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伯克利拉下神坛”背后，是流行音乐教育的“幸存者偏差”

　　为什么业内外对伯克利音乐学院的认可度高，首先不得不提到其在流行音乐教育和产业方面的历史地位。

　　Lawrence Berk是一名毕业于MIT建筑工程专业的高材生，但受到波士顿当地音乐氛围与当时爵士大乐队的影响，他也拥有钢琴、作曲和编曲等专业技能，是一位狂热的爵士乐拥趸，年轻时进行过不少演出。

　　1945年，37岁的Lawrence Berk在波士顿Newbury Street购买了一栋3层小楼，和其他十多名受到音乐理论家Joseph Schillinger影响的同伴们开始在此教授学生爵士乐以及商业配乐（主要针对电影、广播、广告和舞蹈等）相关课程。

　　

　　有别于以古典乐为主的传统音乐教育体系，Lawrence Berk团队基于Schillinger音乐创作系统等理论的音乐教育体系为当时“难登大雅之堂”的爵士乐和商业音乐开辟了教育市场的。

　　而随着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爵士乐的进一步普及，学校毕业生群体在世界级的爵士乐团中的频繁亮相，学校的规模迅速扩大，其自成一派的教学体系也逐渐稳固。

　　1954年，该学校正式从“Schillinger House”更名为“Berklee College of Music”，并在7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将流行音乐产业从业所需的乐理、蓝调、摇滚、音乐教育、市场管理、音乐制作、音乐科技等加入了课程体系。

　　2016年，伯克利和古典音乐学院Boston Conservatory合并，两校共享教学资源，双方在录取和学科管理方面仍然保持相对独立。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传统音乐教育对流行音乐教育的认可，以及两种音乐领域从教育根源上的交互意愿。

　　有数据显示，伯克利校友在不同领域一共获得了超过300座格莱美奖杯，成为流行音乐学院之最，这也是最初其被称为“明星工厂”的原因。

　　而关于其教育质量的争议点也集中于此。回到开头对于伯克利录取率高和明星进入伯克利“镀金”趋势的探讨，这一点和流行音乐教育趋于产业化的“宽进严出”不无关系。

　　专业上看，爵士乐与流行音乐产业相关技术专业是伯克利的立身之本。对此，甚至有伯克利的校友在网上表示，“美国爵士学生里流传着一句话，如果你在伯克利是top level，你在任何一个学校都是top level”。也有网友评价“伯克利之于流行音乐，正如清华之于理工”。

　　除开吹捧的成分，客观来讲，伴随着流行音乐产业成长的伯克利教育体系，与产业发展轨迹基本重合，可以将其看作是现代流行音乐产业的一个“缩影”，其也的确源源不断地为流行音乐产业的各个环节输送了大量人才。

　　和传统音乐教育的“进窄门”不同，伯克利的专业设置包含产业各个重要环节，有代表学校“门面”的爵士作曲（Jazz Composition），偏向市场化的音乐商业（Music Business），交叉学科的音乐治疗（Music therapy），面向艺人定制的专业音乐（Professional Music），也有偏向幕后和技术的电影配乐（Film Scoring）、编曲（Contemporary Writing & Production）、录音工程（Music Production & Engineering）和电子音乐与音效设计（Electronic Production & Design）等。

　　

　　这些专业有易有难，有的专攻市场，有的专攻技术，其入学率高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

　　网上曾有一篇介绍伯克利的文章，其中对于伯克利的包罗万象进行了如下描写：「即便到了今天，你依然能在伯克利音乐学院里看到很多“大龄学生”，有20多岁的，有已经工作了几年的，甚至有60多岁的，但因为对音乐的热爱，他们都在一所学校里追逐同样的梦想。」

　　这种“一锅炖”的方式自然也具有“双刃剑”属性。好的方面是，能帮助在校学生进行人脉积累与产业学习，为想要进入音乐产业的学生提供了更多职业方向选择和就业机会。

　　至于这种模式为什么会成为流行音乐教育的特色，也和流行音乐产业的发展步调有关。

　　有几位同时接受过国内传统音乐教育以及海外产业教育的从业者向音乐财经（ID：musicbusiness）表示，在国际上，学生们围绕古典乐展开的传统音乐教育后，就业面较为成熟，且大部分涉及到的产业环节都属于非盈利性质，有国家相关基金和政策拨款支撑，商业性质不强。因此，该领域教育展现出的更多是“小而美”的专业性。

　　而流行音乐产业和大众市场、娱乐市场有强关联，意味着其商业性较强，因此，从教育方面已经开始考虑为不同产业留下接口，为内容打开更多潜在消费市场，提升流行音乐价值。不难推测，伯克利宽进严出的逻辑和广泛的课程设置，均有助于流行音乐产业扩大外延，获得更大的商业规模。

　　国内乐评人邓柯在微博转发一条提到伯克利被拉下神坛而“一声叹息”的网友评论时也提到了流行院校的经济问题，“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学校经营出现困难，所以提高了在亚太尤其是中国的招生数量，那么入学门槛和学生平均水平下降是一定的。但评价这种学校的水准要看上限：有多少大师，又出了什么新教材和好的教学法，培养了多少牛人大腕。”

　　

　　正如邓柯所言，伯克利这种模式的坏处也十分明显。一方面，较为宽松的准入门槛让伯克利的生源素质参差不齐，为其对外展露的教学质量和口碑带来了一定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高精尖的技术专业大部分“隐藏”在幕后，为商业和市场服务的专业也鲜少被产业外的大众所知晓，因此，和娱乐相关的艺人则毫无悬念的成为了伯克利在大众市场最大的“门脸”。

　　矛盾的是，由于艺人职业和行程关系，其学习过程和产出结果在学校方面不太好把控，这也成为了流行音乐教育口碑形成“幸存者偏差”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