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麦娜丝》和我的故事

　　有些人说《同学麦娜丝》让人失望了，冲进画框的导演和急于解释剧情的旁白一样，均显得过于直白而刻意。也有人乐此不疲的分析片中隐喻，吴铭添就是无明天，闻的内裤就是权力的味道。还有一定要特别抓住吴铭添作为导演，日拍夜不知道缩光圈与瞳孔转场的。这难道不是摄影指导和剪辑师的事吗？我觉得这样聊，真的把电影的味道聊没了。

　　我觉得看到反讽，看到荒诞，分析权力、鸡，分析黄信尧导演为什么冲出来打人，都没问题。但影片真正打动人的，是当前社会下，人对自己的定义所引发的中年忧愁。

　　讲一讲我的故事吧。

　　我有一发小叫小志，我们高中认识的。这么说不是对发小这个词有什么误解，只是想表达兄弟之情。知道什么是兄弟吗？当时我说，我们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有自己的身体，我可以把我唯一拥有的身体给你。两肋插刀这种词太俗了，所以我说可以把身体给你。当然是身体，不是身子。你可以拿这身体出去干，指的也是干架。

　　当然没那么多架干，我们只能憋着躁动，在小来小去的事情上互相恭维。自习课无聊，我走上顶楼天台，发现他正蹲着写卷子，他说教室待不下去，我说你牛逼。我们一起逃课翻大门，我刚落地，他被校长抓了。我说我就不跟你同甘共苦了，他说你牛逼。毕业典礼，学校组织看《机械公敌》，他跑来说有人在外面堵我。我们出去给人揍了一顿，我们说，我们太牛逼了。

　　直到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忧愁。我们在毕业酒会上歃血为盟，结拜兄弟，经过那个夏天，我们就要离开那个小城市，他去蜀郡，我去江西。我们欢呼雀跃，我们痛哭流涕。我们想，我们要坐火车去江湖了，要去仗剑天涯了。我们江湖还能再见吗？电话联系。

　　电话很少联系。渐渐地，过年回老家也见不到了。年岁渐长，突然有一天就知道了什么是忧愁，不知道是哪一天，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鲜少提及义气了，把身体交给女人了，只是在喝多的时候跟身边的朋友说我有一个远在他乡的兄弟，让我吹一吹他的牛逼。

　　前些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他在KTV，肥胖的脸上被映的五光十色，他喝多了。他跟一旁的朋友骄傲的介绍，这是我拜把子兄弟，我们割了血，干了白酒，现在拍电影呢。我纠正道：我没拍。他不以为意，跟我说“小春，我挣钱了，我去年挣了五百万，但我不开心啊”。我说“挣钱了是好事啊，是太累了”？他说“你看我这表，你猜多钱”？我说“不知道”。他大声到电话破音。“十五万！劳力士！”，他接着问，“见过没？五百万有多少你见过没？”我说“没见过，那咋还不开心呢？” 他问我“你要是有五百万你怎么花？” 我说“好好照顾家里人……”。他突然打断我“你有家么？嗯？小春，你有家么，

　　你跟我说家。” 我看着视频里的他，半晌没说话。他又接着说“我在这边买了好几套房，又买了一辆宝马。俩儿子，你说你有啥？你觉得北京适合你么？” 他反问了我大概七八遍，我突然感到很丧气。“适不适合还能咋，你有安排啊？”他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草，你别跟我干。”我心里想着，干。他说“我现在直播两小时五万，写一篇稿十万。你们那个什么金鸡，刚一开，我这边就收到报价了，什么奖，多少钱。你说你整那逼玩意干啥？我说“你还是第一次跟我这么说话。” 他说“我不跟你说了奥，我这边朋友呜呜给我打电话，这一会打了二十来个了。” 啪，电话挂了。

　　他说给我打电话，是因为唱到《老男孩》里那句：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

　　男孩何必加个“老”字呢？我走在街上已经不会踢着石子转身射门了，想必他也不会走着走着后仰跳投了。我俩最后一次逛街，他说我去趟厕所，你牵着我儿子。不能松手，会丢。

　　在回想那天，高中教学楼的天台上，脚下读书声袅袅，天上白云飘飘，从没想过有什么可以困住我们，有什么能够改变我们，更没有想过也什么可以扯断我们。我想这是我们一生里的高光时刻。再经过这半生浮沉，我们被改变了，也被扯断了。不再有少年归来，天台上只剩下我自己了。

　　我像突然知道忧愁那样，突然知道了什么是中年。知道了自己摘不下白云，摸不到蓝天。楼下的同学仰头看到天台问那是什么？旁边的人说，是鸡吧。

　　你看，对一只鸡来说，多失望。闭结突然能说话了，我不觉得是隐喻了底层人民只有选举的时候才能发声，也不觉得他支持吴铭添选举是鬼话连篇。就是单纯的像电影里说的那样，他要把他第一次的流利，献给他兄弟，而且他也深知这是最后一次。罐头没上他女神，多少人心里会想：要我，我就上了。他多纯啊。电风一怒之下辞了工作，人到中年，又有几个敢跟上司发怒呢？还不都因为心中少年。可是吴铭添让他们的忧愁加深了，让他们知道了什么叫中年。

　　竞选委员了不起奥？

　　呵，不好意思，还真挺了不起的，兄弟。

　　我有多想打小志，导演就有多想打吴铭添吧。

　　黄信尧在采访时，提到一段电影没拍出来的故事。高中老师要求同学回家作业，以“我的家”为题自由创作。闭结就做了一个纸扎屋的房子。后来，他把作业交给老师，老师觉得触霉头就处罚他。他便捧着那个纸扎屋，一个人站在走廊上

　　影片中盘子中的三文鱼变成了丁字裤，死神与神父是同一角色……不论从大佛还是麦娜丝，我们可以看到导演很善用讽刺。而讽刺既带来笑料，又引发观众的复杂情绪。我想到影片的名字叫《明天会更好》或《女神麦娜丝》，都更有讽刺意味。但偏偏只是《同学麦娜丝》。我突然意识到，这位让大家以为出国留学的校花，也是跟四位主角有相似度的人物。再看看影片中其他角色，秘书、高委员、吴铭添的妻子，甚至包括电风的上司五毛和得不到理赔的厂长等等，统统具有备象征意义。这些所谓的小人物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社会生态，他们共同被局限于此。

　　所以与其说导演善用讽刺，不如说是善用潜文本，善用讲故事的象征性从个别铺陈至普遍。也因此，影片的表现力上升了一个层级。有些人觉得该片结构混乱，任务线松散。事实上该片结构相当简单，只是依次分述四人，四人聚会的循环而已。至于人物线松散的本意，应是指没有渐进式的高潮，没有把事件推动横向扩展至更大规模，或者向纵深入到人性之中。但事实上，影片选取的不是事件表象，而是其象征意义。是这种象征意义在循序加强。

　　而在最后，导演却表现得相当顽皮与可恶。在我们即将认同“人生是不幸和悲惨的，痛苦是经常的，幸福是暂时的”这种社会对中年的困局时，导演用浊水溪的《卡通手枪》托底，“为了安慰大家心中的郁闷，排除体内的毒素”玩起了新的意向。

　　“一只台湾房地产广告，每坪两百万，住进来不但人生成功，连房子都可以成为传家之宝，再过几百年，还有机会被联合国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到这里我不禁笑了起来，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深处牢笼，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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