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催泪刷屏,梁晓声:写下人世间更多他者的命运

  文章转载自 | 好书探

  

  今年年初,由梁晓声作品《人世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播出。不少网友沉浸在这部年代剧中,“好想去郑娟家蹭饭”“我竟然磕到了雷佳音殷桃的CP”等话题频频登上微博热搜。

  这部剧确实扛起了“开年大剧”的旗帜。据发布数据显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单集最高收视率达1.73%,最高收视份额达7.4%。截至2月11日,索福瑞CSM全国网平均收视率1.4%,平均收视份额5.88%,《人世间》创下CCTV-1近三年来电视剧平均收视率和收视份额新高。

  然而,热闹在梁晓声的生活之外。采访在工作间进行,外门大开,他拒绝了关门的提议,“家里没什么可偷的”。像过去很多日子一样,梁晓声坐在笔直的椅子上,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射入。

  采访间隙,梁晓声点了一支烟,白色的烟雾从指尖绕行,他也陷入了某种回忆。等烟燃尽,他把烟头摁进烟灰缸,一个常见的、颇大的玻璃烟灰缸。直通阳台的门窗已经打开,就像往常一样。

  

  梁晓声翻阅采访提纲 | 江玉婷摄

  01

  写出人和人的关系

  梁晓声工作的屋子像样板房。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正中是一套木桌椅,那是他工作的地方,对面靠墙放了2张矮沙发。“没有再多东西的必要性,因为总有人要来,才有两个沙发。”梁晓声说。

  他仍然保持着手写的习惯,只不过从钢笔换成了铅笔。铅笔是自己削的,用一把半只手掌宽的蓝色美工刀,削好的一二十支插在笔筒里。73岁的梁晓声保持着写作习惯,身体好的话每天能写到2000字,写在A4纸上是10页左右。“必须坐定,你要懒下去,139页就是139页,它不会变成149页,对吧?”说着话,他看着眼前的稿纸。

  坐在木桌前写作,抬头是一幅托尔斯泰的油画。看着托尔斯泰的油画写小说,是一种什么感觉?梁晓声说:“没什么特殊的感觉,看到油画会经常想到他们(表哥)。”油画是梁晓声表哥画的,表哥已经去世了,去世前托人把画送来。说完,梁晓声补充了一句:“当然,我也很尊敬托尔斯泰。”

  

  梁晓声家中的油画 | 芦宇摄

  去年,梁晓声处在一种持续性的丧失中。从2021年开始,小弟弟、小弟妹去世。同年9月,三弟妹去世。除了写书以外,一旦有空出来的时间,梁晓声会不自觉地想家中事。失去至亲以后,侄女的生活会是什么样?三弟家会有什么困难,他要做哪些准备?梁晓声惯于挑起一家之长的重担,就像过去很多年一样。

  事实上,梁晓声在家行二,往下数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新出版的散文集《人间清醒》里,梁晓声写到了童年经历。一家人住在阴暗的、地窖一样的小屋,“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

  

  《人世间》剧照 | 来源:人世间官微

  上小学时,梁晓声的个人卫生不合格。他的双手皴裂,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梁晓声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水缸在四处漏风的屋子里,水都结了冰。上学前,即便用肥皂反复洗过,双手仍洗不净。班主任不懂卫生需要条件,她只会像扒乱草堆一样扒乱这个幼小男孩的头发,然后厉声道:“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袋大米!叫人恶心!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再来上学!”

  梁晓声没有别的办法。母亲天不亮就上班,哥哥早起上学,于是梁晓声要给更小的孩子做饭吃,收拾完屋子,担完水,才能上学。有时,六岁、四岁、二岁的弟弟妹妹哀求着哥哥留下来。于心不忍,梁晓声只能逃学,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梁晓声的童年生活打上了贫穷的烙印,他吞下了贫穷带来的苦难。多年以后,他在《我的小学》里写下:“我认为,对于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穷来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老师嫌贫爱富。”

  最初,他并不是有意识地写贫穷,“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就是那样成长起来的,写到童年和少年,必然写到贫穷。”在北方的大杂院,相处得好的邻里,温馨得像一家人。更现实的原因是,每一户人家都无法独立生活——随时要借东西,小到借一把剪刀,家里来客人要多借条板凳。这种“借”本身就在维持关系。大人都有不在家的时候,孩子轮流照顾。家里人吵起来,邻居会来劝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倘若无人劝架,大概率是这户人家处理邻里关系太失败。

  

  《人世间》剧照 | 来源:人世间官微

  实际上,梁晓声想写的是人和人的关系——在普遍贫穷的生活里,写同学关系、邻居关系、师生关系。到2000年以后,梁晓声开始意识到,将自己经历过的贫穷年代呈现出来,有了某种意义。这让后来的年轻人了解国家的发展历程,了解父辈、祖父辈的人生道路。

  “但总体而言,越到后面,我越不认为自己经历的贫穷有什么值得说的。这一代人大多数是这样成长的。我写了城市的贫穷,农村的贫穷更咄咄逼人”。接着,梁晓声说:“个人的成长不一定非要由‘贫穷’这位导师来教。80后吃的苦少一些,90后、00后大多数不知道贫穷是什么,以后的孩子远离贫穷,这恰恰是我们这一代人乐见的。”关于童年的苦难,他不愿意再叙述:“当然还有细节可以讲,但我觉得就别讲了。”贫穷和很多困顿一样,都是人生的一段经历。

  平时,梁晓声看电视,一边吃饭一边看。原来是中午、晚上看,现在吃早饭也会看一阵。他是音乐节目“越战越勇”的老观众,这套节目在央视播出,杨帆是主持人。最初,看节目是为了听歌,他对讲述环节有抵触,“我要听歌,但你们讲那么半天”。

  后来,梁晓声发现了讲述的魅力:“通过年轻人的讲述,你会发现他们所经历的那些人生的蹉跎、坎坷、艰难,完全不亚于我们那一代人,而他们依然很向上,有追求。”

  

  梁晓声自己削的铅笔 | 芦宇摄

  02

  像“老木匠”一样写作

  梁晓声有过一次“换笔”机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面上刚有家用电脑,几位作家朋友都买了,王蒙在这时学会了用电脑。朋友们都劝梁晓声,快用电脑哇。于是,中年梁晓声攒了一笔钱,确凿地买了一台电脑回家。

  电脑放在家,他总想学,却一直没进展。到了2000年,电脑更新了几代,家里的电脑无法正常运转,配件都很难买到,于是电脑被处理掉。年纪越来越大,眼睛也花了,即便戴着眼镜也会把字写得很大,眼看格子纸用不了了,梁晓声就在白纸上写。

  写之前,梁晓声要戴上海绵颈圈,要是腰疼起来,还要用上护腰带。长年的伏案书写,让他必须保持从腰到颈椎的挺直姿势。几次,他“全副武装”开门,着实把客人吓了一跳。这身行头不像在家,倒像是工厂技工临时上车床。为了写作,他还搭了一个简易的“画架”,两块镇尺上架了一部《西方思想宝库》——因为够厚,再垫一部硬壳的大开本。如果要调高一些,就把其中一块镇尺立起来。

  

  梁晓声的书桌 | 江玉婷摄

  到了这个年纪,梁晓声不再介怀不能用电脑写书这件事。对于他来说,这样的安排刚刚好。写得快或慢,不再是一件头等事,他也不打算每天在桌前从早坐到晚。速度、时长,这些因素不再影响他。“只不过像一个老木匠打扫木工车间收尾的那点活似的,就不必非得把木匠工具磨得多么快。因为剩下的一点活,做完之后关门上锁,就和这个行业说再见了。”梁晓声说。

  “成为小说家之后,有了一种和文学之间的契约,要通过写创作小说这件事,写出更多他者的命运。”梁晓声讲到自己的创作:“我的主要创作,实际上是把我所知道的人世间的这一部分他者的命运,告诉另一部分人——就是我的读者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梁晓声成为“知青文学”的代名词。他经历过“知青岁月”,1968~1975年,青年梁晓声踏上了北大荒的广袤土地,进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后来,他写下了《雪城》《年轮》《知青》《返城年代》《今夜有暴风雪》等一系列“知青小说”。

  

  《人世间》剧照 | 来源:人世间官微

  梁晓声很少把自己揉进作品,唯一坚持的一件事是把自己对于做人的理念写进去。在他的作品里,主人公大多是青年,比如《知青》里的赵天亮,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的主角是80后,即将在作家出版社出的新作《执否》(暂定名)写的也是80后。这些主角都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正直、正派、无畏,主动承担责任,自觉出面解决群体里的摩擦。

  “如果年轻人生活在一个单位里,单位里的人都特别自我,除了自己谁也不关心,生存法则是‘别碰我的奶酪’,或者别人明明没碰,他也以为碰了。人人都是这样,居然没有一两个人不是这样,我只能说这样的环境太可怕了,也值得同情。”梁晓声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无法成为一个自我的人:儿时照顾弟弟妹妹,青年下乡当知青班长,后来当小学教师。

  “不是你愿意或是不愿意,它变成你的一种责任。”粮食歉收,连里发下来的馒头吃不饱,一个班10名战士,发了12个馒头,剩下2个馒头怎么分,怎么分公平?知青之间闹矛盾,要做出裁决,道理在哪边?这时,班长梁晓声要做出抉择。

  生活中,梁晓声不由自主地被推到了类似境遇,不得不扮演“承担者”的角色。“如果能扮演这样的角色,我觉得挺好。我喜欢青年形象,我笔下写到的青年人物,他们几乎都有我希望自己身上所具备的那种品质。”梁晓声写小说时,首先拷问自己。“当你笔下的人物做出了一个正确同时值得尊敬的决定,你首先要问问自己,你信这个吗?你信吗?如果是你,你愿意这样吗?你如果觉得这都胡扯,你根本写不出来。”

  03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

  1949年9月22日,梁晓声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个工人家庭。这个新生儿经过潮湿的产道,生长在新生的共和国的大地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结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梁晓声经历的童年,正是那个年代的缩影。在时代的浪潮中,他所走过的日子,是一部个人视角的现代史。

  

  《人世间》剧照 | 来源:人世间官微

  梁晓声这一代人结婚还时兴“三大件”——立柜、写字桌、床。木料是平时攒的,用时请木匠打好。上世纪80年代前,城里还能见到游走的“玻璃匠”。当时,人们日子拮据,窗户、镜子碎了,大块玻璃舍不得扔,于是喊“镶玻璃的”上门拼补。梁晓声在《看自行车的女人》里写过一个已经消亡的职业:在北京的人行道上,女人背着绿色帆布包,在雪夜看自行车,一次挣2毛钱。

  一些职业消亡,一些职业产生。新兴职业同样艰辛。一个雨天,梁晓声看见快递员在雨中送餐、送件。他想这是一位怎样的青年,他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这是他关心的。

  “我们那时做梦都在想,鸡蛋能成为家常,想吃就吃,(现在)它已经实现了。”时代变化之快,超出梁晓声的想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有近10亿人口,国人奋斗的议题中,还有一项是“人人早上起来能吃到馒头”。在当时看来,这个想法几乎难以实现。梁晓声记得,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粮票、布票才逐步取消。在此之前,一些省会还有一半左右粮食是粗粮。吃上馒头以后,人们又在畅想,能不能吃上牛奶面包。现在,对于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早起吃牛奶、喝面包不是一件难事。

  

  《人世间》剧照 | 来源:人世间官微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即便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这样的单位,只有几户人家有热水器。职工都在单位洗澡,从单位买澡票。夏天,要是一周洗上2回,算是洗得勤的。中国电影界著名的演员、导演都在公共浴池淋浴,包括于洋、管虎的父亲管宗祥、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等等。“一个莲花喷头下边几个人在那等着,老同志来了,里边的人往外让让,礼让一下,(这个情境在今天)我们绝对想象不到。”梁晓声说。

  那时,还有一份刊物《精品购物指南》向梁晓声约稿。梁晓声说话直,直接答复对方,这份报纸办不下去。“什么叫精品购物?当时老百姓一般的物质消费还都不行,你们还来精品?但现在‘精品购物指南’到处都有,消费越来越朝精品走。”梁晓声还记得,早年有一份汽车刊物,当时全国没多少家庭买得起汽车。彼时,梁晓声不理解,“这样的刊物怎么可能存在?”几十年后,中国是另一幅景象,街道上车如流水,川流不息。

  80年代末,梁晓声改编过科幻作家叶永烈的一部童书,里面写到气垫船、无绳电话。这些当时被划入科幻范畴的事物,如今已变成现实,走入寻常百姓家。“在2000年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以后自己住的房子会贴墙纸。”梁晓声读外国小说,有时会写到墙纸。读到这,他想墙纸长什么样?现在,梁晓声住在贴着壁纸的房间里。

  采访结束,屋里一圈人几乎同时站起来。一直趴在地上的皮皮——通体黑色、卷毛的宠物狗,突然叫起来。梁晓声解释:“它慌了,看你们都起来,怕我跟你们走。”梁晓声抱起狗,就像抱起一个2岁孩子,他拍着皮皮的背说:“不走,不走,不走,我不走,皮皮。我哪能走呢。”

  

  梁晓声戴着颈套签名 | 江玉婷摄

  对话

  梁晓声& 好书探

  Q:您现在每天都写作?

  梁晓声:写作对我来说跟上班一样,不至于像上班一样打卡,但有一个进度在那,否则怎么完成它?心里始终有活,有时间就赶快来写,但更多时候,会觉得精力越来越越差。

  一行字就是一行字,你要不动,它也不动,字数也不会增长。你坐在这里,还要想,要开动脑筋,整个人要在一个创作的过程中。这种劳动还需要安静,需要少干扰,不像别的工作,一边坐着、一边聊天、一边看电视,还可以很熟练地完成。写作很枯燥,作家这种职业,必须甘于寂寞。

  Q:关于童年的苦难,还可以讲讲吗?

  梁晓声:我所经历的那些,并不意味着我经历了什么残忍(的事)。严格说,在今天这个话题轻佻到不值得往细了说。因为我们了解得越多,我以上几代人经历战争年代,那才叫真的非凡经历。关于童年,当然还有细节可以讲,但是我觉得就别讲了,它没有特别的意义。

  Q:可以讲讲大杂院吗?

  梁晓声:北方的大杂院,之所以加一个“大”字,怎么也要在六七户人家以上。那个年代有那个年代的邻里矛盾,但是主体可能是,越是底层人家多的院落,越会体现出一种抱团取暖的状态。每一户人家,在日常中会短缺很多东西,可能随时要借东西。当然也会因人而异。

  我在长篇小说《人世间》中,写到了我笔下虚构的人物,就写到了糟糕的邻里关系。要结婚,在自家的房屋旁再盖出一个小小的偏房,可能就会影响邻里关系。哪怕你挡住一点阳光,邻里以为你多占了一点地方,这种情况都是有的。

  现实生活中,在我真实生活过的大杂院里,这些也会发生。但好在,院子里边会有主体——叔叔们,因为我父亲年纪最大,我叫他们叔叔们。其中有一些是工人,是最本色的工人们,他们通情达理。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他们会使矛盾通过民间的方式化解。

  Q:这样的人特别重要。

  梁晓声:事实上,今天的现实生活也是这样。你处在一个单位,几个人的关系如何,取决于当中是否有二三人是正直的、正派的,并且对他人能够施加同样良好的影响。

  如果有这样的人存在,我们会发现,这个小群体之间的一些摩擦,通常会由他们的出面得以解决。实际上,这是人类生活几千年历史中的一种现象。一个小村子里,有一位德高望重,对事情有公平裁决的老者。西方有教堂,一个社区产生之后接着有教士,也起到同样作用。

  

  《人世间》剧照 | 来源:人世间官微

  Q:在群体中,您特别关注这一类人?

  梁晓声:我有时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人和人为什么不同?比如说,在一个家庭里,兄弟姐妹多一些的,比如我们家兄弟姐妹多,我哥哥生病了,我肯定要承担责任。在别的家庭里,老大、老二也未见得一定要挑起责任。

  我们经常也会在电视里看到,有节目叫《第三调解室》。你会发现,家庭内部就是那一点点利益,他怎么就没有人调解好,对吧?长姐坐在那儿,长兄也坐在那,一定要跟弟弟妹妹们争得面红耳赤。

  我有时候,确实是要搞清楚他们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嗯,搞不太清楚。我好像只能归结到有些人是天生的。后来,我在看纪录片,无意听到了一句话,觉得挺有意思,似乎找到了一种解释。大意是,有些人天生看到别人受苦,而自己不可能不痛苦,用了“天生”两个字。

  还有的人,虽然有能力帮助他人,但要让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他绝不做,凭什么要拔自己身上的毛?更有人觉得,他想吸烟,特别想吸烟,在最想吸烟的时候没有其他办法,如果用别人的命来换一支烟,想一想是可以的。

  Q:这个问题会一直困扰您吗?

  梁晓声:一直到现在也困扰着我。前不久,我还跟人在讨论,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别。当我们真的碰到一个另类的人,几乎任何教化对他都不起作用。这也是尤其让我困惑的,究竟是什么原因?或许也可以解释,那就是进化程度。

  一个形象的比喻是罗丹的雕塑人马。人马是希腊神话中的怪兽,很凶暴,无论是人或者神都不放在眼里。人马的上半身一直在向上挣扎,扭动躯干,脸上显出痛苦的表情,是一个动态的画面,呈现出人是多么想挣脱马的躯体。

  人马是一种人和兽的一种组合,它想摆脱“兽”的那一部分,想成为一个大写的人、纯粹的人。人马依然带有动物基因,但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一种状态。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我们可能依然都处在人马的状态。有所不同的,无非是我们有摆脱马的躯体的意识和愿望。这种“摆脱”对于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自我教育的过程。

  

  梁晓声家中旧照 | 芦宇摄

  Q:自我教育和小说创作有关吗?

  梁晓声:写作也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当我笔下写好青年的时候,一定会一边写一边想。我相信,人在遇到一些事情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你不相信,那你就写不下去。我既然写下去了,就证明我相信而且愿意,而且现实生活中也提供了例子,例子太多,太多了。

  Q:您会关注当下的年轻人吗?

  梁晓声:我有一个北漂的故事已经写完了,马上要出版了。小城80后男孩在省里读了大学,对象是城郊菜农的女儿,女孩也读了研究生,两人双双学的中文专业。

  中文专业在大学里越来越边缘。曾经的中文被叫做“万金油”,在80年代有一个时期,中文是“才子专业”,事实上差不多也是这样。那个年代的中文系出了一批,虽然以后不搞评论、不搞创作,但出一批青年思想家,他们用思想合力影响过中国的改革开放。到后来,中文专业已经不是“万金油”,变成了一种很边缘的专业,甚至变成了无用之学。

  这对夫妻偏偏学了中文,等他们要成家的时候,省城工作不好找,他们就来到了北京。但经历了很多之后,他们又回到小城,各自在小城找到了工作。至少,两人不再专执一念于自己的专业。

  

  Q:“北漂”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几乎象征着“漂泊”的状态。

  梁晓声:这里有2种情况,一种是我笔下写的,他们在需要工作的时候,正好面临了省城或者是家乡小城,相对理想的工作很难找到。所以“北漂”变成了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还有一种是,我就要上北京,如同“不到长城非好汉”。那么这样的话,一切都要自我承担、自我消化,即便是“无根”的漂泊愁苦,也很难博得别人的同情。

  我笔下写的这两个青年,他们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突然想明白了,自我解开了扣子,当然现实依然是骨感的。大多数北漂青年回到家乡,真正适合他们的工作,相对很少。北京有一个时期,大小影视文化公司达到几万家,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一回省城,就业机会一下子压缩了,就那几种情况,还可能定员了。

  这有一个现实问题,恐怕全世界也都是这样。最典型的是韩国,韩国有3个经济圈,全国五六千万人,首尔一下子就占了将近2000万,釜山有几百万,这两个城市一下子解决了2000多万人口的就业问题。往下面的城市走,适合青年的工作机会更少。这恐怕也是一个中国实际发展的客观问题。未来,我国可能会改变,比如未来一些大学可能会迁到地方去,地方可能办一些高等技术学校等等。这对青年们来说,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人世间》剧照 | 来源:人世间官微

  Q:您怎样看待年轻人从一线城市回到家乡这件事?

  梁晓声:在大城市读完本科、研究生,年轻人回到省城去,即使开一个发廊也是创业。我们这一代人总是劝青年们,把发廊做好,然后有第二个发廊,有第三个发廊,这也是一番事业。不开发廊,开一个糕点铺子也可以。

  但实际上,这些工作真的不需要读到大学。很多发廊老板高中毕业,不用读大学也能把生意经营得很好。国外也有这个问题,整个人类都在反思,随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高等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Q:您的散文集叫《人间清醒》,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年轻人?

  梁晓声:我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冒充青年人生指导者的角色。别说我不认识的青年们了,我的侄女,我的外甥女,我的儿子,我也很难影响他们,对吧?我最多是跟他们聊过。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父母们如果有能力的话,最好对儿女们做到如下的状态,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不是完全无为,比如缺钱的时候可以来找我,其他的事情,你觉得怎样愉快就怎样。父母们要是这样,你们(青年)是不是觉得好一点?

  当然,下面这类青年,我不喜欢——父母辛苦地打工,作为儿女过于自我,理所当然地动不动缺钱就给爸妈打电话,(钱)打过来,打慢了不行,打少了还不行,于是对父母有怨言,甚至恶语相加、拳脚相向。这样的子女,几乎就像撒旦附体在父母身上。

  我不是那样的儿女,我是天生不能看、不忍看父母为我,尤其是为我太过操劳的人。只要能减轻他们的负担,我愿意越艰险越向前。

  Q: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很棒。

  梁晓声:我在电视里,看到很多青年是很棒的,有90后、00后。看到这样的信息,就会觉得很感动。我笔下,要把更多这样的故事写出来。

  Q:刚刚您讲到了高等教育。您曾经当过中文系教授,教学和写作有共性吗?

  梁晓声:写作和教学是一样的,绝不是审丑。如果一位大学中文系教师站在讲台上开课,站在三尺讲台上对学子们说:自己的全部学问就是通过文学作品归纳总结,人性到底有多么恶,要把这些成果讲给学生。我要是一个学生,我立刻转专业,让我爆一句粗口,我说:“滚你妈的。”

  学生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假如生活还困难,父母用那么辛苦挣来的钱供他上大学,坐在大学课堂上,就听老师扯这些,真是浪费青春。这对学生有什么好处?人在进化的过程中,有一个时期是人马,答案都摆在那了。我们要学的是,文学能助人从人马的状态中向上,再向上,从人马的状态中,凭自我进化的愿望,成为令自己更满意的人。

  我个人理解,整个文学、文化、文明的全部的终极价值就在这了。如果有人告诉我,文学的终极价值是“他人即地狱”,我几乎就想爆第二次粗口。我这观点,你们同意吗?

  Q:文学一定是让自己更靠近理想中的自我。

  梁晓声:对。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初审:江玉婷

  复审:张中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