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拨乱反正勇担当 改革开放奠基业
1980年9月，习仲勋（左一）视察湛江时与青年亲切交谈。
1998年10月，习仲勋和夫人齐心在深圳迎宾馆。
盛夏的中英街，熙熙攘攘，如常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这条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的街道，长不足500米，宽不够7米，却因见证中国近代以来的百年历史风云而名扬海内外。
38年前，也是酷热的7月，一辆7座的面包车开到这里，一位身材魁梧、头发花白的老人从车上走下来。老人看到街心界碑那边的香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而内地这边一片冷清、荒草丛生，他陷入了沉思。
他就是时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这是他到广东后基层调研的第一站。3天的调研让他深受震撼：不能再搞过去那一套了！必须发挥广东毗邻港澳的优势，对外开放，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1978年4月至1980年11月，习仲勋主政广东两年八个月，先后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长，以巨大的改革勇气和忘我精神，带领广东人民率先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创办经济特区，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生命的最后12年，这位广东改革开放的主要开创者和重要奠基人，践行“把广东作为第二故乡”的承诺，在深圳安享晚年，深情守望着这片改革热土。
习仲勋的名字，已经与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将永远为广东人民所铭记。
南粤足迹
“把守南大门”
迅速点起广东思想解放这把火
1978年4月5日，65岁的习仲勋辞别家人，带着大女儿桥桥乘飞机到广东赴任，“把守南大门”。当时，他刚刚“重见天日”。1962年因小说《刘志丹》冤案牵连，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他被审查、关押、监护了16年，历经劫难，粉碎“四人帮”后终于盼到平反出头之日。
1978年2月24日到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在北京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见到习仲勋，不禁愣住了：“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
原来，习仲勋在逆境中坚持用“特殊方法”锻炼身体。在河南洛阳，习仲勋被关在一间小房子里。他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转圈时开始从1数到1万，然后再退着走，从1万数到1。习仲勋说：“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
考虑到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而且广东问题比较复杂，还有大量冤假错案没有平反，经叶剑英提议，中央决定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主持广东的日常工作。
抵达广东的第二天，4月6日上午，习仲勋就出席了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他真挚地说，北方水土养育了他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
习仲勋履新一周，叶剑英到广东视察。在听取了习仲勋关于广东工作初步设想的汇报后，叶帅以六句话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习仲勋在广东工作期间，一直把这六句话作为座右铭。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一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式拉开序幕。在“气候还不太明朗”的情况下，习仲勋在全国省级领导干部中最早一批站出来，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作为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在5月13日全文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如果不是习仲勋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广东思想解放这把火就很难迅速点起来。他带领全省开展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使广东思想混乱的局面得到改变，全省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平反冤假错案
顶住压力为20多万人昭雪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和此前的政治运动，给广东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迫在眉睫，也是人心所向。习仲勋到广东上任后公开表示：“必须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侨务政策、民族政策。”
一封封申诉书寄到省委。习仲勋指示复查案件，逐一解决。他不满足于看省委信访办公室送来的信件，指示秘书经常去接待室倾听来访者的申诉，外出抄写要求平反的大字报。
他坚决贯彻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雷厉风行，处理了污蔑彭湃、杀害彭湃亲属的冤案，为广东“地下党”平反，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林锵云、朱光、周小舟、邓文钊、冯燊、饶彰风等省级领导平反昭雪，隆重举行追悼会。他亲自处理了一些重大案件，其中最突出的是“李一哲”案件和“反地方主义”问题。
“李一哲”案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国内外影响较大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案件”。1974年11月，广州的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人以“李一哲”的署名，在闹市区北京路张贴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矛头直指林彪集团，还不点名地指出江青一伙搞极“左”活动。江青得知后震怒地说，这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李正天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978年底，省委决定，“李一哲”案件应予平反。习仲勋先后10次接见李正天等人，诚恳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并听取意见。有一次，他足足谈了3个小时，直至次日凌晨2时半。他说：“我已经是66岁的人，连续四个晚上连澡都没有洗。”每次谈话，他都是苦口婆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春风化雨般平息了风波，顺利平反。
复查广东“地方主义”案件，习仲勋投入了极大精力。尽管遇到了极大阻力，但习仲勋还是坚持复查这一历史积案。当蒙冤的广东省委原书记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担忧地问起，习仲勋坚决地回答：“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平反搞成。”1979年10月，中共广东省委正式发出《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1983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一大批受牵连的地方干部先后恢复名誉。
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先后有20多万人得到平反昭雪，笼罩在5000多万广东人心中的极“左”阴云烟消云散，阻碍改革开放的思想枷锁已经被打开。
力推经济体制改革
深入基层调研和群众一起排队买鱼
当时的广东，农业凋敝，工商不振，每年偷渡逃港者数以万计。赴任广东不久，习仲勋收到市民来信，里面装着无法兑换的五毛钱的鱼票。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他。
时任广东省委工作人员回忆：习仲勋刚来广东时，住在珠岛宾馆4号楼，交通科门口有个卖鱼卖肉的小档口。那时买鱼买肉要凭票购买，要排队。习仲勋也在早上5时多钟和群众一样去排队，体验群众的生活。后来，他在省委会议上说：“广东四季常春，鱼米之乡没鱼吃。这样不行，一定要解放思想，搞社会主义不是贫穷，要尽快提高生活水平。”
作为毛泽东曾赞誉的“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决定深入基层调研，寻求广东发展新路。1978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他冒着酷暑，爬山越岭，到梅县、汕头、惠阳“东三区”21个市县考察一个月。
“广东夏季炎热，当时没有什么空调，习老怕热，60多岁的人了，经常手持一把葵扇，照样跑基层、上会场。”习仲勋到广东工作后，时任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调任省委副秘书长，跟随他跑了全省许多地方。习仲勋常说：“长期呆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人民的呼声和疾苦就往往不知道，下面同志的呼声也反映不上来。各级党委书记要多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
很快，习仲勋亲自挂帅，广东从农业领域入手，大刀阔斧地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成为名副其实的改革开放“领头羊”。
他亲自兼任省农业委员会党组书记和主任，推动全省迅速发展“三定一奖”“五定一奖”等经济责任制，及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他到从化调研，发现那里正在试验的“产量承包责任制”很好。当得知有的领导对试验有顾虑，他坚决地说：“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经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
当时，清远冲破束缚，在国有企业中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让奖金与经济效益直接挂钩，极大提高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有人尖锐批评：发放奖金，是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和“奖金挂帅”。习仲勋认为，“清远经验”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国家始终占大头，可以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值得肯定。他形象地说，“‘清远经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土生土长的，大家熟悉，学起来容易。不要老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家里也香。”在他的力推下，“清远经验”很快在全省推广，并走向全国，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工业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张名片。
习仲勋反复强调，“只要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我们就干，胆子大一点”。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开政策，缩小统购统销的商品品种，从100多种减少到20多种，最后减少到8种，物资大大丰富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创办特区先走一步
大胆要求中央“放权”让广东放手干
偷渡外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面临的一个特殊社会问题。1978年7月上旬，习仲勋来粤后第一次到基层调研，选择在逃港问题最严重的宝安县。耳闻目睹“界河”两岸和中英街两边贫富悬殊，他急于寻找真实原因和解决办法。
去沙头角时，看到两个偷渡者被边防军铐在路边，他要立即下车调研，在陪同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的建议下，才改为归途时再到莲塘临时收容站了解情况。归途时虽然天已黑，尚未吃晚饭，他还是按原计划到收容站调研偷渡原因。偷渡者告诉他，我们穷，收入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习仲勋深受震动：“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实际上，中央已在谋划改革开放。1978年春夏，中央先后派出三个考察组去境外考察。其中一个由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成的经济贸易考察组，在香港、澳门考察后，建议广东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这与习仲勋的想法产生了共鸣。广东省委向考察组提出了在毗邻港澳的地方建立试验区的大胆建议。
1979年1月，广东省委决定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3月，国务院同意两县改为省辖市。此前，国务院还批复同意《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及在蛇口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并指出：“凡是看准了的，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把它办成、办好。”
这时，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在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这更坚定了习仲勋和广东省委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决心和信心。
4月3日，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担任中南组召集人，提出给广东放权的要求。他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同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谷牧等参加。习仲勋再次郑重提出，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进行观察、学习、试验，运用国际惯例，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他甚至说了一句“出格”的话：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这个敏感尖锐、坦荡直率又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共鸣。
邓小平插话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会议期间，习仲勋在怀仁堂向邓小平作了专题汇报。邓小平非常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当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意见不一致时，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央作出关于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和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的决定。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和福建两省的报告，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盼望已久的“中发［1979］50号文件”。文件给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以较多的自主权，并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
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施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后，负责筹建特区的广东省委原书记吴南生发现：“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
两个多月后，习仲勋调回中央工作，任仲夷接棒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离任前的9月28日，中央下发会议纪要，清楚写明：“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这是习仲勋为发展伊始的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守望改革热土
“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
在深圳迎宾馆的“兰园”别墅，一棵榕树巍然挺立，绿意盎然。这棵榕树，是习仲勋2000年亲手种下的。“我一见到这棵榕树，就想起了父亲，在我心目中，这已成为他老人家扎根南粤大地的一个象征，他永远和南粤大地这片热土上的人民在一起。”习远平说。
习仲勋一直惦记着广东的改革发展。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他多次回到广东考察，勉励广东要不断总结经验，充分发挥综合改革试验区先走一步的作用，在各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1990年后，他回到广东。据工作人员统计，除在珠海短住一阵，从1990年10月9日到深圳休息，至2002年4月17日离开深圳返回北京，他在深圳一共住了11年5个月20天。他深情地说：“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
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很少出门参加活动。中央和省领导来看望他，习老总会说：“大家共同努力，把深圳建设好。”
晚年只参加过两次大的活动。一次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感叹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另一次就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10周年庆典。有时候，他想看看深圳的发展，就让工作人员开车带他出去，老人边看边说：“深圳真是一天一个样啊！”
“父亲晚年，守望深圳，守望广东，守望这块他付出心血汗水的南粤大地，默默注视、关心着它的变化。他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只是每年国庆、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在《深圳特区报》上发表一篇‘祝辞’，表达他对这块热土的期待和对这里人民的挚爱。”习远平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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