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东风三号试射前变形，钱学森被怀疑，聂荣臻：他说行就发射
1960年11月5日，甘肃酒泉导弹发射场上，我国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
在庆功宴上，聂荣臻元帅振奋地说：“1059（东风一号原名），发射成功，标志着仿制阶段将结束，开始转向自行设计阶段。”
钱学森科研团队一鼓作气，在东风一号的基础之上改进出东风二号。
东风二号是真正意义上的自行研制，大家都怀着为国争光的责任感，付出了无数心血。
然而在1962年3月东风二号首飞的时候，导弹明显偏离了航线，从3400多米的高度坠地爆炸。
图｜钱学森在发射场
东风二号试飞受挫是一次沉痛的教训，现场所有人都在自责：全国人民都勒紧了裤腰带，一分钱一分钱省出来，造出导弹，他们觉得对不起人民群众，对不起党和国家。
参试人员饱尝失败的痛苦，有人默默流泪，有人当场痛哭，设计师林津走到弹坑前，围着这个直径30米的大坑转圈：“这个坑就是给我准备的，我要埋在这里！”
他们忍住悲痛，在寒风之中寻找所有的残骸，就算是黄豆大小的碎片也不放过。
国防部五院副院长钱学森当时正在住院，得到消息之后不管不顾，直接穿上衣服来到现场。
他没有责备大家，而是平静地说：“如果说考虑不周的话，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你们只管大胆地研究怎样改进结构和实验方法，其他的事不要去想。”
两弹一星研发工作的总指挥聂荣臻元帅，深知这些科研人员的辛酸和痛苦，得到消息后，先问了两遍：“有没有人员伤亡？”
他找钱学森谈话，让他一定要放下包袱，寻找原因，找出解决办法。
面对一些人对钱学森的质疑，聂荣臻一遍又一遍强调着：五院在技术上应该由钱学森当家！
他特地召开了管理干部工作会议，强调不要责怪打击尽心尽力的科研人员，不要增加科研人员的压力。
在沉重的挫折面前，聂荣臻的无条件支持让钱学森的研究团队都很感动。
图｜“东风二号”中程弹道导弹，1968年装备部队，1983年退役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再次发射试验取得了成功，7月第二次和第三次发射也同样顺利圆满。
聂荣臻十分高兴，肯定了大家的努力，他说1962年试射未成功不是坏事，它很有意义。
东风二号发射成功的意义重大，让中国在首颗原子弹爆炸之前，有了自行研制的近程导弹。
多年来，不少领导因为钱学森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科学家，对他产生过怀疑，但聂荣臻从来都是无条件信任的。
每次执行发射任务前，聂荣臻就打电话给钱学森：“钱学森哪，有关技术上的问题就由你决定，你们准备好了，觉得可以发射了，打个电报报告我就行了。”
1967年5月，东风三号导弹在发射现场又出现了问题。由于操作人员忘记打开通气阀，燃料箱内被抽成了真空，外部看起来不平整，瘪进去一块。
这种问题，钱学森在国外试验的时候也曾遇到过，他认为，只要继续加注，内外压力差平衡之后，就会恢复原样。
但现场的指战员们都觉得很不安，他们认为是导弹出现了问题，在一起议论纷纷。
东风二号试射的失败在前，大家都认为应该取消这次的发射。
当时导弹发射之前，要得到三方主管领导的签字：一是基地作试部部长，对组织工作负责；二是技术总管，对技术负责，也就是钱学森；三是基地司令员，代表着基地的领导。
在发射之前，钱学森反复强调是没有问题的，他签了字。但基地作试部部长和司令员都不敢签。按照规定，东风三号仅仅有钱学森一人的签字是不能发射的。
钱学森焦急万分，最后基地方面将情况汇报给了聂元帅。聂荣臻的回答没有半分犹豫：这件事钱学森说了算，他认为没有问题，就可以发射。
5月26日，东风三号如期发射，并且获得了成功，证实了钱学森的判断。
图｜1966年12月，钱学森(前左二)陪同聂荣臻(前左三)到导弹试验基地主持第一枚中程地地导弹“东风三号”试验
一次又一次，钱学森心怀着对聂荣臻的感激投入工作。
聂荣臻在任何场合都会夸赞钱学森是“我们国家的宝贝”，他心甘情愿做这些科学家们的“后勤员”。而钱学森，每每回忆起这些事都会感慨，在聂帅手下工作，是他一生最幸福的事情。
作为一名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元帅，为何会成为钱学森的顶头上司？一代名将和科学家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感人故事呢？
抗美援朝后，组织上曾希望聂荣臻能接替彭真成为新一任北京市市长。他在抗美援朝的工作上太过操劳，组织希望他在稳定的工作岗位上休养一段时间。
邓小平还提议他可以去主持外交或者继续原来的工作，负责军工生产装备。
但是，聂荣臻不要当市长，他满心想的就是改变国家的落后，他在花甲之年挂帅现代国防，一门心思放在科学技术之上，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时，带着“科技强国”的夙愿，携手众多科技工作者，去开创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
1955年，钱学森经过了5年的波折才回到祖国。在聂荣臻写给钱学森的信件之中，他说“两弹一星”是新中国“就是没有袜子穿，打着赤脚走五十年也愿意的事业”。聂荣臻是下定了决心要打这场硬仗的。
图｜毛泽东与钱学森亲切交谈
周恩来曾经叮嘱过聂荣臻，对刚刚回国的钱学森，政治上要关心，工作上要支持，生活上也要照顾他。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受命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
他第一个面对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人才不足，他要带着大家白手起家，走过一场艰苦卓绝的科研攻关。
当时全国上下从事导弹相关研究得很少，专业人才更是寥寥无几。
钱学森写了《关于调人的第一份报告》，聂荣臻带着这份报告找到周总理。
原来当时各个单位都确认，如果将骨干力量调走了，多少会对他们的工作产生影响，所以整个调任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
周恩来直接让聂荣臻写报告，他来批。在周总理和聂帅的直接干预之下，调配骨干人员、大专以上毕业生工作很快就有了进展。
图｜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
9月11日，《关于调人的第二份报告》又交到了聂荣臻手上，钱学森还需要抽调工程技术人员42名，以满足目前工作的最低要求。
聂荣臻二话不说就给周总理写了报告，周总理知道钱学森着急，干脆直接打电话给各个单位“要人”。
新中国的第一批卫星与火箭研制的技术骨干队伍不是凭空而来的，这都离不开周总理和聂帅大力的支持，以及各单位尽心尽力地配合。
1957年2月，国防部五局撤销，并入国防部五院，并由钱学森统一领导。
钱学森也有自己的一些顾虑，就和聂荣臻提起，聂荣臻宽慰他不必动摇，行政方面的工作可以少管一些。
聂荣臻对钱学森的关怀是细致入微的，只要他能了解到的问题，都会竭力帮助钱学森解决。
他的科研工作已经相当庞杂，还有一些日常的行政业务，这些都在耗损着钱学森的时间和精力。
例如所里要多少张板凳，钱学森都要过问，最后拍板定论；工作人员爱人的工作和孩子的上学问题，也需要钱学森去处理。
图｜聂荣臻（左一）到现场指导“两弹”转运
一天，一份科研技术报告和一份筹建幼儿园的报告一同放在钱学森的桌上时，钱学森感到力不从心，十分崩溃。
而有一些技术问题，应该直接找钱学森决定的，党委却要反复讨论决定，钱学森为此也很苦恼。
1960年初，钱学森主动向聂荣臻请求，将自己降为副职。
聂荣臻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找到了第五研究院的领导人，要求党委只管大政方针政策，不要去管技术，技术上的工作就交给钱学森去负责；那些行政的，琐碎的事情，钱学森不擅长，就不应该去麻烦他。
为了能让钱学森能够集中精力，周总理再次签署任命书，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
此后第五院就有了两位副院长，钱学森是主管技术的，原电子科学研究院的院长王诤主抓管理和其他事务。
王铮中将是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开拓者，战功赫赫。因为工作管理范围不同，大家和王诤的接触更多一些，很多事情会先向王诤请示再去请示钱学森。
有一次，王诤和钱学森一同向聂荣臻汇报导弹试验的工作，他说完之后，钱学森就简单地说了几句就结束了。
汇报结束之后，聂荣臻专门将王诤留下，对他建议：“王诤同志，你是专家，是我们党内的专家，也是党内的老同志，以后汇报工作是不是让钱学森同志先讲？技术方面听听他的意见。不然的话，你先讲了，钱学森同志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也不好讲了。”
图｜钱学森（右一）和聂荣臻（右二）在我国首次“两弹结合”试验现场
王诤听后就笑了，向聂帅表示自己明白了。后来汇报工作，都是钱学森先说。钱学森自然也发现了这种变化，他不善于表达出来，但心里对聂帅和王诤都很感激。
研究基地身处茫茫的戈壁滩，四周连农田都没有，所有的物资都要从很远的城市运过来。
在经济最为困难的1960年，同志们留在这里就相当于等着饿死，领导们无奈之下只能将工兵团、汽车团、警卫团转移了，外围的工程兵部队、铁道兵部队也因为没有粮食供给，不得不停工撤走。
聂荣臻听闻就连负责导弹核心技术攻关的骨干人员都被基地领导调走了，他再也坐不住，当即赶到西北。他提到了英国科学家莫塞莱：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强行被征入伍，最后死在战场上，他的研究也成了未尽的遗憾。
基地领导非常羞愧，赶紧将遣散的几名骨干给请了回来。
没得吃、吃得差，这次聂荣臻来基地检查，发现钱学森团队已经持续很长时间在饿着肚子搞科研，而钱学森从来没有主动和他反应过这种情况。
按照当时规定，科技人员每月只有26斤粮，每餐１个馒头，１角钱干菜汤，副食品基本上看不到，很多科研人员得了夜盲症，身体也出现了浮肿。
聂荣臻回去之后日夜焦急，后来他生病入院，还在念叨着这件事。
这天，秘书和聂荣臻说，几大军区的领导先后来电询问他的病情，还询问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困难。
聂荣臻眼睛一亮：“困难，我们的科学家们有困难啊！”
图｜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试验后聂荣臻元帅接见科研人员
他让秘书以自己的名义，给北京、广州和福州等军区和海军几个单位的司令员打电话，请他们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平价拨给国防科研战线一些副食品。
聂荣臻以自己的名义为大家募捐，本来想着能捐一点是一点，没想到一呼百应。
“今天的科研，就是明天的装备。”
这是聂荣臻反复强调的一句话，经历过那段落后就要挨打的年代的将士们都明白，钱学森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咱中国军人更有底气，拥有属于自己的尖端武器。
海军和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勒紧裤腰带，精打细算，想方设法，给他们送去了猪肉、鸡蛋等等，甚至还有一些水果。
这在当时都是相当珍贵的，总后勤部还专门给五院一分院（今火箭院）调拨60万斤大豆。
得知各大军区一下子捐了那么多，聂荣臻感觉病都好了一半，他要求这些食品都要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名义，全部分配给科研专家们，领导和行政人员都不许分。
这些被大家称为“科技豆、科技鱼”的珍贵食物，送到每位科学家手中，他们含泪收下，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
钱学森也不声不响捐了3000元稿费。
图｜聂荣臻（右）与钱学森（中）、朱光亚（左）等科学家座谈
他回国之后，都是享受特级研究员待遇的，每个月的工资是350元。被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之后，每月增加补贴100元。
这个工资水平和钱学森在美国的薪酬不能比，但在国内算是高薪了。
1962年，中央号召干部们减薪。钱学森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了航天领域，但是他的工资还是在中科院力学所领。
钱学森偶然知道了现在正在减薪的事情，主动写信找力学所党总支书记，要求给自己减薪。
钱学森的工资从450元，减到了331.5元，一直到改革开放都没有变过。
钱学森平时还有一些稿费收入，但他基本上都将这些钱捐出来。
在那个年代，“万元户”已经可以富甲一方，钱学森所著的《工程控制论》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奖金1万元。他响应国家号召，买了国家公债，到期后连本带息拿到了1.15万元。
他就将这笔钱捐给了中国科技大学，给学校改善教学设备。
但凡是钱学森一同合写文章的同事，钱学森会将稿费全部让出，别人不收，他就会说：“我工资比你高，你留着补贴家用吧。”
他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很满足了，现在科研遇到了困难，同志们吃不好，他自然也要捐款。
图｜1966年10月下旬钱学森陪同聂荣臻（右）到基地视察“两弹结合”试验准备情况
本可以选择在美国喝红酒、吃西餐的大科学家，回到了祖国，连吃肉都要精打细算，聂荣臻总是对身边的人说，科学家们很重要，钱学森要动脑子，要保证他的营养。
一次聂荣臻特批了一块四五十斤重的猪肉，让警卫员秘书专门给钱学森送过去。
钱学森见到猪肉马上拒绝了，说家里没有冰箱，直接将正想要将猪肉抬进屋子里的警卫员挡在门外。
警卫员只得带着猪肉回到聂荣臻那里，聂荣臻听他详细说明了钱学森的反应之后，笑着让警卫员回去，将肉放在冰柜，分成小块，每块两斤左右，每个星期送一块去，就说每一位科研人员都有。
警卫员按照聂荣臻说的法子，再给钱学森送过去，他没好再拒绝。
在国家困难时期，钱学森坚决不要特殊照顾，这是他的高尚品质。而聂荣臻坚决不能让科学家断了营养，国家再苦也不能亏待了为国奉献的科技人员，这也是聂帅的原则。
钱学森是国之大者，他的贡献有多高，处境就有多危险。
美国海军次长丹尼·金布尔曾竭力反对钱学森回国，说他一人就能抵得过5个师的兵力。
在看不到的地方，有很多敌特分子时刻想要破坏他的研究，随时可能伤害到他和家人的人生安全。
聂荣臻特别叮嘱总政保卫部部长蔡顺礼：钱学森的保卫工作是重中之重。
钱学森刚刚回国不久，海外特务就一直在暗杀他。
图｜1963年7月14日，聂荣臻与陈毅、郭沫若接见中国科技大学首届毕业生。
1963年初期，正是中国“两弹”研制的关键时期，特务们曾经在钱学森的食物里面投毒，想要以这种龌龊的手段阻止研究的进程。
国防科委决定给钱学森专门配备一名食品化验员段恩润。
当时在国内，给一名科学家配备食品化验员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元帅们也没有。可见当年周总理和聂帅对钱学森的重视和保护。
段恩润原来是在医院从事医疗化验工作的，在去钱学森家中任职之前，组织专门送他去国防部毒物检疫室和北京饭店食品化验室，进行了三个月的培训。
为了让他更加高效率地工作，国防部五院特意从军事科学院调来一台德国蔡司高倍光学显微镜，另外还给他配备了从苏联进口的电冰箱，安装了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从1964年到1970年，段恩润从没有节假日，时刻监管着钱学森一家的饮食，他的实验室在钱学森家附近的办公楼里。
所有的食材，段恩润都要进行化验，才能放心交给炊事员处理。每天做好的饭菜，段恩润都会取样放在冰箱内部保存24小时，只有确保钱学森全家人安然无恙之后才能处理掉。
钱家的孩子要是在外面买了零食，也要经过段恩润化验之后才能吃。
图｜20世纪80年代初聂荣臻（右）与钱学森亲切交谈
除了段恩润之外，聂荣臻让蔡顺礼给钱学森安排了一名专职保卫干部，寸步不离地保卫钱学森的安全。
因为当时乘坐飞机不算特别安全，而且很容易被敌特人员动手脚，聂荣臻规定，在没有经过他同意的前提之下，钱学森不能乘坐任何类型的飞机。
五院刚刚成立的时候，公车的数量少，钱学森工作出行常常没有车。他的时间非常宝贵，直接影响科研的进度。
聂荣臻要求秘书范济生找总后勤部，一定要解决钱学森的专车问题。总后勤部非常重视这件事，给他配备了一辆天蓝色的美国轿车。
当时整个北京城只有两辆这种颜色的轿车，看起来时尚又气派。不久后，钱学森来到了聂荣臻这里汇报工作，在他离开的时候，聂荣臻站在窗户边上，正好看到了那辆天蓝色的轿车。
他马上就去询问范济生，范济生还很得意，他特意为钱学森选了一辆好车，觉得只有这样的车才能配得上钱学森的身份。
聂荣臻有着多年隐蔽战线的工作经验，他一眼就看出了不妥，这辆车太过显眼，太过高调，走在大街上很容易就被人认出来。
范济生恍然大悟，赶紧按照聂荣臻的指示，帮钱学森换了一辆低调的黑色轿车。
在钱学森的诸多荣誉之中，有一项殊荣独一无二。
1991年，当时十大元帅之中唯一健在的聂荣臻提议，党和国家应该在钱学森八十寿辰之际给他授勋颁奖。
为了表彰钱学森同志卓著的功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同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
钱学森回忆说：“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在今天回顾往事，都十分怀念那个时代，称之为中国科学技术的‘黄金时代’，也十分尊敬和爱戴我们的领导人——聂老总。”
钱三强也说过：“记得聂帅不止一次地说过，你们只管放手去工作，我来做你们的后勤部长。”
哪怕那时候的知识分子被人们认为“不好管”，聂荣臻依旧将他们视为“国宝”，尊重他们，关心他们。
聂荣臻的尊重与信任，让钱学森等一大批科研精英人才更加积极地向组织靠拢，最终形成了一支战斗力强、凝聚力强的航天科研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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