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人传》：灰色三角中的暴力、善恶与正义

　　今年戛纳电影节午夜展映单元的韩国犯罪动作片《恶人传》，在戛纳上映时大获好评。影片在韩国本土也获得了不错的票房，上映首周观影人次超过百万。随即，好莱坞制片公司第一时间抢先买下该片的翻拍版权，进一步提升了这部韩国类型片的关注度。 《恶人传》有着一个打破犯罪片常规的情节设定——刑警、黑帮老大联手追捕连环杀手。刑警质疑：“一个坏人会去抓另一个坏人吗？”黑帮老大则说，这是“两个坏人会抓住更坏的人”。 正是这一在类型电影叙事框架中做出的创新，才使这部类型片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与此同时，《恶人传》的成功，也在于剧本创作严格遵循类型叙事规则，其戏剧冲突、人物关系、叙事结构、情节模式工整严谨，处处精心设计，确保能够达成预设的情感效果。 一个热血固执的爆烈刑警（The Cop）、一个暴力冷酷的黑帮老大（The Gangster）、一个冷血变态的连环杀手（The Devil），这三个人物，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的戏剧冲突。这并非打破了警匪犯罪片的二元对立，而是通过三角关系构建出三组二元对立，大大增加了类型叙事的复杂度和层次感。作者试图在一个灰色的三角关系中探讨谁才是恶人？究竟何为正义？ 这一带有创新性的剧情设定，是如何增加了文本的叙事强度，其独特的趣味又是什么？ 《恶人传》把通常警匪片中刑警与黑帮的矛盾对立关系，变成了合作互助关系。原本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正义警察与邪恶黑帮，最终变成了并肩携手、配合无间的伙伴。 双方为什么会联手？如何才会走到一起？一个是原因，一个是过程，这两点，一定要在剧作中给出高度合理的情节设定，才能对观众具有说服力。此处，剧作的严谨与层层推进，体现出了韩国类型片写作的高度成熟。 主角刑警郑泰锡，绝不是与黑帮沆瀣一气的黑警。一开始就表现他是一个嫉恶如仇、视黑帮为眼中钉的火爆刑警。办案途中堵车，他也会顺道去踢了黑帮摊子，教训一顿看不顺眼的黑帮小喽啰。 黑帮老大张东秀，也绝非良善之辈，而是一个心狠手辣的黑帮头目。影片开始，通过一场他暴打人肉沙袋的练拳戏，展现出这个人物的狠劲与残酷。 一个无差别杀人的变态连环杀手，成为原本互相对立的两人建立合作的原因。 黑帮老大偶遇连环杀手，毫无防备的他差一点成了连环杀手的又一个屠杀对象。凭借强壮体格和矫健身手才侥幸脱险。为了找出杀手并复仇，他召集黑帮手下展开追捕。 而爆烈刑警郑泰锡，对接二连三的凶杀案件心急如焚。上司的不作为，制度带来的各种限制（刑警不能去追查辖区外的其他案件），严重阻碍了他侦破案件。 本来，两人各自追查杀手，井水不犯河水，也不一定要合作。 然而，黑帮老大因为被刺杀，开始逐渐失去在黑帮中的地位和震慑力。刑警因为上司的不积极，导致人手不足、案件迟迟没有进展、无辜的受害者在不断增加。双方的追查受到的重重阻碍，才导致两人最终选择联手，借用对方的资源来加快查案的速度。 虽然两方选择合作，正/邪双方却又如同磁铁的正负两极，其中存在巨大的反作用力。由此建构了一种包含着两种反向力量的人物关系，合作是正向的吸引力，互相的怀疑、敌视、对抗则是反向的排斥力。 《恶人传》的另一重戏剧张力来自刑警与黑帮在目标、行动方式上的彻底相反、无法兼容。 刑警的行动严格依照法律、维护社会规则与伸张正义。黑帮的行动则彻底触犯法律、破坏规则与反正义。 然而，大部分人，在面对一种极端的恶或暴力时，往往不再希望以法律或规则来解决，而是希望这种恶和暴力受到超越法律限度的、更严苛的惩罚。或者，当人们对法律不够信任时，或者法律存在漏洞时，以暴制暴就成为一种潜在的心理需求。 以往的类型警匪片中，比起正义、守规矩的警察，那种有些暴力、不守规则、游走在法律边缘灰色地带的爆烈刑警，反而更有吸引力和戏剧性，也往往成为推动故事的动力。比如《老手》中那组行为暴力但目标正义的刑警，总会让观众大呼过瘾。 所以，《恶人传》中黑帮破案打破规则、无所顾忌、以暴制暴，也因此更直接、更高效、也更符合观众的心理期待。 更重要的是，刑警、黑帮老大联手追捕连环杀手的设定，也构建一个充满张力的三角关系，形成三组相互对立的戏剧冲突，警察—杀手、黑帮—杀手、警察—黑帮。 通常在警匪片或犯罪片中，戏剧冲突建立在警察与罪犯的二元对立之上，为了集中展现大量动作场面，犯罪片往往较少设置几组人物关系。所以，《恶人传》中的三组关系，情节强度远远超过二元对立的警匪片。 更值得称道的是，《恶人传》中每一组对立的人物之间的戏剧冲突，又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的、丰富的，同时包含正反两种力量。 除了警察—杀手这一组警匪片中的常规人物关系，创作者在另外两组人物关系中，精心构建了复杂、暧昧的矛盾。 黑帮—杀手这一组人物关系中，黑帮老大为了复仇去追捕变态杀手，是正义的理由。但黑帮老大为了除掉黑帮内部的对手，用凶手的刀杀了黑帮对手并栽赃嫁祸给凶手，这又是不正义的理由。 警察—黑帮这一组人物关系中，刑警打击犯罪和违法生意，是符合常规的。刑警与黑帮合作破案，则是反常规的。这两人的合作，既包含正义的理由（找凶手），也包含不正义的理由（警察帮黑帮老大杀了他的对手）。 这三组人物关系之中，最核心的是警察—黑帮这组人物关系，其合作又对立的关系也并非一直稳定不变，而是在整个叙事进程中反转了几次，对立——合作——再对立——再合作。 开始，警察一心想要打击黑帮组织的非法营利机构（对立）。之后与黑帮一起追捕杀手（合作）。再后来与黑帮争夺凶手、并借机打击黑帮（对立）。最后，为了将凶手绳之以法再次合作（合作）。 片名为《恶人传》，其字面意义就带有某种群像描写的意味。影片中主角是警察与黑帮，同时有一个存在感很强的连环杀手。那么，究竟谁是恶人？ 首先，连环杀手是毫无疑问的恶人。一种泯灭人性的、绝对的恶。与此同时，影片也告诉我们，他身上的恶来源于另一个恶——父亲对幼年他的虐待家暴。我们看到，恶带有某种传染性和破坏性。 黑帮老大当然也是恶人，影片表现了他的几次暴力行为。一开场，他暴力的殴打一个人形沙袋。在与黑帮竞争对手谈判过程中，徒手掰断了对方手下小弟的牙齿，形成了巨大威慑。为了巩固自己的黑帮地位，残忍的暗杀了竞争对手。后来，用暴力威胁对他不服气的黑帮同伙。 虽然警察通常是正义的化身，但在《恶人传》中，创作者暗示警察身上也有某种恶。比如警察局长收受黑帮贿赂、对黑帮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成为黑帮的保护伞。主角郑泰锡虽然心存正义，但也经常滥用暴力，欺负黑帮小混混。有一句台词，黑帮小混混对警察说，你们跟我们有什么区别。 但影片又拍出了人性的错综复杂、善恶莫辨，拍出了黑白混淆不清的灰色地带。 黑帮老大对黑帮内部对手的暴力残忍，是恶的。 但对一个陌生的路人，又体现出某种善。他把自己的伞送给初中女生，自己淋雨。凶神恶煞的马东锡在这个情境中，产生了某种反差萌。 结尾，为了不让连环杀手逍遥法外，被通缉的黑帮老大，牺牲自由向警察自首，以便作为证人上法庭指证杀手。这种牺牲是为维护正义，是某种善。 但这种善又包含恶的种子。黑帮老大对警察提出自首的交换要求，把他与连环杀手关入同一个监狱，暗自想要杀死连环杀手报仇。虽然对方罪有应得，但已经被判死刑，所以黑帮老大用私刑杀人，又回到了某种恶。 影片的这一结尾，表现出了某种暧昧不清、模棱两可的对于正义的态度。 这就是观众对于以暴制暴的心理需求。当一种恶（连环杀手的无差别杀人）太过人性泯灭，太过残忍，以暴制暴就有了某种程度上的正当性。 观众知道以暴制暴的危险性，但又期待正义以这种方式彰显。而在虚构的电影中，这种以暴制暴对于现实则是安全的，既满足观众潜在的期待又不使他们的内心产生某种愧疚。 《恶人传》中，也能找到一些经典类型电影的痕迹。比如一开始刑警去老虎机地下室威胁黑帮老大的场景，与杜琪峰《PTU》的一个场景颇为相似。而雨夜作案的连环杀手，与奉俊昊《杀人回忆》里的罪犯也有某种呼应。 虽然本片在破案这一情节主线上，某些戏剧转折略显仓促潦草，对于人物性格和人物动机的刻划，也存在不够深入不够合理的问题，但这种正义警察与邪恶黑帮合作的模式，无疑为犯罪类型片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思路，也增加了犯罪片类型叙事的文本复杂性，更为犯罪片包含的道德困境与人性拷问，提供一个并非黑白分明的切入角度。

　　（原载公众号“虹膜，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