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学术发表压力大？我们和4位高校文科青年教师聊了聊
这个暑期已过半。当然除了学生，只有教师等极少数职业才有暑假。对于众多高校青年教师而言，暑假是一段不那么碎片的时间，可以集中做研究、写论文。暑假也是学术论文的高产期之一。这些论文到下半年将纷纷投向各大学术期刊，在有限的期刊和版面下竞争。
“不发表、发表少就出局”。顶着最高学历的光环，高校青年教师却似乎比同龄青年有着更多的焦虑和迷茫，而他们所承受的论文指标考核（包括今年6月曾经引起热议的“非升即走”制度考核）压力，是高校中老年教师在青年时无法比拟的。
这里将探讨的便是他们的论文发表。
电影《教授》（The Professor 2018）剧照。
我们知道，期刊所刊登的文章其实经常良莠不齐。然而对于一般投稿者来说，即便文章在平均水平以上，投出去也可能没有任何回音。
顶部学术期刊长期处于“僧多粥少”的局面，一些“核心”期刊更愿意向专业领域内的“头部作者”约稿，且多为热点选题，甚至对投稿者有着奇怪的歧视性要求，比如：“第一作者须为副教授或副研究员以上”，“第一作者须为双一流高校教师”，“论文须为省部级及其以上的课题基金研究成果”。学术发表演变为某种意义上的买彩票，概率低，并充满随机性。被一般的期刊拒绝，却又可能被较好的期刊接受，同样的文章，加了某个作者或通过某个途径和编辑部沟通却可能更容易刊发，或者提前刊发，不至于因为审核时间过长而错过考核期。
投稿者在网上晒的某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拒稿邮件。期刊名已作处理。
我们为此采访了4位高校青年教师。这些个人故事自然无法反映整体情况，不过个人故事也可能表达出一些重要的侧面，而这也是社交媒体上每有相关帖子或话题总能引起共鸣的原因。4位受访者来自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同专业，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称他们为“文科博士”“文科教师”（当然在严格意义上“人文社会科学”与“文科”并不完全一致）。他们刚博士毕业到高校工作不久，都未满5年。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处于不同的境遇之中，有的已得到长聘岗位，有的即将接受考核，有的在中外合资办学的高校，暂无论文发表和晋升压力。
受访者甲：“985”高校博士，就职于一所广东院校。
受访者乙：“海归”博士，就职于一所“985”院校。
受访者丙：博士毕业于某香港高校，就职于一所西南地区院校。
受访者丁：“海归”博士，就职于一所中外合作办学院校。
采写 | 李永博
01
指标里的“数量”
新京报：论文发表与教师聘用挂钩，是目前大部分高等院校的普遍做法。在发表论文数量和质量上，学校对你是否有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或指标对你将来的考核、职称评定是否有关联？
甲：我和学校签订的是现在所说的“非升即走”合同，大致的发文要求是3年发3篇SCI或者C刊（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这样的考核要求和同等级学校比起来算是中等的，也绝对不是最高的考核要求。我之前打听过，一些“985”院校的考核指标大致是要求3年发4、5篇SCI或C刊，同时主持一个国家级社科项目。这样的要求让人觉得压力实在太大，获得这样一个科研项目的概率，其实就相当于买彩票。那些对自己比较有信心的，或者年纪相对比较年轻的，才敢去做这样的赌博。
考核的期限一般是三年，理论上在两个聘期也就是6年之内，你应该要聘上副教授的职称。如果你没有评上副教授或副研究员，你就得走人。在和学校签订“非升即走”的合同之后，你就成为副研究员或研究员，但这只是一个岗位，不是职称，工资待遇上和讲师持平，福利待遇上会更差一些。这个头衔只是便于对外申请项目，但和传统意义上的副高职称（副教授或副研究员）并不一样。
现在也有一些学校把考核的时间拉长到5年，大家知道社科出成果比较慢，3年时间往往是不太够的。但这带来另外一种负向效应，比如5年合同过后，很多博士的年龄会超过35岁，超过了申请“四青人才”的年龄线，届时如果要换学校或者转行，往往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乙：我刚进校的时候会和学校签一个合同，合同上会写明发表要求，但其实是一个比较低的要求，比如几年发几篇SCI或“核心”就行了。但这个要求无法让你留下来。能不能得到长聘合同，还有另外更高的要求，是否留任的指标是院系自己来确定的，有的学校要求青年教师必须在国际知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有的则不用，不同学校和院系之间的差异很大。
丙：学校对论文发表的要求有一个标准，没有规定年限，但是有针对职称的规定。如果这一年没有在比较好的期刊上发文，年底的绩效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论文能发表在C刊或者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等水平比较高的杂志，或者在特定的出版社发表专著，学校也会有相应的奖励机制。
和我同一批进校的青年老师，就我了解，基本上没有几个人可以拿到这笔钱，少数拿到的是啃自己在博士期间积累的老本，比如出版博士论文。为此我还咨询过一些出版社，因为我的博士论文是英文写作的，我不知道国内是如何操作的，但在国外把博士论文出版为专著需要做很大的调整，有些章节甚至需要重写，我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我认识很多从国外或香港回来的青年教师，我发现大家在科研上往往是有心无力的，都面临这种情况，觉得老本快啃不动了。
丁：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和青年老师签订的合同，大致都是三年一签，每年还会对你做一个年度考核，主要从科研、教学、行政三个方面看你的表现，教学和科研各占40%，行政占20%，这会影响到绩效工资。虽然没有明文写出来，但学校比较人性化的一点是，在入职的前两年，学校不会期待像我这样刚加入的老师发表很多论文，因为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准备新课。三年合同满了之后，学校对老师这三年做一个整体评估。签完两个三年合同之后，如果学校决定继续聘用你，你就会获得一个长聘合同。发表高质量的论文仍然是职称评定最重要的指标，但老师不会仅仅因为没有发表足够的论文而被开除，我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在国内的公立院校，学校会期待青年教师在几年之后升到副教授，如果失败了可能就意味着走人，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非升即走”。我虽然也是和学校签订合同，但不属于这类情况，不会面临如此激烈竞争的压力。
我所在的学校有不少讲师，但讲师想要升副教授或教授是非常困难的。有些人来到我们学校会感到惊讶，副教授和教授只占很少的数量，大多数老师都是讲师，或者叫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在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很多讲师/助理教授通过在几所相似性质的学校之间“跳槽”来获得提升职称的机会。有些不如意的教师也会选择回到自己的读博所在地任教，毕竟教学体系和国外学校是比较相近的。
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2017）中，剧中人物陆亦可与一位高校基建处处长相亲。这位处长原是教师，花钱买版面发表论文，挤破脑袋当上了基建处长。陆亦可怀疑他涉嫌贪污。
02
难以集中的写作时间
新京报：在网络上的各类反馈中，很多青年教师都提到自己没有时间写论文。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在平时的时间安排上，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大致各占多少比例？
甲：我所在的学校，给我提供的是一个类似于研究员的岗位。我主要的工作是科研，教学时间可能占到工作时间的三成左右。教学会对科研产生干扰，比如备课、批改学生作业都会打断你的写作状态。作为一个教师，我认为教学是本职工作，从个人意愿上，其实我很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在教学中。但实际上，现在大部分的考核指标都放在了论文发表，你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去投入到论文写作中。
有时我也会被分派一些行政工作，比如本科生和研究生论文的预答辩，以及一些监考工作。行政工作没有很多，占到工作时间的一成左右。但有些时候学院临时需要人手，行政老师会优先在像我这样没有编制的老师群体中分派工作。
乙：我所在的学校不太会强制青年教师去做一些行政性事务，在这方面我的时间还是比较有保障。教学的工作量，各个学校的情况不太一样。一些学校要求一年需要总共完成多少课时，但可以由你自己来规划具体上课时间。但也有学校不是按照固定课时来约定的，给你安排多少门课，你就必须得上。我只要不上课的时候都在写论文。上半年，我备课和上课占了一周的大部分时间，几乎只有周末一两天的时间可以写论文，因为可利用的时间很碎，论文进度比较慢。
丙：今年是我成为大学老师的第三年，但我只完成了两篇论文，其中一篇还是毕业以前的约稿。我心里很着急，但根本的原因是，教学占用了我过多的时间。我觉得自己几乎被淹没在了课堂中。
我在当老师的头两年都在备新课。我刚到学校的第一个学期，一周要上十几节课。学院对我们的要求是，一年需要完成300多个课时，而我在第一年完成了400-450个课时，这其中也包括指导学生的论文和社会实践，等等。我自以为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直到有一次，我了解到其他院系的一位青年老师一周要上将近20节课，在学校工作三年，整个人看上去很憔悴，白头发都多了不少，相比起来我还算比较好的。
因为行政老师人手不足，我也会被安排去做行政工作，比如在办公室整理往年学生的材料和试卷，都是一些行政案头工作，在我看来非常可笑。行政老师也很辛苦，但这些工作不应属于我的职责范围之内，这是对人力的极大浪费。
很多同事告诉我，大学是以科研为主，如果你的文章发得多，对包括职称评定在内的很多事情都是有利的，不应该在上课和备课上花太多的心思。可能我是新老师，虽然我知道科研很重要，但还无法接受老教师这一套比较“油腻”的做法。甚至有的老师私底下告诉我，他从不认真准备上课，连课件都是网上随便找的。但他的科研部分，发表数非常高，所以尽管教评非常低，但也很快评上了教授。后来我也发现了这个现象，所谓的教评，只要不是学校倒数，就完全不会影响大学教师在职业晋升、职称评定上的任何事情。
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3 Idiots 2009）剧照。
丁：我从国外读博归国之后，找工作时选择的是一所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这所学校提供的报酬比较合理，也没有发论文的硬性要求，这是我选择这所学校，而不是其他“双一流”学校的重要理由。我有发表论文的热情和兴趣，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必须每年在哪类期刊上发几篇论文”之类的规定。
说实话，工作两年来，我做科研时间是很少的，教学、科研和行政的比例，学校要求是4:4:2，我目前而言可能是7:1:2。我一直忙于教学，第一年刚来学校就教了两门新课，接手的课当然会更想去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到了第二年我们系的课纲大改，等于我们又要准备两门新课。所以我一直在上课和备课，根本基本没有时间做科研。当然，我也非常看重教学，很乐意首先做好一名老师。
我也会参与学校的行政工作，实际上每个系的教职员工都有自己一定的行政角色，比如我上学期参加了两个委员会，主要工作包括开会、阅读文件和投票，等等。也会有一些管理学生的事务，以及各类杂事。这些行政工作部分是教师自己找的，部分是被指派的，总之院系会希望每个老师的行政工作比较均衡。
03
期刊的标准有时让人捉摸不透
新京报：你觉得在国内期刊发表论文困难吗？就你所知，在论文完成之后，如何才能让它更快地发表出来呢？
甲：这几年我看过一些报道，刊物本身就在减少，我所在学科的C刊并不多，一本期刊一期其实只发6到8篇文章。我自己的估算是，稍微好一些的刊物，能够投中的比例不到10%，我猜可能是5%～8%，这个概率是很恐怖的。如果你还想追求在质量更好的期刊上发文，比如业内比较认可的权威顶刊，投中的概率就会更低。我自己感觉，投中的概率可能是千分之一，甚至是万分之一。
我有一位同事，先后给11家C刊投了同一篇文章，前10家都被拒了，最后一家他选择了业内的顶刊，后来居然被接纳，论文发表出来了。当然这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情，但投稿就是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有时候就像是在买彩票。
想要更快地发表论文，我的办法主要有两个，可能也是其他人会采用的办法。一是多参加一些质量比较高的、业内小圈子的学术会议。他们会对你的论文提供一些修改意见，同时这些会议往往是由某个期刊合办的，因此你至少能获得一些投稿的渠道，获得推荐的机会。
当然这也不是必然成功的，我去年参加了一个比较权威的期刊主办的论坛，论坛可能总共有100来人投稿，评审了一两天，主办方告知我的论文评优了，可以直接推荐给刊物，我当时挺开心的。但后来期刊的编辑告诉我还是退稿了，退稿的理由不详，我也没有询问出来。
第二，就是尝试尽量多与业内比较有声望的学者合作发文，现在很多人喜欢把他们叫作“大佬”或“大咖”。通常这样的人就是自己的导师，但是想要获得与业内大咖合作的机会，这本身也要竞争。现在发文往往都要挂国家级社科基金，实际上这一块的竞争也很激烈，可能也不是一种比较稳妥的方法。
这两种都是比较常规的渠道。目前为止，我自己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方法解决论文的发表渠道。可能你只能多写论文多做产出，因为现在的游戏规则就是用论文换待遇和职位。只要你手上有足够好的论文，你就有了在业内议价的资格。身处不同的学校或平台，不会对你的发展造成太大的影响。
电影《教授》（The Professor 2018）剧照。
乙：在国内发表论文，很大程度上看你是否认识期刊的编辑。期刊编辑的权力在于，即使他不是直接决定这篇论文是否会发表，他也可以决定由谁来担任这篇论文的评审人（reviewer）。比如可以把论文送到喜欢这篇文章结论的评审人手上，这样的论文自然更容易获得发表。
我中文论文发表得比较少，并不熟悉内部情况。但从朋友了解到，比如说他的某篇论文在某个期刊上原本需要很久才能发表，但是因为他要赶着毕业，他的导师会跟编辑说一说，然后论文就会更快地发出来，类似的事情是有的。
丙：在C刊上发表论文，在我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仅取决于论文质量本身，也涉及其他的一些问题。由于面临“僧多粥少”的局面，那就必然会产生竞争，竞争激烈到从起跑线开始比起。到最后，大家可能拼的是人脉，拼的是资源，拼的是平台了。
有些人会利用身边的资源，或认识业内比较有名的老师，甚至通过一些我不屑的行为途径更快地发文。其实很多“海归”在国内学术圈没有资源，就我和身边同事的经历来说，发C刊并不容易。尽管我也许可以通过导师寻求帮助，但我不太愿意这么做。
04
另一种选择的困难：
与国外期刊的距离
新京报：你有没有考虑过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在论文发表上，你觉得国内外学术期刊的评价体系是否存在差异？
甲：在国内读博，英文学术写作是天生的劣势。我也参加过一些国际会议，但如果要发表英文论文，可能还需要找英语母语者进行润色。在考核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会采用比较保守的策略，因为英文写作对我来说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我当然会考虑国际发表，但这要等到过了考核安全期之后。
乙：在人文社科领域，实际上大部分院校对教师发表英文论文没有很多硬性要求。自然而然，大多数教师也会寻求在国内期刊上发表论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英文期刊的发表周期比中文期刊长很多，尤其是投顶级期刊的话，即使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从投稿到发表可能也要2到3年的时间，大部分时候都要3到4年才能发出来，相比之下，大多数中文期刊可能在一年之内就可以发表。如果现在青年教师签订的是5、6年合同，那可想而知的是，发英文论文的回报率就会变得很低。
文科论文的水平高低本来就比较难界定。国内比较看重期刊的评级，比较看重SCI或核心期刊。国外学术圈其实对这类期刊评级不太在意，其更注重期刊在业内的综合口碑。比如你的论文发表在一本比较新的杂志上，而且也没有多少引用率，但是这份新期刊的口碑很好，业内同行都比较认可，你的论文也会得到比较高的评价。
丙：对于没有很多资源的朋友，我会建议他们尝试发英文期刊，英文期刊的考核标准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
我觉得，国内的期刊评定本身是没有错的，但人才聘用、职称评定与论文发表的标准结合起来，整个逻辑就畸形了，最后遏制了真正的学术兴趣的发展，反倒在恶劣和不公平的竞争中让人变得扭曲。
从事社科领域专业的研究人员，多少会带一些批判意识，对于论文发表中的恶性竞争，很多人是很不屑的。但是你会逐渐发现，你的生活因此受到了很多限制，然后被生活折磨着拖着走，最后还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去迎合。
丁：国际上大多数比较好的期刊都是有平衡的同行评审制度，比较而言，我们国内大多数期刊没有建立完善的同行评审制度，比如我所在专业而言，有同行评审制度的期刊可能只有五六家。我不是说同行评审制度肯定是好的，但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论文发表过程中不透明、甚至“走关系”的现象。
05
并不太反感“非升即走”
新京报：最近“非升即走”制度引发了很多讨论，你觉得这种制度框架是否合理？为何在国内会引起争议呢？
甲：我个人并不太反感这样一种制度设计，我并不认为这种设计是完全负面的。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这样的考核要求既是压力，也会成为我研究的动力。从个人的发展来说，如果你想要在学术圈取得成绩，无论你有没有编制，你都要拿出成果。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如果平台好一些，你出成果的机会就会大一点，即使面对的是更激烈的竞争。
我更看重的是，作为雇佣方的校方是否遵守契约精神，如果契约的条件对于双方来说是平等的，那就不妨把它作为一种“你情我愿”的市场交易行为。
这个制度设计本身对于院校的教学质量和教学连续性也有影响。三五年换人的碎片化设计，对学生的学习可能会有非常不良影响，影响专业教学氛围和经验的积淀。尤其是那些需要较为密切的师生关系作为维系的专业。如果科研考核不合格，可以提供专门教学的岗位，让不同类型的教师各尽其能。
乙：我觉得这个制度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这跟国际通行的“Tenure-Track”制度是一样的，你发不够文章就得走。其实“Tenure-Track”在国外也很残酷，很多国外高校的老师在获得终身教席之前过着非常人的生活。但相对而言，社会福利提供了保底机制，你在一所学校失败后，也不至于万念俱灰，甚至可以休息一年，再去寻找下一家的机会。
但这套制度引进国内之后，尤其是以同样的难度和残酷程度引进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主要的原因是，国内的大部分学校没有办法像国外那样提供很多配套的研究资源和时间。国外高校也会提出要求，但同时也提供了可以供你安心科研的环境和时间。
我发现的一个现象是，国内相对比较好的学校，通常给你的行政工作会比较少，你的研究时间会相对多一些，但是学校对你的科研要求非常高，所以这些青年老师的压力会很大。另一方面，水平相对一般的学校，可能对你的发表要求会低一些，但与此同时，你又会被安排参与很多项目和行政任务，结果是两头都在抱怨，青年教师不管在“985”还是普通的二本院校，普遍都会感觉没时间做研究。
《老友记》第六季（Friends Season 6，1999）剧照，图为大学教师罗斯。
丙：在我博士毕业之后，我没有选择加入“非升即走”的竞争行列。因为家人生病需要照顾，我有近两年时间无法专注于自己的毕业论文写作，所以读博时间相比别人要长很多。由于这些缘故，我更期待在毕业后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因此无法接受一些实行“非升即走”制度的学校带来的激烈竞争。比如一些学校提供的“3+X”合同，在我看来是未知的状态，就是一个无底洞。
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我觉得自己是比较幸运的，没有被迫卷入这个“非升即走”的评价体系之中。我在毕业5个月之后，找到了一份相对满意的工作，面试时听起来待遇还可以，学校会给一笔安家费，而且有正式的编制。这样我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一些事情，同时又可以兼顾到我的父母。
每个人在学术上的抱负不同，我可以接受一所比较普通的院校，但另一些人会按照一套成功的标准要求自己，比方说，必须进入到全国排名多少名的学校。他们面临很大的挑战，同时也会有更多机遇。一些比较好的学校学报都是C刊，这些学校的老师发文，会比其他人拥有更好的平台和资源。
丁：我没有经历过“非升即走”，我只能谈谈对学术圈的整体看法。我觉得现在学术圈也被卷进了市场化的大潮里，论文被商品化了，论文发表往往成为可量化的指标，学校以此提升国际和国内的大学排名，获得更多的资源。这是非常可怕的。在这种大环境下，“非升即走”只不过是学校用来提高论文产出的一种手段而已。
我之前提到过，我个人非常注重教学，但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教师想要升职，只看重你发表了多少论文，从来不看重你教了多少好学生，教学满意度如何，等等。相信很多人在上大学时都遇到过不认真上课的老师，学生们都能很快察觉到，哪些老师只是在走过场，对教学毫无热情。我作为学生的时候不理解，但我当了老师之后，越来越能理解这些青年老师的心理感受了。如果认真备课、上课不能帮助他升职甚至保住教职，每天还要为论文发表数量达不到要求而焦虑，那么应付式上课成为常态，恐怕也是人之常情。
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 2001）剧照。
06
压力从读博就开始了
新京报：作为青年教师，你感受到的压力主要来自哪些方面？怎么看待“青椒”这个群体的生存处境？
甲：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青年教师，在选择这样一份工作的时候，已经做好基本的预期。有的人会选择去“985”，接受更激烈的竞争，有的人会选取去层次稍微低一些的院校。大多数人产生的抱怨，我觉得主要不是对硬性工作指标的不满，大家在做出选择时，大多做好了心理准备。现在抱怨和不满的声音，更多的是对周遭大环境的抗议。
圈内曾流传一种自嘲式的打比方，我们这些新制度下的青年教师，如果手上没有好的文章，就相当于古代没有子嗣的妃子，在后宫里根本抬不起头。我有一位朋友之前没有转岗成功，后来应聘了另一所学校的副教授。他曾跟我说，每当在学校里遇到学院的科研秘书询问他论文的发表情况，给他的感觉就像是地主在催粮。他所面临的处境和描述让我印象深刻。青年教师需要一个更加宽容的大环境，而如今这些在事业上刚起步的年轻人，没有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过渡空间。
乙：“青椒”的压力从读博就开始了，可能有一小半的人会得抑郁症。博士读完之后，你发现在拿到长聘合同之前还是很累，相比起来，其他同龄人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已经相对稳定了。我其实不太会为此困扰，虽然压力很大，但也获得了时间上的自由。你也可以选择朝九晚六的工作，但说到底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
电影《论文》（Tesis 1996）剧照。
丙：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职称评定。这似乎是在高校教学科研中获得认可的唯一标准，虽然我选择从事教育并不是为了一个title来的，我有自己的理想，我觉得教育对整个社会的意义是非常大的，我希望我这辈子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所以毕业后我坚定地选择进入这个行业。但人活在社会里，很多时候你是需要获得外界的认可才能更笃定那个意义感的。不然，时间久了你或许会产生困惑，缺乏自我实现感。但职称评定似乎是现在高校对教育者的最重要甚至可能是唯一重要的标准，所以大家都铆足了劲去获得这个认可。好像你不是个教授，你就不算个好的老师和科研人员，这种评价机制我觉得是严重不健全的。
二是薪资水平。这很好理解，因为需要生存。我自己是很反对消费主义的，对生活标准的要求并不高。但是我不止一个人，读完博的人大多都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局面，我们还需要照顾家人。我不知道其他学科的收入状况，人文社科的薪资状况在我看来是不尽如人意的。而薪资水平直接决定了你能否更有尊严地工作，人不能为了几个钱就没有原则没有底线，但你面临生存的压力时，你能怎么做呢？我虽然不屑于一些人为了名利而做的那些事，但有些时候我也能理解他们，这可以给他们带来金钱的回报。作为教育者，你为了钱丢失原则和底线，这真的荒诞又可悲。
而这两方面其实是不能分离的，职称直接决定了你的薪资水平，而它们同时又与论文发表有关。在这样的机制下，不仅论文发表失去了科研的初衷，连作为个体的人也被严重异化了，但你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你绕不开这个怪圈。
丁：我的家庭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主要的压力来源都是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比如朋友圈里的同行在某某期刊发表了论文，或是一些同事提到在什么地方有发表论文的机会，这都是压力的来源。我可能处在比较“佛系”的生活状态，但周围的人都在拼命发论文，一边在抱怨不满，一边又跳回到“内卷”的游戏中。
从明年开始，我的备课时间应该会有所减少。希望在不用备新课了之后，自己能够一年完成一两篇论文。做学问是需要时间需要积淀的，不是说一年产出很多篇论文，文章的质量也需要有保证。如果想得比较多，读得比较多，写得比较少，出来的研究作品可能更有意思一些。其实我还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作为社科学者，我们的研究怎么能更接地气、更有社会效用一些。有时感觉很悲哀的是，大量论文被发表，但它们不仅语言晦涩难懂，而且大多时候普罗大众也很难读到这些文章——因为存在学术版权的问题，很多期刊只有通过大学图书馆才能看到。这也是我不满现存学术制度的另一个地方。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李永博；编辑：西西；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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