在《悲惨世界》中，雨果想的很多，也已经找到了事情的最关键的一点，却依然还差了一点。或许，雨果已经想到了，却依然没有想得太过明白。但沙威的故事，已经足够给人以启发。当一个社会有了向米里哀神父一样的仁慈而道德高尚的人，又有像沙威一样纯粹执着而无杂念的执法者，也许，这个世界就不会再“悲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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