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鱿鱼游戏》与中美追求共同富裕的竞争

　　

　　作者

　　李峥（Li Zheng），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2021年，韩国剧集《鱿鱼游戏》成为现象级影视作品，其影响超出文化消费范畴，变成一场全球讨论和反思。相比以往描述“幸存者游戏”的作品，“鱿鱼游戏”的设计更为精密，其参与者并非没有选择余地，而是在现实世界的种种压力下主动加入。观察者认为，《鱿鱼游戏》大热的背后是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上升通道被堵塞的冷酷现实，这正是当今不少发达国家政治恶斗、民粹主义上升的重要背景。

　　美国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已经推进了20多年，这场运动引发了100年以来全球最大的一场财富和产业的重新分配。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从中赢得最大的收益份额，发展中国家亦得到普遍发展。

　　但在金融危机后，西方全球化带来的不平衡发展加剧，各国都出现了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民众逐渐发现，他们身边的贫富差距现象变得更加普遍、更加严峻。

　　在西方国家普遍通过向市场灌入流动性来实现经济脱困的背景下，资本收益增速显著高于劳动收益的增速。低收入群体面临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而肆意使用资本杠杆的投机者却成为政府每次救助方案的最大收益人群。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这种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走向更危险的方向。疫情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时间远超过金融危机，让更多人入不敷出、债务缠身，面临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

　　

　　在《鱿鱼游戏》的发源地韩国，40%劳动者属于兼职就业，无法得到充足的医疗和养老保障。这使得韩国成为老年人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情况也与韩国类似，疫情期间的暴力抢劫案件显著增多。

　　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认为，贫富差距是市场竞争中的一种暂时现象，并不会影响个体在市场竞争中的平等机会。但他们低估了资本与技术结合所产生的能量。在信息化与全球化深度结合的时代，数据、算法、资本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共同体，增加了资本对社会的塑造能力。

　　资本驱动的算法推荐扭曲了市场竞争和财富分配，显著降低了缺乏任何资源的底层民众获得上升通道的几率。

　　这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共同富裕的主要背景。近年来，中国民众对于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福祉领域的需求显著提升，共同富裕随即成为解决这些发展成本的系统性方略。相比西方一些国家所采取的社会公平政策，中国的共同富裕有三个特点。

　　第一，中国强调继续通过发展和全球化促进国内发展水平。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而非既成现实。中国政府预计需要15年到30年才能初步实现这一目标。

　　在此期间，中国依然需要通过现代化和进一步改革开放来提升国内物质基础和技术能力。共同富裕是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终极目标，两者并不矛盾。中国不会效仿西方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和阻止产业转移来“保护中低收入群体”，也不会盲目为了公平而牺牲发展效率。

　　第二，中国强调为资本设定“红绿灯”，解决贫富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资本在生产和创新中具有积极作用，是调动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

　　但资本并非万能也绝非无害，不能低估其对市场和社会秩序的反向塑造能力。中国的共同富裕并非全盘反对资本，而是为资本设定新的规则和施展路径，在资本的激励作用和附加成本中寻找平衡点。管理资本进入民生领域，防止民生领域价格泡沫化是当前中国管理资本的重点。

　　

　　第三，中国强调用可持续发展引导价值观、消费观，让富裕变得更加友好。中国作为14亿人口大国，其实现共同富裕必将在全球带来广泛影响，也将为其他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树立模板。

　　中国发展过程中面临更多的环境、资源约束，这使得中国更清楚富裕有度。中国政府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并不会仿效美国奢侈、过度消费的富裕观。

　　这些差异使得中国在追求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共同富裕路径，希望通过探索提出一种新的中国方案。该方案将与拜登政府提出的“重建更美好未来”形成竞争，并共同引导国际社会将关注点拉回到本国的民生发展问题上。这场竞争刚刚开始，中美两国难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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