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鱿鱼游戏》：网飞版《寄生虫》背后贫富差距酿成的社会悲剧
2018年，由百名经济研究者组成的全球不平等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出版首份《全球不平等报告》，预言如果继续忽视财富集中化趋势，到2050年全球百分之四十的财富将集中在百分之一的人手中，全球贫富差距将倒退到两个世纪前的状况。
贫富差距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韩国也不例外。纵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次信贷危机的影响，有数据显示韩国前百分之十的富人收入占比仍然从八十年代的29%增长到2016年的44%，而这一趋势近五年来仍未停止。换言之，百分之十的韩国人掌握了国家一半的收入，留下剩余百分之九十的人为生存争斗挣扎。贫富差距是女性主义运动之后又一社会热点问题，韩国大众娱乐文化也热衷于在此处大做文章，2018年韩剧《天空之城》、2020年摘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电影《寄生虫》和同年开播的电视剧《顶楼》，贫富差距始终是这些创造各种收视纪录的热门作品最核心的矛盾。网飞（Netflix）近期推出的韩国原创剧集《鱿鱼游戏》亦然。
作为一部影视工业流水线上的标准化产品，《鱿鱼游戏》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预告片像日本电影《诚如神之所说》和美国电影《饥饿游戏》的合体——富人为了娱乐旁观穷人在儿童游戏里彼此厮杀；正片则让人嗅到一丝《寄生虫》的味道——不算穷凶极恶的富人和并非尽善尽美的穷人近距离互动，展示一些韩国贫困人口典型形象的同时，用最大的声量哭诉穷苦的无奈、用最轻柔的声音控诉富人的罪恶。
头号玩家
《鱿鱼游戏》中编号001的老人是游戏的参与者也是主办人，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头号玩家”。老人在众人中因年龄显得格格不入，剧中处处伏笔暗示他身份复杂，不过凭借残酷的韩国社会现实做背书，剧中人和观众都没有第一时间对他产生怀疑。参加鱿鱼游戏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穷，有足够的动机，二是不怕死。韩国《每日经济新闻》援引韩国经济研究院报道称，以2018年为基准，韩国65岁以上老年贫困率达43.4%，位居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之首，是组织平均水平的三倍；韩国老年人的自杀率位居全球之首。两项参赛条件，韩国老人全占。
韩国老人自杀率高达千分之八，老年人自杀问题也是导致韩国自杀率长期在全球排名中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而导致韩国老人走上绝路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贫穷。缺乏有效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缺乏有尊严的晚年生活以及不想成为子女负担的家庭观念共同作用，将老人逼上绝路。
直到1981年6月韩国国会通过《老年人福利法》，韩国老人福利保障才有法可依。虽然从朴正熙政府时期韩国就提出了建设福利社会的口号，但是历届政府一直将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社会福利保障并没有被列入必须考虑到问题，养老在官方语境下延续儒家传统被视为家庭内部问题而非社会问题。迟来的老年人福利法几经修订，福利仍然主要体现在每两年为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一次免费体检以及乘坐公共交通免费等“小恩小惠”上，法律规定的养老年金申领有严格的限制，只有在职期间受惠于公共保险或者劳动保险等国民年金的公民才能够在年老时享受养老年金，而符合条件的韩国公民仅占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仅有8%的韩国老人符合养老年金领取条件，绝大多数韩国老人缺乏社会系统性保障。
眼下的韩国老人很大一部分是曾为韩国经济腾飞一天工作十五个小时的“功勋战士”，这批人中一部分在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遭遇“提前下岗”，55岁领取遣散费开始退休生活。由于缺乏合理的经济规划，许多人快速花光遣散费堕入贫困。由于缺乏经济保障，也缺乏规划养老生活的能力，许多韩国老人靠再度投入劳动力市场解决经济问题，韩国65岁老年人就业率为9.4%，位居世界第二（冰岛位列第一，但原因与韩国截然不同）。然而高就业率并不意味着高收入，高龄劳力仍难免滑向贫困边缘。
与此同时，对于韩国老年人而言，家庭养老未必是构成一种选择。一方面随着家庭观念的不断变化，部分年轻人并不认为赡养老人是一种家庭必须负担的责任，持有这种观念的人数比率每年仍在不断增高。另一方面，在贫富差距过大的大环境下，绝大多数家庭并不富裕，许多贫困老人需要依靠政府提供的低收入户补助金维持生计，而补助金领取条件之一即为独居，与子女同住则被视为家庭赡养，政府不再发放补助。韩国老人中53.2%为独居老人，接近老龄贫困人口比例。
韩国老龄速度是经合组织成员平均水平的1.7倍，每年以29万人的数量不断增加，预计在2050年韩国老龄人口将达到37.3%，这意味着韩国将有大量老龄贫困人口。作为韩国对外展示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韩剧中独居老人的形象并不鲜见，他们多半作为温和睿智的长者形象出现，并常常突发疾病为男女主人公顺遂的爱情道路提供一些必要的戏剧冲突。文艺加工的过程中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展示老年人的贫穷，就连做穷人展览的《鱿鱼游戏》里也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穷困的老年人，当头号选手揭开面纱露出玩家身份，韩国老年贫困问题再一次从观众眼前隐身，人们在回味剧中老奸巨猾身份伏笔之余遗忘现实中的老无所依。
赌博默示录
早期在华尔街股市从事投机的瑞士人总结出一套十二条的苏黎世投机定律，第一条内容是“如果你对自己从事的投机不感到忧虑，那么你冒的风险一定不够”，这一定律有一个更直白的说法，“脱离贫困的唯一办法就是去冒险。”苏黎世投机定律或许不能完全解释华尔街资本家的行为，却能够从一个侧面解释赌博在贫困人口中更盛行的原因。鱿鱼游戏的逻辑显然也遵循着这一定律，要么拿走456亿要么死，它是一个巨大的赌局，剧中的主角也被设定成为一个赌徒。
赌博是韩国吸引海外游客的重要手段之一，韩国全境二十三家赌场尽数面向外国人开放，韩国人仅能出入江原道娱乐场一家赌场。韩国对本国国民赌博管控严格，刑法采用属人主义原则，规定以盈利为目的参加赌博最高可处500万韩元罚款，习惯性赌博者可处2000万韩元并判处三年有期徒刑，韩国人在海外赌博也可能会受到刑罚制裁。《鱿鱼游戏》从整体上与韩国博彩业异曲同工，拿本国同胞的性命开盘以接纳外宾收割金钱。因为无法拒绝博彩行业高额利润，韩国近二十年来向本国成年人开放赛马、赛车、赛艇等竞技项目的线下投注，尤其是赛马，在2016年中国“限韩令”之后一度被视为韩国影视工业之后下一个吸金项目，这一项目每年给韩国政府带来了约两千亿韩元的税收。
赛马繁荣的背后则是赌马盛行。一方面是税收的诱惑，一方面是家长制国家规范国民行为的执政理念，韩国在博彩问题上不允许国民大赌伤身却纵容小赌怡情，使得赌博行为的社会评价介于对错之间的灰色地带，加上社会贫富严重失衡的大环境催生的投机心理，导致韩国国民赌博成瘾率高出其他国家两到三倍。疫情期间，韩国线上赌博成瘾人数激增两倍。类似的投机行为还有在年轻人中十分流行的炒虚拟货币。然而韩国政府对待上述问题的官方口径是将问题一律归咎于网络，对投机背后的社会问题避而不谈。《鱿鱼游戏》同样将赌博问题作为主人公缺陷进行展示，并为主人公参加游戏做了行为逻辑上的铺垫。一个人以命做注赌上一笔或许是个人问题，456人加入鱿鱼游戏必然是社会问题。剧中第一届鱿鱼游戏是1988年举办的，三十多年持续不断，就是没人管，贫富差距及其衍生的社会问题似乎也是如此。
天空之城
许多观众不满《鱿鱼游戏》的一大原因在于男主角人物扁平，自始至终缺乏成长，人物魅力全靠演员强撑，47岁的年龄和他的阅历与角色的行为逻辑存在偏差，如果是年轻人或许说得通。可如果男主角换成年轻人，那么他的发小曹尚佑就没办法只靠努力学习考进当时还叫“国立汉城大学”的首尔大学，毕竟靠寒窗苦读金榜题名早已是韩国二十多年前的老故事。
1980年，时任韩国总统的全斗焕开始通过行政手段调整教育结构，禁止所有课外私人教培机构，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使弱势阶层子女获得更公平教育机会，变相推动韩国生育率提高。这一政策在贫富两个群体中遭遇冰火两重天，有能力为子女购买更优质教育资源的富人阶层表示不满，认为政府措施限制自己后代获得更好发展机会的自由，平民阶层则广泛支持这一政策——值得一提的是，鱿鱼游戏中强制统一校服也是政策的一项内容，统一服装消弭了学生差异化，帮助学生获得更加平等的体验。
然而随着青瓦台城头变换大王旗，政策也在九十年代发生松动，韩国补习班春风吹又生，升学不再单靠学生一己之力，家庭掌握的财富逐渐成为升学更强有力的保障。进入购买力决定受教育权的时代，教育也不再是实现阶级跃层的阶梯，通过教育改变人生成为一代人一去不返的梦。韩国一直是一个由血缘、地缘、学缘和师缘“四缘”构成的社会，组成“SKY大学”的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在世界高校排名未必比韩国其他高校靠前，却一直是韩国精英的聚集地，进入三所高校意味着获得“学缘”支撑，为未来铺路。韩国一半的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韩国一半的领导位置则掌握在SKY大学校友手中。当教育不再是阶梯时，它就成了巩固阶级壁垒的另一扇门、另一块砖，资源被牢牢把握在某个特定的群体中并实现流动的闭环。
和血缘、地缘不同，教育，尤其是现代教育中流淌着自由主义思维的血液，这种从人类文明进入近代史起开始主宰全球的思维给人一种“越努力越幸运”的错觉，从而使在教育中得益并获得成功的精英群体忽略自身所处的社会优势资源群体提供的帮助，将个人的成功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当阶级流动成为教育的目的，学习成为晋身上流的工具，最大化的工具理性自然扎根在一代人的意识中，成为最有效率的思考模式。正如一度进入精英集团又被打回原形的曹尚佑在游戏过程中表现出的自私自利，当工具理性成为精英普遍意志，精英主导的国家是没有动力去改变贫富严重不均的现状的。
英国社会流行病学教授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曾指出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导致诸如犯罪率增加、国民之间缺乏信任、心理疾病患病率提高等社会问题，多数负面影响都直接作用于已经陷入贫困的人口，对于从事精英职业的家庭以及富人的影响很小。换言之，如果一个人自信有条件避免陷于贫困，那么贫富差距问题对他而言或许并不算是问题。多数《鱿鱼游戏》的观众或许也有类似的想法。作为影视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鱿鱼游戏》将观众和操纵游戏的富人放置在同一视角上旁观杀戮、获得娱乐，让观众产生自己不属于456人之一的错觉，用缺乏成长的扁平人物、老套陈旧缺乏创意的情节和过度的营销扰乱观众思考，忽略穷人拼命的真正原因。而真正的鱿鱼游戏正在现实中发生，富人为富不仁，穷人在富人制定的规则中和同类拼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