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艺术的名义创作生物

  Polly Morgan将鸟类标本作为创作元素

  “活的艺术品”——这几个字会给人什么样的感受?

  这些天,上海美术馆(微博)等处的几场生物艺术展正在举行,主办方曾表示将以“活的艺术品”的名义来瓦解当代艺术世界中固有的对于传统艺术价值观,这样的想法目前或许是一厢情愿。然而,我们却不能不关注生物艺术。事实上,“生物艺术”(BioArt)这个新名词出现至今不到15年。1997年,美国巴西裔当代艺术家爱德瓦多·卡茨在设计探索性作品《时间胶囊》时,才突发奇想,为这种艺术新形式取了名字。但凭借着它独特的表现力和永无平息的争议,“生物艺术”迅速地引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这种前卫艺术到底从何而来?

  爱上作品的雕塑家

  西方的生物艺术理论家比较一致地认为,生物艺术与西方美学乃至西方文化有着深厚渊源,这直接导致了生物艺术的最终产生。在他们眼里,东方美学因对神明的崇拜与敬畏而产生。神明至高无上,使艺术家不敢直视,他们只能运用最简练的线条与轮廓,勾画出内心的虔诚与恐惧,所以“抽象”成为了东方艺术的最早基调;而溯源古典的西方美学,情况则截然不同:艺术家对平易近人的神明的无限倾慕,使他们试图与神明更加亲密。艺术家细细雕琢、慢慢推敲,力求具体、写实和完美。

  而在大量古代西方的艺术家之中,甚至有亵渎者用最无瑕的塑造来挑战奥林匹斯山巅众神的权威,古塞浦路斯的雕塑家皮格马利翁就是其中一员,而就是他的故事,成为了生物艺术领域最早的“寓言”:皮格马利翁一生热爱艺术、执着创作,他不被凡尘女子所吸引,单单对自己栩栩如生的作品倾心。被他命名为《伽拉忒亚》的一座象牙雕像倾注了他所有的激情与热忱。皮格马利翁用双手创造了伽拉忒亚的一切,一个近乎完美的女人,他把“她”当作爱妻,只是“她”没有生命。可是,他天天向上苍乞求赋予“她”生命。

  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在400多年前曾提出一个疑问,“生命的根本能力是什么?”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变形”。神话中,皮格马利翁的梦想最终依靠女神阿弗洛狄忒的旨意而达成,他的爱妻从象牙到人体实现了“变形”。但它的意义不仅仅是让这个伟大的雕塑家有了梦寐以求的爱妻。艺术家第一次沾染了造物主的光辉,他创造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皮格马利翁的梦想并没有可能如此轻易地被实现,他的雕像依然是雕像,没有生机。

  直到现代,伴随着生物技术的进步,人类逐渐真正掌握改变生物命运的权柄。而当这些权柄落入艺术家手中,为满足他们对美学的追求而挥动时,生物艺术也随之作为一个新兴的当代艺术样式而诞生。我们不难找到两位“生物艺术界”在现代的开山鼻祖:其中一个是出生在卢森堡公国的摄影艺术家,爱德华·斯泰琛,另一个是苏格兰生物学家,盘尼西林(青霉素)的发明者,亚历山大·弗莱明。1936年,在纽约的当代美术馆里,斯泰琛展示了一种不为人所知、但又异常美艳的翠雀花。它们其实都是化学实验室的产品:斯泰琛早先将这些翠雀花的种子放入特制的化学溶液浸泡,这种化学溶液诱导形成多倍染色体,从而使花卉变异。而在稍早的1933年,弗莱明曾将他那些“被染色的微生物”(将特殊培养过的细菌人为地布置在纸上孵化)公开展出,虽然这个展出不是在一家美术馆,而是在一家医院。

  人类进入造物时代

  进入当代的生物艺术,早已不仅仅局限于促进细胞变异和人工培养,组织培养、克隆和转基因技术已经成为了生物艺术的重要工具。2000年初,爱德瓦多·卡茨在法国艺术家路易·贝克的牵线搭桥下,与法国国立农业研究学院的实验室合作,运用复杂的手段成功地培育了转基因兔子阿尔巴(Alba)。它是一只化学动物,虽然这只通体洁白的兔子在白天与寻常兔子并没有任何差异,但到了晚上,它的毛发却能在黑暗中发出绿色的荧光。阿尔巴的诞生引发了社会的巨大震动。与斯泰琛的翠雀花不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首次有计划地制造了一个动物,而不仅仅是改变生物的生存环境,等待其自身突变。后来,卡茨又与一些艺术家合作,推出了系列生物制造计划《第八天》,他的“狂妄”不言而喻:我们都知道,一周由7天组成,因为西方神话传说中上帝7天完成了造人。而《第八天》自然意味着艺术家想要接管上帝的职能,通过克隆和其他生物技术,创造生命甚至可能最终触及人类!

  在中国,艺术家李山和张平杰在农业专家的帮助下,也利用转基因技术通过长时间培育,创造出了一种新南瓜,这些被命名为“南瓜计划”的怪异南瓜可以自身繁殖,也实现了艺术家创造新物种的梦想。

  生物艺术的出现,使艺术品不再是静止的陈设,一种全新的艺术样式诞生了。它有别于之前的任何艺术风格和流派,拥有着独一无二的艺术表达和更加宽阔的创作空间。然而,任何事物的两面性,也使他伴随着艺术界,甚至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次生问题。

  艺术挑战伦理极限

  生物艺术应生物技术的进步而发展,但也有反对者惊惧地认为,生物艺术如同打开了的潘多拉的魔盒,将会滋生一切罪恶。生物艺术面临的伦理挑战正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保罗·德沃图是法国当代知名的艺术家和艺术策划人,对待艺术的敏锐嗅觉使他对生物艺术这个新生语言充满着兴趣,但作为一个从教已有30年的艺术教育工作者,曾任法国布鲁日艺术学院院长的他,也对生物艺术保持着谨慎:“追逐皮格马利翁的步伐的确是很多西方艺术家的梦想,我有些(欧洲)朋友当前就沉迷于此,但是直至今日,我还没有投身生物艺术领域的计划,因为它似乎危险重重。现在很多的生物艺术作品,都需要通过干涉生物自然生长、甚至通过基因改造来完成,这将挑战艺术家的伦理和社会的承受底线。”

  而同样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的王大宙是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的院长。去年,他的学院与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共同设立了“生物艺术设计”课程,让前沿的生物艺术走入了高校课堂。他认为,根据人类审美在生物这个特殊载体上进行艺术创作,将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教育培养一批生物艺术家是符合今后社会艺术发展需求的。而以‘生物艺术’的名义瓦解当代艺术世界中固有的传统观念的意义巨大。而其中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我并不过分关心。因为其实很多科学研究早就逾越了这些标准,受到了社会的默认,而艺术家仅仅是后来者。科学家能,我们为什么不能?”

  的确,科学家通过生物实验促进了科技进步,改善着人类的生存环境。与此同时,玉米、小麦、水稻也在人工干预下改良基因以求达到高产;而无数的青蛙、兔子和小白鼠为了人类能够研制出克服疾病的新药而“英勇捐躯”。但是科学研究的环境毕竟相对封闭,社会看不到实验的惨烈过程。而生物艺术家则将这些本不为人知的作品和残酷过程推到了公众面前,让全社会一同去思考。看着爱德华·斯泰琛异常美艳的翠雀花,审美和享受的同时我们不禁会问,那是怎样一个培育过程?有毒的化学溶液、强制筛选、抑制生长,是丑陋的幕后过程才最终“凝结”出异常美艳的“恶之花”?

  “只有这个艺术真正走向成熟,其‘伦理和道德’问题才会足够清晰。因为在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我们的标准一直在改变。既然我们可以为了填饱肚吞咽动植物,为了劳动需要而使用牲畜,为了科学研究使用动物做实验,为了个人喜好去豢养宠物,为什么我们不能因为审美需要,用生物作为载体做艺术创作?”艺术批评家王南溟对生物艺术同样显示出兴趣,并为艺术家使用生物的不伦质疑辩护。

  什么是有效的监管

  尽管理由充分,但一些生物艺术家进行的活体运用,依然在西方社会受到了非议。近期爱德瓦多·卡茨和保罗·德沃图的生物艺术家朋友在他们的所在国,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一些诸如动物保护组织的民间机构向他们不断抗议,甚至到法院提告生物艺术家虐待动物。据德沃图介绍,欧洲有非常严苛的《动物保护法》,虽然对待所谓人类朋友,猫、狗甚至马、牛、羊,与身背害虫之名的一些动物绝非平等,这一点本身就值得讨论,但《动物保护法》确实非常有效地抑制了生物艺术家的行为。

  一些欧洲的生物艺术家对这种“保守”却并不买账,他们中的一部分正向世界各地出逃,寻觅属于自己的创作热土。比利时艺术家威姆·德尔瓦近年来背离了他的国家,跑到了一个陌生的东方国度:在北京,他在人和猪的身体上,大肆地做着被自己祖国明令禁止的“艺术”。诚然,开放的心态使中国的生物艺术市场更趋繁荣,然而保罗·德沃图却认同自己政府对待生物艺术的保守态度:“我不能找到在动物皮肤上作画的特殊意义,当艺术的轨道偏向了哗众取宠或者‘为了赚钱’,我们一定要当心。好奇心总会有,但有些行为实在太出格,就会令人生厌。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德国纳粹和日本法西斯的生物实验。因此,我们有必要立法加以限制。”中国是否有相关的法律和有效的监管呢?答案是,没有。截至目前,中国只有限制狩猎和出售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而对于非野生动物的保护,法律仍属空白。任何人工养殖的动物,似乎与生俱来就是人类的玩物,因此那些艺术行为既不会受到法律约束,也不会有民间组织提出质疑。

  “虽然法制目前并不完善,但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很高的道德标准。‘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因为人对生命是具有本能的敬畏和怜悯的。”同在上海从事生物艺术的施少平的观点却趋同保守,“因此,我的作品不涉及动物活体,甚至不涉及生物。”施少平的生物艺术探索目前仅限于“纸上谈兵”,画作着力使用动物作为一种新的艺术题材,而不是艺术媒介,来诠释奥维德的“变形”。“在我看来,艺术家的功能就是想象,创意和方案并不需要去实现。而当他们想把艺术做成实体,那就是一个生物实验的过程,这个阶段已超出了艺术的范畴。”

  不过,更令策展人王南溟感兴趣的却是活体作品,他认为当生物艺术上升到活体阶段才更能显现出它的意义,也许他也是一个“皮格马利翁主义者”。不过他依然认同道德的约束力。“我认为,艺术家心中有个道德准则是自然的,也是必需的。不太会有艺术家真的想做异形生物。而且我相信,艺术家的实践能力也使他们无法做出太出格的事情。”同样,王大宙也认为,活体作品是必要的:“活体可以引来社会的高度关注,使我们与‘非人类’新生物群的关系引发讨论,最终让观者在震惊的同时感受到艺术家的创造力,并重新审视人类和自然界。我希望质疑生物艺术的艺术家,不仅要中止反应异常,更应走入实际创造作品的实验室,创作出具有‘受过教育的反常行为’的特征作品。”

  生物艺术走向何方

  艺术家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有限,也许不能实现他们所有的“疯狂”,展现他们的无穷创造力。卡茨曾经想要做一条荧光小狗,生物学家告诉他,那根本办不到!但生物学家有的时候能够帮助艺术家解决部分问题,在实验室的帮助之下,卡茨最终得到了转基因荧光兔子阿尔巴,从而名扬天下。一直致力于人类器官制造的美国俄裔生物学家弗拉基米尔·米洛诺夫曾信誓旦旦,他宣称通过生物技术可以制造出一个人。虽然,斯宾诺莎也曾经说过,“身体建立于彝伦之上,器官无法孤立完成复杂行为。”但逻辑上,通过拼装每一个人造人类器官就可以最终实现完整人类的制造,因为按照机械论的观点,身体只是所有器官的叠加。如此看来,当艺术家的丰富想象和生物学家的尖端技术相结合,那一切都有可能。虽然按照卡茨的话说,阿尔巴是在“尊重、培养和爱”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生物,但生物艺术已经开启了哺乳动物转基因的危险大门。而生物学的发展,也使山羊绵羊杂交的动物(geep),拥有人耳结构的老鼠相继被成功培育。如果哪一天,为了“审美需求”本来传说中独有的半人马在大街上奔跑,而鹰翼狮身的狮鹫在天上高飞,那也不要太过惊奇。但此种情况下,人类社会将必然受到空前的挑战,甚至如果涉及人工选优,那一切将变得更加危险。“尖端的生物技术”加“创造力无穷的艺术家”等于“巨大的社会问题”似乎成为一条定律。

  “对生物艺术家的行为有所限制,自然情理之中。不过有些时候,我倒不认为这是艺术家的错,如果真的要制造一个活体‘怪胎’,那艺术家必须得到生物学家的支持。”保罗·德沃图认为,“而科学家的研究过程,自然受到相关法律的约束。比如‘转基因技术不能以任何方式触及人类及其他灵长类动物’等相关禁令。”施少平也同样认为,“如果设计生物实验过程,那实验者应该对实验的结果负责。毕竟科学不是万能的,只是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因此实验结果充满着不可知。”据悉,在中国,虽然没有很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生物实验通常都有详尽的实验条例。而很多私人实验室,就相对游离于约束之外,成为不确定因素。

  可见,在现阶段,生物艺术仍处于初期,相对其他拥有千百年历史的艺术形式,自然地拥有诸多监控、管理的不足和伦理的争议。“艺术本来就是尝试性和探索性的,艺术家的主要职责,就是提出问题,让社会去思考。创造生物艺术的目的,并不局限于自身的内容,它是为了发展未来艺术,它是对待艺术的一种全新态度。因此,应该以积极姿态去迎接它的诞生。”我们可以尊重或者追随王大宙等艺术家的“积极姿态”;“我只想看看他们是不是为艺术而艺术,希望他们做出来的作品能够让我体会到生物艺术中,生物的必要性。”我们也可以如保罗·德沃图等艺术家一般冷眼旁观。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生物艺术与此同时仍然发展。而关于生物艺术伦理的讨论,相信也不会就此平息,艺术家、艺术评论家、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将会相继加入战局,而孰是孰非,就有待一切发展到更为成熟的阶段。

  链接

  美艳、离奇甚至惊悚的生物艺术

  荧光兔阿尔巴

  2000年,美国巴西裔当代艺术家爱德瓦多·卡茨在法国基因工程师路易-马利·乌德宾和他的生物实验室的帮助下,“制造”了兔子“阿尔巴”,它被认为是有史以来第一件转基因动物艺术作品。乌德宾从水母中提取的荧光基因,并注入阿尔巴体内,这使阿尔巴能够发出绿色荧光。这件不属于自然界的人造动物艺术品不但迅速让卡茨名扬天下,也因为其跨时代意义,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生物艺术的里程碑,当然同时也导致了社会非议。据悉,早在2002年阿尔巴已经死亡。实验室坚称阿尔巴的死亡属于“自然原因”,而兔子的寿命在通常情况下为5到12年。

  人造动物模型

  1997年到1999年间,法国动物系统学家、艺术家路易·贝克设计制作了人造动物模型《马拉斯库诺都斯》,这种集聚多种动物特质和高科技核心的“类生物”可以运动和相互交流,甚至它们可以通过自身的认知能力进行学习,并逐步掌握适应周边环境的能力。从而对生物的定义,提出了挑战。

  人兽杂交生物艺术

  帕翠西亚·皮奇尼尼是出生在塞拉利昂的澳大利亚女艺术家。她的人兽杂交生物艺术作品《年轻的家庭》系列曾在德国、韩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多次展出。她关切伦理议题、构成“生命”的元素以及对变态形态形体的社会态度和责任。她的作品被认为“有力地讨论了基因工程的价值和所可能带来的灾难”。

  南瓜计划

  李山和张平杰是中国最早致力于生物艺术创作的艺术家。2007年,他们公开展示了他们的生物艺术作品《南瓜计划》。据称,这些南瓜自国外引种,并在上海农科院某位种植专家的帮助下,通过一些外界干预手段进行艺术改造,然后选种、定型,以达到转基因效果,并最终呈现出这种超越我们常识和认知范围的南瓜新形态。

  纸上青蛙

  艺术家施少平近几年来一直致力于创作《莫·非》系列作品,而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各种各样扭曲变形的青蛙。作为一个“只停留在纸面上”的生物艺术家,他用绘画方式展现了自己对生物变形的理解。而正是这些看上去“莫名其妙,似是而非”的作品,在法国和英国的艺术展上,都受到了各方肯定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LV文身猪

  LV文身猪是比利时先锋艺术家威姆·德尔瓦《艺术农场》的8“件”作品之一。整个系列都以活体母猪为载体进行纹身创作,并在2009年在上海展出。纹身猪从两三个月大开始,每周经历两小时纹身痛苦,对于为什么选择母猪,理由是“母猪更耐痛,纹身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