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注意力换挡：从GDP的演化到回不去的纯真年代
一.引子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独特的关注点，但是这种代际间的注意力转换，大多数时候，只有通过回顾历史才能看清，因为多数人“懂事后”的生活，都落在了时代之内，而不是时代转换之间。
这就在大多数人心中造成一种幻觉∶
预期目前的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就像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一样；但与此同时，大自然和历史的规律又告诉我们∶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事事既然有开始，就一定会有结束。
只不过这种所谓的变化规律，只有在很长的时间段才能显现出来；而对于一般人而言，真正关注和参与时代事务的时间不过30多年，而大多数的30多年都落在了时代以内，而不是时代转换之间。
幸运和不幸的是，正在看这篇文章的人，正好就落在了时代换挡的时段。
为了更好理解本文内容，请先移步前两篇内容∶
1.巴菲特时代落幕：别做发财的梦，面对现实吧
2.时代的大低谷期：名存实亡的WTO与全球化的终结
二.GDP的时代背景
人们因为时代造成的幻觉，除了预期目前的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之外，还会有将现有一切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倾向，因此很少人会去想和问，为什么现在是现在这副样子。
时代的“既定前提”很多，所有人都默默继承了“既定前提”，但在时代转换时，这些“既定前提”，都会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崩塌。比如说GDP。
人类目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此前）的事务，主要是在围绕GDP运转，全球各国GDP每个季度进行公布，就像公司财报一样；
而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和竞争，仿佛也是在围绕GDP进行，什么GDP总量，人均GDP等等；甚至根据人均GDP，将各国划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等等……人们关注经济情况，在本质上其实就是在关注GDP增长情况……GDP在人类注意力总和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
但是，GDP虽然是时代的“既定前提”，但它也有诞生的时候，就像宇宙是“既定前提”，但也有诞生的时候一样。
目前全球广泛使用的GDP维形，来源于美国1929年的开始的大衰退（同时也是时代转换点）∶
1929年，经济危机在美国爆发，导致百业凋敝、民生艰辛，严重冲击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美国政府面临巨大压力。
但当时，美国尚未建立起官方统计体系，政府仅知道几百万人失业、铁路运输骤减、钢产量下降等零星信息，缺乏刻画经济全貌的关键指标，导致经济决策犹如在黑暗里摸索，异常艰难。
1932年，为帮助美国总统罗斯福应对经济危机，应美国国会的要求，商务部内外贸易局经济分析处同国民经济研究所（NBER）的西蒙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密切合作，开创性地编制了1929—1932年全国国民收入数据。
最初的统计指标是"国民收入"（NI），而不是GDP。
然后在美国加入二战后，国民经济不得不从消费模式转向战时模式。为支持战时经济规划的编制，美国经济学家们在国民收入统计的基础上，迅速估算了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度数值（注意，又是时代大转换）。美国官方1951年和1958年分别开始估计年度和季度GNP 真实值。
现在我们所熟悉的GDP，真正诞生于1965年的美国，但是，直到1991年，美国才正式将GNP统计改为GDP统计。（1991年同时也是时代转换点∶苏联解体）
关于NI和GNP的诞生，由于已经远离了现在的时代，历史给我们的视角优势，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其原因。
但是关于GDP，由于其诞生和使用仍在本时代内，所以其意义并没有那么清晰，但是有一点是被多数现时代，以美国利益为主导的所谓正统经济学所“忽略”的∶那就是GDP统计更加符合美国在苏联崩溃后，在全球进行扩张的需求。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来看一下以前国民收入统计和GDP统计的主要区别∶
一个算的是国民收入；GDP统计的是国内收入；什么意思?
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就可以一目了然。
比如说，日本的GDP在过去三十年一直停滞不前，被称为逝去的三十年；
但是在这三十年间，日本的海外资产不断增长，甚至可以说在海外再造了一个日本，但是海外日本所产生的财富和收入，并不计入日本的GDP，因为这是在国外产生的生产总值，但是如果仍然按照日本国民收入统计，会发现，日本的国民收入在过去30年不断增长。
同理，苹果和特斯拉在海外设立的大量生产设施，其产生的巨大财富并没有全部计入美国的GDP，很多是留在了生产设施所在国的GDP里面；但是这些留在其他国家GDP里面的“财富”，实际上在会计核算和统计上，是属于美国的国民收入。
换言之，GDP的统计对于资本外向扩张国（即过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有利∶因为它掩盖了资本外向扩张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
当然，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愿意跟着美国玩GDP的游戏，是因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现实主义∶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获得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就必须付出代价。
而GDP统计可以让这些代价看起来更容易接受一些∶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速在这种统计模式下，一定是快于发达国家的。两边这时候的利益是一致的，于是GDP成为了全球通用的标准。
三.永别了的纯真年代
当然，对于GDP近年来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最引人瞩目的一个质疑就是∶全球化使国民幸福同本国产出的关系逐渐疏远。
全球化使一国经济活动对其他国家的损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如果以损失世界的可持续性为代价，就会降低幸福感的可持续性。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像谜语，这里稍微进行一下“解码”∶全球化和GDP的协同，让本国产出的增长，不一定反映在本国国民的福祉提升上。
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GDP实际福祉，通过全球化机制流向了发达国家（这也是发达国家可以进行高福利社会改造的物质基础）；这种模式不可能无限地持续下去。
这种质疑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关键的问题是，虽然所有人都知道现行模式可持续性越来越差，但是没有人知道，模式终结的具体时间点。
而最近出现的模式终结的信号正在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
美国正在主动破坏整个全球化的地基和承重墙（详见∶巴菲特时代落幕：别做发财的梦，面对现实吧），尽管这么做，最终受损最严重的，或是美国企业。
这种以美国为首进行的“破坏”，意味着以往以经济发展为主线的时代正在落下帷幕，人类的注意力正在集体换挡——从和平竞争，走向地缘斗争。
这一点，巴菲特已经在今年年初，通过股东大会发出了异常阴暗的基调.
尽管时代转换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但是由于人生苦短，其相对短的历史持续时间，对于生活在转折点上的人而言，就是整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