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变形记》:一个科层制下底层人物的悲剧人生
卡夫卡《变形记》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小说之一,小说讲述了推销员格里高尔有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大甲虫的荒诞故事。
一个世纪以来,评论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探析这部小说,探析了格里高尔异化的原因,但少有人从制度的角度来入手,笔者现从科层制的角度来讨论其中的原因。
一、科层制及其弊端
科层制,又称官僚制,最初指政府机构内部的文官制度,后来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扩展了其内涵,它既是一种组织制度,也是一种管理方式。
韦伯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逐步由原始与粗放走向理性与效率的过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有严格的、精细的管理,只有消除了管理中的非理性和非科学的因素,才能保证组织的高效运转,这也是科层制诞生的理论土壤。他指出,只有高度结构化的、正式的、理性化的行政组织,才是对员工进行管理的合理手段,在精确性、纪律性、稳定性、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形式。
科层制有劳动分工专门化、权力等级化、高度制度化三大特点,它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一种高效的管理模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广泛采用,因为它迎合了资本主义所需要的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
然而,科层制的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
标准化的科层制以“物的关系”替代了“人的关系”,将组织中的人定位于物的层面,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标准化的操作方式所替代,组织中的人关心制度,而不去关注个体自身的需要,人与人之间也变得越来越冷漠,从而沦为物质与金钱的努力,最终表现为人性的异化。
二、科层制社会:格里高尔异化的根源
阅读《变形记》,可以发现格里高尔身上背负着两个重担:一是工作上的重担,一旦丢掉工作,他就失去经济来源;二是家庭的重担,全家人都靠着他的收入来维系。
由于科层制社会,这种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使得格里高尔被异化为一个背着沉重外壳的甲虫,酿成了他的人生悲剧。
1.公司成员关系的异化
《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以甲虫的外形出现,它从一个柔软的人身异化为一个有着坚硬外壳的甲虫。卡夫卡以这一独特的形象,暗示了他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一切物质金钱至上的科层制社会,人与人之间已丧失了感情,脆弱的个体只能异化出一个坚硬的外壳,来保护自己那颗柔软的心灵。
格里高尔长年奔波在外,工作十分辛苦,每天早上必须准时赶5点钟的火车,如果他一旦错过,主任就一定会上报领导的。他只能每天将闹钟设在4点钟,担心上班迟到了被扣奖金甚至丢掉工作。
当那天早上,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惦记的第一件事,不是想着自己为什么变成了甲虫,而是发现闹钟已经过了6点30,早已错过了火车,马上艰难地从床上下来,做好上班的准备。
当主任发现他没有按时上班,前来他家询问时,他央求主任为他说几句好话,想竭力保住这个饭碗,完全忘记了他作为一个甲虫的存在。
科层制下,整个公司如同一个铁笼,格里高尔被牢牢地锁其中。格里高尔的老板唯利是图,专制地管理着公司的事务;主任则监督着底层员工的一举一动,从不关心员工的死活,格里高尔唯一一次生病却被认为是装病。虽然格里高尔从内心深处非常抵制这份工作,但是为了家人他不得不忍受。
公司里人与人之间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没有任何感情与信任,这种制度下的人,必然走向异化,由一个人成为甲虫,这一意象的意义也就有了合理性。
卡夫卡描述的官僚世界,如昆德拉所说:“没有主动性,没有创造,没有行动自由;只有命令与规矩。”
2.家庭中亲情的异化
再看格里高尔的家庭。父亲破产欠下巨额债务,母亲因病在家休养,还有一个准备报考音乐学院的妹妹,一家人全指望着他的收入,格里高尔任劳任怨地背下了家庭的重担。
但是,他的艰辛付出却没有得到家人的理解。在他没有变成甲虫时,倍受家人的尊重;当他变成甲虫不能工作后,全家人起初是惊恐,接着觉得是家中的耻辱,最后将其当做累赘,当格里高尔在家里不小心闯祸时,遭到了父亲的无尽谩骂,然后被砸死。当格里高尔死去后,一家人如释重负,马上带着笑容外出旅游,开始了美好的生活,完全忘记了格里高尔的存在。
可见,在格里高尔的家庭中,本来温馨的亲情已经被逐步异化,金钱变成了维系亲情的唯一纽带。
导致格里高尔亲情异化的原因,归根到底,就是科层社会对金钱和效率的无限追求,使得人如同一台机器一般,不得不在制造金钱的科层体制上高速运转。
三、科层制社会的悲哀:一个时代的悲剧
在电影《摩登时代》中,有一个滑稽又悲哀的画面:卓别林手里拿着工具根本无法停下,控制不住操作机械的动作,当他看见别人身上的纽扣时,也条件反射式地当做螺帽便往上拧,甚至看见女人胸前的纽扣也上去拧。卓别林此时已完全异化为一台机器,而不是一个鲜活的人。
强制的劳动分工导致了人类劳动的异化。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对金钱欲效率的无限追求,则把人异化成了机器。
格里高尔变形为甲虫之后,他没有自暴自弃,试图与自己的勤劳 、善良、真诚,赢得主人的信任,赢得家人的理解。然而,格里高尔的美好愿望全部落空,它只被人们视为一个怪物。
格里高尔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在那个时代,人们改造自然的手段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人类有了空前的物质文明,但作为个体而独立存在的每一个人,却越被强大的物欲挤压,物质成为统治人心的精神力量,而人的心灵逐渐委顿与异化。
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认为,在一个科层社会中,社会各阶层都无不例外地屈从于各种体系和组织,并且他们都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而且人的主体性在消费社会中迷失。
科层社会中,一切效率至上,金钱与物质成为操纵着人、统治着人。人被物化之后,就会产生心灵的变形,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情感沟通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冷漠与抛弃。
卡夫卡作为一个有着敏锐眼光的智者,清醒地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症结,他以寓言的形式,启发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反思,引导着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重构人类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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