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大刀王五是怎样一个人
新武侠小说的开山宗师梁羽生先生曾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武侠小说有武有侠。侠是第一位，武是第二位。宁可无武，不可无侠。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侠义文化：中国侠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大一统帝国尚未形成之前贵族们有养门客的风尚。这些门客或以谋略为主公服务，或以武艺为主公效力。这些门客构成了贵族奴隶社会基本结构之外的自由民。
这些人既不像奴隶那样完全没人身自由，但又无法跻身贵族上层社会的核心。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各诸侯国内部世家贵族之间也是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一些在政治斗争中失势的贵族自然无法再庇护自己的门客，于是久而久之一些门客开始成为游离于诸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游侠。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写了一篇《游侠列传》用来记录先秦游侠的事迹。
大一统帝国形成之后游侠的生存活动空间已被大大挤压。从此在正史中再也见不到有人像司马迁一样花费笔墨记录侠客的事迹。正史的关注着眼点只会放在帝王将相身上，然而在民间却依然流传着一个个大侠的故事。那些关于大侠的民间故事反映出侠文化在民间百姓的观念中是根深蒂固的。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侠呢？事实上侠义精神比武功更为重要。
《三国演义》中的吕布、《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这样的人都不能称为侠。无论他们的武功再怎么出神入化，可只要心术不正就不能称之为侠。这也正是梁羽生为什么说在武侠故事中宁可无武也不能无侠。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时代正处于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的大动荡大变局恰恰为民间游侠提供了生存活动空间，因此晚清成为继先秦之后又一个侠客辈出的时代。
尽管古龙、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中几乎没以晚清时代为背景的，但事实上晚清的确是一个侠客辈出的时代。武侠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些大侠多是虚构人物，然而晚清时代的霍元甲、黄飞鸿、杜心五可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在此之前的两千余年间侠客作为一种社会群体早已不被正史所记载，然而到了晚清时代霍元甲、黄飞鸿、杜心五等人的事迹开始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晚清时期董海川、大刀王五、黄飞鸿、霍元甲、王子平、杜心五、韩慕侠、燕子李三、孙禄堂、郭云深并称十大高手。当然这种排名不一定绝对是按武功排的，也可能是因为大家敬佩这十位高手的侠义精神才称他们是十大高手。我们不妨看看十人中大刀王五的生平经历就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被当时的老百姓所敬仰。大刀王五的家乡河北沧州是中国有名的武术之乡。
沧州的习武之风兴于明、盛于清。清末的沧州已形成八极、劈挂、六合、燕青（迷踪）、明堂、太祖、功力、螳螂等52种拳法（占中国拳种的40%）。尽管王五诞生在武术之乡，可他家并不是习武之家：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王五生于一户贫寒人家，家里还有一个弟弟。王五三岁时父亲又患病去世，他和弟弟只得与母亲相依为命，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他很小就开始干各类杂活。
12岁时王五到烧饼铺当学徒。少年时代的王五只是一个为生计而奔波的穷小子，也许是受沧州民间盛行的习武之风的熏陶，也是为了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那时的王五渴望成为一名镖师。王五15岁的时候开始到沧州成兴镖局偷艺自学。成兴镖局的掌柜李凤岗是当时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双刀大师，后来李凤岗得知王五在偷学自家武功后见王五精壮有力骨骼宽大且练功极为刻苦，因此就觉得王五是一个可造之材。
李凤岗有心收王五为徒，王五也有意拜李凤岗为师。可李凤岗是回民，而王五是汉人，当时回民的功夫都是不传教外之人的。后来王五经人说合改为回族并拜李凤岗为师。由于在师兄弟中排行第五，因此师兄弟们称本名王正谊的他为王五。王五拜在李凤岗门下后屡屡跟随师傅李凤岗出居庸关、越八达岭，足迹遍及热河、张家口、绥远、包头等地，在跟随李凤岗的十几年走镖生涯中王五的武艺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王五也结识了不少江湖豪杰，形成了一个交际广泛的人脉圈子。王五30岁时前往京师打拼。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绰号山西董的高手并跟随他学习了一套单刀的刀法。由于王五臂力惊人，所以特意命人效法关帝爷的青龙偃月刀打造了一把大刀。据说这把重达100斤左右的大刀是世间上乘兵器，时人将其誉美为青龙偃月大刀。从此大刀王五的名号在享誉京师的同时也威震塞外。
这一时期王五在京师创办了源顺镖局。这也算是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梦想。王五在镖局创办之时和弟弟王子亮一起拍摄了他生平唯一的一张照片。关于王五走镖的事迹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是这样记载的:“王五为幽燕大侠,以保镖为业,其势力范围,北及山海关,南及清江浦,生平以锄强扶弱为事”。王五不仅是一名武林高手，同时也是源顺镖局的管理者，江湖上的人脉圈子、镖局的管理制度对他而言同武功一样重要。
王五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亲自为源顺镖局定下了四条规矩：重要的镖车要亲自押送；凡是来访的朋友只要提到大刀王五都要热情款待，走的时候还要给予盘缠；严冬要为贫困的人施舍寒衣，酷暑则施舍单衣；春节期间镖局的车马装上东西去接济穷人。王五这样做一方面也许是出于自己早年的贫寒经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业界树立良好的口碑、培育人脉。
王五的行为使他在武林中的威望日渐提升，大家都乐于买他的面子。有一次南横街的汉人和牛街的回民之间发生了械斗事件。本是汉人的王五因习武拜在回民李凤岗门下而改为回族，所以他实际上和两边都有交情。王五自己也觉得调解此事责无旁贷，最终这一事件因王五的调解而得以平息。事后大家为感谢他的调解之功就赠给他“德容感化”的匾额。除了这块”德容感化“的匾额外王五的镖局还有一块“义重解骖”的匾额。
这块匾额同样是有来历的：王五在内蒙古一个叫托克托的地方碰见几辆大车让土匪劫了，连骡子、马都被抢走了。冰天雪地里王五把自己车上拉套的马解下来，给这几辆车驾辕一块儿回了北京。人家感谢王五说：“要不是您出手相救，我们非得冻死”。于是这些人送了匾——“重义解骖”，可王五自己却为此吃尽了苦头：没有拉套的马，只能人帮着推车。
甲午战败后御史安维峻上书弹劾李鸿章，结果被削职为民发配边关。像安维峻这种贬官很是落魄，行走江湖不免危险：不仅沿途的盗匪可能会对他构成威胁，朝中的政敌也难保不会趁机落井下石。王五得知此事后主动找到找到安维峻一路护送到边关，还亲自照料安维峻沿途的饮食起居。此事传开后王五又多了一个京师大侠的外号。王五在和安维峻的交流过程中王五也发生了思想上的蜕变。
王五回到京城后他就开办了文武义学，免费招有志青年入学。在王五创办的学校中他亲自教授学生们武功，同时特聘专人教授文化课程。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王五创办的学校中学生们学习的文化课程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四书五经，同样也包括当时的新学。在王五这些学生中谭嗣同是极为特殊的一个。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2月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公子谭嗣同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和等人。
少年时代的谭嗣同就颇为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谭嗣同师从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传统典籍，同时也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光绪十年（1884年）谭嗣同离家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光绪十四年（1888年）谭嗣同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年30岁的谭嗣同在家乡满怀忧愤。痛定思痛后谭嗣同努力提倡新学、呼吁变法：他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谭嗣同在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过程中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任侠尚义的谭嗣同在京城活动的那段时间里多方结交朋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谭嗣同得以结识大刀王五。谭嗣同随王五学习过单刀和七星剑，所以二人有师徒之实，但对外不以师徒相称。之所以如此还是由于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结构决定的：谭嗣同是官宦世家出身，相比之下王五是个出身寒微的大老粗。尽管我们今天说英雄不问出处，可身处其中的王五又怎能不顾及到两人巨大的身份落差而以谭嗣同的师傅自居呢？
谭嗣同一开始向王五学艺也许的确是出于对武学的兴趣，不过随着他日后维新变法理念的日渐形成之后他和王五之间已不单纯只是武学上的切磋了。说得直白一些：王五走镖需要自己的人脉圈子，而谭嗣同变法也需要自己的团队，而王五正是谭嗣同希望收纳到自己的团队之中的人物。平时二人见面谭嗣同称王五为五爷，这令出身寒微的王五深感知遇，于是年长的王五也投桃报李地尊称谭嗣同为三哥。
两人就这样结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变法维新运动进入高潮，谭嗣同被任命为四品军机章京参预变法。在此期间王五担负起了谭嗣同的衣食住行和保安工作。在变法的紧急关头谭嗣同甚至和王五策划过控制慈禧以瓦解朝中守旧派势力的方案，然而慈禧先下手为强发动了戊戌政变：光绪皇帝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位维新志士被押赴菜市口开刀问斩。
谭嗣同被捕后王五并没坐视不管，事实上王五曾试图组织人马劫法场，然而监斩官刚毅改变了囚车前往菜市口的预定路线使王五扑了一个空。王五因此错失了见谭嗣同最后一面的机会。清廷在斩杀戊戌六君子后将尸体放在菜市口露天暴晒，王五强忍悲愤趁夜为好友收尸。此后王五为给谭嗣同报仇多次犯险只身刺杀监斩谭嗣同的刚毅，由于对方守卫严密而始终未能得手。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5月28日英、美、法、德、俄、日、奥、意八国组成的联军侵入京津地区，王五带着镖局的弟兄们加入义和团参与到打击八国联军的斗争中。个人武艺终究抵挡不住训练有素、装备先进的正规军。在和洋人的战斗中王五的源顺镖局损失惨重，被迫退回镖局内暂避。由于当时社会秩序混乱，一时间京城百姓蜂拥涌入源顺镖局寻求庇护。
王五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和镖局内避难的百姓主动承担了组织义和团杀洋人的事，后来清政府为换取八国联军的撤走就将王五移交给德国军营，德军随即将其枪杀于前门。王五死后其头颅被砍下悬挂于城门示众，无人敢出面收尸。当年谭嗣同死后也面临同样的局面，最终是王五出面料理后事。这次身在天津的霍元甲听说后连夜进京将王五的头取下、埋葬。
谭嗣同和王五都牺牲了，可他们的家人仍小心翼翼设法传递英雄的信念精神：王五死后留下一把一百多斤重的“青龙偃月大刀”被他的夫人和孩子小心翼翼保存到1958年，此后在大炼钢铁的过程中被投入炼钢炉，一同投入的还有谭嗣同生前用过的剑。谭嗣同牺牲前给自己的妻子李闰写下来一封情真意切的绝笔信。谭嗣同在信中把对妻子的深情和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深沉的热爱连为一体。
闰妻如面：结缡十五年，原约相守以死，我今背盟矣！手写此信，我尚为世间一人；君看此信，我已成阴曹一鬼，死生契阔，亦复何言。惟念此身虽去、此情不渝，小我虽灭、大我常存。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迎陵毗迦同命鸟，比翼双飞，亦可互嘲。愿君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我与殇儿同在西方极乐世界相偕待君，他年重逢，再聚团圆。殇儿与我，灵魂不远、与君魂梦相依，望君遣怀。
李闰在谭嗣同死后自号“臾生”，以示自己含悲忍辱暂且苟活之意。她曾写诗悼念谭嗣同道：“前尘往事不可追，一成相思一层灰 。来世化作采莲人，与君相逢横塘水”。另一首七律《悼亡》诗的后四句更是摧折心肝：“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1912年热心社会公益的李闰捐出一部分家产用于创办浏阳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给女孩们学习的机会，造就了许多女性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