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通商与商战思想

　　商战:以市场为战场

　　当林则徐打算用茶叶、大黄抵制英夷时，他已有了商战意识。《南京条约》后，中国开五口通商，刺激了中国人的商战思想。

　　近人谈“商战”，最早见于曾国藩的《复毛寄云中丞》一信，信中说：秦从商鞅开始，就以“耕战”二字立国，法令多如牛毛，国祚不永；当今西洋各国，以“商战”二字立国，法令更密于牛毛，断无能长久之理。

　　“商战”、“耕战”并提，是说秦国与西洋都以战立国，以法治国，法令多如牛毛，区别仅在于重农或重商而已，而且从秦朝速亡，推测到西洋也难以持久。曾氏此论，不是从商业上立论，而是以国策论。但曾氏也仅见于国策，而无知国体也。其未知国体有所不同，国策之属性及效果亦自迥异。由此可见，曾氏仅以“商战”一词论列强，而非主张“商战”者。

　　接着曾氏话“商战”的，是湖广道监察御史李璠，他说，泰西各国，认为商务的盛衰关乎国运，所以军民同心，利之所在，全力赴之。始而海滨，继而腹地，既蚀人之资财，并据人之形势，盘踞已久，便更加为所欲为。古之侵人国也，必费财而后辟土；西人之侵人国也，既辟土而又生财。

　　他对曾国藩的“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评价很高，因此建议：夫轮船招商，坚壁清野之策也，外洋贸易，直捣中坚之策也。“坚壁清野”，“直捣中坚”，都是战术，看来，他已经把商业战争化了。

　　李璠之后，有薛福成、王韬等人，皆以商战论国是，专论者有郑观应，他的《盛世危言》就有《商战》上下。郑谈商战之“商”，迥异于重农抑商的“商”，绝非“四民之末”也。《商战》（上）说：古人所谓商，商其所商，非今所谓商也。意指古“商”与今“商”不同，元、明以前，还没有与外洋通商，论本末，以农为本，商为末，通商以后，外重内轻，商人主外，地位变了，重商主义的商与重农主义的商，本末已转换。

　　商的重要性，在重商主义里，被提到了“战”的高度。战，对于国家而言，是命运攸关的大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祭祀，宗法社会，拥有祭祀权，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戎”为战争，以战立国，确保国家安全。然，兵戎相见，为生死战，有阶段性，乃不得已而为之，耕战之“耕”，就是为此准备的，虽备战备荒，但其本身，尚未进入战争，仅为战争提供给养和战士。而商战之“商”，则因其于国际贸易中不可避免的国家利益之争，而不得不以和平的姿态——商业的方式，通过“百姓日用”进行间接的战争，且经常性的商战之利，实优于兵战。兵战是商战受阻后，国与国之间的最后的决战。

　　因此，郑观应“以商立国”的方针里，并非是在单纯强调发展商业。在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里，郑观应所提出的“商战”领域内容广泛，有诸如：鸦片站、洋布战、零星货物战、矿物战、洋钱战等，囊括了国民经济的十个领域，以此论商战，颇有国民经济总体战的味道。

　　后来，“实业救国”的口号，就从商战思想中产生。差别在于，商战思想还带有帝王学的背景，是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观念向商业领域的延伸，而实业救国，则纯然一商人以企业为本位的理想。商人藉此摆脱了行商坐贾的传统形态，非以民之末流，而以民之纲要、国之枢纽确立商人新形象。

　　商战，以市场为战场，虽然国家成为商战主体，但商战也会超越国家利益，因为市场毕竟大于国家。所谓大，不仅在于市场外部格局的全球化，更由于其内在本质的自由化。郑氏仅以一句“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是言不及此的。他注意到了贸易全球化，却未知还有自由化，他从来没有想过市场大于国家，可以取代天下。天下空洞化，市场把它充实了，天下模糊化，市场使它清晰了。在市场里，商战取代兵战，商战之士取代耕战之士，很有点“赳赳武夫，王之爪牙”的味道，成为王权主义与国家主义纠结的洋务战士，以其“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而被重商主义的洋务派奉为国之利器。

　　倡导商战，以全球化论之，是外争国权，由此而兴起民族主义；以自由化言之，是以商权争民权，因此，“商战”思想，实为中国近代民族、民主思想之滥觞，处于重商主义的发展阶段。

　　郑观应以后，商战思想已普及为社会思潮，据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指出，提出商战思想的25位代表人物中，仅有郑观应、鄢廷煇两人纯为商人，其余均来自科举制出身的传统士人。由此可见，商战思想，已在传统士人当中引起共鸣，他们以传统来回应。

　　传统重商思想的近代反应

　　晚清，列强环伺，刺激了商战，对于商战的回应产生了重商思想。然而，思想的来源及其思维方式，都来自中国传统，乃传统的本能反应。受了外来刺激，他们不约而同，用传统来回应。有人向郑观应问到：“书中皆言时务，何以首列《道器》”？郑回答说：所变者为器而非道，乃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

　　但他坚信中国传统思维的对立统一，不管“权术”与“常经”性质怎样不同，“富强”与“孔孟”有多么不合，只要入其范式，对立性就自然消解了。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事实是，作为“富强之权术”的资本主义，与作为“孔孟之常经”的儒教，很难以制度化的方式同构，以重商主义回应，则有可能出现儒教资本主义。

　　重商主义基于人性好利，“孔孟之常经”辨义利，却不排斥利。《四书》“罕言利”，而《五经》多言之，汉儒尊《五经》，宋儒重《四书》，可见秦汉以前，儒也不忌讳言利，宋明以后，儒不言利而止于义，以义利之辨治内，以华夷之辨治外，治得中国内弱外衰，所以，南宋就有主张以利复兴中国者。例如，南宋时期，浙东学派兴起，就有一种重商气象。其学可分三支，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他们从利入手，自作主张。

　　明清之际，浙东学派以黄宗羲为代表，也主张“农商皆本”，以商立国。其时，重商主义遍及全球，于浙东沿海，西人扬帆东来，其地得风气先，与之互动，而为我国重商主义之渊薮。至晚清嘉道时，林、龚、魏等都已具备商战眼光，有富民思想，如林则徐奏稿所言，华民莫不垂涎夷商获利之厚，只是因海禁，“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眼看着“利薮”转归外夷。魏源之于商战，除了对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还有对内“缓本急标”说，他在《圣武记》卷十四中谈到，农可暂缓，商战尤急，他不谈本末，而言“缓急”，是想以兵贵神速入商战？

　　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皆败北，割地，赔款，开商埠，元气大伤，门户大开，除英、法外，美、俄接踵而来，欧美诸国若西、葡、德、意、荷、比、挪威、瑞典、丹麦、秘鲁、巴西、阿根廷，以至于日本，均仿照英、法商约而略为变通。可五口通商后，中国贸易顺差并未改变，而且还有意外的增长，至同治时期，竟然出现了所谓“中兴”局面，所以，那时中国的洋务派们，对商战也信心满满。更何况，两次战败，朝廷虽感屈辱，却也吃下了定心丸，如徐继畬说：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掠地割据疆土之意，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码头，以便售贾其货耳。

　　西人兵商合一，以商战为本，因此，中国也要“寓兵于商”，“商之所至，随之以兵，商之与兵，合为一事”，以公司轮船为兵船，船长即兵官，水手即战士，无事则行海载货，以商财养兵，有事则战于海上，以兵力护商。

　　无亡国之危，无易代之忧，惟商战是求，况且这是一个需要商战，并产生了商战之士——买办阶层的时代。对于这一新兴阶层，以国士待之，即为商战之士，如郑观应本人，也是买办出身。学者汪敬虞说，从1865年开始，花了约30年时间，中国社会共形成买办资本，大致在4000万两以上，很显然，五口通商后，买办成了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显示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

　　过去，一般认为，买办收入主要来自佣金，可汪敬虞指出，洋行与买办之间，起初没有佣金制，由洋行支付固定工资。186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设立佣金制。最初的佣金，一般为2%，其后下降，至1860年代后期，有的已下降到1%，到了1890年代初，则进一步下降为 0.5%以至0.25%。从1865-1894年的30年中，贸易总额累计为49亿两。30年间，佣金的数额按最高的比例计算，即使全部进出口贸易都经买办之手，并且都抽取佣金，也不到1亿两；如按最低比例计算，不过1200万多两。此数目，显然不足以构成买办暴富的主要部分。汪敬虞认为，买办自营商业成为暴富的主要途径。

　　通过自办企业，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中国最早一批民族企业，即由买办资本转化而来。仅抽佣金，买办哪能成为商战之士？一旦自营起来，其资本运动就有了独立属性，虽然他还在效法他原来的主人——洋人，追随他们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转化，但中国的买办们毕竟走上了同外国资本竞争的不归路，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愿意还是不愿意，买办们都注定了要成为与外国资本交手的商战之士。

　　商战中的首长所有制

　　买办转化，需要有一个国家背景。刚好洋务运动兴起，为转型提供了相应的背景。

　　以买办出身的唐廷枢为例，李鸿章请他来办轮船招商局，他义无反顾，为争夺江运和海运，同老东家英商、美商展开了商战，居然一举打败美商，收购了旗昌轮船公司。

　　然而，唐办局务，志在“商办”，力图“纯用西法经理”，建成股份制企业，脱离“官督”。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也由原来官方指派，改为商董推举，从由“官督”而来，转向“商办”而来。而且以日常局务管理“应照买卖常规办理”为由，强调经济规律，而非长官意志，主张股东集议，而非官方独裁。本来，理应如此，可当时却竟难以落实。尽管他像孙猴子翻“商办”的跟斗，但还是翻不出“官督”的如来佛手心，任由你如何“商办”，即使“以商为主”，还得如李鸿章所言，“由官总其大纲”。

　　商战中，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那就是“军事-工业复合体”，这个“复合体”，是类似亚政权的利益集团，体内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公私合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商助官办，产权形式多样化，“私”不一定是商，还可以是官员，朝廷并不限制官员投资他们自己创办的企业，反而鼓励官员入股，以分担风险，弥补朝廷投入不足。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复合体，究竟是什么所有制？说不清，既非国有制，亦非私有制，但它却是政权、军权、产权的一体化形式，是近代新型军事工业及其产权结构在传统军政制度里借尸还魂，虽未经朝廷任命，亦未确认其合法性，但在事实上，形成了“首长所有制”。

　　“军事-工业复合体”的“首长”，首先得是朝廷任命的督抚之类的地方长官。但这还不够，首长还得自练新军，自办工厂，还得兼军队统帅和企业老板于一身。总之，首长以军队为核心，以兵工业为半径，来划国防的圆，以国防为纽带，来带动国民经济，使军权与产权合一，政治和经济一体。

　　唐廷枢那一套，商战有效，却对不上“首长所有制”的榫卯，尽管李鸿章在唐的葬礼上说过“中国可无李鸿章，不可无唐廷枢”，但他还是要用盛宣怀来换唐。因为盛宣怀懂得，在“首长所有制”里，不能像唐那样搞“西体中用”、“商体官用”，要反其道而行之，搞“中体西用”、“官体商用”。

　　做公司，当然要把公司做强做大，但更要把首长做强做大，要使公司发展服从、服务于建设“首长所有制”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的需要。在盛宣怀看来，唐毕竟是买办出身，不懂仕途经济，哪晓得首长“齐家治国”的战略部署？哪能理解首长“内圣外王”的抱负？而他一直紧跟首长正道而行，从正经的官道出身，尽管他那个官也是捐来的，但究竟来路不同，所以，想法也就不一样。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他要首长给他一个支点，他可以为首长撬动中国。首长说，那你就去上海吧！这个支点在上海，就是“轮船招商局”。唐廷枢只会在“轮船”上下功夫，办航运公司，而他盛宣怀却要在“招商局”上做文章，为首长招商引资，搞军事化的金融产业集团，作为首长治国平天下的“户部”。

　　为助首长建立“亚财政”和“准金库”，盛“提出保险存款及各省存款一百数十万两”，并招商，“做一小小银行”，为首长运作资金，先将“已成之船、电两事办好”，然后“扩充商务”。朱荫贵《论晚清轮船招商局的对外投资》指出，中国19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纺织、银行、煤矿、铁政、铁路等新式企业，绝大部分都有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投资在内。有人认为，他投资，是做“空心大佬”，玩“无本生涯”，“独揽轮船、电报、铁路、煤矿和纺织诸大政”，以期“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岂止“十六颗”？他投资19项，总计312万两，而同期招商局资本总额才400万两，所投重大项目有机器织布局、华盛纺织局、湖北铁厂、萍乡煤矿和通商银行等，这些项目，同招商局的本来业务无关。

　　盛氏转型，符合首长原教旨，因首长曾言，“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则大”。唐专意“海运”，能为“尚小”，难为“则大”。而盛氏却能从“大”处下手，将国防的杠杆，放在产业的支点上，用来撬动“国体、商情、财源、兵势”，以造就军事化、工业化的国民经济体系。此种能力，是着眼于商办的唐廷枢所不具备的。唐的优势在于以商业模式办企业，而盛氏的强项是能以政治手段搞商业，以权力支配经济，当然运用之妙，还得由首长拿捏。

　　首长不爱官办，官办事难成，也不爱商办，商办与他何干！那么官商合办呢？很难，不是官家资产流失，就是商家产权被侵犯，一旦办好了，还会被朝廷拿走，办不好，则被朝廷追究，因此，他喜欢官督商办，官不出资，办好了，朝廷拿不走，但可以“官进民退”，转化为首长所有；办不好，则以“官督”追究“商办”。故设局之初，首长就指示，“毋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开办费，则由首长奏请户部借领官款，“只取官利，不负盈亏责任，实属存款性质”。借了官款，自然由官来督办，可还清了官款呢？唐廷枢表示“无所适从”，盛氏转达首长指示：公款还清，亦必应官督商办。且致函马建忠：“总办仍应大宪酌派。虽公款还清，仍是公局，必须官为扶持。中西情形不同，未便悉仿西法。从前唐、徐屡言不要官问，究不可靠。”“大宪”是什么？是首长，招商局最高首长，就是直隶总督李鸿章。

　　唐廷枢的总办身份，是首长札委，本兼有“官督”和“商办”两种职能，可他“悉仿西法”，故“商办”有余，而“官督”不足。本来，他在经营上搞他那一套“西体中用，商体官用”也就罢了，首长对此亦颇能理解，本不予追究，可他竟然搞到所有制上来了，所有制的水太深，首长在此“潜龙勿用”，你非要明确了股东所有制，这不是要颠覆首长，将革命革到首长的头上了吗？你把股东所有制提出来了，难道首长能把首长所有制提出来吗？真不识时务啊。你有股东推举，难道就不再需要首长任命了？别忘了，企业创始人是首长，招商局不仅要“以官为体，以商为用”——“官督”，更要“以官为本，以商为末”——“官本”，经营不妨“商办”，所有制必须以“官督”立“官本”。所以，商人有商人的抱负，商人的抱负是企业利润最大化，首长有首长的抱负，首长的抱负是治国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