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正不死，便无三国”，是夸大其词的赞美，还是事实如此？

　　在我看来“法正不死，便无三国”绝对是有夸大其词的嫌疑，法正虽然谋略过人，能给蜀国建立很大功劳，但不见得能帮助刘备统一天下。因为决定统一的两个因素：人和土地，刘备的蜀国是无法和魏、吴相比的。

　　再有从目前现有史料来看，法正帮助刘备取得蜀地和汉中，本就是执行《隆中对》的兼有荆、益的既定战略。只不过在战术层面法正确实有其高明的一面。但也没到“恐怖”的层面。下面我就法正好好说说：

　　《三国志蜀志法正传》说：“法正字孝直,扶风郿人也。…(刘章派法正联络刘备)正辞让,不得已而往。正既还,为(张)松称说先主有雄略,密谋协规,愿共戴奉，而未有缘。后因(刘)璋闻曹公(曹操)欲遣将征张鲁之有惧心也，松遂说璋宜迎先主,使之讨鲁,复令(法)正衔命。正既宣旨,阴献策于先主日:’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儒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凭天府之险阻,以成此业,犹反掌也。’先主然之,溯江而西,与璋会涪。北至葭萌,南还取璋。”

　　一、法正在刘备取蜀上的作用

　　对刘备来说,法正、张松背叛刘璋,主动献取蜀之策,这实在是一个意外的机缘。后来如法正所策划,刘备果然取得益州。诸葛亮是否预谋,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从当时诸葛亮与关羽、张飞、赵云都留守荆州,仅刘备率军入蜀,应该说诸葛亮不但参与,而且是决策的。

　　为什么?首先,这时荆州的一部分是刘备唯一立足之地,孙权也在暗中窥伺。其次,《隆中对》提出夺取益州仅是策划,尽管法正献策,但是否必得,仍属未卜。因而诸葛亮率领大将,以重兵镇守荆州,刘备仅以偏师入蜀,如此可以进退自如,立于不败之地。这个决策无疑出于诸葛亮,并得到刘备、关羽、张飞、赵云的同意。

　　《三国志蜀志刘备传》说,刘璋对刘备前来十分重视,“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先主(刘备),前后赂遗以巨亿计”,“先主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真的是如此吗?

　　当此后刘备举兵袭击刘璋之际,刘璋手下的益州从事郑度曾认为:“左将军(刘备)县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资重。”(《三国志蜀志法正传》)说明刘备入蜀后处境十分困难,可以看出,上引《刘备传》的记载属于“虚美”。当然,不应该排除郑度不了解,或有意贬低刘备军事力量这种可能。

　　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刘备与法正之间的对话:“先主闻(郑度之言)而恶之,正曰:（刘璋)终不能用,无可忧也。”所谓“终不能用”,指的是郑度的献策:“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则必擒耳。”刘璋果然没有采用郑度的策划。

　　因此,刘备“兵不满万”、“野谷是资”等应该是真实的,郑度所策划也的确击中刘备的要害否则不可能为刘备“恶”、“忧”的。《三国志吴志吴范传》说:“及壬辰岁,(吴)范又白言:’岁在甲午,刘备当得益州。’后吕岱从蜀还,遇之白帝,说备部众离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孙)权以难范,范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见者人事耳。’备卒得蜀。”

　　刘备“部众离落,死亡且半”,同样说明,郑度所说与吕岱所见完全符合。

　　刘备取蜀主要倚靠法正策划,因而得到刘备的特别信任。《三国志·蜀志·法正传》说:“(刘备)以(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幾,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法正)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法正“外统都畿,内为谋主”,这是刘备对之绝对信任的具体表现，他之所以敢于骄纵“擅杀",也正在于此。

　　同(传》又说:“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法正)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

　　诸葛亮这番话反映了当时的实情。但也不难看出,这是诸葛亮在聊以解嘲,一方面是法正这时自以为凌驾于诸葛亮之上,不再将诸葛亮放在眼里;一方面则是,诸葛亮对法正的“纵横”、“威福”,也有无可奈何之感。

　　二、刘备占据汉中一事法正的作用

　　《法正传》记法正献策说:“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速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

　　据《续汉书·郡国志》,汉中为益州的一郡,益州的政治中心是以成都为郡治的蜀郡,当刘焉统治益州时,即遣张鲁驻汉中。此后，张鲁背叛,刘璋又拟利用刘备以讨张鲁,刘备因而得以入蜀。这时张鲁投降,曹操占有汉中,对初据益州的刘备,较之张鲁之与刘璋,威胁更为严重。

　　《三国志·魏志·刘晔传》注引《傅子》说:“居七日,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同书《贾诩传》注也说:“魏武(曹操)后克平张鲁,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止。”可见这种威胁已经严重影响到蜀中,并出现动乱,以至一日数十惊,刘备虽出动武力镇压仍不能止,因而乘曹操北还之机以夺取汉中,这实在是上策。

　　后刘备大破曹操大将夏侯渊,“渊等授首”,“曹公西征,闻(法)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刘备)不办有此,必为人所教也。”曹操所说,见《法正传》。

　　对此,裴松之认为:“蜀与汉中,其由唇齿也。刘主之智,岂不及此?将计略未展,(法)正先发之耳。”蜀与汉中的唇齿关系,刘备不可能不理解,但作为主要谋士,这次取得汉中,更增加法正在刘备心中的份量,这也应该是真实的。因而法正死后,刘备“为之涕泪者累日”，即说明了这一点。

　　对法正的骄纵跋扈,诸葛亮当然是不满的。《三国志·蜀志·杨洪传》说:“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刘备)北行,亮于是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即真矣。”

　　对杨洪所说,汉中是“益州咽喉”,汉中的得失关系到益州的“存亡,对此诸葛亮岂有不知理?至于“急书发兵”,这是刘备的命令,对此诸葛亮也岂有询问杨洪之理?显然这是故意如此,诸葛亮借此可以推荐杨洪兴办发兵之事,尤为重要的是,诸葛亮更可以借此以杨洪取代法正的蜀郡太守职位,在这种情况下,刘备和法正也无可奈何。

　　以“众事皆办”,杨洪终于继法正之后“即真”为蜀郡太守,法正失去“外统都畿”的重任,从此权势大为削弱。

　　“诸葛亮与法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法正传》)所谓“公义相取”应该是表面的、次要的,而“好尚不同”却是实质性的,显然也是主要的。不久法正病故,彼此之间的矛盾才得以解决。

　　三、诸葛亮“法孝直若在，必不如此”背后的原因

　　《三国志蜀志法正传》说:“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住白帝。(诸葛)亮叹曰:法孝直(法正)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对刘备发动夷陵之战,如果说诸葛亮不加谏阻,这是不可能的,其谏阻之词也应该仅是从政治、军事上着眼,与赵云相同。

　　从所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诸葛亮认为,刘备对法正的信任远超过自己之上。法正背叛刘璋来归,刘备得以取蜀,因而获得高度信任,这是人所共知的,问题还不在这里,必然有其另外一面,即法正洞晓刘备的心态和隐情,敢于在刘备面前说他人不敢说或不愿说的话。

　　刘备对荆州之失,尤其是对关羽之死负有责任,但为了掩盖,有必要故作姿态,打出“以复关之耻”的旗号,显然这是在欲盖弥彰,也为当时所了解,前引赵云的谏阻之词即仅从政治、军事的利害方面立论不急触及所谓为关羽复仇的问题,当然不为刘备采纳。

　　从刘备的心态来说,人们愈是不愿说“以复关羽之耻”,他愈要显示他与关羽之间“恩若兄弟”的情谊;反之,如果有人顺应刘备心态,指责关羽之过,再转而陈说伐吴的利害,刘备是可能自行转弯的,法正即是具备这样条件的人物。

　　首先,法正是中途投奔刘备的,不像诸葛亮或赵云那样很早即与刘备结合,并深悉关羽的功绩。其次,法正本来是见利忘义,而且如《法正传》所说,更是“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的残酷无情的人物,对刘备有意除灭关羽,不可能如诸葛亮、赵云那样耿耿于怀。

　　最后则是,法正是当时唯一敢于在刘备面说私房话的人。诸葛亮所叹息的“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原因很可能即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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