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戰
商戰是指企業之間的商業競爭。
清代孫詒讓《周禮政要·同貨》：“當此環球商戰之秋，固宜急籌合羣之策哉！” 柔石《二月》：“我以為要救國，還是首先要提倡……商戰！”
清末的鄭觀應曾經主張中國與西方進行“商戰”。鄭觀應(1842-1921)，廣東香山縣人。曾任上海機器織佈局、輪船招商局的總辦，與洋務派關係密切，主張與列強進行“商戰”。早期維新思想家認為外國侵略者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是造成中國貧弱的主要原因。從而主張不但講求武備，加強國防，以抵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兵戰”，而且必須大力發展民族工商業，同西方國家進行“商戰”。
一、鄭觀應商戰思想之內涵
鄭觀應(1842——1921)，原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人。他是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理論家。光緒二十年(1894年)，鄭觀應的維新思想著作《盛世危言》出版，《盛世危青》以“富強救國”的主題，對政治、經濟、文化諸領域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案，給病人膏肓的晚清政府開出了一帖濟世良方。晚清名臣張之洞評價《盛世危言》道：“論時務之書雖多，究不及此書之統籌全局擇精語詳”“上而以此輔世，可為良藥之方；下而以此儲才，可作金針之度。”蔡元培於《蔡元培年譜》評價該書：“以西製為質，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發揮之。時之言變法者，條目略具矣”。
《盛世危言》出版後，引起了朝野轟動，各界人士紛紛爭閱，據統計，此書共刻印了10多萬冊。禮部尚書孫家鼐將該書推薦給光緒皇帝，光緒對此書稱贊不已，光緒皇帝下旨“飭總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閱看”。《盛世危言》不僅在當時產生了重要影響，且惠及後世，甚至它還流傳到了北韓、日本等國。
鄭觀應的“商戰”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中。書中提出：“習兵戰，不如習商戰。”鄭觀應認為，學習西方，僅依靠熱衷於購鐵艦、建炮台、造槍械、制水雷、設海軍、操陸陣，講求戰事不遺餘力，遠不如西方各國那樣傾其全力去發展商務。為進行“商戰”就必須破除以農為本、以商為末、重本抑末的成見：“中國以農立國，外洋以商立國。農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此盡人而能言之也。”他認為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場”遂採用“兵戰”和“商戰”的手段來對付中國，而商戰比兵戰的手段更為隱蔽，更為嚴重，更為危險。所謂“兵之併吞禍人易覺，商之捭可敝國無形”。他主張“西人以商為戰，彼既以商來，我亦當以商往”。只有以商立國，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
二、鄭觀應商戰思想之肇始
近代中國第一個明確提出“商戰”的口號的確實是鄭觀應，然而，商戰的概念並非其首創。“商戰”一詞的提出，可追溯至曾國藩致湖南巡撫毛鴻賓的信函之中。曾國藩在信中寫道：“至鬻用商鞅以‘耕戰’二字為國，法令如毛，國祚不永。今之兩洋，以‘商戰’二字為國，法令更密於牛毛，斷無能久之理。”鋤此後，“商戰”一詞便慢慢開始流傳。
“商戰”是中國近代經濟思想是中所特有的一個範疇，鄭觀應的“商戰”論思想的形成不能歸功於鄭觀應一人。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包世臣就對西方列強的經濟侵略問題有所涉及，他指出：由於“洋布大行”，價格遠低於土布，以至江南一帶的手工紡織業已大批陷於破產，併進而影響到棉花的銷路，造成了“商賈不行，生計路絀”的城鄉經濟衰落的情況。包世臣察覺了西方列強經濟侵略的一些現象，但是對其性質還無認識。光緒四年(1878年)，湖廣道御使李瑤指出：“泰西各國，謂商務之盛衰關乎國運，故君民同心，利之所在，全力赴之。始而海濱，繼而腹地，既蝕人之資財，並拒人之形勝，盤踞已久進惟所欲為。古之侵人國也，必贊財而後闢土；彼之侵人國血，既闢土而又生財，故大學士曾國藩謂‘商鞅以耕戰，泰滷以商戰’誠為確論，此洋人通商弱人之實情也。”由此而見，李瑤對“商戰”有了較為深刻的理解和認識。曾國藩的弟子的薛福成亦指出：“如水漸涸而禾自萎，如膏漸銷而火自滅，後患有不可言者矣。”通商會使中國利權不斷外溢，從而使中國陷入絕境。
前人對於商戰的理解和總結是零散的，鄭觀應吸取了前人思想的精華，並結合了自己的商海經驗，提出了系統的“商戰”理論，他的理論思想表達的更為全面、更為明確、更為系統，從而使其“商戰論”思想形成了一套較為系統的經濟學說。
三、鄭觀應商戰思想之啟示
《盛世危言》貫穿“富強救國”的商戰主題，鄭觀應力主用“商戰”即經濟戰來對抗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主張仿效西方在國家扶持下發展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在今天看來，仍然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一個國家若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做後盾，那它在世界之林不可能有發言權。
進入2l世紀以來，國與國之間交流愈加頻繁，市場經濟在全球範圍內確立，國與國之間無時不刻發生著形形色色的“商戰”，然而，今天的“商戰”已經不同於晚清時期的西方的經濟侵略，宋鴻兵稱職為“金融戰爭”。宋鴻兵指出，國家的邊疆，不僅是由陸疆、海疆、空疆構成的三維物理空間，未來還需要第四維：金融高邊疆。中國近代以降的歷史給我們的啟示就是，誰能控制金融高邊疆，誰就擁有了巨大的戰略優勢，而金融高邊疆的崩潰最終必將導致政權的崩潰。
鄭觀應的“商戰”思想是根據對當時國情的考量和判斷而得出結論，是一種務實的思想。然而其思想並沒有帶來經濟的迅速發展，是因為在外國資本侵蝕的情況下，我國尚不具備商業立國的條件，因而他的思想對於當時的中國又是不切合實際的。但是，鄭觀應的經濟思想是早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經濟思想確亦有不少真知灼見，這是值得肯定的，其經濟思想對今天仍有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