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上盗捞第一案”浮现三大法律谜团
“捡”还是“盗”？
在检察院提起公诉之初，曾有媒体以“海上梁丽案”对此做出联想。两案的共同点在于，从“捡到”意外之财变成“盗窃”指控。
“这个案子和梁丽案都不属于盗窃。”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与犯罪学副教授杨燮蛟告诉记者，“道理很简单，盗窃罪的对象，必须是他人实际控制、占有的财物；梁丽捡到的黄金是乘客遗忘的，而这里的钢筋是沉到50米海下的东西，尽管所有人对船舶的所有权没有消灭，但对船舶失去了控制，属于脱离控制物或脱离占有物。脱离控制的财物，不是盗窃行为的对象。打捞、侵占脱离控制物的行为，不能构成盗窃罪。”
此观点与被告人辩护律师孙克峰不谋而合，孙克峰在辩护词中称：“那些钢筋在国际法上属于沉没物；而对于沉没物，适用民法上遗失物的规定。”
本案的另一名辩护律师李永红指出，盗窃罪的认定有3个阶段：一是物主或管理人控制财物；二是行为人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三是行为人对财物成立新的控制支配。
“盗窃成立，就是支配财物的‘破旧立新’过程。如果这个财物与所有人本来就不存在控制支配关系，则无‘旧’可破，是无法成立的。”孙克峰表示。
杨燮蛟指出，机场的黄金和台州的钢筋都不算“盗”，应该是“捡”来的，“捡到遗失物不还，应该适用侵占罪。”
孙克峰并不这样认为。他在法庭上说，侵占罪要“以主观上打捞人不愿归还想占便宜的心态为基础，认定其‘拒不退还’，但打捞上来的钢筋已全部还给船主，本案应作无罪认定”。
“我根本不知道这是盗窃的行为，要是知道的话，打死我也不干的，我自己的船就值1000多万元，我不会去冒这个坐牢的风险，也不会带10多位船员往这个火坑里跳……”在法庭上，黄祥健也这样为自己辩解。
在庭审中，17名被告人全部作无罪辩解。
“作为盗窃犯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必须是他人所实际占有的财物。海上沉船物如同他人遗失的物件，所有权虽然属于物主，但已不由物主实际占有。明知是他人遗失物却仍擅自将之‘拿走’的行为不能一概认定为犯罪，而应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在法庭上，两位辩护律师慷慨陈词。庭审结束后，律师还将长达3万多字的书面辩护词提交给法庭。
钢筋是塞拉利昂的？
“这样说是没道理的，按照这种逻辑，海底的东西想捞就捞，那早就捞光了。”浙江省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队副队长徐岚对记者说，“他们捞东西前，应该来海事局审批并申报打捞许可证的。”
“这不是犯罪，这只是一个没有办理手续，违反行政法规的非法打捞行为。”杨燮蛟则表示。
而另一个问题是，这些钢筋的主人是谁，还是一个未知数。
“新杭州号”是一艘在塞拉利昂注册的船只，而沉没地点又不在中国领海。杨燮蛟指出，按照国际惯例，轮船和飞机是一个国家的领土的延伸，“钢筋要是在船上，就等于在塞拉利昂的领地里；如果要追究刑事责任，必须按双重犯罪原则办事，也就是说塞拉利昂认为是犯罪，中国也认为其犯罪，才能认定是犯罪。”
但徐岚告诉记者，“新杭州号”的船主是浙江舟山人，“这就是中国人和中国人的事情”。
杨燮蛟则反驳道：“飞机、船是以注册地为主的，不是看船主是哪个国家的人。在刑事管辖权问题上属地管辖是一个根本原则，属人管辖才是次要的。”
事实上，沉船后，船主并未在第一时间对沉船和货物进行打捞，而是通过保险公司进行了理赔。杨燮蛟指出，我国法律规定沉船是必须强制打捞的，但沉船沉物的所有人一年多也没有申请打捞，这说明其本意不在打捞，而在于理赔；同时钢筋的所有人也应转换为保险公司。
海警无权介入？
事发地点成为此案一大争议焦点：“新杭州”号货轮的沉船地点(大陈岛东南20海里处)位于我国的毗连区内。而根据国际惯例，沿海国对毗连区不享有主权，只享有部分主权管辖权。
在6月11日庭审现场，被告人辩护律师均指出，依照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领海及毗连区法等的规定，只有当“违反安全、海关、财政、卫生或者入境出境管理的法律、法规的行为”出现，海警和公安才能行使管制权。而本案中，该打捞行为并未致使上述五种情况出现。据此，公安海警等部门的介入与法不合。
对此，公诉方拿出了我国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公安机关海上执法工作规定》，其中第四条指出，“对发生在我国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违反公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违法行为或者涉嫌犯罪的行为，由公安边防海警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行使管辖权”。
但这个规定在律师眼里成了一个悖论。孙克峰说：“在毗连区内实施打捞脱离占有物的行为本身未触犯刑法，也没有违反公安行政管理规定，最多就是违反海事管理或海洋环境方面的行政管理规定，公安机关无权管辖。”
徐岚向记者坦陈，“相关立法确实滞后”。
“之前领海和毗邻区归公安管，但公安又是没有船的，怎么管？毗连区以前就是个没人管的地方，非法打捞层出不穷，一直到前年12月才正式移交给我们。”徐岚说。
忐忑不安的渔村
在那些被告船员的身后，是一个普通的渔村和一个个普通家庭。
福建省连江县筱埕镇定海村共有村民7600人，其中渔民3000人，是个传统的渔村。定海村所在的连江县，水产品产量连续22年排全国第二位。但近年来，定海村周围的渔业资源日益枯竭，渔民们在政府号召下纷纷转产转业。
“被扣的那两艘工程船都是去年新买的，合起来1500多万元。”村主任黄祥连告诉记者，“这两艘船一共有30多个股东，但这些股东参股的钱多数又是借来的，这两艘船牵扯到130多户人家，几乎整个村都是股东。”
开庭的前一天，60多名村民包了一辆大巴连夜奔赴800公里从福建过来听庭审。
考虑到涉案人员35人中100%都是举债投产转业，涉及面达百户群众。在涉案人员交了110万元保证金后，两艘工程船于今年3月2日被“取保”回村。
本案至今还未宣判。本报记者 陈东升 本报通讯员 曾鸣 于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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