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务部把此人当玩物，突然有一天，他们发现自己竟已不是对手

　　这篇文章讲一位十分“精彩”的人物，在此之前，咱们不妨打个比喻：一串珍珠项链光彩夺目，人们往往把焦点放在璀璨的珍珠上，却总是忽视将它们串成一串的绳子。事实上，对这样一个整体而言，看似一文不值的绳子可能比珍珠中的某一颗甚至是某几颗更重要。若把强盛的苏联视为一串珠宝，那么安德烈·雅奴阿列维奇·维辛斯基便是保障苏联体系某一部分串联成整体的中流砥柱之一。

　　说起维辛斯基，恐怕不少朋友脑子会发懵：此人是谁？干啥的？指挥过什么著名的战役或是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贡献吗？其实，大家对维辛斯基的陌生是正常的，连他本人都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隐藏起来。身处政治场的维辛斯基表现得十分矛盾，作为斯大林最信任也是最为得力的内臣之一，他被赋予了大得可怕的权力，其性格却变得谨小慎微，愈发怕人。然而，他的同僚却是这样评价他的：总是不择手段地达成目的。

　　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在这个“穷人”建立的乌托邦里，维辛斯基算不上“根红苗正”。他于1883年底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家境相当不错，自幼便接受良好教育。另外，史学家通过研究还为维辛斯基找了位了不得的远亲：波兰首席主教维辛斯基枢机跟维辛斯基的父亲有亲戚关系。这放在内部矛盾尖锐的苏联，这些“优势”反而刀刀致命：要么是“资产阶级敌人”，要么是“波兰间谍”；更糟糕的是，1902年，当满怀赤诚地投身无产阶级革命时，他居然成了一名孟什维克，甚至还曾一度专门跟列宁对着干。

　　当时的革命阵营中不乏口才卓越者和雄辩家，肚子里有知识的维辛斯基在这群人里显得出类拔萃。在许多重要的指控中，维辛斯基的演讲一结束，被告甚至会直接瘫坐在座椅上而放弃反驳。人们都说跟他做辩论对手简直是一场噩梦：“在它看来，辩论获胜就是最终目的，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一个人可以伪装自己，但在热衷的事业面前，他表现出来的模样便是真实的他。维辛斯基在辩论桌上的表现，便是他政治生涯的写照。

　　沙俄末期，维辛斯基多次被捕，他在监狱里结识了斯大林。从那时开始，后者就对这位谈吐不凡的革命者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的维辛斯基锋芒毕露，活动频繁。“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借口“德国间谍”罪名逮捕列宁，当时的他正在大律师马扬托夫斯基麾下担任助理，也在列宁的逮捕令上签了字。“十月革命”后，维辛斯基遭到清算，一度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直至1920年以后，他才实现翻身，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这样算来，维辛斯基的政治生涯也有近20年了，但对他而言，一切才刚刚开始。

　　俄国有这样一句谚语：“与恶犬在一起，不仅要会像恶犬一样狂吠，还要学会猛摇尾巴。”维辛斯基显然是深谙此道。作为当时政坛上为数不多的接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人才，实权大佬们试图借助他的才华来达到一些目的。例如在1924年，维辛斯基写成《共产主义史论》一书，这书一听名字就是纲领级别的著作，谁知它刚一出版就遭受学界一致的口诛笔伐，不少知名学者怒骂维辛斯基，表面上在阐述从古代到19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实际上却是驴唇不对马嘴，狗屁不通，反倒是在吹捧当局领导方面不遗余力。

　　维辛斯基背了黑锅，苏维埃高层的一些目的却也达成了。没多久，“声名狼藉”的他从莫斯科大学讲师直接被提升为该校校长。也正是在同时，法律虚无主义和法律规范论两大阵营的学术辩论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关键时刻，斯大林指出：在历史条件成熟前，国家这一存在绝不会消亡——领袖不动声色地站在了法律规范论这一边，而维辛斯基正是该阵营的代表人物之一。斯大林的态度基本上可以被视为这场争论的答案，尘埃落定后，人们这才发现，不仅仅是法律规范论一派获胜了，它也变成了“维辛斯基的法律规范论”。

　　这场法学界大辩论结束后，维辛斯基俨然已跻身核心权力圈。与那些权势显赫的政要不同，他处事的方式相对隐蔽，圈外人看去，恐怕还以为维辛斯基不过是领导人们的秘书呢。客观地说，维辛斯基被任命为总检察长以后，苏联法律体系确实进入了一段良好的健康发展期。他秉承这样一种观念：“法律的目的至关重要”，只要是对无产阶级有利，就可以借鉴资产阶级法学理论。在苏联法律建设遇到困难时，他甚至会明确表态：“苏联有必要引入资产阶级法的合理因素，正如列宁同志在新经济政策中引入西方泰罗制一样。”除此之外，他还指出了苏联司法队伍整体素质较低的命门，大力培养司法人才。总而言之，他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仗着斯大林的信任，维辛斯基在苏联法律界树立了自己的原则和尊严，这让他与同一时期只会拍马屁的同僚们得到了区分。然而，这一切随着1934年基洛夫案的发生戛然而止了。

　　基洛夫遇刺后，苏联高层快刀斩乱麻地出台了《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这道法令被西方诟病为“恐怖宪章”，同时也被视为20世纪30年代席卷苏联全国的那场灾难的开始。当维辛斯基发现自己苦心搭建的法律体系一夜间遭到摧毁，人们突然都像着了魔一般，他的第一反应便是“学会像恶犬一样狂吠”。

　　他最为诟病的一点便是对内务部的态度。在目睹了内务部的暴行后，维辛斯基很怕这伙匪徒，甚至连上班时宁可绕路也不愿靠近内务部大楼；有时不得不从大楼前经过，他都会表现得很不自然。而在工作中，内务部交给他的工作，他都会兢兢业业地完成，曾担任内务部高级官员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维辛斯基不得不在法庭上千方百计地随机应变，以弥补内务部的拙劣工作，他十分擅长用自己的辩才去推动每桩案件中那些愚蠢的牵强附会。”内务部想要搞倒的人，维辛斯基便会想方设法地证明对方有罪，即便自己清楚对方极可能是被冤枉的。

　　苏联前司法委员克雷连科直言不讳：“维辛斯基总是理论上说一套，实践中做一套，而且是反其道而行之。他首鼠两端，言行不一，窥探风向，反复无常，个人观点前后变化之大，判若两人。”这使他成了内务部眼中的丑角，他们甚至把维辛斯基的“罪行”也整理了一套，但并不急着用它，而是用这些把柄时不时地折腾对方——内务部根本没想搞垮维辛斯基，他们只是喜欢看他胆战心惊的滑稽模样。然而，如日中天的内务部没有想到，维辛斯基在“猛摇尾巴”的同时也学会了“狂吠”，甚至比他们还要猛。

　　无论维辛斯基做什么，哪怕是再小的一次发言，维辛斯基也会用一半的时间来夸赞领袖；他逐渐丢掉了自己的原则，把领导的话当成真理，毫无原则地依附当权者。斯大林晚年时多疑，连跟随他多年的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元老都不愿相信，唯独对维辛斯基的话深信不疑。他被赋予了远超职位的强大权势，有一天，维辛斯基突然发现，他的地位似乎早已在内务部之上——他可以指责内务部所犯的错误，对方却拿他无可奈何。那会儿，人们都说维辛斯基成了苏联最具权势的大人物之一，甚至有可能是苏联实际上的“二把手”；有些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他才是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灾难的始作俑者。

　　说到最后，维辛斯基毕竟接受过良好教育，他深谙权力再大也有个界限，因此并没有在这条路上走到黑。手握大权后，维辛斯基对苏联司法体系展开重建，对昔日的政治对手们，尤其是那些法律虚无主义的追随者，他也没有赶尽杀绝，相反，他还主动为其中许多人平反，邀请他们为苏联司法体系建设做贡献。正是维辛斯基的努力，使得苏联法律体系在遭受了那样的摧残后没有彻底崩塌，而是很快便迎来了重生。

　　晚年的维辛斯基多次表示，对也罢错也罢，他对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悔意，但无法否认的是，身处这样复杂的环境，“每一分钟都在等待被捕的恐惧之中”。1954年11月22日，71岁的他因冠状动脉血栓症突发抢救无效，于美国纽约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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