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张贤亮：难逃“问题”小说

　　八十年代，一大批作品开始了对苦难记忆的挖掘，反思文学在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兴起。其中，张贤亮笔下的苦难形象是八十年代形象画廊中特殊的一类。

　　

　　小说借助主人公许灵均在“去与留”问题上的一番深入思考和复杂的内心活动，展示了他二十多年的坎坷遭遇和命运浮沉。许灵均在逆境中受尽屈辱和磨难，却得到郭扁子、老牧人和李秀芝等人的同情和理解。平反昭雪、重新获得工作机会以后，他更是在劳动人民的深情期许中，强烈地感受到了什么才是人生的真正价值。于是许灵均选择“留”下来，拒绝跟随父亲去往国外。

　　《牧马人》——改编自《灵与肉》

　　然而小说的问题也正出现在这里，在许灵均决定“留下来”就匆匆收尾。其形象是贫弱的，但“许灵均”在那个时代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为什么一夜之间，那些富有才华的人没有一点反抗、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命运的安排呢？文学应该去反映社会，张贤亮等作家并没有去拷问自己对形象的塑造。

　　真正的启蒙者不仅仅是用“掬一把泪水”的弱者形象唤起读者同情，更要有直面苦难的勇气和解读苦难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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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张贤亮大胆地将政治与性相融合，凸显了一种叙述艺术的自否性和文学形象的隐喻性。然而其才华也正停留在“政治与性”的叙述上。

　　其中篇《绿化树》谈的是“吃”的问题，略为吃饱后便急不可耐地直奔“性”的主题。一开始，是“饥饿”拉动了小说的叙述：章永璘正处于饥饿的人生阶段，马缨花对于他还不是一个女人，代表的是温饱，是吃的满足；但一旦在吃上面得到解决后，马缨花便在章永璘眼里顿然凸显女人本色和性别特征。也就是说，他要超越“吃”的阶段，超越先前只是提供他吃饭的马缨花，最后他又要超越自己。

　　我开始“超越自己”了，然而对她的感情也开始变化了。这时，如歌德在《浮士德》里说的：“两个灵魂，唉！寓于我的胸中。”一方面，我在看马克思的书，她要把我的思想观点转化到劳动者那方面去；一方面，过去的经历和知识总使我感到劳动者和我有差距，我在精神境界上要比他（她）们优越，属于一个较高的层次。

　　性权利常常是政治权力的隐喻，对性与政治之间的这种隐秘关系作了最有效的揭示的作品莫过于张贤亮的另一部作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主人公章永璘一生的发展就符合海德格尔的三个命题——“人是形成世界的，动物是缺少世界的，石头是没有世界的”。主人公被政治去势，政治的缺失就通过性的缺失体现出来：

　　可怕的不是周围没有可爱的女人，而是自身的感情中压根儿没有爱情这根弦。于是，对异性的爱只专注于异性的肉体；爱情还原为本能。感情和皮肤同步变得粗糙起来，目光中已没有一丝温柔，变得象鹰眼似的阴沉，我抚摸得到我胸腔、我腹部里有一种尖锐不安的东西撞击着我。我听得见它阴险的咻咻的鼻息，感觉得到一股如火焰般灼热的暗流，在我周身的脉络中肆无忌惮地乱窜。那不是我，或是我的另外一面。可是它很可能猛地冲击出来将我撕得粉碎，然后舔舔它的血唇，扑向它所能看见的第一个异性。

　　而在抢险救灾中意外获得了政治认同之后，主人公丧失的性能力迅速得到了恢复。

　　作者用“卢梭式的忏悔”直白地描述了一个灵与肉都出现“阳痿”的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展现了灵与肉的搏斗，赤裸裸地展现了人的潜意识。从中，“政治与性”的隐秘关系也得到了暗示。

　　然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叙事模式是简单化、观念化的，人的身存命运是与政治身份的转变相同步的，而人的情感是内化于人内心深处的体验，不可能与政治的转变相同步。如章永璘和黄香久这一对患难男女仅仅是在政治环境较为宽松的时候度过了一年的温馨的家庭生活，而当生活变得严峻起来，苦涩的温情也就无法延续，二人只能以牺牲自我的方式来保留苟存的生命和最后的温情。

　　

　　张贤亮笔下的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形象多了一份猥琐、矫情与清高，并且这份清高一定要通过女性角色的不贞去体现，如马缨花必须是“美国饭店”；黄香久劳改的原因必须是“男女关系的问题”，她也必须要出轨。

　　总的来说，张贤亮笔下的苦难形象是八十年代形象画廊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值得我们去品味，其作品中“政治与性”的隐喻也值得读者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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