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共有422位皇帝，为何无一人能掌握“驾驭经济”的力量？
清朝的货币银子下面是银元，银元一看面值，二看成色。相当于百元钞票。 银元下面铜板，铜板上印的一般都是“元宝”或“重宝”，这种相当于几十元钱币。 铜板下面是铜钱，就是“孔方兄”。外圆内方。这种相当于现在的硬币。
文｜浔阳楼上西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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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长达2132年的封建社会中，共产生了422位皇帝，他们都曾有强烈的，想严格控制“民间金融活动”的愿望，但却没有这样的能力。今天就来剖析一下，古代皇权一直想争取到的这项力量，为何一直得不到？因为直到明、清时期，皇帝都缺少一条控制人们生活的关键途径。
中国古代的民间经济生活先从历史说起，在中国青年学者徐瑾所著的《白银帝国》以及其它相关史料中。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明清两朝的货币是银本位制，交易中“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大额交易用白银、小额交易用铜钱），但这只是一个很模糊、不精确的描述。按照西方的货币金融学所定义的“本位货币”，中国其实没有，应该叫“无本位制”。
中国民间交易中所使用的白银其实是银锭、碎银、银元都有；外国的、以前朝代留存下来的钱币都在用，各种白银又没有成色的统一规定，完全处于放任混乱的状况。这种情况从明朝中期就开始了，到了清朝币制的混乱更是前所未有。
各式各样的碎银币制的混乱直接影响到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它让交易的复杂程和风险都大大上升。上一点规模的买卖活动都要有专业经验的人参与，鉴别白银的成色；在把商品跨地区长途贩运的时候，考虑到不同地区所使用的白银品种，怎么折算。这使得交易过程变得复杂、交易成本大大抬升。就使得多数商人只能在自己熟悉的、有安全感的地区内活动。
欧洲地图举个就近的例子说，在欧元出现以前，假如有人想坐火车来一趟横贯从东欧到西欧的旅行，就要考虑兑换不下十种货币，光这一件事的复杂程度就会使旅客望而生畏，考虑要不要缩短行程。所以如果不统一货币，欧洲内部的种种经济要素就不可能活跃流通起来。
图为土家农耕文化壁画中国虽然早在两千多年前政治上就统一了，但是所谓的“统一红利”主要就是农耕生活的安居乐业、少打仗，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萌芽所需要的统一国内市场，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都是没有的，货币的混乱是其中重要的原因。而有意思的是，虽然明清两朝是皇权大大加强的时代，却对这种混乱的现象熟视无睹。
鸦片战争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是：中英鸦片战争清朝战败，要给英国人赔款，中国自己的货币极为混乱，款项以何种方式计算、支付就成了一个问题。最后协议解决的方式是，大清赔的银子，却支付的是墨西哥银元，总计600万元。美国人马士（Hoea Bllou Morse）从1874年起就在大清的海关服务，他是海关总监英国人赫德的左右手，他记录下很多关于货币兑换的一手材料。他曾经抱怨说：
“银两的兑换也是可以把人弄糊涂的一个问题……中国除铜钱外，没有铸币，目前10000枚铜钱约等于一英镑、2000铜钱约等于一美元。中国的白银货币不下几百种标准；就在一个地方也会有十几种标准，彼此相差数额可以达到10%以上。甚至库平银（也就是清朝国库收支所用的标准单位），也仅仅在帝国国库方面使用，它在国内其他地方只是一种会计上的货币。”
也就是所谓的库平银并不是一种日常流通的货币，不过就是个记账单位。其实除了“库平银”之外，只是用作记账使用的白银概念还有其他，像广平银、海关银、漕平银。广平银是一种对外贸易的记账单位，鸦片战争前清朝只有广州一地海关；而海关银是建立近代海关以后的记账单位；而所谓“漕平银”又是运河漕运由征收粮食，改收银两以后的记账单位。
清朝时的地方小银库晚清时的币制混乱可以说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白银帝国》里列举了一个经常发生的事例，朝廷从江苏省征上来的税款要划拨一笔到甘肃作协饷，用现代的语言叫财政转移支付。由富裕省份的税收里提取一部分补助财政收支不能平衡的贫困省份。
朝廷规定划拨多少钱，户部开出的税票是按国库的库平银计算的，但其实缴税的时候是按当地的银两缴的，所以这有第一次折算。当税款汇上海的时候按漕平银计算，到了上海以后再折算成上海银；汇到甘肃的时候又折算回漕平银。钱到了甘肃又按当地的银两收进；最后还得按库平银来和江苏对账。就这么一笔钱从上海到甘肃来来回回就要兑换不下五六回，连如今的国际贸易都没有这么复杂。
这是光绪年间1875年至1908年出版的清朝所以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明清两朝皇权虽然空前加强，却一直没有能力统一货币，中国古代皇权在其威势顶峰的时代也没能掌握金融的力量。皇权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主要通过货币的供给来实现的，连货币都不能统一，当然也就谈不上控制货币的供给。
在一个地区谁能提供这个地方人们认可的货币，谁就能主导这个地方的经济形态，假设一家绸缎庄发行的银钱品质很高，大家都愿意和他交易，自然就会带动和丝绸生产有关的上下游产业发展得特别快。
康乾盛世因此中国的古代皇帝一直掌握不了驾驭经济的力量，也就没有能力设计宏观长远的经济政策，最多只有一些行政性很强的行业的政策（比如外贸政策、土地政策）。不掌握金融的力量，也就没有办法塑造国家的经济形态，国家都没有办法按自己的目的预先引导，社会就处于一种放任自由的状态，皇权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干预就相当有限。
清政府铸造的铜钱在1889年以前清政府除了铸造铜钱外，就没有别的铸币，把主币（白银）铸币权拱手让给民间，为什么呢？成本可能是一个考量因素，由于技术水准低下，乾隆时代铸币的成本几乎占到了铜钱本身金属价值的15%以上，那开铸币厂这事对政府自己就是个吃力又无利可图的事。
英国金币的成功事实上有赖于蒸汽机出现以后的技术革新。但这个原因应该是次要的，明朝中期以后朝廷放弃了主币的铸币权， 主要还是受到之前教训的影响。元朝和明朝前期都模仿宋、金发行纸币的经验，但更严格的限制白银流通。这时候的纸币已经有了法偿货币的特征（就是朝廷规定强制流通，任何官员和个人都不得拒绝接受，否则治罪），企图以朝廷权威垄断货币发行。
交子（中国最早的纸币）但是让皇帝很失望的结果是这一仗朝廷打败了。当朝廷滥发纸币，而社会上生产的产品实际并没有增加的时候，就是恶性通胀。民间就拒绝使用朝廷的纸币，这时朝廷想强制民间使用，其执行力量又涣散了。因为官僚们也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明朝老朱家太抠门，给官员发工资也是用纸币，朱元璋做得更绝，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连铜钱也禁止流通了，结果随后即来的恶性通胀里，到1400年大明宝钞跌到了面值的3%。官僚阶层也过不下去了，到明英宗即位的时候终于开放了白银流通的禁令。
碎银这个过程是民间不断抵制、官僚阶层也不配合的结果，皇帝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明朝中期到清朝，皇帝们放弃了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是吸取这个教训，认为国家掌握了这项权力会造成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放弃这项权力虽然有损于天子权威，但比起亡国的祸害还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民间私铸的银锭这里的关键，其实是一项认知误差，就是不能区分朝廷的金融职能和财政职能，它把金融手段当成财政手段用，才会出现从宋朝到明朝初年的恶性通胀。他把印钞直接当成了财政提款机，皇帝看到只要在钞票上加个零，一点成本没有，强迫民间接受，大批的粮食物资就哗哗地到了朝廷手上，还不使劲印钞？
古代皇帝们看到的只是多少粮食、布匹进了政府的仓库，完全没有金融概念，看不到通过货币投放塑造经济形态的作用。至于朝廷能收多少税，那是经济被打造成形以后带来的产出。皇帝只是从直接的经验出发，看到前朝朝廷垄断货币发行的恶果，就放弃了这项权利……
【参考文献】：《白银帝国》、《鸦片战争》、《鸦片贸易史》、《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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