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到他的名字，大家就忍不住眼泪，知道“有救了”
“我一直坚信保护文物就是守护国家。”
国内首屈一指的文物学家谢辰生老先生于今年5月逝世，享年100岁。北京古城、南京古城、常州古城、天津五大道……他在文物保护方面的成就可以列出长长的清单。
如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文物报社原社长彭卿云所说，“他这百岁的人生其实就做了一件事，就是一百年为中国文物保护而战斗的一生。”
文| 崔赫翾 瞭望智库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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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革命的青年
1922年，谢辰生出生。其父谢宗陶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曾任徐世昌、商震等人秘书，还当过银行行长和历史系教授；堂哥谢国桢是我国著名的明清史学家；此外，谢家还有不少人外出当官、研究学问。
2015年8月11日，谢辰生在《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出版首发式上致辞。图｜新华社
住在小水车胡同里的日子，令谢辰生记忆深刻——“院里有丁香、藤萝架，住着真舒服……”
在这一方安静的小天地外，时局早已动荡不安。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发出了对时代的怒喊：“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战火肆虐，土地荒芜，民众流离失所。
彼时的谢辰生一心向往革命。1942年秋，他拿上学费，带着弟弟和侄女直奔革命圣地延安。回忆中，他并未避讳这趟年少时的热情冲动之旅：“我们走的时候家里都不知道。那时候走，完全是瞎撞。我们就想，先到西安，到了陕西，不就能到延安了吗？”
那时从北京到延安，要先经河南再到西安，而后辗转到延安。由于路费紧张，他让弟弟和侄女先行一步。待他卖掉自行车再匆匆赶往西安时，国民党已经封锁了边区，延安顿时变得遥不可及。
1946年春夏之交，一个偶然的机会，谢辰生跟着表哥谢国桢到了上海，投入郑振铎门下。当时，中国政府决定要追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巧取豪夺的文物，并编制《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作为与日本交涉追索的依据。这项编纂工作既是清理战时文物损失调查的延伸，也是中国向日本开展战争赔偿、文物追讨的准备工作之一。
谢辰生在堂兄的推荐下参与了目录编写。
经过9个多月的努力，1400多页、180万字、皇皇九卷本《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终于完成。全书收录了甲午以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劫夺的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丝绣、书画、写经、拓本、杂物、古籍等类中国文物15245件，大部分器物标出了高度、重量、口径尺寸、藏处以及所载录图书的书名简称、页码等，还编制了详细索引，以便使用者查找。
当时的文物索讨工作任务艰巨，在日本向中国大陆归还的文物中，杂项物品多、真正文物少，有价值的更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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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收购小组”
除了列强抢夺，也有不少文物流入私人收藏家之手。
晚清以来，末代皇帝溥仪在逊位后通过赏赐、典押、偷盗等方式将大量文物带出宫外。1924年他被驱逐出紫禁城后，这批文物跟随他辗转天津、长春等地。1949年以前，由于我国海关不独立，有不少文物被陆续运往西方。当时的香港就是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之一，大量私人收藏的珍贵文物由大陆几经辗转运至香港，其中不乏上述清宫流散之文物。欧美、日本文物商闻风而来，一时间文物“流亡海外，无复归来之望”。
这时的谢辰生已做了几年文物资料整理。郑振铎告诉他：“文物保护是第一位的，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就在文物局干吧。”简单的几句话伴随了谢辰生的一生，他说，“这些话影响了我一生，也为文物局奠定了基础，最能体现我们的初心。”
1949年后，郑振铎、谢辰生等人一边起草法规、避免文物流失，一边组成收购小组秘密进行追索文物工作。
如“三希帖”中的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本落入瓷器商人郭葆昌手中，郭葆昌去世后二帖由其子郭昭俊继承。北平解放前夕，郭氏辗转各地最终定居香港，一些珍贵文物也随之转至香港。
【注：除以上二帖，“三希帖”中还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三帖代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
1951年10月，秘密收购小组得悉“二希”即将询价出售，便立即启动文物抢救工作。为购回“二希”，周恩来总理特批50万港币（约相当于8.75万美元），约可购买230万斤大米（以当时大陆物价计算）。彼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家外汇储备为20世纪50年代最低值（仅0.45亿美元），“二希”购买经费约占当年外汇储备的2‰。
时任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偕同时任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兼程南下谈判，成功购回“二希”，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结束了两件国宝数十年的颠沛流离。
谢辰生后来回忆道：“另外在外头的（文物），我们是抢救回来。要求想办法，千方百计弄回来。有很多了不起的东西，像三希帖中的‘二希’，像《韩熙载夜宴图》，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当时都是经周总理的批准，我们通过香港花钱买回来的。像《通鉴》稿，这是不得了的，还有宋代的《梦溪笔谈》等都是那时候买回来的。最有名的所谓‘南澄北周’的澄成中的藏书精华，从1952年谈判，一直到1955年才全部买回来，其中很多珍贵的真正国宝级的东西。”
3
古城还能不能留？
谢辰生也是古城保护的坚强后盾。
“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他对从小生活的老北京城有着深刻感情，但 “梁陈方案”遭到驳回，皇城城墙被大面积拆除，这给谢辰生带来了很大影响。
【注：梁陈方案，指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它是一个全面、系统的城市规划建设书，不是简单狭义的反对拆城墙，也不仅是为了完整留存北京古城。】
20世纪50年代，北京学习苏联建设宽阔的街道、广场。1954年，在城市拓宽马路计划中，要拆掉有着800年历史的北海团城，要么全拆、要么拆一半。谢辰生心想，团城是圆的，拆一半不成月牙型了吗？为此，他还与支持拆迁的时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吵过架，郑振铎、梁思成也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表示反对。
这一年夏天，周总理实地考察，在团城足足坐了2个小时，最后说：“拓宽马路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拆团城。”最后，一街之隔的国务院围墙向南退了20米，才保住了团城。
1968年，北京准备兴建中国第一条地铁，线路正好从一座500年历史的古观象台底下穿过。按计划，施工单位要把观象台拆掉，移到他处保存。谢辰生思来想去，最后还是给周总理写了报告，希望能原址保护这座古观象台。周总理看后，立即批示“这个天文台不要拆”，还批了一大笔经费让地铁绕道。
20世纪90年代后，北京开始大规模旧城改造。据统计，1990-1998年，北京二环内共拆除老房子420万平方米，其中大部分是四合院，且不乏保存完好者。老城改建无疑对北京古城造成了破坏，谢辰生感慨道：“拆得太厉害了！一年要消失六百条胡同啊！”
美术馆后街22号原是一处四合院，是学者陈梦家、赵萝蕤的故居，院子完整漂亮，还有难得的“象眼”砖雕。在开发商业地产压力下，各方专家奔走却无济于事，2000年，这个院子被拆了。紫禁城东侧的南池子大街，虽基本保留原有街区胡同格局，但建筑也进行了大量重建，只保留了30多个老四合院。
对此，谢辰生也是痛心，如果将这种“大量拆旧建新的做法，推广到整个皇城，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皇城作为遗产的性质。如果推广到整个古城区，就是拆掉了一个真实的老古城，新建了一个模拟的仿古城，后果是严重的。”已经退休的他和20余位老专家一起致信中央领导，紧急呼吁“立即停止二环路以内所有成片的拆迁工作”。
此后，他又多次因北京城保护问题致信中央领导。“今后我只要有三寸气在，仍将继续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而努力奋斗，向一切危害我们党的事业的种种不良现象作不懈的斗争。”
最终，国家领导人在谢辰生来信上就历史文化遗产和古都风貌保护作出重要批示，大规模拆除被喊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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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人来了就用拐棍打”
对于文物保护志愿者们来说，谢辰生的名字让他们安心。
每当文化遗产保护遭遇挑战，大家都会说“找谢老想想办法”。他家里的电话成了“文保热线”，哪儿要拆了、哪儿的老城遭到破坏了，文保志愿者都会第一时间告诉他……
2006年，秦淮河两岸零星的明清街区面临被拆命运。南京文物保护学者姚远赶紧致函数百位文保专家，希望他们能挺身而出。不久后，姚远接到一个电话，第一句就是“我是谢辰生啊”。姚远当时就忍不住眼泪，“有救了，有救了”。
同年8月，谢辰生等16位专家联名上书“刀下救城”，吁请停止对南京老城南的拆除，拆除工作一度告停。但好景不长，仅过了3年，推土机再次轰鸣。南京白下区、秦淮区的南捕厅、门西、门东、教敷巷等历史街区被列入“危旧房改造计划”，陆续启动拆迁。
南京古城传统风貌片区仅剩不到100万平方米，尚不到老城总面积的2%，老城南无助的背影在人们视野中渐渐远去。
2009年6月初，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组成联合调查组赶赴南京，叫停大规模拆迁行动。然而，白下区对南捕厅四期的拆迁行为仍在继续，4000多户居民拆迁走了2/3，房屋拆掉了1/4。而在平章巷、泰仓巷、评事街，房屋拆毁之声仍然此起彼伏。
彼时，已88岁高龄的谢辰生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南京老城南的颜料坊，据南京大学蒋赞初同志讲，那里是清代云锦业集中的地方，是真正有代表性的秦淮人家。结果这么一大片很好的历史街区在2006年被拆，留下了一个云锦老艺人的黑簪巷6号老宅，一个云锦业的行会云章公所，都是文物，南京市答应说不拆了。到了第二年春天，突然传出消息，云锦老艺人的老宅马上又要拆。我对云锦很有感情，80年代就是我找南京云锦研究所复制的定陵龙袍。当时南京云锦正在申遗，你留下这几个织锦业的历史遗迹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马上打电话给南京方面，要求他们不要拆，结果也没保住，就留下来一个云章公所。”
提到文物破坏的根源时，谢辰生表示，“现在的文物问题其实不是文物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和社会的伦理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谢辰生曾多次接到过恐吓电话，有记者曾经问过他，阻挡开发商的财路，你不怕人上门报复吗？他当时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根拐棍，说“不怕，坏人来了就用拐棍打”。
5
文物保护的老兵
从1950年起草《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开始，谢辰生一生执笔和参与起草了50余份重大文物法律法规文件和政策性文件，涵盖考古发掘、文物保护、文物安全等方方面面，人称国家文物局“一支笔”。
这些文件对文物工作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参与起草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写入法律；他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第一次明确“文物”的定义，积极推动设立“文化遗产日”，呼吁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了一批重要文物古迹。
哪怕退休后，谢辰生不顾年高多病，依旧为文物保护奔走呼吁，到了90岁还每天保持5-6小时的工作时间。他心里想的、念的一直都是文物保护，他期盼自己的身体能够好起来，继续坚守文物保护法的正确方针与导向，继续跟破坏文物的违法事件作斗争。
曾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宋新潮记得，直到五六年前，谢老仍然在反映文物界的问题。他几乎都是用毛笔写信，自右至左竖排的蝇头小楷。到了晚年，他写一封长信甚至要10天、20天的时间，但还是尽量保持字迹的工整。
谢辰生生前曾多次说，“回首自己七十多载的文物事业路，我一直坚信保护文物就是守护国家。”每每回忆起在抗美援朝时听过的歌，“我保卫什么？保卫家乡，保卫家乡门前的老松树，叫它千年绿来万年青。”末了，他总会激动地说，“我就是痴迷于文物保护的老兵！”
参考资料：
1.从郑振铎信札看“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收购中秋帖等往事丨澎湃新闻，2019-12-27
2.谢辰生先生走了：百年人生只为文物保护而战丨澎湃新闻，2022-05-02
3.南京：为了命悬一线的老城南丨瞭望，2009
4.《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 谢辰生、姚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5.谢辰生：为“文物”正名丨光明日报，2017-08-14，16版
6.新中国第一代文博人、著名文物学家谢辰生逝世 享年百岁丨中国新闻网，2022-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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