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历史上有哪些朝代才配称为“正统”？

　　公元221年，汉中王刘备于蜀中称帝，改元章武，国号为汉。这时天下出现了二帝并存的局面——曹丕先于去年篡汉自立，宣称魏国继承了东汉的正统地位；而刘备也号称汉室宗亲，延续汉朝的国祚。

　　当《资治通鉴》记载至此时，出现了两难的选择：究竟是要继续将三国之事系于《汉纪》，还是改为《魏纪》？三国之中，要尊哪个为正统？对于这个问题，司马光及其助手们进行了反复讨论，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

　　

　　天下三分

　　司马光认为在夏商周三代，海内诸侯，成千上万，小邦小国之君比比皆是，但只有王者才凌驾于诸侯之上，成为唯一的君主。王者受到万民的拥戴，人们认为他的统治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他是唯一的。这才是真正的“正统”。

　　当西周崩溃之后，诸侯相继崛起，用霸道取代了王道。此时的楚国虽然强大，但它不尊崇天子，所以被视为蛮夷；而齐、晋两国都曾会盟诸侯，朝拜天子，所以成为了中原的霸主。王者只能有一个，而霸主却可以有很多个，这是二者的区别——“唯一性”已经消失了。

　　到了战国之时，霸主们不再共奖王室，恩养万民，而是强弱相兼、争夺土地，最终由秦国胜出成为最大的霸主。此时的霸主也失去了正当性，它们的统治是强加于民众的，并非民众自发拥戴。所以，秦国很快就被西楚霸王项羽屠灭了。之后，汉高祖刘邦诛秦灭楚，又消灭韩信、彭越、英布等霸道诸侯，成为唯一的王者。

　　汉儒们为了论证汉朝统治的合法性，便开始推论五德生胜，认为秦朝统治时期就像闰年那样，是多余出来的，故而称为“闰位”；秦朝在木火之间，所以“霸而不王”。汉朝则与夏商周一样，居于“正位”，此时霸主尽灭，王者归来，不仅正当，而且唯一——这便是“正闰之论”。

　　在两汉之前，历史上统一的时间长，分裂的时间短，所以“正位”和“闰位”的区别很容易分辨。但随着东汉覆灭，三国鼎跱、五胡云扰、南北分治、五代迭起，“闰位”越来越多，“正闰之论”也就逐渐变得面目全非了。三国互称对方为“贼”，南朝呼北朝为“索虏”，北朝骂南朝作“岛夷”。司马光认为“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后世的史官在修史时，不能采取前朝人的观点，否则将失去公正性。所以唐朝人编的《南史》和《北史》修正了《宋书》和《魏书》里的狭隘性，将南朝与北朝并列为正统。

　　但《资治通鉴》是一部一脉相承的编年史，不能像《南史》、《北史》那样分成两本并行的书。所以，难题依然存在。

　　

　　五德终始图

　　据《通鉴问疑》记载，《资治通鉴》的副主编刘恕曾说：“正闰之论兴于汉儒推五行相生，指玺绶相传以为正闰，是神器大宝必当扼喉而夺之，则乱臣贼子释然得行其志矣。”认为汉儒以得到传国玉玺或九鼎的朝代为正闰，所以王莽在篡汉时一定要胁迫元后交出玉玺，在得到玉玺之后，便俨然以正闰自居，更加肆无忌惮。这样“正闰之辨”本是为了维护本朝合法性的舆论工具，结果却被乱臣贼子拿来当做篡位的幌子。

　　刘恕认为春秋之时，只有周天子一人是王者，楚、吴、越等少数国家虽然僭号称王，但《春秋》皆贬之为“楚子”、“吴子”、“越人”。这种一字显褒贬的笔法并不适用于战国、六朝和五代，因为那时并无天下共主，并且各国多相继称王称帝，如果“拔一国谓之正闰，余皆为僭伪”，这样写会有失公正。还不如“微弱自立者，不必书为‘僭’；背君自立者不必书为‘逆’；其臣子所称亦从而称之，乃深着其僭逆也。”

　　所以在《资治通鉴》里，五胡的君主都得到承认，将刘聪称为“汉主聪”、石勒叫做“赵主勒”、慕容垂写作“燕主垂”；而五代的君主中，王建称为“蜀主”、杨溥叫作“吴主”、钱镠写为“吴越王镠”，就连阿保机也被称为“契丹主”。在《通鉴》看来，可以有许多个君主，并不需要像《春秋》和十七史那样，把其他的君主贬低为僭伪，这种“无统论”的思想由刘恕提出，并得到司马光的认可。

　　司马光在《通鉴》里写道：“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馀皆为僣伪哉！”在司马光看来，“使九州合为一统”是取得“正位”的前提条件，如果不能满足这个条件，那么都只是“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

　　第一，正统与玉玺、九鼎的传承无关。曹魏从汉朝那得到玉玺，但它未能实现统一， 故而不得“正位”；

　　第二，正统与地域无关。匈奴刘汉、羯族石赵、氐族苻秦、鲜卑魏、沙坨唐虽然都盘踞中原，占有两都，但南北分裂，天下未一，所以不算“正位”；

　　第三，正统与人心道德无关。所谓“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徐偃王有仁义美名，吴太伯有让国之德，桀纣皆暴虐之君，但人们从未将桀纣在位之时的夏商排斥出正统之外，也未认徐吴为正统；

　　所以，按刘恕与司马光一致的看法，《通鉴》的三国部分也应当承认三分天下的事实，将三国君主称为“魏主”、“汉主”和“吴主”。但我们现在所读到的《通鉴》里，最终用《魏纪》取代《汉纪》，只称曹魏的君主为“帝”、“上”，看上去仿佛承认了“魏统”一样，这是司马光另一个观点的产物。

　　

　　司马光认为《通鉴》的主题跟《春秋》不一样，他记载历史并不是为了在道德上对古人进行评判，向读者输出某种善恶价值观——“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拔乱世反诸正也。”《通鉴》的目的只在于秉笔直书，将事实展现出来，让“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而不是像教师爷那样，给读者指出谁是忠臣，谁是反贼，谁是英雄，谁又是反革命分子。

　　所以在儒者看来，事关“大是大非”的正统论，司马光却选择避开不谈，他不希望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干扰到史书的客观性，所以委婉地说：“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的统治是否正当，司马光不做评价，只因其“皆尝混壹九州，传祚于后”，实现过统一，故而皆称为“帝”、为“上”，视为正统；至于分裂时代的诸国，则“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钧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所以才有“汉主聪”、“赵主勒”、“燕主垂”等，对于诸国，即使是胡人的政权也姑且视为“多统”或“无统”。

　　为什么要把三国之事系于《魏纪》呢？司马光认为这是为了记载上的方便，“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分裂的各国都有各自的年号，甚至所使用的历法还不一致，不可能全部并列叙述。所以司马光决定只采用一国的编年为主线，这样才使得《通鉴》结构简明、叙述清晰、便于阅读。

　　

　　从时间线上来看，汉、魏、晋、宋、齐、梁、陈都是一脉相承、代代“禅让”，时间线很清晰；而季汉成立于东汉灭亡一年之后、西晋开国两年之前；孙吴与西晋存在重合，五胡十六国多数并立而存，北魏分裂之后，北齐和北周先后成立，时间线较为混乱。显然，采用汉魏南朝的时间线来叙述会更清晰一些。

　　又如五代之时，梁、唐、晋、汉、周也是依次相承，并不像杨吴、前后蜀、南北汉那样混乱。所以《通鉴》在分裂时代采用汉魏南朝和中原五代的时间线，解决了事繁时乱的难题。

　　司马光也声明：“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通鉴》有意模糊“正闰之辨”，除了与宋朝有关的事迹之外，对之前的朝代一律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则，将历史客观全面地展现出来。这说明，司马光或许已经意识到所谓事关“大是大非”的“正闰之辨”只是服务于当代政治统治的工具，并不属于历史本身。真正的历史就像白开水一样，平淡无味，不偏不倚，不带有一丝感情色彩；“正统”不过是胜利者的自称，“僭伪”则是对战败者的轻蔑，依然是一种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正统论”只是前朝为了说明自身合法性而编造出来的名目，是前朝的自我评价，而史评是无关于客观历史的。要把“正统论”从历史中排除出去，现实是什么样子，就记载做什么样子。

　　最后，司马光还认为刘备之于汉室，属于“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者，类似于宋高祖刘裕一样。刘裕虽自称西汉楚元王之后，但人们都没有将刘宋视为汉朝后裔；刘备之于汉朝的关系属于“是非难辨”，所以一向严谨的司马光决定“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