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武门》：李小龙如何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华人流行文化偶像？

　　文：宿夜花

　　从西方的查理·卓别林、奥黛丽·赫本、玛丽莲·梦露、迈克尔·杰克逊、猫王（Elvis Presley），到东方的成龙、三船敏郎、巩俐等，任何世界性的流行偶像掀起的“文化现象”，其背后必然因为其自身形象、作品价值等唤起了观众更深层次的文化想象。很多时候，电影明星的符号意义，更多源于其标志性的角色，对于赫本而言是《罗马假日》，对于白兰度而言是《欲望号街车》。

　　李小龙，作为迄今为止对世界影坛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电影演员之一，他的五部动作片（或称功夫片）《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龙争虎斗》、《死亡游戏》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而其中文化意义最为深远的，当然要属罗维导演的影片《精武门》中的陈真。

　　值得注意的是，在年初奥斯卡上提名多项大奖的昆汀·塔伦蒂诺导演的《好莱坞往事》，就因为对李小龙形象的呈现方式引发争议。既有反对者认为是对李小龙的丑化，也有昆汀的影迷认为是一种艺术创作上对文化偶像的合理解构。

　　在华语电影内部，《精武门》也被一代喜剧天王周星驰多次致敬，《新精武门》中的“拍脸示威”、《武状元苏乞儿》的“双截棍”、《食神》里的“手上功夫”，都是对李小龙的直接致敬。

　　因此《精武门》作为一个经典模板，也以电影媒介的方式为当代人了解逝去的传奇人物与文化标杆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就最直观的观赏层面来看，《精武门》中的李小龙极具特色的场面也展现出十足的个人魅力。凌厉的空中翻滚、标志性的“连环三脚”、野兽般的怪吼、轻蔑并富有侵略性与挑衅意味的眼神、迅猛的拳头、灵敏的反应、挥舞的双截棍，如此这些影片都给予了全景式展示。而在化身电话修理工一场戏，也具有十足的喜剧效果。

　　李小龙的身体塑造与形象气质，既是纯正男性气质张狂与野性的一种彰显。与此同时，东亚传统文化形态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多重话语的塑造与支配下，呈现出一种复杂性。因此，我们既可以看到酣畅淋漓、狂放不羁的释放与喧嚣，又可以看到敏感脆弱、隐忍压抑。

　　本文就以《精武门》作为主要模板简要探析李小龙的形象背后的文化意义。

　　01.“暴力”的复杂性

　　无论是华语电影中的枪战片、功夫片、动作片，抑或是好莱坞电影中的黑帮片、西部片，任何以呈现“暴力”形式的影片，必须从形式及内核上去给予暴力行为的合理性。

　　暴力（violence），作为人类由荒蛮到文明进程中，一种复杂、暧昧的行径。一方面，人类作为动物的生存、繁衍、竞争，群体文明的扩张、侵略，都需要以暴力的形式实现；另一方面，暴力本身是对他者的生理侵犯与身体攻击，本身是不具备正义性的。

　　在稳定、和谐的文明社会，个体的好斗基因与暴力倾向是需要抑制并克服的。因而，当暴力成为电影重要的表现形式，创作者必须通过一定的话语模式，使之符合当下的价值观。动作片中主流的叙事模式有：当社会秩序无法实现实质正义后，暴力作为亡命者孤注一掷状态下的最后武器（例如成龙的《警察故事》）。

　　在前作《唐山大兄》中，李小龙饰演的郑朝安，在起初是处于一种压抑暴力冲动的状态之下的，唤醒他热血火爆性格的动因，来自资本家老板的无情压榨与对其生命尊严的侵犯践踏。

　　而在《精武门》中，家恨（师父霍元甲被毒害致死）与国仇（日本人以“东亚病夫”羞辱精武馆），消释了陈真暴力复仇的负罪感与道德枷锁。

　　通过电影《精武门》结尾陈真的悲壮牺牲，我们可以看到李小龙对暴力行为的态度，现代文明、法治时代，无论暴力的动机多么义正言辞，暴力终究是要受到社会秩序的制衡与限定。

　　02.青年文化的反叛与抗争

　　香港电影与好莱坞存在着一种潜在的“互动”。50年代的好莱坞，《无因的反叛》的问世，使得詹姆斯·迪恩成为“垮掉的一代”代言人，起初“年轻的一代”更多是后二战时代父辈精神危机与意志压迫下的反叛者。随着60年末好莱坞新浪潮《雌雄大盗》等影片的问世，青年文化中的反叛精神则被诠释成一种反叛旧秩序的“汰旧立新”。

　　叛逆与抗争，似乎是世界范围内的青年文化中无差别的共同内核。对陈规陋习的反叛、对既定秩序的质疑、对传统权威的挑战，是近代青年流行文化中的普遍精神（包含年轻人喜爱的摇滚等）。

　　对父辈权威的反叛与抗争，是李小龙形象中颇为重要的精神内核。

　　在前作《唐山大兄》里，压抑郑朝安争强好胜个性的，是母亲的教诲，如果说，女性的柔顺与母性的包容，尚且是对男性的好斗与侵略性的一种“中和”。那么《精武门》中，一直在规训、约束陈真好斗、强势、热血、直率个性的是父权。从更深的角度看，父权社会及其规训的思维观念，是整个东亚社会的传统形态。

　　无论是故去的师傅霍元甲“强身强心，切勿争强斗狠”的教诲，抑或是现任武馆的“精神核心大家长”师兄克制、隐忍的性格，“缺位”的父权（师父）与“代替”的父权（师兄），对他性格的束缚与驯化仍旧未曾停止。

　　因此，无论是从好莱坞的“垮掉的一代”，到李小龙功夫片中的暴力抗争的热血青年，再到后来王家卫电影中用自我放逐抗拒“都市牢笼”的现代青年。叛逆的形式在改变，但不变的是，青年人的精神中，总是有对世俗的愤懑、对陈规陋习的怨恨，渴望能够完全抗拒庸碌尘世对不羁灵魂的驯化，期盼实现绝对的正义良善与心灵自由。

　　纵使免不了世俗的枷锁、时间的齿轮，消磨掉了棱角，但青年人渴望净化尘世的赤子之心、追求自由的初心，总是需要富有反叛意义的文化偶像来寄托。

　　03.民族心理投射

　　对民族心理及性格的呈现，是李小龙电影文化意义的另一部分。

　　强身健体，保家卫国，正对应着中国文化绵延千年来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而在近代，武术又是反帝、反封建、反殖民、反压迫的多重象征。即便是后来李连杰的《黄飞鸿》与《霍元甲》、甄子丹的《叶问》，中国功夫及其衍生的魂魄气节都是民族心理的投射。

　　在这个方面，李小龙的电影存在一定程度的简单化、套路化，这是时代创造环境和水平局限下难以避免的。在《精武门》中则具体表现为：丑角式的汉奸胡翻译、世俗功利却深谙民族大义的巡捕房探长、张狂跋扈的日本人及俄罗斯人。

　　当李小龙饰演的陈真踢飞“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砸碎“东亚病夫”的匾额，看似简单的动作及场面。对近代饱受屈辱、愤怒怨恨羞辱心理积压已久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仪式感十足又大快人心的。

　　由此可见，李小龙的形象，既是一种直观的男性身体与气质的呈现，与此同时，他成为了年轻人反叛与抗争的偶像，也成为历经磨难屈辱的世界范围内的不同民族反压迫的英雄形象。而在李小龙的其他几部电影中，主题仍旧是关于华人奋斗、拼搏、自强。因此，除却电影的艺术价值外，也成为了中国人拼搏历史的一种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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