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飞了40年，从《让子弹飞》原著中浅析那些你不知道的姜文隐喻
革命叙事是主旋律当中数十年如一日的音律，不过，在大片时代里，却出现了有趣的翻转。
《让子弹飞》是2010年上映，不得不承认，这是姜文的天才之作，经典行列，最为奇妙的是作品引起不同政治立场的解读而且各自都能自圆其说，堪称公认的狂欢。
《让子弹飞》根据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改编。
作者马识途，1915年出生，1930年代便投入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他在西南联合大学当过职业学生，也曾潜伏基层当过小公务员。《夜谭十记》从1942年开始写作直到40年后的1982年完稿。书中所述，不少是30、40年代国民政府官场光怪陆离之事，这些源自马识途在公务机关的所见所闻，《盗官记》也不例外。
《盗官记》主角张牧之（电影里张麻子），出身贫穷之家，从小被送到地主之家帮佣。
长大之后，他的妹妹到地主家探望张牧之，却被地主玷污。张家人打了官司，但地主递了张名片给审案的县太爷，一切不了了之，果真权钱相护，百姓冤屈无处伸张。
就像《水浒传》里的逼上梁山的林冲，张牧之也上山当起土匪劫富济贫，几年之后，他羽翼渐丰，成为人们口中神秘的张麻子。
一日，买官上任前来县城的王家宾不慎落水，张麻子索性替代上任。
从土匪到县长，张麻子打击地主恶霸个性不改，只是，从绿林到庙堂游戏规则不同，他找来的师爷为他恶补三民主义诸如“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根本精神。
买官者不外乎压榨民脂民膏而后离去，张牧之前任的县长留下“二五加租”农民向地主交租的规矩，事实上，当时国民政府颁定的规则是减收百分之二十五的田租，张牧之依此规则要求地主。
也因此得罪地主黄天榜（黄四郎）。
黄老爷子一方面找来国民党省党部主委乃至特务系统人士前来调查张牧之的底细，另一方面，黄天榜与张牧之两方人马也彼此较劲。
张牧之人马将黄天榜五花大绑准备公审之际，黄天榜找来的王特务早离开县城调来保安部队将张牧之逮捕，最后张牧之被斩首示众。
马识途的笔锋以讽刺见长，《盗官记》里讽刺的是国民党虽然宣称以三民主义改变中国，但是，真正实践者却是由盗匪冒充县长的张麻子，张麻子深受百姓爱戴，但最终将张麻子斩首的却是国民党的特务。
姜文改编的《让子弹飞》同样以民国初年为背景。
花钱买官赴南方康城上任的马邦德夫妇，赴任途中，遭到张麻子袭击。
为求保命，马邦德谎称自己是县长师爷，准备赴鹅城上任。张麻子虽是劫匪，但当年却是手下的大将张牧之，北洋军阀割据的乱世，只有落草为寇。
虽为劫匪，他坚持劫富济贫，仿佛将年轻时未能完成的国富民强理想以劫匪之道完成。张麻子假冒马邦德带着师爷赴鹅城上任。
鹅城是个贫瘠之地，黄四郎靠着乱世贩卖烟土富可敌国，坐霸一方，鹅城百姓对他敢怒不敢言。张麻子上任之后，目标对准黄四郎，两人既有英雄惺惺相惜之感，激烈的较量却也随之开展。
张麻子眼前除了黄四郎这个对手之外，还有一个隐形的对手——鹅城的百姓。
时代已改朝换代为民国，但鹅城百姓却封建不改，见到官员便下跪，还喊青天大老爷，面对黄四郎这样的恶霸更不敢起身反抗。
在这样的情势下，张麻子所创造的“革命”几无动能。
最终，张麻子巧用黄四郎的替身，他的长相与说话方式与黄四郎无异，张麻子索性在群众面前把他当作黄四郎斩首示众。以为黄四郎真死了的群众，纷纷前往黄四郎豪宅打劫。
革命已经终结？不！张麻子的手下们告别了张麻子，他们要前往浦东。
从《盗官记》到《让子弹飞》，张牧之的角色设定迥然不同，《盗官记》里是绿林好汉起义失败的悲剧，《让子弹飞》里则是有识之士，追随过参与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的大将军蔡锷，甚至也在日本居住过，对介错（切腹）文化极为熟悉。
然而，或因时局混沌，遁世为盗匪。
这个角色设定就把张牧之带入中国近代史的脉络当中，而非仅是乡野间传奇的绿林好汉。
更有趣的，则是《盗官记》里嘲讽的是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名不符实，但《让子弹飞》却像是共产党的革命叙事。
为何会有如此的认知？
首先，中国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虽成，但农民工人并未翻身，此外，封建思维也并未完全清除。
电影里对民国乱象的批判，如鹅城百姓见官仍下跪甚至称青天，这与既有的历史叙述相同。
其次，张牧之的经典台词“公平！公平！他妈的还是公平！”、鼓动群众与地主恶霸对干的做法，不难让人想起1920年代末期开始的土改运动。
《让子弹飞》上映之后引起指认的狂欢，例如将张麻子与黄四郎的对决过程比喻为共产党的革命，张麻子革命成功后，他的追随者前去上海浦东则比喻为改革开放。
也或者，张麻子先到鹅城，鹅城即是苏联的谐音，亦即影射中国向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
指认狂欢的背后，张牧之的革命英雄形象值得探究。
在中国，革命英雄的形象与事迹总是不断被传诵，在中小学教科书、在电影与小说里。
不过，改革开放前后的革命英雄形象却有所差异。改革开放前后同样出现国共内战与对日抗战争英雄的描述，但是，有一类英雄却悄然消失。
1949年建国后到1976年文革结束之间的27年之间，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里，电影与小说里的革命英雄多是贫穷出身，他们受过剥削而后加入共产党行列，以纯洁之信念实践革命，他们的革命对象是地主，信念是苦劳大众得以出头天。
然而，改革开放之后，阶级斗争却已是明日黄花，这类英雄也随之消失。
《让子弹飞》之所以引起共鸣，很大一部分从张牧之身上联想到房价物价高涨的现实里，却无追求公平的英雄。
我想这是姜文最想说的，或者说，这是中国第五代导演都想陈述的事实。
同样是姜文的作品，《鬼子来了》则以中日战争末期日本投降前夜的北方农村为背景。夜黑风高的晚上，姜文所饰的农民马大三家里突然传出敲门声，马大三问道：“谁啊？”对方随即回答：“我！”
开门之后，那个“我”丢下麻布袋之后走人，并声明改日再来取。
麻布袋里原来是被绑的日本军人和中国人翻译。
村里出现被绑的日本军人，所有人不知如何是好。
日本巨星香川照之所饰演的日本军人花屋小三郎，见到中国人便凶狠说话以显皇军威严，然而，翻译者是被日军抓去的中国人，他粗通日语，为求气氛和缓避免被杀，他将花屋小三郎的话一律翻译为“大哥大嫂新年好，我是你的儿，你是我的爷”。
村民为求生存，既不想得罪日军也不愿受抗日义勇队的牵连，面对这个烫手山芋，只好由事主马大三和老婆合力照顾。
折腾半年之后，大家听从花屋小三郎的建议，部队长官与他同乡，日军会善待村民并给予粮食。村民将花屋小三郎送回日军军营后，日军长官以为村民找到失踪的军人送回，基于中日友好答应报酬并加码举办日本军人与中国农民的联欢晚会。
会中，载歌载舞之际，日军长官见香川照之与中国人熟稔，甚至还能说几句中文，发现情形不对。花屋小三郎所能说的中文也就是“大哥大嫂新年好，我是你的儿，你是我的爷”，长官要求翻译，这次中国人翻译照实译出。
日军长官愤怒不已，优等皇军，岂能如低声下气求生存？
愤怒之下，长官要求香川照之刺杀中国村民，一场屠杀于是展开，友好与屠杀之间，就在一线之隔。
先接老婆再到晚会现场的马大三，只见到屠杀后凌乱的现场，他一心复仇。
此时，日本已战败，花屋小三郎等人被关在俘虏营。马大三佯装在俘虏营外卖香烟的小贩，伺机潜伏进入。
一日，他掌握机会进入报复，杀了几个日俘，但是，也被主张宽容对待日俘的国军逮捕，并以汉奸罪罪名立即行刑。
枪决前，马大三冷笑，一句“大哥大嫂新年好，我是你的儿，你是我的爷”让村民善待花屋小三郎，但也因为这句话酿成村里的大屠杀。
反讽的是，国军连长下令行刑，行刑者正是花屋小三郎。
如果说《鬼子来了》以一个村民的视角勾勒出不同于既有历史的叙事，9年之后管虎的《斗牛》，一如《鬼子来了》的由边缘角色折射出大历史，不同的是，这次的主角是一头牛。
二战期间，德国、日本与意大利结盟之后，其他国家也组成反法西斯联盟，畜牧业发达的荷兰，透过共产国际送了头牛给中国。
黑白相间的乳牛与中国黄牛明显不同，荷兰牛到中国村庄之后由谁来养？
所有村民自顾不暇，长老采取抽签方式决定，黄渤所饰的牛二中签，但牛二百般不肯，长老以寡妇九儿下嫁为条件逼他就范。
牛二只是代养，改日还得还给八路军。
牛二与荷兰牛开始面临一连串颠簸的命运。
先是日本军队随后进村，村民无一幸免，包括九儿在内。
远在邻村照顾牛的牛二逃过一劫。然而，另一支由邻村而过的日本军队却活捉了这只荷兰牛。
这只牛惊人的奶量，成为日军的营养补充品，然而过量的汲取乳牛不堪负荷。
日军过后，随之而来的是饿坏的中国同胞，同胞们见牛心喜，偷抢拐骗就为了将牛杀大快朵颐。不料，过程中他们误中日军留下的埋伏身亡，未能得逞。
有趣的是，带着乳牛逃亡的牛二，遇上落单的日本军人，日本军人跪地求饶，强调自己没有杀中国人，但语言不通，他只有在地上写出没有杀人。
大字不识一个的牛二，看到“人”字误以为是八路军的八，直认这个日本军人跟八路军有关。这名军人在家乡有养牛经验，透过按摩恢复九儿的健康，这也是中国电影中少见的日军正面形象。
牛二与荷兰牛感情日深，甚至称呼它九儿。
牛二牵着九儿，远离人群走向山上。途中，遇到共产党军队，牛二将委任状给军队领导看，忙着行军的领导索性把牛给牛二。
不识字的牛二身心俱疲，感觉来日不多，要求领导在四张小纸上写“牛二之墓”四个字。
《斗牛》堪称乳牛版《活着》，张艺谋的《活着》谈的是败家的纨绔子弟福贵赌光家产后，洗心革面以皮影戏为生，但在混乱的年代里，他被国民党拉去当兵，而后又成为共产党俘虏。
福贵的命运自己无法掌握，家人的命运亦复如此，建国之后，儿子在大跃进时期被车撞死，女儿在文革时期难产而死。大时代的变动里，活着是卑微也是尊严。
《斗牛》里，各种力量都想利用乳牛，唯独牛二与它生死与共，在乱世中活着。
我为什么用《斗牛》收尾？因为姜文的隐喻大抵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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